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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新生女嬰被溺死是通行的習慣，即使不被溺死，也被認為低人一等。貧苦人家的女兒家“被囿于她出生的房子里，只能操持家務，被所有人，尤其是她的兄弟，視為奴婢，有權要她做最下賤最辛苦的事”。②富人家的女兒不用做家務活，留著長長的指甲，“化妝、吸鴉片、與仆人聊天、拜訪幾個女友———這就是她們的生活。”③但是有兩點是共同的，其一都要裹腳，大母腳趾不動，其他四個腳趾藏在腳面下，最后就裹成了很勻稱的小腳;其二見到男子要羞澀地躲開，最后被關在一頂紅轎中從娘家抬到婆家。從婚姻儀式來看，古伯察認為盛裝的新娘就像一件待購的商品，“出嫁之日，她即刻意修飾裝扮一番。她被鑲嵌在華貴的絲禮服里，渾身閃著珠光寶氣;她黑亮的發髻上插滿鮮花及精美寶石”。①這與羅斯在《變化中的中國人》中描述的形象不謀而合:“一個女人在結婚那天，需要‘鋪頭蓋面’的打扮，帶上她所有的裝飾品和珠寶。她的腳束到最小程度，指甲是修剪過的，臉龐是涂抹過的，頭發是打了油的”，“這一切和黑木料雕成的擺設一樣的僵硬和復雜。她兩只手由女仆牽著，眼睛下垂著，面無表情，忍受著客人們的審視”。②從婚后生活來看，成家后的婦女似乎獲得了選擇自己生活的能力，然而，話語、知識和權力之間存在著如此密切的關系，以至于形象的塑造者西方人比中國婦女有更大的主體位置，他們擁有塑造中國婦女的權力，決定著中國婦女扮演的角色和生活狀態乃至心理觀念。斯圖爾特•霍爾指出:“權力在此似乎不僅必須根據經濟利用和物質壓迫來加以理解，而且也應該根據更廣泛的文化或符號，包括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表征體系’內表征某人某事的權力，來加以理解。它包括了通過表征實踐實施符號的權力。”③這種表征體系似乎很客觀，既注意到不同婦女的實際行為和經驗之間的差異，也注意到上層女性與普通婦女之間的鴻溝，實際上卻隱含著自我優越感和拯救感，保持了西方在道德和文化上的權威地位。在他們看來，上層社會的妻子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要生一兩個孩子就行，當然，生的男孩越多，在家里越有發言權。康格夫人認為中國上層社會的女性不僅穿著華貴精美，而且恭謹謙順，有獨特的學識和見解，“她們是自己國家的研究者，能興致盎然地、理智地談論本國的風俗傳統”。④

瑪麗•福冉瑟則認為她們無所事事，令人厭煩，她們“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觸摸每一件東西，試別人的衣服，打開衣櫥和要求使用每一樣東西，而且說也奇怪，當著人的面把所有盥洗室的肥皂都拿走”。⑤盡管這些關于上層女士的記述帶有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探討，然而卻隱藏著深深的優越感，其獨特的學識和見解是因為接受了西方的教育或者受到了西方的影響。與此相對，關于普通婦女的研究更為具體，更為全面。當孩子很小的時候，妻子不僅擔負著日夜照看孩子的責任，而且準備全家人的食物，承擔了全部的家務活。如果丈夫生病、失業或者賭博、吸鴉片，妻子還要想盡辦法來維持家庭日常生活，包括借貸、做臨時工、撿東西等，“在苦力從貨房搬運大豆、大米到大帆船上去的路上，兩旁站滿了身穿破舊衣服的女人，她們大多數還背著嬰兒，拿著籃子和刷子等候收拾從口袋里掉出來的糧食，如果搬運工的口袋里掉出一點糖粒米，她們立刻收拾干凈。”⑥有時還得利用親戚關系，尤其是回娘家蹭吃蹭喝，“女兒回娘家時，是有著經濟方面的原因的。她會帶著一大堆為婆家人做的針線活回去，叫娘家人幫忙做完。女兒每次回娘家都盡量多地捎上幾個孩子，更主要的是可以讓孩子們在外婆家里盡量多住些日子，蹭吃蹭喝”。⑦盡管婦女毫無怨言地忍受著痛苦和悲哀干著繁重的體力勞動，承擔著家庭生活的重擔，然而生活仍然非常艱難，糧食經常不夠吃，這時，家庭主婦往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最好的食物給家中的男性家長和孩子，殘羹剩菜才是自己的。實際上，家庭主婦們的食物經常是煮開了的米粥、咸蘿卜、煮地瓜和腌菜等，有時還得把細土攙和到飯里，許多人因此而營養不良，加上生孩子過多，生活負擔過重而損壞了身體。“十八歲出嫁時還水靈清秀，三十歲時開始紅顏消褪，五十歲時就已是雞皮鶴發了。”⑧

