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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什么是”/“怎樣建”/“建什么”/根本問題/鄧小平經濟哲學

【正文】

“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鄧小平理論的根本問題。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展開這一問題，它包含著“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三個方面（可以簡稱為“什么是”、“怎樣建”和“建什么”）。若再進一步尋求這三個方面的關系，它們又可歸結為兩對基本矛盾，即“什么是”與“怎樣建”的矛盾和“怎樣建”與“建什么”的矛盾。搞清這兩對基本矛盾及其辯證關系，不僅可以揭示鄧小平理論根本問題的內在邏輯，而且有助于從根本上把握鄧小平經濟哲學的主要內容。

一、“什么是”與“怎樣建”的辯證統一

在一般情況下，人們通常把“什么是”和“怎樣建”視為兩個問題；“什么是”說的是概念和定義，“怎樣建”說的是方法和操作；前者側重理論，后者側重實踐，二者不能隨便混淆和顛倒。因為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和指導思想，作為一個既定的前提不應存在繼續“搞清楚”、“弄明白”的問題，只有“怎樣建”才存在類似的問題。這是一種誤解。正因為有這種誤解，鄧小平提出“什么是、怎樣建”的根本問題后，思想理論界才一度出現了“社會主義誰也說不清楚”的錯誤思潮。

勿庸置疑，堅持馬克思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為之奮斗的革命目標和最終理想，然而，這一目標和理想又是和某種“本本”和“樣板”聯在一起的。幾十年來，這幾乎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和思想方法，它的產生和強化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

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嶄新的理論武器，一種真正科學、革命的世界觀，是從西方傳入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一種反映歷史必然性的形象的說法，它有兩個方面的基本含義：第一，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并被中國人接受，需要有各種國際和國內的歷史條件，但最根本的還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偉大斗爭實踐的需要。第二，中國人找到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是經俄國人介紹的，十月革命起了一個重要的中介、橋梁乃至榜樣的作用。“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1](P1471)

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近代先進的中國人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向西方學習的時候，首先接觸的并不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他們甚至在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代之后的一個時期，還在熱衷于向西方資產階級學習，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一直到十月革命前，先進的中國人雖然苦苦求索，屢屢失敗，但始終認為，只有資本主義能夠救中國。那時，盡管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和學術派別已經傳入中國，但均未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思潮，介紹者一般都不想在中國真正實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甚至采取的是一種歪曲和敵視的態度。正是近代中國殘酷無情的斗爭現實及其邏輯進程和列寧親自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示范，使這一切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換句話說，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是在先進的中國人為救國救民而進行的可歌可泣的革命運動屢屢失敗的情況下傳入中國的，加上這一科學世界觀本身固有的鮮明、樸素、現實的理論品格和遠比英、法、美等國更接近于中國實際的俄國的成功示范，共同構成了當時一大批先進的中國人蜂擁轉向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宏大背景。它決定了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在中國來不及也不可能被充分、深入地消化、吸收、理解，立即就被派上用場，用以指導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革命實踐；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對這一科學世界觀的初步應用中才能逐步搞清什么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人內部從一開始就孕育著什么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怎樣實踐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分歧和斗爭。

歷史證明，如果說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歷盡千辛萬苦，終于迎來了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那么，怎樣正確運用這一科學的世界觀，是一個更加艱難曲折的歷史過程。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逐步走向成熟的歷史，就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歷史。中國共產黨誕生前，中國社會曾發生過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三次論戰。論戰的結果從基本的政治原則上解決了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否合乎中國國情，即中國要不要接受這一科學世界觀指導的問題；但是，這一科學世界觀的真諦和精髓到底是什么，中國的國情究竟是什么，在中國的具體實際中如何運用這一科學世界觀，在當時均未作出科學的回答。建黨后，黨立即投入到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之中，把全部精力傾注在中國革命最緊迫的實踐問題上，而對于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于中國的國情即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均缺乏系統周密的分析、研究。因而，不可能對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以及由此決定的中國革命具體道路，產生一個明晰的認識，當然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幼年時期一個不可避免的缺陷，正是這個缺陷導致了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

大革命失敗了，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武裝暴動為手段的革命道路的失敗。嚴格地講，大革命的失敗，既是怎樣實踐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也是對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認識的重大失誤，是一種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意義上的失敗。到底什么叫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它們關于在西歐和蘇聯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道路和方法，到底具有什么意義和價值？中國國情需要一條怎樣轉敗為勝、發展革命的道路？這是處于歷史轉折關頭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實踐中面臨的一個極其嚴峻的重大問題。

