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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中國進入“改革常講常新”的新時代，兒童戲劇也較以往有了長足進步，自然而然地出現了新的發展問題。貫穿兒童戲劇行業始末，立足市場、質量、文化三個著眼點，較為全面地厘清當今兒童戲劇藝術的發展問題。結合新時代的文化特征和現代化的內在訴求，對我國兒童戲劇未來發展提出策略性建議與構想。

【關鍵詞】新時代；兒童戲劇；發展；策略

新時代以來，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被反復強調，新的發展歷史方位對文化的重視可見一斑。藝術作為文化的重要內涵，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具有積極作用。據2020年中國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年鑒，2019年全國藝術表演國內觀眾為123020萬人次，比2018年增長了5451萬人次，同比增長4.64%。由此可見，藝術表演行業方興未艾。兒童戲劇作為藝術表演形式之一，近年來與國際社會接觸密切，國內市場繁榮。據華經產業研究院統計，2019年前三季度，我國兒童戲劇票房增至9.17億元，演出場次增至1.32萬場，較201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本文通過分析兒童戲劇藝術發展現狀，提出創新性對策，以拓展兒童戲劇發展空間。

一、兒童戲劇發展現狀

（一）市場下的兒童戲劇

隨著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機制的健全，市場開始作為一種重要的影響因子介入兒童戲劇產業的發展。兒童戲劇對傳統形式依賴性強，不斷擴大的市場影響使其產生了明顯的不適應。文化市場是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目前很多兒童劇團未能很好適應網絡媒介下文化市場的新運作模式，往往演出場所單一、范圍限于舞臺、創作分眾不明。很多兒童戲劇停留在劇目表演一個重點上面，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另外，我國文化市場以國有文化企業為主導，在公辦劇團與民營劇團的雙軌并行中，民營劇團劣勢較明顯。與隨新媒體興起的其他兒童藝術形式相比，兒童戲劇本身資金來源單一，市場競爭力較弱。加之針對民營劇團的政策更新緩慢、配套不足，很多民營兒童劇團負擔較重，演出質量下滑，生存難以為繼。在供需方面，據中國兒童戲劇研究會2020年統計，全國較活躍的會員單位只有42家，數量相對較少。而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0～14歲的人口為25338萬人，占總人口數的17.95%。隨著三孩政策的實施，我國兒童數將迎來新一輪增長；加上80后、90后父母對兒童藝術教育認可度的提高，兒童戲劇的需求量會進一步擴大。面對龐大的需求，國內專業兒童藝術院團的產出顯得捉襟見肘，市場供求比例失衡較為明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也使兒童戲劇市場環境出現了地理空間上的差異。相比于一線城市，二、三線城市兒童劇團數量少，專業性差，創編能力與表演水平參差不齊，戲劇詮釋能力不足。而且二、三線城市兒童戲劇本身盈利空間有限，往往由于高額知識產權費用和劇院硬件設施缺乏等因素，較難引進優秀兒童戲劇。

（二）藝術質量下的兒童戲劇

近年來，兒童戲劇題材廣、產出高，但經典、成功的劇目不夠多。兒童戲劇行業面臨人才流失、同質化、泛娛樂化及責任意識缺失等一系列問題。人才流失是兒童戲劇質量欠佳的首因。新時代背景下，兒童戲劇行業依托于實體劇院，資金投入和管理要求較高，與影視行業相比經濟效益較差。隨著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深化，一些兒童劇團面對市場，顯現出人才意識缺乏、薪酬制度不合理等一系列弊病。兒童戲劇呈現同質化特征。兒童戲劇專業劇團數量較少，創編和表演能力不強；而兒童戲劇市場需求巨大，潛在利潤豐厚。在具有復制性的當代大眾傳媒背景下，這種不平衡的供求關系導致群趨的同質化特征更加明顯。然而，同質化傾向明顯對于兒童劇創作來說，意味著作品在表達方式、內容、營銷等方面重合率高、替代性強[1]。劇目的同質化表現反過來降低了兒童戲劇的創編能力和作品的競爭性。部分兒童戲劇也呈現出泛娛樂化特征。新媒體消解了兒童戲劇對精神引領的意義和價值[2]。兒童劇編劇整體呈年輕化趨勢，一些編劇受消費主義影響頗深，作品往往娛樂色彩過濃。有的兒童劇團為保障經濟收益，迎合市場，過度追求劇場氣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兒童戲劇應有的文化感召力。少數兒童戲劇還呈現出責任意識缺失問題，即社會責任意識缺失和質量責任意識缺失。一些劇團社會責任意識不足。個別劇團過分強調兒童戲劇的娛樂屬性，把觀眾互動放在首位，把這種扭曲了的兒童戲劇作為提升效益的手段。這不僅降低了兒童戲劇的藝術價值，還會使兒童對戲劇產生錯誤認知。隨著技術進步，兒童戲劇呈現數字化特征，雖然數字化提高了劇目創作速度、宣發能力及感官體驗，但一味追求新技術往往會淡化劇本本身。如果形式不是內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沒有任何價值了[3]。藝術形式由藝術內容派生，過度重視形式只會束縛內容。強化劇團的責任意識，有助于實現藝術作品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更好地呈現兒童戲劇藝術價值。

