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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必將置于新的時代坐標之中，具有新的邏輯定格和現實根源。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就一直非常重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而且針對這一問題，他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富有精深的理論要義和鮮明的時代特征，豐富和發展了我們黨特別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對于指導我們科學認識和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抓住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高度重視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需求，是鄧小平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和核心內容

在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鄧小平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深邃的理性思考，針對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新變化和新特點，提出了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最基本的指導思想，就是緊緊抓住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在充分體現優越性、不斷提高和滿足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基點上，才能從根本上妥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鄧小平曾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82頁。）因此，“要一心一意搞建設。國家這么大，這么窮，不努力發展生產，日子怎么過？我們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難，怎么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0頁。）鄧小平還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于人民的。”（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55頁。）從鄧小平的深刻論述中我們可以認識到，鄧小平是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把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同切實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聯系起來，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高度重視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物質利益需求，最終圓滿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這一精辟見解，是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思想的核心，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對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認識的新飛躍，對于我們從根本上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

我們黨提出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形成于五十年代，是當時工作實踐的科學總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這一理論本身也是不盡完善的，有些方面對于新時期和新形勢已顯滯后。例如，該理論由于當時歷史認識的局限，對人民內部矛盾中的物質利益問題及其根源和解決方法等重視不夠，側重論述的是人民內部在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和批評、說服、教育等方面的解決方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新時期中的人民內部矛盾，不僅比當時創立這一理論的時候要復雜得多，而且物質利益矛盾十分突出。因此，要面對新形勢發展理論，十分重要的就是要著重從物質利益角度來分析研究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新特點，科學掌握分析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本的思想方法。其實，物質利益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十分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馬克思就曾明確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82頁。）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來看，馬克思這里所指的“利益”，顯然不僅僅是指人們的“精神利益”，而且包括了人們的“物質利益”。列寧也曾指出，要達到共產主義，不僅要“借助于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而且還要“依靠對人利益上的關心”，否則，“就不能把千百萬人引向共產主義”（注：參見《列寧選集》第四卷，第572頁。）。從列寧在這里把“熱情”與“利益”相區別來看，列寧所說的“利益”顯然是著重指人們的物質利益。鄧小平則更加明確地指出：“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6頁。）這就明確地告訴我們，物質利益是產生革命精神的經濟根源，完全排斥人們的正當物質利益，不從經濟根源上考慮解決人民內部利益，那就違背了唯物論的原則而陷入了唯心論的泥潭。

實踐證明，嚴重脫離人民群眾的最大需求，完全離開物質利益去認識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根源，僅僅依靠單純的和空洞的說教，來處理人民內部的諸多矛盾問題，是不可能真正收到良好效果的。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14頁。）“所以，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貧窮，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0頁。）鄧小平還明確指出：“我們干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于貧困狀態。這叫什么社會主義優越性？因此，我強調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從以后的實踐看，這條路線是對的，全國面貌大不相同了。”（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頁。）正因為如此，我們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能一味離開物質利益、離開關心群眾的切身利益，而是必須承認物質利益，關心群眾的切身利益，全心全意地為人民謀利益。正是力圖做到這一點，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們黨和國家在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切實有效地解決了人民群眾最為迫切關心的提高和改善物質生活水平的問題，積極地化解和緩解了許多人民內部矛盾，增強了人民內部的團結和凝聚力，并且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投身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巨大熱情和創造精神。

二、切實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構新型的民主政治體制，是鄧小平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思想的一大杰出貢獻

在新的歷史時期，針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新變化和新問題，鄧小平認為必須堅決改革我們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關系中存在的嚴重弊端，切實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構新型的民主政治體制，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有力保障。鄧小平這一重要思想，是他深刻總結歷史教訓，尤其是對十年“”的慘痛教訓作出深刻反思和深刻認識的思想結晶。在十年“”大動亂的日子里，我們國家本來就不完善的民主法制又遭到極大破壞，人民的民主政治權利被嚴重歪曲，人民內部矛盾紛紛呈現出尖銳對抗性的狀態。鄧小平指出，之所以會發生如此狀況，帶根本性、決定性的原因，就是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致破壞”，“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制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注：《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第39頁。）鄧小平這一深刻的論斷，使我們認識到，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上之所以會出現歷史性的重大失誤，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重要原因，則在于我們黨和國家還沒有能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系統的、法律化的民主政治體制，還沒有能認識到這樣一套民主政治新體制，對于我們黨和國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所以，鄧小平指出：“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為了適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為了興利除弊，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必須“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2頁。）也就是說，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切實通過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新型的民主政治體制，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各項法律制度，從而給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以可靠的有效機制和制度保障。因為鄧小平認為，“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3頁。）

