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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描摹在漢賦中有容量的擴充。漢賦鋪張揚厲的格局，直欲包攬宇宙萬物，體物瀏亮，極力追求形象的逼真再現，是其藝術特色。這樣的創作涵量下，山水自然被擴大特寫，例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張衡《南都賦》，皆有以工筆藻繪狀景的篇幅，充分發揮漢賦“鋪采擒文，體物寫志”的特質。漢賦雖有許多宮廷苑囿和游獵宴樂的敘寫，這些鋪陳中也置入了“游”的活動，然而，直至倡言高蹈風塵的亂世，文人在游仙的心態中意外發現山水的媚姿，始著意加以描摹。“莊老告退，山水方茲”，山水意識胚蘊成形，方能衍生美學意義的觀覽，然這卻是在魏晉之后才更加清晰的。作為一種書寫文類，山水的面目于焉始漸明朗。魏晉時期多有名士與僧道交游的情形，或訪宗教名山，在游覽山水中契道。由于天下分裂，南北交通受阻，士人就近郊游覽，甚至搭蓋精舍和私人林園，開發“再造自然”。《世說新語》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于軒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棲止于林園，也可以領受濠濮之趣，顯示魏晉人已能充分利用自然資源，認同“游”予人身心的滌蕩。文士常因生活調性、思想廣度和文化素養相似，彼此交游往來，詩文酬答。漢末鄴下詩人集團的宴集是然，他們表述了及時行樂和企慕仙界的心聲。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上巳節，王羲之集名士于會稽山修禊宴集，一觴一詠間，將優游至樂化為文字：“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蘭亭集序》王羲之除仕之后，“與東土人士盡情于山水之游”，從山水中認知天地，歌詠優游之樂：“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蘭亭詩》，在崇山峻嶺、清流激湍中暢敘幽懷，證悟了藝術的精神，隱然有宋人記游兼議論的先聲。

形上之游

“實境之游”行跡的迤邐動線，淬煉了游者的內在心靈，而心靈的軌跡，卻可以不受有限行蹤的制約，任憑心神飛馳，萬里遨游。“形上之游”便屬于這種虛擬的經驗，超脫現實的想象是其翱翔的雙翼，在山水記游文學蔚為一大門目之前，這類的旅游就已經存在。這種型態的“游”往往跨越現實條件的藩籬，并對應主體的特定心境，甚至有其文化內因。文學史上的形上之游可以約略歸為數端，首先是莊子的《逍遙游》。《逍遙游》之“游”應是一種精神存有的型態，主體的精神獲得高度解放，因而得以逍遙游乎天地六合，人生也可視為一場大“游”。再者，則是被窘迫的現世擠壓而啟動前往他境的旅游。這類的形上之游反襯現實的成分較為濃厚，將所向往的圖像置入虛擬的他境，個體以心靈遨游的方式補償現實的挫敗，游覽時的逍遙是暫時性的。此類文學以屈原的《遠游》為代表，并成為后世“游仙”文學的祖源。而穿梭于虛、實、眠、覺的“夢游”，揭露了主體的精神狀態，也和現實經驗有一定程度的對照，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即是一場富有象征意義的夢中的游歷。心靈狀態既可決定“游”的質量，透過想象的作用，亦能產生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虛擬經驗。陸機《文賦》和劉勰《神思》關于文學創作的美學論述，剖析了創作過程的心理活動，賦予“游”另一層面貌。神思馳動，驅策筆毫，得以籠天地萬物于方寸之間，這類的“游”已是藝術美學的范疇。在分析蘇軾的記游文學之前，有必要回顧形上之游在文學史上的重要類型。以下就這數種類型和主要的作品稍作分析：