（三）文化建構下的兒童戲劇

兒童戲劇作為文化產業的一部分，不斷受到多層次文化的沖擊和影響。首先是品牌文化的影響。商品服務要想長久占據市場，必須樹立品牌意識[4]，而一些兒童劇團品牌意識不強、文化建設淡薄，不能給受眾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象，品牌文化的打造迫在眉睫。對于劇目而言，國內兒童戲劇IP（知識產權，又稱新文創）發展空間不足。近年來，很多國內童書銷量超過了國外童書，但其配套的影視、動畫、兒童戲劇等資源匱乏，產業鏈挖掘能力較差，上下游缺乏對接。相比于影視產業IP的資本繁榮，兒童戲劇IP融資環境比較冷清。投資風險大，回報周期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資方的熱情。兒童戲劇IP本身也缺少成熟的規劃方案來吸引資本熱錢的涌入。在市場語境下，產業鏈斷裂、融資困難使得兒童戲劇IP發展舉步維艱。其次是本土文化的影響。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外文化交融成為兒童戲劇發展的必然趨勢。據2019年道略文化產業研究中心的《2018年中國兒童劇市場發展報告》，2018年引進兒童戲劇數目達200臺，演出場次3305場，票房收入1.73億元。引進兒童劇演出場次比為20%，但是票房收入比卻超過30%。可見國外引進劇目上座率高，商業號召力強。當下兒童戲劇供求關系失衡的局面，導致劇目上仍以引進的大量優秀兒童劇為主。不過，在新時代強調堅定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國人更期待本土佳作，但國內一些兒童編劇在挖掘和把控本土文化能力上有欠缺。在國內兒童戲劇市場上，以傳統文化為核心賣點而實際內容商業痕跡嚴重的現象，也導致觀眾對本土劇目的失望累積。總之，大眾視野中優秀的本土兒童戲劇屈指可數。商業化、外來文化和良莠不齊的編劇解構下的兒童戲劇大環境，使得本就不溫不火的本土兒童戲劇處于困境。兒童戲劇迫切需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

二、新時代推進下的兒童戲劇未來發展構想

（一）穩中求變，與市場、新媒介良性糅合

1.市場領域。改善配套政策，完善民營兒童劇團的造血功能。政府可以設立專項資金，以獎代補。實行資源共享，通過政府協商為民營劇團活動提供場地。以安徽省文化廳為例，他們將民營劇團納入政府采購范圍，與體制內院團一同招標，提高民營院團中標率；出臺《關于鼓勵發展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的意見》等文件，表彰民營劇團，投入專項資金；舉辦院團管理培訓班，指導民營院團申報國家藝術基金、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通過政策扶持幫助民營兒童劇團發展。加強自身的多元化建設。首先是場所的多元化建設。劇團可進入學校、兒童活動中心、大型文化園區等展演，更好地豐富演出環境。其次是形式的多元化建設。兒童戲劇教育的活動范圍不必囿于舞臺。在第八屆“圓夢中國•春苗行動”中，“邀請孩子走進后臺、學習觀演禮儀”這一環節就很好地開闊了兒童戲劇的參與范圍。此外，還可采取沉浸式戲劇的呈現方式，通過交互式體驗打破“第四堵墻”，使兒童更好地感受戲劇情緒，獲得精神反思。采取合理的分級制度。針對兒童需求階段性特征進行的合理化分級，不僅會增強創作者的針對性，還會提高兒童觀劇的熱情，更好地接納戲劇背后的精神元素。此外，應當強化針對低年齡段兒童的戲劇創作。上海兒童藝術劇場上演的《甲殼蟲寶寶》，受眾定位為0～3歲，通過舞蹈演員和演奏家的絕妙組合，讓小寶寶們隨時隨地與藝術家們互動。發展以嬰幼兒為受眾群體的兒童戲劇，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低年齡段兒童戲劇的市場空白，以戲劇表演形式擴充早教形式，可以優化嬰幼兒的教育體感和質量。調和兒童戲劇地理空間上的不平衡問題。隨著學術界關于中國區域發展探討的深入，“空間布局優化與區域協調發展研究”成為2019年十大學術熱詞之一。而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間表現出的二元演進和耦合互動的矛盾統一性[5]，也使得區域文化協調發展顯得舉足輕重。除了后文提及的構建兒童戲劇全平臺外，還可以對地方院團開展集中的人才培訓，頒布鼓勵政策實現大小劇團的人才交流。政府通過投資改善地方兒童劇院的硬件設施，為二、三線小劇團更好地發展奠定基礎。另外，可以推行區域幫扶，設立相關項目，促使大劇團輻射周邊地區，盡可能地縮小區域間戲劇教育差距，完善補充兒童戲劇的區域發展能力。

