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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鄧小平/新時期/中國外交/思想/實踐

【正文】

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外交進入了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新的發展時期，鄧小平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與方法，準確地把握時代特征，深刻而全面地分析國際形勢的變化，并從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需要出發，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戰略、方針和政策，對我國的外交政策作出一系列重大調整，創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外交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指導我國新時期的外交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并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鄧小平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的思想，將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發展更加明確為中國對外政策的根本目標，為我國新時期的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鄧小平通過對當代世界局勢的冷靜觀察和辯證分析，認為雖然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了戰爭力量的增長，使制約戰爭的愿望成為可能，世界和平的前景廣闊；認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貧窮落后的狀態，而且與少數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在擴大，全世界所有國家都面臨著發展的問題。隨著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當今國際競爭的重點已由軍事領域日益轉向經濟、科技方面，發展已成為更為緊迫和突出的戰略問題。由此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的科學論斷。他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1](P105)“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系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1](P96)在蘇東劇變、兩極格局終結前后，鄧小平一再強調，“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1](P353)，“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1](P383)。他認為，只要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大國沒有達到比較發達的程度，就不能說解決了發展問題；只要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沒有可喜的發展，就不能說維護世界和平的力量已經壯大到可以真正消除戰爭的危險。至少要在21世紀中葉以前，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

在鄧小平關于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思想的指導下，我們黨“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1](P127)，將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發展更加明確為我國對外政策的根本目標。鄧小平反復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決定于兩個條件，一個是國內條件，另一個是國際條件，即和平的國際環境。他指出：“我們把爭取和平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爭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們搞建設的需要。沒有和平環境，搞什么建設！”[1](P116-117)他進一步指出：“要爭取和平就必須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強權政治”[1](P56)。并強調，“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和平和世界經濟的發展有利。”[1](P79)鄧小平將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發展明確為中國外交的根本目標，這就進一步突出了中國對外政策中一貫堅持的和平外交思想，并將獨立自主原則與和平外交政策、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更為緊密地結合起來，使新時期的外交工作有了明確的方向。

20多年來，我國為實現對外政策的根本目標進行了不懈努力。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及侵略擴張行為，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搞擴張；反對軍備競賽，主張根據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則實行有效的裁軍和軍控，并采取了裁軍的切實行動，先在80年代裁減軍隊員額100萬，在此基礎上將在2000年底以前再裁減軍隊員額50萬；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和太空武器，正式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簽署了《關于禁止化學武器的公約》和《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嚴格恪守聯合國憲章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堅持實事求是和伸張正義的原則立場，積極支持和參與多邊外交活動，充分發揮中國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在維護世界和平、推進裁軍進程、謀求政治解決地區沖突和國際爭端、促進全球發展等方面的積極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將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作為我國對外政策的根本立足點，將中國與第三世界的關系，由60、70年代的以政治、安全為主調整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全球發展，由以經濟援助為主調整為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為第三世界國家維護政治獨立、促進經濟發展，為加強南南合作、推動南北對話，為爭取建立國際新秩序作出重大努力。20多年以來的外交實踐充分表明，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地區穩定和推動世界發展的堅定力量。

二鄧小平賦予獨立自主原則以新的內容，形成了務實、靈活的外交政策和獨特的外交風格，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獨立自主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最基本的權利，是中國外交的基本立場和根本原則。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外交實踐的發展，我們黨對于獨立自主原則的認識不斷深化，鄧小平為獨立自主原則增添了新的內容，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獨立自主思想。

第一，更加鮮明地強調獨立自主，實行真正的不結盟政策。鄧小平明確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1](P57)我們強調獨立自主，就是說“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1](P3)在國際上爭取中國的真正獨立、平等地位，維護中國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允許任何外國干涉中國的內政。“我們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參加任何集團。同誰都來往，同誰都交朋友，誰搞霸權主義我們就反對誰，誰侵略別人我們就反對誰。我們講公道話，辦公道事。”[1](P162)對于任何國際問題，一切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不打別的國家的牌，也不允許別的國家打中國的牌。我們尊重別國人民獨立自主的權利，決不搞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決不干涉別國的內政，即使以后中國強大了也永遠不稱霸。根據鄧小平的上述思想，我國改變了曾在20世紀70年代實施并起了重要作用的對付蘇聯霸權主義的“一條線”戰略，實行了全方位的協調外交。實踐證明，堅持獨立自主，實行真正的不結盟戰略，不僅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廣交朋友，防止受制于人，有回旋余地，增強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有利于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保持世界戰略力量的平衡，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也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創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環境和極為有利的外部條件。

