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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建立后,充分利用科舉制,拔擢人才,不論寒庶,這使得那些有才華有實才的寒門子弟也能夠進入仕途,甚而位居要職,既打破了已經維持了數百年的士族門閥制度,改變了士族獨居清要官位的社會官僚狀況,又籠絡了廣大人心,利于鞏固統治。科舉制建立于隋朝,而在唐代興盛起來,即設科取士。統治階級根據管理機構的需要,設立不同的科目,進行考試,以達到選取人才之目的。它不僅是寒門學子入仕的重要途徑,也是許多士族謀求仕進的重要工具。唐代文人也多是由此進入仕途,所以也才有了考取功名之說。唐代科舉制的科目眾多,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明經、進士和制舉。朝中諸多大臣要員多是通過進士、明經,或制舉選拔而來的,尤其是進士科,最為時人所看重,“伏以國家取士,遠法前代,進士之科,得人為盛”[5]。武則天時期,大力提倡科舉制度,不僅穩定開科時間和人數,而且積大力擢那些由科舉而進入仕途的官員,在武則天以后,唐代經科舉而位居高官要職的比例日益增加。進士科成為官員晉升的重要手段。到唐代中后期,它成為文人士子們進入仕途的最重要途徑。武則天執政時期,進士科考的內容從單純地帖經轉向詩賦取士,這樣就把詩歌在進士科考中的地位凸現出來。進士科考由試策文一場變為試帖經、雜文、策文三場,并成為定制,且三場考試是場場淘汰,這樣,首場考試就顯得極其重要。武則天執政后的進士科考的第一場就是試詩賦,進一步提高了詩歌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性。因此,從內容上講,進士試重詩賦,著重考察舉子們的文詞水平,這必然會引導學子們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鉆研詩賦技巧,以便在應試時能夠寫出好的作品,為能夠登進士及第增加籌碼。可以說,這客觀上會對詩歌的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因此,在中唐以后,文人若欲參加科考,進入仕途,必須重視詩歌創作。這本身與文人重視交游,廣泛結交并沒有多少聯系,唐代文人重視交游,結識貴人名人,主要是和唐代科舉考試中的錄用方式有關。唐代的科舉考試試卷是不糊名的,這就使得考官在錄用時除了參考試卷成績之外,還要依據應試者平時的作品水平和名望,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后者似乎對錄取與否更具有決定作用。故學子們在日常生活中重交游,多增加自己的人際關系,借此提高自己的聲望,也是在晉級仕途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交游活動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科舉考試為廣大士子們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人際交往的平臺,圍繞科舉,尤其進士科考,躊躇滿志的舉子們積極參與各種干謁、行卷和宴集活動。唐人以詩為貴,流行以詩會友,詩歌成為與人交往時必備的交際媒介。在這樣的一個廣泛結交朋友,包括顯達貴人的過程中,必然會對詩歌產生諸多影響。特別是那些出身貧寒、偏居一隅的詩人,在應舉前,在交游中相對缺少機會,結識諸多各色人等,上至達官貴人,下至普通舉子。也可能無法參與如此之多的交游活動,更沒有機會參與詩歌唱和,譬如在干謁過程中得到他人的指點,從而可能會更好的適應應試要求,有時也是為了便于與他人交往,在無形中就會對自己的詩歌創作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在干謁行卷過程中,學子們都會盡自己所能,獻上最好的作品,這樣才有可能會打動對方,在這些作品中,詩人會把自己的才華盡力展現出來,在一定程度上會對詩歌的發展有促進作用。應試后的交往活動對詩人的影響會更大。首先會擴大、豐富詩人創作的題材內容。以劉禹錫為例,劉禹錫與元稹、白居易很早就有詩歌上的唱和往來,在與他們的交往中,劉禹錫深受元白詩派重寫實、尚通俗的詩歌理論的影響,創作了一大批反映民生疾苦的歌詩,如《插田歌并引》,以民歌形式記敘農民插秧場面及農夫與計吏的對話,諷諭朝政,以俚歌民謠揭露重大的社會問題,在詼諧嘲嗤中寄寓嚴肅的政治意義,以平凡真實的生活顯示深刻的主題思想,這與元白詩派“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6]的創作主張是完全一致的。劉禹錫還曾與韓愈、柳宗元一道共事,并常在一起討論文章、從事文學創作。韓愈、柳宗元等人倡導的古文運動,提倡文以明道、不平則鳴,對劉禹錫的創作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可以說正是在與韓柳的相互學習與切磋之下,在他們倡導的古文運動的直接影響下,劉禹錫創作出了大量優秀的古文,如關于天與人的經典論述《天論》三篇等。其次是對詩人的詩歌創作風格的影響。以韋應物為例,與他交往的詩人中,很多是關心民生疾苦的詩人,如顧況、孟郊,受他們的影響,韋應物的一些詩歌也呈現出關心民生疾苦的特點。同時,韋應物交往的還有一些隱逸詩人,如丘丹、綦毋潛等,丘丹詩歌多為五古,詩風清淡簡樸,以抒寫自己隱逸出世的超曠情懷為主。這里稱贊丘丹的詩“詞高”而擯棄”浮靡”,正與他崇尚自然,追求沖淡的審美趣味相吻合。“每一睹之子,高詠遂起予”,這位隱士在詩歌方面對韋應物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是其詩風清淡簡遠、高雅閑曠的關鍵因素。受其影響,韋應物的一些詩又呈現出避世隱居的特征,并進一步影響到韋應物對詩歌意象的選取,傾向于選擇具有禪意和隱逸情趣的“鐘聲”、“水月、白云”和象征著低沉情調的“夕陽”等意象。此外劉禹錫后期的詩歌風格變得閑適淡雅,也是和他后期的交游主要是以唱和與聯句為主,多抒發遠離官場,向往閑居自得的生活理想有關。
本文作者:王新立作者單位:陜西理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