（一）莊子《逍遙游》的雙重意義

“游”多含有嬉游的成分，在實際游覽的過程中，個體的心靈狀態是決定旅游效驗的關鍵。外在觀游所見，會牽動內在觀省，決定此趟“游”的差異。因此，以精神自主的形上之游為體，才能使主體的實境之游獲得“游”應有的能量，無往不樂，這個本脈可上溯莊子的《逍遙游》。《逍遙游》描擘了無憂的境界：“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①《莊子》探討在廣袤的宇宙中，渺小有限的個體如何自我措置的問題。莊子的哲學可以“游“一以貫之，而“游”有兩種意義：“人生百年”和“自由”，莊子皆以“游”作為比擬。對于不滿百歲的生命，旅游，是短暫的出走；但向現實告一段假之后，終是要回歸常軌。然而，對比無窮蔓衍的時、空間軸，人所寄寓的形體是如此微渺，彷佛在電光石火的瞬間，就走到此生的終章，而此有限身又往往有無窮苦。這是一場等同于生命長度的旅程，卻往往伴隨偌大的苦悶，人又應該如何找到自己的歸屬坐標？徐復觀如此解釋莊子的“游”：心的作用、狀態，莊子即稱之為精神；即是在自己的精神中求得自由解放；而此種得到自由解放的精神，在莊子本人說來，是“聞道”，是“體道”，是“與天為徒”，是“入于寥天一”；而用現代的語言表達出來，正是最高的藝術精神的體現；也只能是最高的藝術精神的體現。莊子把上述精神的自由解放，以一個“游”字加以象征。一個凝滯的心靈，只能在感官所及的領域泅泳，現實環境一旦隨際遇而被折磨，世界也就萎縮了。唯有宣告精神獨立，上達至天，下放于地，與宇宙的時空間軸力求迭合，才能對現實的束縛免疫。這是一種無累于現實的自由能量，得以擁有“游”的能力；精神自由解放，才能使“人生百年之游”有所超脫。莊子認為“無所可用”是精神解放的條件，“用”是社會所決定的價值，一旦被世俗奴役，斧斤伐之的命運就尾隨而來了。莊子觀察現實，認識到個體的有限，產生悲劇意識；相對于此而發展出“逍遙游”的觀念以反制束縛，用“游世”的至樂消化在世不可抗力的悲劇②。魏晉是老莊思想勝出的另一個高峰時期，社會秩序崩解，士人欲思遁逃，或避居山林，或清談玄游；究其根柢，還是在被極度壓縮的現世生命中，追求精神的解放，找尋安頓自己的方法。這一場百年的人生之“游”，必須建立在形上的“逍遙”，否則只能在外物的拘執下走到旅程終點，精神終究是無法安頓。回溯文學史，身心受到震蕩的文士往往從道家思想找尋支持。莊子的《逍遙游》是建立在松散人際關系的綁縛之上，因而成為士人的精神浮木。《莊子》是蘇軾思想的重要構成，以莊子《逍遙游》為代表，追求精神自由和安頓的生命態度，也成為蘇軾超越的根源。在晚年的歲月，蘇軾對人世百年之游的本質有更清楚的認識，也更得見其對《逍遙游》精神的內化及實踐。

（二）屈原《遠游》的仙境周流

游仙詩作為中國文學一抹特殊的色彩，貫穿各個朝代，在動蕩晦暗的時局下，更成為文人共同的聲音。就這個層面而言，屈原的《遠游》篇當可定位為游仙文學的始祖。在時間、空間的雙重壓迫下，人的心靈特別渴望超脫現實，求得短暫的解脫，并將想象投射到潛意識的理想世界。關于屈原遠游的動因，王逸《楚辭章•遠游序》云：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發。遂敘妙思，托配仙人，與俱游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①“妙思”也就是超現實的幻想，通過幻想，而有“托配仙人，與俱游戲”的仙境周流，可知這是未臨實境的虛擬之游。屈原不堪“讒佞譖毀”、“俗人困極”的現實擠壓，于是透過遠游，到想象染色的世界遨游追索，傾訴理想，肆意逞懷，并從這個想象世界得到支持。《遠游》鋪設了與仙境周流的歷程：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于太儀兮，夕始臨乎于微閭。……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于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②屈原去鄉就遠，固然有如《哀郢》“遵江夏以流亡”、“過夏首而西浮”的實際行旅經驗，更有如《遠游》“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以想象力虛擬的游歷。這段想象的旅程，有“太儀”到“于微宮”的空間位移，也有時間上“朝”至“夕”的推移，更虛設了與”“顓頊”、“黔嬴”等仙人的互動情節。在極度痛苦的現實煎迫下，屈原展開了精神之旅，上下求索，追尋正道，營造了離體的旅游經驗。“悲時俗之迫厄兮，愿輕舉而遠游”。依息相存的現世一旦被俗化，個體在迫厄的空間壓制下脫遁無門，因而精神出軌；冀望超越有限，至具有補償作用的“他界”潛詠心靈，甚或滯留不歸。一則亦是時間的代序遞嬗，產生人事無常、去日苦多的喟嘆，死亡的陰影在心靈底層的伏流中騰涌，加深了對不死樂園的企慕。回歸遠游的本質，可知屈原顯然是用濃烈的色彩看待家國，“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無法通過浪漫情感加諸于內心的重重包圍。因此，雖“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消遙”，高喊“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③，然一心眷戀故國，不能自已，終至無法再繼續此生的旅程。

