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與文學之間的承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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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宋元以來，特別是明清的集序的撰寫實踐中，梳理總結一種新的文學敘寫方法的形成與發展，似可視為對程先生倡導的研究方法的一種嘗試。
在集序(尤其是在別集之序)中敘寫地方文學傳統，其真正的目的不在于建構一地的文學傳統;以文體的功用而言，梳理建構文學傳統，最終是為了傳達對總集、別集的介紹與揄揚之意。集序的撰寫，不僅是文學修辭行為，還牽涉社會交往行為。集序中地域文學傳統敘說的標準樣式大致如下:宣人之為詩，蓋祖梅圣俞。圣俞以詩鳴慶歷、嘉祐間，歐、范、尹、蘇諸巨公皆推尊之。后百余年，又得竹坡先生(周紫芝)繼其聲，而周與梅在宣為著姓，且親舊家也。(陳天麟《太倉稊米集序》)吳自古尚文，至于今盛矣，是故有禮讓之風焉，有清嘉之俗焉。晉陸氏以兄弟，宋范氏以父子，皆彬彬然華國而名世。國朝賢哲嗣出，騷雅并鳴，每以文甲天下，天下亦首稱之，石湖盧氏兄弟，予所親見者也。蔚然若虎鳳，燁然若山斗，天下大夫士樂交之，吳之文每稱盧氏焉。(胡纘宗《古園集序》)前后兩序分別出自宋人與明人之手，雖強調程度不同，但表述手法近似，這一手法似乎是在“數家珍”，在對傳統作儀式性的回顧與致敬之后，開始著墨于別集、總集及其作者的表彰。自宋至明清，建構文學傳統的敘寫方法雖無大變化，但亦自有其生長昌盛的過程，以下列出部分統計數據:
1．《宋集序跋匯編》(5冊)共收宋集484種(不含詞集、總集)，其中包涵地域文學傳統的宋人序有10篇，還有同類性質的元人序4篇，明人序17篇，清人序17篇;《宋人總集敘錄》收錄總集85種，其中包涵地域文學傳統的宋人序有4篇。總計包涵地域文學傳統的宋人集序有14篇。
2．《全元文》(60冊)所收上述性質的集序有43篇。
3．《“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收錄明集2121種，所收上述性質的明人集序50篇，清人序5篇。
上列包涵地域文學傳統內容的集序，因有完備的專題匯編《宋集序跋匯編》、《宋人總集敘錄》以及大全性質的《全元文》為依據，統計數據基本穩定;而明清則難窺全貌，僅以《宋集序跋匯編》中所錄明清人撰重刻宋集序的篇數而言，即可稍知以地域文學傳統作為敘寫方法的使用范圍。以《“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中明清集序為基礎，筆者再檢50余種明清別集總集序及方志所收序文，共得符合要求的集序210篇，其中明人撰寫的有77篇，清人撰寫的有131篇，年代不能判斷者2篇。以此并不全面的統計，以及前文所述明清之際錢謙益與清中期沈德潛撰寫的相關集序數目來推斷，在宋代已經形成面目的地域文學傳統敘寫方法，經過元代的發展，至明清已經得到文人較為普遍的認可。之所以稱較為普遍，是因為上述210篇集序中，撰序者與別集作者、總集編者為同鄉者有94人，非同鄉者99人，不能判明者7人。同鄉撰序者與非同鄉撰序者數量無明顯差距，說明撰序者構思撰寫并非全部是出自表揚鄉賢的用意，也多有出自“因地制宜”而采用一種更為得心應手的敘寫方法的考慮。“文變染乎世情”(《文心雕龍•時序》)，集序中地域文學傳統敘寫方法的出現與被認可，應聯系宋代以來地方意識的興起加以考察。郝若貝(RobertHartwell)和韓明士(RobertP．Hymes)等學者的“地方史”研究成果顯示:由北宋到南宋有一“地方化”(localized)的轉變，成為近二十余年來宋史領域中影響頗著的“變革”理論。盡管學者對于是否真有一“地方化”的現象，或此一“地方化”的實際歷史意義尚有爭議，大體上仍承認南宋有一愈來愈龐大的地方士人群體(精英階層)，以及愈來愈大量與地方相關的記載。