第二，將獨立自主原則作為中國共產黨處理與各國黨際關系的根本原則。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科學地總結了我們黨執政以來對外交往的實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指出：“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則。”[2](P319)1982年黨的十二大將這一原則發展為中國共產黨同各國共產黨發展關系要遵循的四條原則，即“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1](P407)，這是獨立自主原則在黨際關系上的重大發展。根據以獨立自主為核心的四項原則，我們黨不但同各種不同類型的共產黨、工人黨保持著友好關系，而且同許多社會黨、社會和工黨友好交往，同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同類型的民族民主政黨成為親密朋友。目前我們黨已與世界上120多個國家的310多個政黨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聯系，黨際交往十分活躍，而且促進了國家關系的發展，使我國的外交渠道更為廣闊。

第三，提出了對待國際問題的戰略和策略方針。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鄧小平針對國際風云急劇變化、世界社會主義出現低潮，西方國家對我國聯合施壓的新情況，縱覽全局，及時地提出了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對待國際問題的新的戰略和策略方針。正是由于我們堅定不移地貫徹了鄧小平提出的對待國際問題的根本指導方針，盡管國際風云變幻，我國卻能從容地頂住了西方國家的壓力和制裁，經受住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巨大沖擊，爭取了主動性，把握了靈活性，贏得了聲譽和信任，并能集中精力進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三鄧小平豐富和發展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指導我國外交工作取得偉大成就，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以、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倡導確立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鄧小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進一步拓寬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適用范圍。一是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運用于解決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鄧小平指出：“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1](P96-97)在一個國家內部，大陸堅定不移地搞社會主義，臺灣、香港、澳門可以搞它們的資本主義。“所以，和平共處的原則不僅在處理國際關系問題上，而且在一個國家處理自己內政問題上，也是一個好辦法。”[1](P97)二是強調處理國家關系應把國家的利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應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的原則策略。鄧小平指出：“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以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于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并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1](P330)他強調“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1](P348)，而至于別的國家實行什么制度，選擇哪種意識形態我們管不了。無論其國家的社會制度怎樣，意識形態如何，我們都要同它們“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地發展關系，包括政治關系，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1](P353)鄧小平的上述思想，進一步發展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充分體現了中國外交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的有機統一。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國糾正了一度出現的“以蘇劃線”、“以美劃線”的偏向，突破了社會主義外交理論中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的傳統觀念，為我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全面發展與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特別是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兩極格局終結的新情況下，臨危不亂，及時地與前蘇聯的15個加盟共和國及前南斯拉夫解體后獨立的各國建立和發展了外交關系。調整和改善了與西方國家的關系。積極推行睦鄰友好，改善和發展了周邊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保持了周邊環境的和平穩定。鞏固和加強了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20多年來，與我國建交的國家不斷增加，從1978年的125個國家到目前的161個國家。與各國的經貿、科技交往和合作取得了重大發展。

第二，提出了用“一國兩制”、“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新辦法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思想。這是實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新思路，是對和平解決國際領土爭端、穩定世界局勢的一大貢獻。按照“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我國經過談判與英國、葡萄牙分別達成協議，已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先后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這既解決了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中國統一的內政問題，也解決了中國與英國、葡萄牙之間歷史遺留的外交問題，從而為世界各國解決國家間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一個成功范例。這是對維護亞洲地區乃至世界和平所作出的重大貢獻。根據“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我國與日本、東南亞等國家正確處理了領土糾紛問題，使我國的睦鄰關系得以改善與發展，為保持我國周邊地區乃至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安寧起了關鍵性作用。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第三，提出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鄧小平指出：“世界總的局勢在變，各國都在考慮相應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國際秩序。霸權主義、集團政治或條約組織是行不通了，……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1](P282)并進一步強調指出：“我們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系的準則”。[1](P283)根據鄧小平的指導思想，我國政府明確地提出了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基本原則。其主要包括：各國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獨立自主的，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任何國家都不應該謀求霸權，推行強權政治，各國主權范圍內的事情應由各國自己去辦，世界的事務應由各國平等協商解決；各國都有權獨立自主地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經濟模式和發展道路，別國無權干涉；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一切分歧和爭端，而不是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通過對話協商增進相互了解和信任，通過多邊、雙邊協調合作逐步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和問題；各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強和擴大經濟、科技、文化的交流與合作，促進共同發展與繁榮，反對經濟貿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現象和各種歧視性政策與做法，更不允許動輒對別國實行所謂經濟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脅。鄧小平及我國政府關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既適應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又完全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為當今世界建立新秩序的斗爭指明了方向，這無疑是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貢獻。