2.新媒介領域。首先，應充分發揮新媒介的積極作用，加強要素建設，在兒童戲劇的創編、宣傳、演出、展示環節做好整體聯動，促進創新鏈和產業鏈有效對接。在創作階段，可以創立一個包含需求和共享資源的交互性劇本平臺，更好地整合編劇人才、業余愛好者和高校相關專業師生的優秀劇本，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對舞臺也可進行數字化模擬和處理，創建兒童戲劇場景數據庫。在宣發階段，可以利用媒體的口碑傳播能力和多種新媒體手段，開展跨媒介傳播。在演出階段，可以應用高科技交互型媒體，增強現實感和科技感；演出結束后，可以利用多媒體進行二次播映，以獲得產業鏈收入。在產業鏈終端，可借助互聯網平臺對戲劇衍生品進行售賣。反響強烈的可以作為新IP進行延續性劇本創作，打造系列作品，形成產業鏈閉環。戲劇人才之間也可通過會議、論壇等方式開展學習交流，以更好地開闊視野，提高作品質量。其次，可以利用新媒體打造一個兒童戲劇推廣全平臺。平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地方劇團演出的地域限制，減輕二、三線城市對優秀劇目的需求壓力。通過錄播專業院團的經典劇目，開展線上傳播，擴大受眾面。在運營上，劇團可以在平臺上提供部分免費劇目，其他劇目采取收費制。政府可以通過惠民項目購買兒童戲劇的播放權，在學校和社區等地投放，利用新媒體更好地開展兒童藝術教育。再次，在注重虛擬環境與先進技術的同時，不能拋棄傳統劇目的寫意化處理。相反，虛擬現實與先進技術可以作為寫意追求的新載體，往藝術真實而非打造真實方面靠攏。例如在2019年蘇博蒂察國際兒童戲劇節榮膺大獎的《二十四個奶奶》，通過演員肢體表演與燈光輔助展現出場景與寒暑四季的諸多變化[6]，以觀眾想象對接舞臺表意，對二十四節氣背后的親情體驗進行了寫意化處理。最后，還可借助其他藝術形式進行擴充表達，豐富戲劇的結構形態。例如，近年日本兒童戲劇《草間物語》中的獨輪車元素，巴西兒童戲劇《動物夜狂歡》中的人影、手影元素等。多元藝術形式的融入，不僅能更巧妙地表達主題，還可以培養兒童的多元審美意識，豐富戲劇本身的藝術美感。

（二）本固枝榮，注重提升兒童戲劇劇目的質量

要想提升劇目質量，就要對兒童本體進行同理心思考，盡可能地拓寬兒童戲劇的內容視域。

1.兒童戲劇生活化。將少兒所處的現實經歷進行客觀還原與藝術再現，并合理引導受眾樹立正確觀念[7]。以現實真實代入藝術真實，拉近生活與戲劇教育的距離，引起兒童共鳴，幫助兒童成長。另外，戲劇生活化給予兒童不同的認知視角與能力，使其能從身邊事物感受生活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兒童戲劇的沖擊力和感染力。2019年的《你好！我是你姐姐》，就從兒童視角解讀了二孩政策下孩子的情緒問題，對人們熱議的社會現象做出了很好的社會價值引領。