包弼德(PeterK．Bol)同意郝若貝與韓明士關于南宋與北宋之間“地方轉向”的描述，但他檢視地方士人對地方現象諸多類型的“地方性書寫活動”時，提出“士人社群”概念，并以地方與國家這組視角置換郝、韓二人的社會與國家二元對立視角。總之，“地方性轉向”以及地方性書寫、地方士人社群的大量出現，皆可視為一時代之風氣，它或多或少滲透到文學創作層面。巧合的是，《宋集序跋匯編》收錄的10篇包涵地域文學傳統的集序撰寫時間皆在南宋，《宋人總集敘錄》4篇集序有3篇是在南宋撰寫，據此并結合郝、韓、包三學者的論斷，對地方文學傳統敘寫方法形成的時間，可進一步地限定在南宋。這一歷史脈絡較為清晰的文學現象，可作為一個樣本予以分析，從中可見一種文化意識如何被創造性地轉化為一種文學敘寫方法。西方的文體分析研究試圖將獨特文體的特征“與作者感知世界和組織其經歷的獨特方式相聯系”，“或與某一歷史時期特有的觀念框架及對現實的態度相聯系”。依此思路，可探明南宋日漸興起的地域意識如何滲透到集序的寫作當中，并形成了這一文體的“地方色彩”(localcolor)。南宋這類集序數量有限，或許是因為這種新型的敘寫方法正處于滋長期，在取法先秦兩漢以及唐代名家的古文創作潮流里，新型的敘寫方法的展現空間十分有限。這一點尚可略作延伸論說，在注重典范與法度的桐城文家中，特別是桐城三大家方、劉、姚，以及中后期的梅曾亮、曾國藩等人的文集中，此類集序極少，或許是地域文學傳統這一新起的敘寫方法不在先秦兩漢以至唐宋(北宋)的古文系統里，故幾乎未入桐城古文家的法眼。元代士人的“地方意識”得到延續發展，陳雯怡以元代婺州路為中心，討論地方傳統建構的文化模式及其作用，所關注對象雖為個案，但對探討“地方意識”而言，具有普遍意義。與此相呼應，地域文學傳統敘寫方法至元代得到文家有意識地運用，上文所述《全元文》所收43篇集序中，戴表元有4篇，吳澄有5篇，虞集有4篇，黃溍有3篇。同一撰序者重復使用同一敘寫方法，正是這一手法漸入人心的表現。自宋元以來，特別是明清時期，方志的編纂成為一地具有連續性的重要文化事業，使得一地的知識與圖景得以百科全書式呈現。同時，方志在“藝文”部分的編選策略也偏向采錄具有弘揚地方傳統的文章，故包涵地域文學傳統的集序時時入選。郡邑性總集和家集的編纂，郡邑性詩話和詞話的撰寫，無疑強化了地方文學傳統意識，故明清兩代采用地域文學傳統敘寫方法的集序，數量大幅度提升;同時在運用的靈活性方面，也更上層樓。
二、作為集序“構件”的地域文學傳統
在集序中針對具體的總集別集梳理建構地域文學傳統，大致能形成一個信息集中的文字單元，因其在明清集序中屢屢出現，且有相對固定的敘述程式，在此將其名之為集序整體文章結構中的“構件”。集序中的“構件”并非邊界分明、性質固定不變的單元，在文章的整體結構中，這一構件很可能與其他文字或其他構件相互感應，因為這種關聯，使得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內具有程式化的文字顯現出某種流動性。欲探討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如何在集序中發揮其功用，須考察這類構件在集序中的分布位置。仍以前文所列文獻作為考察范圍。在此將集序按照開題、展開、收結的結構大致將集序分為前、中、后三個部分，以下可統計出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在前、中、后三部分的分布情況，其中“前后”表示利用地域文學傳統的梳理，在集序中設計出前、后照應的結構:
1．《宋集序跋匯編》、《宋人總集敘錄》14篇集序:前6，中4，后1，前中1，前后2。
2．《全元文》43篇集序:前37，中1，后1，前后4。