思想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一大理論成果，其根本價值就在于它成功地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無產階級要不要革命和怎樣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其集中表現就是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提出的一整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從這一意義上說，新民主主義理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成功地解決了“什么是”和“怎樣建”的統一，即什么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實現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問題。

早在1939年，就同斯諾談過：“中國革命，有兩篇文章，上篇和下篇。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一道，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這是文章的上篇，我們現在正在做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還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篇文章，我們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2](P243-244)中國革命這兩篇文章，都是極具挑戰性、極富創造性的大文章。如果說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成功地做好了第一篇大文章，那么，鄧小平理論則在歷經30多年艱辛探索的基礎上，成功地為第二篇大文章破題并搭好了基本框架，初步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東方大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中國人民在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斗爭中，飽經磨難與挫折；在爭取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也出現了重大的曲折和失誤。先是1957年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擴大化；隨后是1959年錯誤地發動了對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接著是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上，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1965年初又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后發生了延續10年的所謂“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也就是說，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左”傾錯誤始終困擾著我們，最后到了支配全局的地步。一個堅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的堅定的無產階級政黨，一個在民主革命時期已經找到了將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正確道路的成熟的無產階級政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為什么又會犯長達20年的“左”傾錯誤？近年來，眾多的研究者從各個方面對這一慘痛的歷史教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觀點和見解；但是只有鄧小平同志的分析一針見血、一語中的。他認為：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

把“什么是”與“怎樣建”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這種反思本身包含或預示著一種新的思路，是從哲學層面、從根本思想方法的角度，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它告訴我們，“什么是”與“怎樣建”是一個問題的兩面，不弄清楚“什么是”固然不知道“怎樣建”，然而不真正解決“怎樣建”的問題，“什么是”的問題實際上也沒有真正解決，甚至從根本上失去了意義。正如早就指出的：“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里面。……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3](P111-112)他還指出：“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4](P797)可見，堅持“什么是”與“怎樣建”的統一，既是無產階級實踐斗爭的需要，也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本性和革命的批判的本質的內在要求。

恩格斯指出：“科學社會主義的產生，一方面必須有德國的辯證法，同樣也必須有英國和法國的發達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5](P691)列寧也指出：“革命理論是不能臆造出來的，它是從世界各國的革命經驗和革命思想的總和中生長出來的。這種理論在19世紀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馬克思主義。”[6](P15)生動的生活實際和豐富的革命實踐，不僅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孕育、產生的基礎，也是它們不斷豐富發展的原動力。正是賴于這一原動力，無產階級的理論武器和革命的科學的世界觀才能和人類歷史上的其他任何理論徹底劃清界限，才能不斷地回答時代、實踐提出的新課題，在總結新鮮經驗的過程中不斷獲得豐富和發展。也正是賴于同樣的原因，當人們面臨新的形勢、處于新的發展階段、面對新的實踐課題時，必須再學習，再探索，再總結，再次研究和回答“什么是”和“怎樣建”的辯證關系問題。

鄧小平把“什么是”與“怎樣建”作為一個根本問題尖銳地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繼承和發展的正是這一根本原則和基本思路。“馬克思主義要發展，社會主義理論要發展，要隨著人類社會實踐的發展和科學的發展而向前發展。”[7](P42)我們當然不會由科學的社會主義退回到空想的社會主義，也不會讓馬克思主義停留在幾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個別論斷的水平上，關鍵是運用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鄧小平為什么對1984年10月20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有那樣高的評價，關鍵在于，它“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7](P91)鄧小平的上述評價，不是說當年《決定》中的每一個觀點和認識都是科學無誤、完全正確的，而是強調一定要從根本的思想方法上堅持“什么是”與“怎樣建”的辯證統一，把社會主義看成一個充滿生機與創造的實踐過程。

二、“怎樣建”與“建什么”的辯證統一

社會主義是一個充滿生機與創造的實踐過程；從“什么是”→“怎樣建”→“建什么”，則是這一實踐過程的邏輯表現；與“什么是”和“怎樣建”的辯證統一相比，“怎樣建”和“建什么”的辯證統一，則更加明顯和集中地體現著社會主義實踐過程的本質特點。如果說“什么是”和“怎樣建”的統一側重體現著理論和實際的統一；“怎樣建”和“建什么”的統一側重體現的則是手段和目的的統一。抓住了這兩個統一，也就抓住了鄧小平經濟哲學的主要內容。