2.文學經典兒童化。通過兒童化的典范文學作品接收到經典作品內置的思想。以2019年的兒童劇《李爾王》為例，不僅通過增設導賞環節、保留游吟唱段，還原了原著的風格魅力，還以藝術化手段委婉表現悲凄結局，打破固有的大團圓的戲劇認知，深化了對孝道和真誠的思考。以劇團為例，中國兒藝推出的“世界經典作品系列工程”反響強烈，其第三部劇目《悲慘世界》在2019年底正式建組，文學經典兒童化進程如火如荼。經典兒童化通過還原公認的精神財富，傳遞其背后的文化思考和精神內核，給予孩子正確合理的方向引導和藝術認知。正確把握兒童戲劇的娛樂性。區別于感官娛樂，兒童戲劇的娛樂性更多是一種藝術形式所帶來的客觀化的美感。這種美感可以使兒童保持正常的觀眾黏度來進入劇情，以更好地進行審美價值的藝術熏陶。另外，“游戲精神”是“玩”的兒童精神，也是兒童文學的深層基礎[8]。兒童戲劇的娛樂性更能滿足兒童的游戲天性，彌補校園教育中游戲精神缺失的問題。不過，一味夸大娛樂性只會導致兒童戲劇媚俗化，文化傳導能力降低，失去了文化背后的心靈體驗和價值引導。針對兒童戲劇行業人才流失問題，要重視以下幾點：首先要完善兒童戲劇人才智庫，進行定向的人才儲備。創建各級戲劇人才孵化基地，為相關從業者提供培訓。其次，健全“傳幫帶”機制，新老之間的資源整合與共享等規范化建設可以更好地促進行業文化傳承。再次，對新編劇也要適當給予傾斜，比如小規模試演、登陸公益展演平臺，更好地激發新生代編劇的獨立創作能力。最后，戲劇作為綜合性的藝術產業，對通識人才有一定的需求。倡導高校、科研院所與用人單位聯合培育戲劇人才的機制，兼顧理論與實踐，可以更好地為我國兒童戲劇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可采取相應的行業補助和減稅政策，設立專項基金或項目來集聚人才。合理地保護和培育人才，可以促進兒童戲劇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增強質量意識與責任心。劇團應當提高創作標準，完善內部劇本審改機制，加強內部培訓，強化品質意識。總書記強調，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而兒童戲劇作為藝術教育的一種，更需要教育者自身具備正確的認知視角與價值觀。對于培養戲劇專業人才的高校而言，要將責任教育融入校本教育中，樹立學生的責任意識。對于劇團而言，可以引入競爭機制，設立獎懲制度，更好地提高劇團人員的積極性與責任心。另外，社會影響假說與利益相關者理論也為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鋪墊了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責任心的提高更易實現經濟與社會效益雙贏。如中國福利會兒童藝術劇院（以下簡稱中福會兒藝）通過舉辦殘疾人文化藝術培訓班等公益活動，對殘疾人學員進行相關藝術培訓。2020年肺炎疫情暴發期間，中福會兒藝創作微劇《萬眾一心》系列，通過線上傳播方式凝聚精神力量。小朋友們也組成團隊，編寫劇本、隔空錄音，自覺地加入這場抗疫阻擊戰，很好地履行了社會責任，提升了劇團的社會效益。中福會兒藝也在公益活動中提高了知名度與公信力，從而為劇團帶來了持續的商業價值。