3．包括《“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在內的52種文獻共得210篇集序:前108，中26，后22，前后47，前中4，中后3。
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在集序位置的不固定，顯示出它們不是突兀的單元，具有很強的組合性，能較協調地融入整體之中;變動不居，可使集序呈現出較多的面目，而避免千篇一律。以《全元文》所列43篇與明清所列210篇相比，明清集序中的地域文學傳統構件更為活躍，尤其是運用在集序的中、后兩部分，以及利用該構件設計前中、中后、前后的呼應。這或許可表明撰序者對構件性質與功用了解更為深入，故使用時能隨文自如運遣。上列宋、元、明、清集序中，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出現在前面的例證最多，眾人如此趨之，說明在一定的場合或氛圍里，“知人論世”是最簡捷的切入方法，如此展開鋪設，接續的論說就有舞臺。此種安排，在地域這一節點上，隱約與得“江山之助”的地域風格論相關。山水清淑，蔚為人文，地域文學傳統構件似可視為得“江山之助”敘說的發展。有時在行文中這兩個部分往往聯系在一起，如蔡汝南撰《水南集序》起首云:“苕溪之源發自天目，德清其上游也。山川聳秀，瑰瑋卓犖，行瀠窪匯，裒窣而為屏障，融結而為人才，越自南宋沈麟士講學吳羗，繼之以休文之博洽、吳潛之經義，由此其選也。緣是人文輩出，代有述作，蓋嵩高降神，或此其理歟!”敘述由山水轉向人文，由人文傳統的鋪墊，再托出重心所在“邑治之東有水南先生焉。”整體而言，以地域文學傳統的梳理開篇，是一種慣常的順水推舟手法。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出現在集序的中間部分，可以較為充分地顯示其在“結構”方面的作用。就此構件與其他文字的關聯程度而言，偶有“脫節”之感，如張士佩作《訂刻太史升庵文集序》，在述說《升庵文集》的內容及編輯之必要后，過渡語段是:“蓋余讀遷史儒林傳，而知齊、魯之閑于文學，圣人之遺化也。蜀自文翁之教行，人士彬彬以學顯于當世，比齊、魯云。”兩層過渡之后，再述司馬相如以后的蜀中文學傳統，遂轉入“爰至我朝，復得之升庵先生。”如此轉換，留下痕跡。而大多數文家撰作，皆有意安排，有出于常見思路者，如毛奇齡撰《金華文略序》，先說“文”與“獻”，接續“金華自顏烏許孜以后，多忠孝節烈之士，而各有文章”云云，思路是先大后小，撰序者常利用處于中間位置的構件，發揮作用。錢謙益撰《鄭閑孟時文序》開篇論鄭閑孟“文有本”，轉述“熙甫之門弟子在嘉定者，獨能郵傳其師說”。順此勢，將鄭氏納入歸有光古文傳承譜系之中，“是故嘉定之士，講貫服習，最為近古。而閑孟游于諸君子，才氣壯健，遠騁高視，不顧流俗”。錢氏此舉，如同構筑高臺，后繼文字，皆以震川文之命運為背景參照論述鄭氏時文。處于集序中間位置的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在上下文之間，有鉤連、轉虛為實、活筋脈之功用，其用近似樞紐。王祎為宋濂文集所撰《潛溪先生集序》，其中心題旨就在于闡發“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此意在序文開篇處即點明，而在集序后面，又作呼應:“茍即文以觀其學術，則知其足以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于不朽者遠矣。”觀此前后呼應設計，其中還有“鄉邦諸賢”作為承接。王祎敘述地方文學傳統時，用筆舒徐:“然而古今文章作者眾矣，未易悉數也。