手段和目的是相對應的概念。從本原上看，它們具有純粹的經濟哲學意義。人的目的來自人的現實的利益和需要，它首先在人的認識活動中轉化成具體的分步驟的目標，并與現實的可以導致達到目標的活動方式、方法和條件聯系起來，甚至先在觀念中反復進行行動的預演，仔細比較各種途徑的優劣，選擇最佳或較佳的實踐程序、路線。然后，人才由認識活動轉入實踐活動，在一定的認識指導下進行實踐，調動主體、客體及中介諸因素，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主觀世界，從而實現人的活動目的。[8](P12)人的活動本身并不就是一切，這種活動作為過程不應是盲目的，而要始終指向人的目的；確認人的活動對于滿足人的利益和需要具有手段的屬性，絲毫不意味著對人的活動的貶低；相反，正因為人的活動是手段，必須服從于一定的目的，才使人的活動與其他一切物種的活動區別開來。

在《資本論》這一公認的經濟學巨著中，馬克思曾專門談到了人的活動所特有的目的性以及它與手段的統一問題。“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9](P202)當年，也曾明確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10](P477)在看來，人的這一本質特點，說到底就是一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只有在認識世界的基礎上才能改造世界，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才能認識世界，二者是辯證的統一。這種能力既指人根據客觀需要，在頭腦中形成某種預定的目的以及實現這種目的的計劃，也包括通過實踐改造客觀存在，把預定的目的變成現實。也可以說，既包括“建什么”的問題，也包括“怎樣建”的問題，二者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中國人民在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斗爭中，飽經磨難與挫折；在爭取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也出現了重大的曲折和失誤。先是1957年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擴大化；隨后是1959年錯誤地發動了對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接著是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上，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1965年初又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后發生了延續10年的所謂“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也就是說，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左”傾錯誤始終困擾著我們，最后到了支配全局的地步。一個堅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的堅定的無產階級政黨，一個在民主革命時期已經找到了將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正確道路的成熟的無產階級政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為什么又會犯長達20年的“左”傾錯誤？近年來，眾多的研究者從各個方面對這一慘痛的歷史教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觀點和見解；但是只有鄧小平同志的分析一針見血、一語中的。他認為：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

把“什么是”與“怎樣建”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這種反思本身包含或預示著一種新的思路，是從哲學層面、從根本思想方法的角度，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它告訴我們，“什么是”與“怎樣建”是一個問題的兩面，不弄清楚“什么是”固然不知道“怎樣建”，然而不真正解決“怎樣建”的問題，“什么是”的問題實際上也沒有真正解決，甚至從根本上失去了意義。正如早就指出的：“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里面。……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3](P111-112)他還指出：“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4](P797)可見，堅持“什么是”與“怎樣建”的統一，既是無產階級實踐斗爭的需要，也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本性和革命的批判的本質的內在要求。

恩格斯指出：“科學社會主義的產生，一方面必須有德國的辯證法，同樣也必須有英國和法國的發達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5](P691)列寧也指出：“革命理論是不能臆造出來的，它是從世界各國的革命經驗和革命思想的總和中生長出來的。這種理論在19世紀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馬克思主義。”[6](P15)生動的生活實際和豐富的革命實踐，不僅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孕育、產生的基礎，也是它們不斷豐富發展的原動力。正是賴于這一原動力，無產階級的理論武器和革命的科學的世界觀才能和人類歷史上的其他任何理論徹底劃清界限，才能不斷地回答時代、實踐提出的新課題，在總結新鮮經驗的過程中不斷獲得豐富和發展。也正是賴于同樣的原因，當人們面臨新的形勢、處于新的發展階段、面對新的實踐課題時，必須再學習，再探索，再總結，再次研究和回答“什么是”和“怎樣建”的辯證關系問題。

鄧小平把“什么是”與“怎樣建”作為一個根本問題尖銳地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繼承和發展的正是這一根本原則和基本思路。“馬克思主義要發展，社會主義理論要發展，要隨著人類社會實踐的發展和科學的發展而向前發展。”[7](P42)我們當然不會由科學的社會主義退回到空想的社會主義，也不會讓馬克思主義停留在幾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個別論斷的水平上，關鍵是運用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鄧小平為什么對1984年10月20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有那樣高的評價，關鍵在于，它“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7](P91)鄧小平的上述評價，不是說當年《決定》中的每一個觀點和認識都是科學無誤、完全正確的，而是強調一定要從根本的思想方法上堅持“什么是”與“怎樣建”的辯證統一，把社會主義看成一個充滿生機與創造的實踐過程。