針對舊體制給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所造成的種種障礙，鄧小平指出，在我們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關系中，還存在著許多弊端，諸如“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以及“社會關系中殘存的宗法觀念、等級觀念；上下級關系和干群關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現象；公民權利義務觀念薄弱；經濟領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農’式的體制和作風；片面強調經濟工作中的地區、部門的行政劃分和管轄，以至畫地為牢，以鄰為壑，有時兩個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地區辦起交涉來會發生完全不應有的困難……等等。”（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7、334頁；。）鄧小平指出，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重點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6頁。）這就明確告訴我們，必須堅持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包括下大力變革政治體制中的諸多與現代化建設不相適應的環節；而通過這種改革，人民內部矛盾的諸多問題也才可能相應地得到妥善解決。可以說，通過社會主義改革而不斷消除政治體制中的陳規陋習，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積極構建新型的政治體制，是我們黨和國家經過曲折探索而找到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有力保障。鄧小平正是這一探索的偉大先行者，他提出的在改革實踐中積極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思想，對于我們在新時期建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有效機制，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善于觀察和把握當今中國社會的特殊情況，掌握堅定的原則性和具體的靈活性，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是鄧小平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思想的重要原則

善于觀察和把握當今中國的特殊情況，積極掌握堅定的原則性和具體的靈活性，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是鄧小平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則。鄧小平曾指出，中國有十多億人口，幾十個民族，建國后又經歷了曲折的歷史，所以，“觀察中國的問題，一定要認識中國問題的復雜性”。（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0頁。）如果從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來看這種復雜性，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復雜的國際國內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人民內部矛盾時而同敵我矛盾相互滲透，同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交織在一起，使人民內部矛盾表現出錯綜復雜的狀況，因此，要善于觀察和把握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滲透和交叉，積極采取區別對待的方式；二是在人民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由于不同的思想認識水平和不同的利益分割，使人民內部矛盾也表現出較為復雜的狀態，因此，要善于觀察和把握人民內部不同矛盾的表現形式和內容，積極采取因事而宜、因人而宜、因時而宜的解決方法，不搞一刀切，更不能搞運動。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嚴格注意區別對象，區別矛盾，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和手段，積極掌握堅定的原則性和具體的靈活性。只要我們在“處理具體事情中要謹慎小心，及時總結經驗”，持之以恒地把工作做細、做好，許多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不至于激化，形成對抗；而對已經激化和形成對抗的矛盾，特別是關系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問題，必須果斷處置。

社會政治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是加快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步伐的必備條件，也是我們國家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正如鄧小平所指出：“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么希望？”（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97頁。）“中國不能亂，這個道理要反復講，放開講。”（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86頁。）因此，我們必須十分珍惜和堅決維護安定團結的社會政治局面，必須堅決排除一切導致混亂的社會政治因素。歷史經驗一再表明，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得及時，處理得妥當，可以增進人民內部的團結，促進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處理得不及時，處理得不妥當，就會使矛盾激化，小事變成大事，甚至釀成亂子，造成嚴重的損失。中國人民在短短的幾十年間經受了太多的動蕩和折騰，而經濟社會發展在這些動蕩中已一次次錯過了寶貴的時機。因此，無論是在人們的心理愿望上，還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上，都要求能維持一個社會政治穩定的環境。正如鄧小平所指出：“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84頁。）這就要求我們十分珍惜和堅決維護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尤其是在人民內部矛盾成為社會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新形勢下，必須及時發現和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的各種復雜的矛盾和多元的利益關系，切實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步伐創造真正良好的社會環境。