近年來，在冷戰后世界格局向多極化轉變的趨勢下，我國與有關國家和地區組織建立了“戰略性伙伴關系”。如，與俄羅斯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與美國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與日本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與法國建立“全面合作伙伴關系”，與歐盟建立“長期穩定的建設性伙伴關系”，與東盟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等。這是為尋求“共同利益的結合點”，創造的一種不結盟的、非敵對的、不針對第三國的新型國家關系，它符合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潮流，有利于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形成，進一步擴大了我國在促進世界格局多極化和國際新秩序建立努力中的份量。

四鄧小平提出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開放的理論，指導我國制定了對外開放的重大發展戰略，實行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經濟外交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鄧小平深刻地總結了我國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導致經濟停滯不前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分析了戰后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開放的理論。他明確指出：“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1](P117)。“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1](P64)，“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1](P78)因此，“中國要謀求發展，擺脫貧窮和落后，就必須開放。”[1](P266)他還指出，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開放是對世界所有國家開放，對各種類型的國家開放。”[1](P237)強調，“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法、管理方法。”[1](P373)為使我國的對外開放能沿著正確的軌道闊步發展，他還提出了實行對外開放必須堅持的一系列原則。如，對外開放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原則；對外開放必須堅持有計劃、有目的、有選擇的原則；對外開放必須堅持平等互利、互通有無、共同發展的原則；實行對外開放必須堅持“兩手抓”的原則等。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開放的理論，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為前提，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是對國際分工、國際經濟合作和發展開放型經濟理論的高度概括，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成為我國新時期對外關系的指導方針，為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制定與實施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在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的指導下，我國將實行對外開放、積極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項根本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20多年，我國逐步形成了一個由南向北、自東到西，由沿海向內地延伸，從富裕的城市向廣大農村擴展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使經濟外交成為新時期外交的一大特色。到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就已同世界上184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關系。我國的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206.4億美元發展到1999年的3607億美元，增長了16.47倍。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排名由1979年的第32位上升為1997年的第10位，首次進入了世界十大貿易國的行列，而且進出口結構也在向合理化方向快速發展；我國從1978年開始積極吸收和利用外資，自1994年至1997年的4年內，我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均占世界第2位，僅次于美國；我國的國際旅游業迅速發展，國外境外來華旅游的客人越來越多，旅游外匯收入由1978年的2.6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141億美元，增長了53.23倍；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輸出得到較快發展，迄今已同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承包合同5萬多份，累計輸出勞務人員近百萬人，完成營業額數百億美元；我國對外投資建廠的條件逐步完善，企業跨國經營也得到較快發展，截止到1996年底，我國在境外創辦的企業已達到5500多家，總投資達50多億美元；我國外匯儲備從無到有，1997年名列世界第二，僅次于日本，1999年已達1547億美元。我國還把學習國外先進技術以及管理經驗、引進技術設備同發展外貿、利用外資結合起來，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綜上所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戰略，使我國的經濟大踏步地走上了世界舞臺，提高了我國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經濟外交的重大突破，對創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的良好國際環境作出了重要貢獻；對外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又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我國的外交工作。

總之，80年代以來，鄧小平對新時期中國外交在理論與實踐上作出了卓越貢獻，這已經載入20世紀的光輝史冊。鄧小平外交思想將繼續指導新世紀的中國外交取得新的更為輝煌的成就，這一理論將隨著中國外交實踐的發展而不斷豐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