姑自吾婺而論文，宋南渡后，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往下筆墨，皆為說明宋濂學術淵源厚、培植深，再以“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為無補之空言”，引接下文，從而使集序形成一個脈絡分明的整體。若無中間構件，則此文直上直下，全說學理，構件在中間的轉承，有調節文章景觀，造成虛實結合之妙。歸莊撰《嚴祺先文集序》的結構與王祎序近似，前文以朱熹批評韓愈詩文不能免俗入手，后文回應以“雖然，使韓子而居今之世，其立言之旨，當亦如嚴子之迂，必不至有上宰相之書、城南之詩，取譏于大儒矣。”然強調立言之旨以及嚴祺先文矯然拔俗之用意，則依靠地域文學傳統的敘述來完成:“無錫自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講道東林，遠紹絕學，流風未遠。嚴子生于其鄉，誦遺書，沐余教……。”地域文學傳統構件的運用，為歸莊撰序創造另一立說的角度，即可從何為立言之旨以及與俗相對的“迂”這一路徑展開;同時，構件調整了序文的節奏，添加寬大之氣，而免峻急局促之弊。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出現在集序的收結部分，是在作“更上一層樓”式的推揚，同時也在釀造一種言有盡而意無窮的余韻。徐獻忠撰《儼山外集序》述淞濱(上海)文學傳統，稱陸琛:“出自華宗，源長有委，”乃陸機、陸云千數百年后一人，“豈非希世之俊民，珪璋之偉望者耶?”歸有光《五岳人前集序》最后一節列述“荊楚自昔多文人”之后，即接表彰之語:“玉叔生于楚，其才豈異于古耶?”此類收結，往往用問句展現撰序者的期望，有意突破文字或結構上的邊界。錢謙益《熊雪堂恥廬近集序》在敘說“江右之文”范圍內宋、元、明諸大家之后，曰:“西江之后學，其將有焰焰然興起者乎?”沈德潛為王鳴盛作《王西莊四書文序》首論古文與時文之關系，次及王鳴盛根據六經經營四書文，而收結處以地域文學傳統作遠望式的拓展:“嘉定故多君子人，以明代言之，前有歸震川、季思，后有黃陶庵，皆純儒也。西莊生于其地，文品既高，而更能抗心希古，日進于純，安見不足接踵前賢耶?”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在集序不同位置的出現，正可看出它不是一個封閉的物理單元，而是自具生發力，這種力量來自撰序者的創造。創造力促使構件在具體語境中略作變形，從而使集序在結構方面有局部的形似，但在神韻上卻各有分別。同時，地域文學傳統的敘說既然被視為構件，必定會被多次利用。俞樾的《春在堂雜文四編》中所錄《酈黃芝諸暨詩存序》和《翁稚鷗平望詩拾序》兩序，因皆述諸暨地方文學傳統，且皆為郡邑詩總集序，故皆有以王冕為中心的地域文學傳統構件，表述較接近。構件在同一撰序者手中重復使用，應與其面對的別集或總集性質相近有關。李兆洛為朱映霞及其族人朱畫亭詩集撰序，因二人皆為江陰人，故在敘述地域文學傳統中，內容相似:宋以來以詩鳴者時有之，而如王梧溪之真實，黃大愚之哀烈，梅正平之雄橫，要未免有失之于獷者焉。惟葛氏祖孫服習風雅……元則許北郭之清遠，明則張藻仲之純和，卞蘭塘之倜儻，蓋亦指不多屈焉。(《朱映霞詩敘》)大抵宋以前無傳人，宋則有葛勝仲常之父子，元有陸子方、許北郭、孫大雅、王梧溪，明有張溝南藻仲父子、薛堯卿、夏冰蓮、卞華伯，鼎革時有黃介子、梅正平……梧溪疏而莊，藻仲雄而麗，……他如北郭之清迥，華伯之流美，介子之浩蕩，正平之奇拔……亦各其詩人之美矣。(《朱畫亭詩集敘》)稍加比較，兩段關于地域文學傳統的文字可視為同一構件在不同語境中的變形。構件提供了撰序的便利，但李兆洛并沒有生硬地挪移。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在同一撰序者手中重復使用，也可看出有應酬性質的集序，很有可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中完成。
三、構件的成型作用及其自我微調