二、“怎樣建”與“建什么”的辯證統一

社會主義是一個充滿生機與創造的實踐過程；從“什么是”→“怎樣建”→“建什么”，則是這一實踐過程的邏輯表現；與“什么是”和“怎樣建”的辯證統一相比，“怎樣建”和“建什么”的辯證統一，則更加明顯和集中地體現著社會主義實踐過程的本質特點。如果說“什么是”和“怎樣建”的統一側重體現著理論和實際的統一；“怎樣建”和“建什么”的統一側重體現的則是手段和目的的統一。抓住了這兩個統一，也就抓住了鄧小平經濟哲學的主要內容。

手段和目的是相對應的概念。從本原上看，它們具有純粹的經濟哲學意義。人的目的來自人的現實的利益和需要，它首先在人的認識活動中轉化成具體的分步驟的目標，并與現實的可以導致達到目標的活動方式、方法和條件聯系起來，甚至先在觀念中反復進行行動的預演，仔細比較各種途徑的優劣，選擇最佳或較佳的實踐程序、路線。然后，人才由認識活動轉入實踐活動，在一定的認識指導下進行實踐，調動主體、客體及中介諸因素，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主觀世界，從而實現人的活動目的。[8](P12)人的活動本身并不就是一切，這種活動作為過程不應是盲目的，而要始終指向人的目的；確認人的活動對于滿足人的利益和需要具有手段的屬性，絲毫不意味著對人的活動的貶低；相反，正因為人的活動是手段，必須服從于一定的目的，才使人的活動與其他一切物種的活動區別開來。

在《資本論》這一公認的經濟學巨著中，馬克思曾專門談到了人的活動所特有的目的性以及它與手段的統一問題。“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9](P202)當年，也曾明確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10](P477)在看來，人的這一本質特點，說到底就是一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只有在認識世界的基礎上才能改造世界，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才能認識世界，二者是辯證的統一。這種能力既指人根據客觀需要，在頭腦中形成某種預定的目的以及實現這種目的的計劃，也包括通過實踐改造客觀存在，把預定的目的變成現實。也可以說，既包括“建什么”的問題，也包括“怎樣建”的問題，二者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把手段與目的相統一的哲學理念引入經濟學，特別是運用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是鄧小平經濟哲學的一大創造。新中國建立至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方針幾經變動，其中固然有正確的方面，但在較長的時間內，在主導傾向上，由于受“左”的思想影響和對這一重大問題研究不夠，出現了許多不應有的失誤，致使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戰略目標是指一個歷史時期內全局性的奮斗目標。在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中，戰略目標規定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是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終點，是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核心。戰略目標具有層次性，其中最重要的是規劃整個國家總體發展的宏觀戰略目標或總體戰略目標，它是對發展戰略全過程及各個領域的發展都起作用的總目標。黨的十三大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概括為黨的基本路線的主要內容，同時認為這也是我們的“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的目的是要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一個政治民主和經濟發展相配合、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相協調的社會全面進步的戰略目標或戰略目的。

以“富強、民主、文明”為主要內容的戰略目標或戰略目的，是在“怎樣建”即生動具體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逐漸明確和完善起來的，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探索的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中鄧小平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改革伊始，鄧小平就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目標作了高度概括，即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此后，隨著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入，鄧小平反復論述了這個問題，使中國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或戰略目的的內涵越來越清晰。1981年，黨中央明確提出要建設繁榮富強、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1982年，黨的十二大概括了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即“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1987年，黨的十三大更加明確地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這個戰略目標或戰略目的的確立，極大地深化和拓展了人們對社會發展和現代化的認識，它既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模式，又不同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中國確立的目標模式，“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7](P63)經過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艱辛探索，在1992年視察南方的談話中，鄧小平將他對社會主義戰略目標或戰略目的的反思和總結，進一步從哲學的高度作出了升華與概括，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7](P373)