（三）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的夢游

在文學史上，以夢境為隱喻的作品數量龐多，若鎖定有“夢中游歷”經驗并對應現實的作品，則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相當具有代表性。李白在《夢游天姥吟留別》的夢境和述夢筆調，不但是向屈原夢境“傳達潛在的理想與渴望，寄語于神靈的虛幻世界”的繼承，也對政治受挫的蘇軾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吳帆、李海帆在《幻的浪漫夢的真實———論蘇、辛的夢幻詞》一文中提到：“《離騷》可以說就是記載一場大夢。而唐代李白諸游仙夢幻詩的創作，在屈賦以后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④東坡與稼軒雖生活在不同的歷史年代，但他們在政治上卻有著相似的遭遇，都受政敵排陷，都壯志難酬，都幻想超脫現實，去尋求一個理想境界。于是借鑒李白的浪漫主義手法，創造飛天游仙式。④上述的論點，印證了以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的“夢游”作為對照蘇軾“夢游”的合理性。尤其，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詩名即以“夢游”為題，可見李白將之視為一場夢中的游走經驗，有別于文學史上諸多單純藉夢喻理而缺少夢中游歷情節的文學作品。李白以浪漫筆法寫天姥之夢，固然因“夢游”本身即有超現實色彩，其夢境的情節單元更如符號化的語言，儼然指向李白內心幽微之處。蘇軾夢中游歷的經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潛意識活動，晚年的“仇池”之夢可視為私我神話的建構。蘇軾以“夢”為主題的文學中，即有一部分是這種特殊游走經驗，其創作的才能可與李白作時代的對應。

結語

“形上之游”是形體不需移動的“游”，回溯文學史，可以找到幾種不同的表現方式，本文從莊子、屈原、李白及其相關的作品中汲取典型。莊子的《逍遙游》有兩重意義，其一是代表精神的高度自由，其二是代表人生在世的百年之游。短暫的人生之游，常有許多不可抗命的悲苦。莊子《逍遙游》的“游世”觀欲消融悲劇，游于“無何有之鄉”，達到精神的大逍遙；以“忘”、“喪我”破除拘執，從精神層面解放自我，并找尋身心的安頓。老莊思想常是亂世的精神救贖，飽受政治煎迫的蘇軾秉持莊子《逍遙游》的游世觀作為生命態度，“逍遙游世”的精神更是其垂老投荒之時，轉化放逐悲苦、找尋精神安頓的重要模式。屈原《遠游》為后世“游仙”文學的鼻祖。屈原不堪現實擠壓，乃幻生仙境之游，有周歷天地的游覽動線和侶仙游戲的情節，實則為想象虛擬之“游”。《遠游》中的仙境周流是因不容于此世，轉往他境寄托理想；另外，時間意識的深化也會使詩人投向往仙鄉，尋求永恒回歸，皆與浪漫情致有關。“游仙”有其時代的變因，若鎖定其中“仙境周流”的情節，可以觀察到因“敘妙思”而特為“文采鋪發”（《楚辭章句•遠游序》）的創作特質。尚理的宋代相對較少此類非現實的筆調，蘇軾充滿“妙思”、“鋪發”的仙境周疾流書寫，在宋人中頗為特殊。不同的政治時空和心理趨向，蘇軾的放逐模式與游仙情調自然與屈原有異，亦不同于魏晉談玄論道的仙篇，但在超現實的書寫上則與屈原有相承的脈絡，更是“游”在文學創作上表現的美感趣味。“夢游”揭露了主體的精神狀態，古代有許多對夢的解釋，莊子和屈原也有夢喻的篇章。若鎖定“夢中游歷”經驗的文學作品，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即是一富有象征意義的夢游書寫，有出發、游往以至回歸的完整結構。雖然天姥之夢亦有游仙情節，但特別之處，在于“夢游”的主體是在睡眠狀態完成這場游歷。天姥夢境的情節彷佛是潛意識活動的象征，又可與現實呼應，從李白在夢醒后的結語即可加以窺探。

作者：譚科宏單位：嘉應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