前文列出52種文獻中的210篇集序，指出其中47篇利用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建立前后(或前中后)的呼應關系，另有7篇有前、中或中、后部分的聯系。由此可見地域文學傳統在集序局部發揮功用之外，還影響到集序的整體結構以及結構內各組成部分的聯系。“所謂一部作品的形式指的是決定一部作品組織和構成的原則”，這種形式原則亦即成型原則(shapingprinciple)，“將作品的‘結構’———即順序、重點和對組成作品的題材和各部分的藝術處理———加以控制和綜合，使之成為‘一個明確的美麗而又有感染力的整體’”。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在上述47篇序中，其作用雖不敢斷定可上升為“原則”，但稱其有成型作用則可以肯定。下列4篇集序的結構:王慎中《唐荊川先生文集序》:(前)“吳之有文學舊矣”，遂述季札、言偃，“吾于二人……尚而友之……于今所見而及與之為友，又得一人焉，毗陵唐應德也。”(中)“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后)“上下二千有余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唐君獨起于千載之后，追二人者而與之并，豈不為尤難哉!”錢謙益《金爾宗詒翼堂詩草序》:(前)“嘉定有懷文抱質，溫恭大雅之君子，曰金先生子魚。其子曰德開，字爾宗”;(中)“嘉定為吳下邑……其地多老師宿儒，出于歸太仆之門，傳習其緒論”;(后)“夫以嘉定之多君子，讀書修行，涵養蘊畜，百有余年，風流弘長，余分閏氣，演迤旁薄，猶濬發為爾宗父子。”沈德潛《王直夫詩序》:(前)“前明閩中詩派，國初開于林子羽鴻……論閩中詩者，不能無待于繼起之人也”;(中)“王子直夫以詩鳴于漳浦之間”;(后)“直夫將歸閩中，作序遺之，見子羽、善夫諸人而后，別有詩之一途。”計東《西松館詩集序》:(前)“詩宗三百篇，而三百篇之詩，莫盛于秦，亦莫變于秦。何也?《豳風》、二南正變、大小雅、《周頌》作者，不越邠岐鄷鎬之間，皆秦地也。”(中)“今昭代詩人林立，而秦中為盛;秦中之詩，又以稚恭張先生為尤盛”;(后)“倘得鬯倡導先生之功，以釐正天下之心聲，將幾于《豳風》、二南、正雅也不難矣。”上列四序，以摘要性文字粗略呈現出集序結構。地域文學傳統的敘說，分散布置。除錢謙益將地域文學傳統構件的重心安置于中間位置，其他3篇皆在集序起首處。雖重心位置略有不同，但在序文中皆可見重心的“輻射”。此即表明撰序者在集序中建構地域文學傳統時，亦留心這一構件與其他文字的鉤連，或設計出一些較為明顯的附件或線索。稱其“較為明顯”，主要是撰序者還是在“地方色彩”上雕琢，如序中的“吳”與季札、言偃，錢序中的“嘉定”與歸有光;沈序中的“閩”與林子羽;計序中的“秦”與《豳風》、二南，敘述文字雖有詳略之分，但附件性文字皆可視為作為重心構件的回應。
當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在運思中形成時，也就大致影響其他部分文字的走向，特別是當其成為重心時，其統合控制力量愈強，以致在集序中能看出其影響的脈絡;作為表征，集序的“地方色彩”也就愈明顯。撰序者利用地方文學傳統構件影響或內在規定集序的主線(近似旋律)時，還會利用其自身特質，創造出抑揚起伏(近似節奏)。上文所引沈德潛《王直夫詩序》，沈氏在述明初詩派之后，對閩中詩人如曹學佺、徐熥、鄭善夫有批評之意，如稱鄭氏“學杜而只得其皮毛”;如此抑低，其意圖是為在集序的中間強調王直夫之詩“不背前人，不摹古人”。田汝成為顧起倫《澤秀集》撰序，從吳下人秀而多文、得江山之助入手，述高季迪、徐昌穀、王履吉諸家之詩:“然綺靡者或失之浮華，雄偉者或傷于直致……于是少年崛起，乃有顧子玄言甫者出焉。”