（三）高屋建瓴，品牌文化與本土文化建設互相促進

強化品牌意識，正確引導國內兒童劇IP發展。在新消費時代，品牌是消費者選擇商品的最重要元素[9]。根據《文化部“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倍增計劃》，打造文化品牌已成為發展文化產業的倡導方式之一。由此，劇團應樹立具有自身藝術特色的品牌意識。以北京丑小鴨卡通藝術團為例，他們主打親子劇場概念，題材以經典童話為主，形成了特色鮮明的藝術品牌。另外，當下兒童劇IP發展力量不足，究其原因，在于各個領域的不對接、不了解導致產業鏈延續難、資本驅動力不足。應充分利用多種媒介拓寬IP接觸面，擴大消費群，促成兒童劇IP的輪轉孵化。要重視兒童劇IP的內容質量，貼合當今兒童戲劇的表現訴求，形成獨有的文化價值。以2019年第八屆“圓夢中國•春苗行動”獲獎兒童劇《我們都帶刺》為例，該劇改編自藝人王麗坤及其團隊創作的系列動漫形象Keeny。2018年，大型兒童劇《我們都帶刺》首演并招募小演員，同年開啟留守兒童藝術課堂，進行公益會演。2019年，第二期留守兒童藝術課堂續航，《我們都帶刺》參加戲劇節展演并獲獎。該劇出發點新穎，導演廖偉希望家長通過跟孩子一起感受刺猬、仙人掌等一眾“刺”形象，學會用不一樣的視角去發現孩子身上的“刺”。該劇除了豐富積極的情感表達外，還兼顧了家長群體的精神反思。招募小演員的過程拉近了劇目與家長的距離，更加立體地促進了兒童劇IP的發展。外來藝術本土化。在中外藝術交流日趨密切的大背景下，應主動把控和篩查國外引進劇目，學習借鑒經典的外國兒童戲劇作品，將西方戲劇的優秀表現手法化用于本土藝術創作中。多層次、跨區域的國際交流，不僅會在品類和質量上豐富兒童戲劇市場，同時會刺激國產兒童戲劇質量的提高。將外國優秀創作思維中國化，可以使我國兒童戲劇呈現出中國特色文化內核，利于國人在對文化的他者審視中深入理解本土文化個性。傳統藝術現代化。“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優秀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10]。將本土文化充分融入兒童戲劇創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僅通過傳統形式的插入并不能全面代表中國特色，注重傳統文化本身的藝術表達和與時代結合的精神內涵，才能更好地傳承和弘揚本土文化藝術的精髓。對于相關部門而言，應積極出臺文化基金等扶持政策，打造本土文化的創作基地，定期舉辦相關學術研討等交流活動，搭建對接平臺。對于兒童教育而言，應將優秀傳統文化納入課程體系，培養兒童對本土文化正確的價值向度及審美情趣。對于培養戲劇人才的高校而言，應加強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融入。通過優秀傳統文化等課程的講授及考核，產出更優質的、掌握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內涵的編劇人才。同時，對盲目貼合國外IP和以中華傳統文化為營銷噱頭等的低劣兒童劇，進行管制與取締。打鐵還需自身硬，兒童戲劇的商業化贏利絕非依靠名目式營銷，而應靠兒童戲劇劇目自身的質量。以2019年劇目《葉限姑娘》為例，該劇在情節與《灰姑娘》高度相似的情況下另辟蹊徑，進行了本土文化的延伸。《葉限姑娘》取材于唐記小說《酉陽雜俎》。在舞美上，以壯族銅鼓與花山巖畫為創作靈感，通過特色景片，渲染出西南民族的部落氛圍。在主題上，也對《葉限》原文結尾不同于《灰姑娘》表意的一段進行了思考：“王乃葬魚骨于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為際。至征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為海潮所淪。”失去魚骨的葉限還會是國王寵愛的上婦嗎？這種沒有情感基礎的童話結局是當代審美視域下應該追求的嗎？編劇孫夢竹認為，對于女孩來說，幸福應該是回歸自我，而非簡單地“嫁給王子”。打破“公主夢”，讓孩子體悟到自己才是自己的終極支撐，對當今的孩子來說更有價值。《葉限姑娘》從形式和主題上存在著不同于《灰姑娘》的本土文化哲思。這使《葉限姑娘》打破《灰姑娘》桎梏，成為具有優秀本土文化表達的兒童戲劇。在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交融的當下，不僅要正視外來文化，對外來藝術進行本土化吸收，更要堅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寶庫，通過兒童戲劇輸出中國文化精神內核，進行文明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強化文化品牌意識，吸收挖掘本土文化，對兒童戲劇進行多層次文化觀照，將助推兒童戲劇提高市場競爭力，閃耀出中國特色的文化光芒。

【參考文獻】

[1]吳丹妮.原創兒童劇和校園戲劇的若干實踐與思考[J].上海藝術評論,2018(2):58-60.

[2]陳晴.淺論中國當代兒童戲劇發展及策略[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13.

[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8.

[4]孫衛東.淺談兒童劇的市場化運作[J].文藝理論,2014(11):67.

[5]渠愛雪,孟召宜.區域文化遞進創新與區域經濟持續發展[J].經濟地理,2014(2):149-153.

[6]雷琳毅,周昊,李佳璐.兒童劇《二十四個奶奶》漫議[J].當代戲劇,2018(3):32-34.

作者：郎智涵  單位：遼寧杰青文化創意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