長期以來，人們出于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痛恨，往往把對未來社會的思考重點放在社會關系的變革上；與此相對應，人們自然而然地把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以按勞分配取代按資分配、以計劃經濟取代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視為社會主義的奮斗目標和本質要求。當社會主義由理論變為現實，當社會主義實踐超出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預想，首先在一批經濟文化不發達的國家開始以后，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仍然把變革生產關系放到了中心地位。沿著這樣一個思路，勢必產生兩個十分不利的后果：一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使社會主義國家長期不能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二是忽視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使廣大勞動群眾難以盡快富裕起來。正是針對社會主義運動長期存在的這一重大失誤，鄧小平在概括社會主義本質的時候，牢牢抓住了兩個基本要點：一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二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達到共同富裕”；前者是手段或方法，后者是目標或目的，二者的統一構成了社會主義的本質。這就是鄧小平經濟哲學的理論風格，它以最精辟、簡潔的語言完成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認識上的歷史性超越。

應該指出，正確指明根本任務和卓有成效地解決根本任務，這是兩個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問題。比如在民主革命時期，懂得了革命的根本任務是推翻三座大山、奪取全國政權、建立新中國，還要據此制定正確有效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戰略戰術；相反，如果冒險盲動或與暫時居優勢的敵人去爭一城一地之得失，革命照樣不能勝利。同樣，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懂得了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也要據此制定一整套切實有效的路線、方針、政策，并找到與此相適應的方法手段；相反，如果急于求成或主觀武斷地將本來有助于發展生產力的方法、手段排斥在外、棄之不用，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照樣難以實現。不錯，在“怎樣建”與“建什么”的統一中，“建什么”作為目的是人的自覺的能動性的體現，它說明我們正在進行的偉大實踐，是一種自覺的理性的創造活動；“怎樣建”作為手段是為“建什么”的戰略目標或戰略目的服務的，因而自身不能作為評判自身的標準和尺度。然而，這決不意味著“怎樣建”的問題無關緊要、不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相反，它經常決定著目的能否實現以及實現的程度。

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鄧小平發現，幾乎每一項改革舉措和政策的出臺，都會遇到非議和阻力，都會有一些人憂慮、懷疑，極大地影響了“怎樣建”的進程。能否為衡量各種體制和政策的長短優劣提供一個更加直接、有力、科學的標準，以便統一人們的認識，并進而以此作為考慮一切問題、制定一切政策、采取一切措施的依據呢？鄧小平認為，唯一正確的回答應當是、也只能是生產力標準。“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的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7](P63)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末的國內風波和蘇聯東歐劇變后，一些人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產生了懷疑，對積極利用國外主要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乃至具體做法，持不應有的批評態度，對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發生動搖。針對這一情況，鄧小平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三個有利于”標準。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7](P372)鄧小平之所以提出“三個有利于”標準，主要在于一些人把原本屬于社會主義的東西，錯誤地判定為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批判；把原本沒有姓“社”姓“資”的問題，既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也可以為資本主義所用的東西，一概判定為姓“資”而全盤否定；把確實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在一定條件下或一定限度內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的東西，一概加以排斥，從而作繭自縛，捆住了自己的手腳。從實踐標準到生產力標準，再到“三個有利于”標準，可以看到一條把“怎樣建”與“建什么”相統一的不斷清晰、具體的演進思路。換句話說，“三個有利于”標準，既是對“怎樣建”的一種引導和限定，也是對“建什么”的一種注釋和說明，是將二者相統一的一個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今天，社會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的實踐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離開了生動具體的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離開了“怎樣建得更好”的不斷探索和創造，就是離開了實實在在的現實的社會主義，當然也就無法實現我們既定的戰略目標或戰略目的，更談不到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因此，只有在不斷解決“怎樣建”問題的過程中，“建什么”乃至“什么是”的問題，才能逐漸清晰和深化；與此同時，“怎樣建”問題的解決，也才可能更快，更好，更有效率。

總之，如果把從“什么是”→“怎樣建”→“建什么”視為一個邏輯進程，那么，“什么是”可以理解為作為我們指導思想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理，“怎樣建”可以理解為我們正在進行的生動具體的社會主義實踐，“建什么”則是二者的統一，是已經成為全黨全國人民共識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奮斗目標。在這個邏輯進程中，“怎樣建”是一個一身二任非常關鍵的環節，它與“什么是”構成一對矛盾，反映的是理論與實際的關系；與“建什么”也是一對矛盾，反映的則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也正因為“怎樣建”的這一特殊地位，決定了“什么是”與“建什么”之間必然會有某種程度的對應性或相似性，決定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沒有背離科學社會主義，也沒有固守或拘泥于老祖宗當年的認識和結論，是科學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創造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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