結尾處曰:“俾季迪、昌穀以下諸家復起，必馳鶩而甘心焉，今之應地靈而以文名世者，不在茲乎!”這兩篇集序有先揚后抑再揚的起伏波動，在曲折中傳達出撰序者的意圖。在集序中梳理建構地域文學傳統，表現在文字和語氣上，會出現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或緊迫的焦慮感。自豪感往往經由“吾鄉”、“吾邑”之類的地域文學傳統敘說語句引發，此類敘說在地域分布上不均衡，如宋代的14篇集序中，寫江西文學傳統的有4篇，寫浙江的有4篇，寫福建的有3篇;《全元文》43篇集序中，寫浙江的有19篇，寫江西的有14篇;《“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所錄50篇包涵地域文學傳統的明代集序中，寫江蘇的有13篇，寫浙江的有11篇，寫江西的有8篇，寫福建的有5篇。包涵地域文學傳統敘述的集序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均，意味其他文學欠發達區域的地域文學傳統在梳理建構時，文字中常有焦慮之意，同時也多運用與發達地區對比的撰法;在地域分布不均之外，在時間方面，集序中還有因地域文學由盛轉衰而造成的緊迫感。以地域而言，福建、廣東、貴州在地域文學傳統建構方面，往往不如浙江自豪，徐熥序《晉安風雅》云:“閩中僻在海濱，周秦始入職方，風雅之道，唐代始聞，然詩人不少概見。趙宋尊崇儒術，理學風隆，吾鄉多譚性命，稍溺比興之旨。元季毋論已。明興二百余年，八體四聲，物色昭代，郁郁彬彬，猗歟盛矣!”鄭珍撰《息影山房詩鈔序》云:“吾播古號山州，自唐以來，文章道德之士代不乏人，獨無以詩賦名家、與中州人士會盟角逐者。我朝乾嘉之際，海內晏然，士大夫爭以文章風雅相衒鬻，歌之澤涵濡漫衍，度越古今。”昔盛今衰，在清代的江西與福建文學傳統敘述中可見，魏禧《鄭禮部集序》云:“吾江右古以文章名天下，自前輩衰謝……數十年間，文章之衰甚矣。”杭世駿《鄭荔鄉蔗尾集序》云:“百年以來，閩疆詩學日微。”用謙抑筆調寫的地域文學傳統，與前文所述先抑后揚的手法近似，但創造出的效果卻有差異。謙抑的定位，是因為敘述地理位置邊緣、人文開化較晚、文學傳統衰落等緣故，遂使文字浸染一種滄桑變化中的使命感。就具體地域而言，要建立較為連續完整，或者脈絡清晰的文學傳統，并非易事。一地文學的發展，會因各種原因產生空白或斷裂，后人的梳理就不能接續;還會因為文學發展的豐富與復雜，無法容納于單一的同質性敘述。撰序者在面對地域文學史上的空白與斷裂，往往用一種時間敘述法一筆帶過，如張應泰撰《荷華山房摘稿敘》云:“西江之勝，在匡廬一山……洩越而為文章，晉栗里得之，以詩先諸子鳴……千載而下，抑何寥寥也。洎于趙宋，乃有分寧……自分寧以來，四百有余歲，其間隨時振響。”又如何白撰《北游集敘》云:“昆陽當宋季，則有太學林德陽先生，以詩倡東南……越三百余年，則有吾友元輝呂君接武而興。”其后多少年而有某事，即《史記》中所習用的“搭天橋筆法”，錢鍾書評曰:“皆事隔百十載，而捉置一處者也。”這一筆法，很可能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以為時間短語連接的兩件事、兩個人物之間有較為直接或有源流性質的聯系。“搭天橋筆法”在地域文學傳統建構中經常被運用，正可看出這個構件的內部松動，同時，它所承載的傳統是“被發明的”，“它們與過去的這種連續性大多是人為的”。撰序者在集序中建構地域文學傳統，是要給別集的作者或總集的編者塑造一種歸屬感，同時使其敘說因為一種考鏡源流的深度而具備切實的歷史感。所謂文體(style)，“指的是散文和韻文中語言的表達方式———說話者或作者如何說話，不論他們說的是什么”瑏瑠。就此界定而言，地域文學傳統構件為撰序者提供了一種較為特別的表達方式。