為了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社會政治局面，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過程中，絕不能再搞過去那種“斗爭加運動”的解決方式，必須針對不同情況的需要，有效運用法律的、經濟的、教育和疏導的等多種手段，切實解決好人民內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為了切實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社會政治局面，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鄧小平特別強調要運用法律的手段，積極制定各種必要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他說：“國家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個人等等之間的關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來確定；它們之間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過法律來解決。”（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7頁。）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過程中，也可根據具體情況而采取教育和疏導的方法，但疏導并不排斥法律手段。鄧小平指出：“疏導，也應運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壞社會秩序，觸犯了刑律，就必須堅決處理。”（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94頁。）總之，要因事而宜，因人而宜，擇其要法，以保障人民內部矛盾得到及時和妥善處理。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四、不同主體之間利益的統籌兼顧，講求公平和追求效率的相互結合，允許先富與帶動后富的辯證統一，是鄧小平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思想的重要策略

在社會主義改革的新的歷史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顯著變化之一，就是各種利益主體相互之間的利益關系更加復雜，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改革的問題很復雜，改革的每一個措施都涉及千千萬萬的人。因此，能否積極有效地調節好各利益主體相互之間的利益關系，直接影響著能否正確處理好人民內部的諸多矛盾問題。那么，以什么樣的利益觀原則來調節各利益主體相互之間的利益關系呢？對此，鄧小平指出：“每個人都應該有他一定的物質利益，但這決不是提倡各人拋開國家、集體和別人，專門為自己的物質利益奮斗……。我們從來主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個人的利益要服從國家和集體的利益。”（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7頁。）鄧小平還曾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我們提倡和實行這些原則，決不是說可以不注意個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暫時利益，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歸根結底，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統一的，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是統一的，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統一的，我們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75頁。）這就是我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利益矛盾關系的基本原則。如果違反這一原則，片面追求某一方面的利益，忽視另一方面的利益，“那末，結果勢必兩頭都受損失”。所以，我們不僅要關注人們的長遠利益、整體利益，還要關注人們正當的眼前利益、個體利益，應當把它們有機結合起來，而不是絕對對立起來。這樣，我們才能積極有效地緩解、化解和處理好人民內部多元利益關系的矛盾糾葛。

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尤其是積極調節人民內部各利益主體復雜的利益關系，必然要涉及到社會公平和效率的深層次問題。從總的根本的發展趨勢上看，改革調整了生產關系，必然會促使生產力極大發展，使物質產品日益豐富，各利益主體所獲得的利益必將隨之增加。這也就是最大的公平。但是，改革中各方利益的增加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雖然利益的增加是一個總的趨勢，從根本上看體現著公平原則，但卻不可能齊頭并進，必然有先后之分，多少之別。鄧小平就曾指出：“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根據這個原則，評定職工工資級別時，主要是看他的勞動好壞、技術高低、貢獻大小。”（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01頁。）鄧小平這里盡管針對的是按勞分配問題，但實質上論及的是一個如何對待效率的問題。效率不可能在所有地區、所有行業、所有勞動者中間呈現出整齊劃一的格局，必定是有快有慢、有高有低、有優有劣。因此，公平原則又必然表現出相對差異性和過程性，利益的分割亦就必然表現出多維交織的狀態。鄧小平指出：“我們只能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生活。”“因此，必須再一次向干部群眾進行教育，我們是個窮國、大國，一定要艱苦創業。”（注：2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57—258頁。）這就明確告訴我們，改善生活狀況是逐步的，利益增加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制定改革措施的時候，要審時度勢地盡可能做到增進各方面的利益，但也要注意教育人們克服對增進利益的過急、過高奢望，增強人們心理上對改革的承受力，從而積極化解人民內部的利益分割矛盾問題，確保改革的深入和社會的穩定。

鼓勵和支持一部分人先富，以先富者帶動后富者，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鄧小平深刻認識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現狀和未來的一個寶貴思想，對于我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如果人們對于先富和后富的辯證統一關系認識不清，處理不當，先富者和后富者的摩擦和矛盾必然日益增多。鄧小平指出：“中國科學技術落后，困難比較多，特別是人口太多，現在就有十億五千萬，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內要擺脫貧困落后狀態很不容易。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能把目標定得不切實際，也不能把時間定得太短。”（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4頁。）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在我國現實狀況下，要想使全國人民即刻同時致富起來，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因此，必定是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由于特殊條件和原因，通過正當手段，先富起來。這樣，鄧小平針對我國現實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和長遠發展的最終目標，闡明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與走共同富裕道路并非截然對立的深刻道理，為我們在理性上正確認識先富與后富的辯證統一關系，在實際工作中正確處理先富者與后富者的矛盾問題，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