地域文學傳統構件之所以能發揮作用，在于它再造了一種語境。語境的再造，是指撰序者將別集與總集從晚近或當時的語境中抽離出來，或者淡化與當時語境的聯系(這類聯系往往“不稱意”或“無意義”)，然后將其置于一種較為宏大、可以充分顯現、可以立論言說的語境中。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如何選擇歷史上的重要文人或文學事件為建構素材，一般而言，有其全局性考慮，譬如它們與別集、總集在內容與形式上的某種關聯，或者可以給表述提供某種便利。選擇必然伴隨淘汰，秦瀛在為黃梅俞石農詩集撰序時，述自三閭以降的楚地文學傳統，相沿數千年不絕，“顧自有明公安竟陵倡為空疏幽詭之學，頓變雅音……厥后杜于皇、顧黃公輩頗能不染習氣”瑏瑡。在秦氏所撰集序里，公安派和竟陵派在楚地文學傳統中被抑制，被視為傳統中的“異質”。地域文學傳統構件有選擇和清整素材的一面，還有適度拓展以求容納新鮮素材的一面。朱彝尊為其弟子戴锜《魚計莊詞》撰序，戴氏是僑居浙江秀水的休寧人，似不便列入浙詞的系統里，但朱氏找到了一條變通的路徑:“在昔鄱陽姜石帚、張東澤、弁陽周草窗、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產，然言浙詞者必稱焉。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為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爾矣。”構件的適度調整，顯示其隨語境而變的靈活性，而地域文學傳統“被發明”的過程亦得以呈現。
四、結論
章學誠嘗言后世之文體皆備于戰國，此乃就文體的基本格局而言，實際上，文體在一直衍生，文學的敘寫方法也因不斷創造而增多。文學的敘寫方法，從來就不是文學領地中的獨自經營，而是在豐富的文化創造實踐中汲取營養，儒家經典的箋注，《漢書•藝文志》的分類與溯源，佛經的翻譯，《四庫全書總目》所代表的提要等等，皆對文學的表現手法以及與之相關的文章風格造成影響。集序中地域文學傳統構件的生成與得以運用，是南宋以來興起的地方意識在文學創作中的創造性轉化，它包涵一些似曾相識的基因，如“江山之助”、“考鏡源流”、“知人論世”，但它卻是一種新型的敘寫方法，對于集序而言，它出現在前、中、后位置，產生不同的功用;對于整體結構而言，它又有成型的功用。地域文學傳統構件賦予集序一種歷史深度和“地方色彩”，明清集部文獻數量的迅速增長，意味集序的撰寫進入規模化生產時期。地域文學傳統構件較為普遍地應用，為撰序者在具有應酬性質的集序寫作中提供一種程式化的便利。“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作為常用手段在集序的撰寫中被頻頻使用，正表明它作為一種敘寫方法得到明清文家較為廣泛的認可。“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構件具有一定程度的靈活性，它會隨文生變，在一些高超的作家手中有新穎的呈現。地域文學傳統構件及其牽涉的集序的程式化，應置放在繁盛的明清文學生態中考量。雷德侯論及中國藝術中模件化生產的意義時指出:“在藝術中，這種勃勃雄心可能造成一種結果，那便是習慣性地要求每一位藝術家及第一件作品都標新立異。創造力便狹隘地定向于革新。而另一方面，中國的藝術家們從未失去這樣的眼光:大批量的制成作品也可以證實創造力。他們相信，正如在自然界一樣，萬物蘊藏玄機，變化將自其涌出。”集序中的地域文學傳統構件也可提供一種觀察明清其他文體的視角。如數量繁多的壽序、碑傳、方志序、家譜序、書院記、府學縣學記、園記等，絕大多數存在具有文體和文化意義的構件。文章中功能性構件的形成與規模化使用，既可揭示一種文體或文化特色的生成過程，亦可揭示明清文學興盛的原因，即繁茂的文學原野，更多的是由大量相似的枝葉聚集、簇擁與烘托而成的。
作者：徐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