無論婦女付出多少努力，都不能改變“丈夫永遠是領導和指揮，妻子永遠是跟隨和服從”的現實。丈夫打妻子被認為是合法的行為，一個很小的事情可能引發家庭暴力。“主人的大女兒坐轎子來了，她帶來了個令人心酸的消息，丈夫揍她了。她丈夫開了個賣布的小商店，從她的訴說中，我能弄明白的是她讓裁縫訂做了件新衣服，但沒有堅持讓裁縫從她丈夫的店里買布料，衣服做好后，她丈夫拒絕付賬，轉而把她揍了一頓。”①不過，讓婦女感到最可怕的還是那種男性父權的壓迫。“一個女人不貞就會被石頭砸死、水淹死或吊死，而男人卻不會受到同樣懲罰。”“如果他另娶‘二房’，但被拋棄的妻子卻不能采取同樣的方法安慰自己。無論她的配偶多長時間不在，忠貞是她必須做到的職責。”②為了進一步突出中國婦女讓人厭惡的犧牲品形象，很多傳教士和學者都描述了中國婦女的罵街現象。在中國罵人是一個常見的的現象，隨時隨地都會遇到，有時女人的罵人話比男人的還要下流。“罵街的方式常常被婦女們所采用，她們會爬到房子的平頂上去，聲嘶力竭地馬上幾個小時，直到嗓子喊啞為止”。③“不管她們在其他地方的才能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她們用尖銳犀利、連篇累牘的語言去詛咒叫罵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任何人只要有機會親臨其境聆聽一次這樣的典型叫罵，他就會注意到那一陣又一陣接連不斷的連珠炮般的罵聲里，所選擇的詞匯是多么形象生動，出神入化，———中國女人的舌頭里隱藏一件男人們根本無法對付的武器。”④如果說優雅的舉止、干凈的衣著、良好的教育和富足的生活是文明，那么上文談到的關于中國人的纏足的行為、荒唐的禮儀、貧困的生活、罵街的現象等都可以在文明的話語中找到解釋的框架，那就是文明的對立面———野蠻。文明與野蠻作為西方文化帝國主義邏輯專制的關鍵詞，野蠻的存在本身就是西方先進性和優越性的反證，而野蠻的標準是由西方的文明來確定的，這就是游戲規則。

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女性

在19世紀的西方文學中，中國婦女并不是熱門話題，只有在一些詩歌、散文和小說的零散段落里可找到對中國婦女的簡短描寫。然而這些作品卻引起了西方讀者的廣泛關注和極大興趣，如英國蘭姆的《古瓷器》、胡德的《茶杯之幻想》、法國克洛迪約•博普蘭的《中國熱》、羅曼•古魯斯的《逃亡和敘事詩》、儒勒•凡爾納的《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遭遇》、約瑟夫•梅里的《英國人和中國人》、保爾•蒂伏瓦的《中國蟬》、美國瑪格麗特•斯達布勒的《待價而沽的蘇葉姑娘》和弗蘭克•諾里斯的《追求異族姑娘》等。這些作品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和異國情調色彩，其描述的中國女性形象影響了20世紀乃至當代的西方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像賽珍珠的《吳女士的閨閣》、《大地》和張戎的《鴻:中國三女兒》等都可以在19世紀西方文學中找到影子。《古瓷器》中作者蘭姆對中國的想象比較有限，他所想象的中國形象與17、18世紀歐洲人從中國瓷器和繪畫上想象出的中國形象沒有什么兩樣，⑤女性在他的筆下是以貌似天仙和嬌小華貴的形象出現的，“請你欣賞一下在這瓷器上藍藍的夏季別墅里這位娉娉婷婷、弱不禁風的嬌小的夫人”。⑥1826年，托馬斯•胡迪模仿蘭姆的《古瓷器》寫了名為《茶杯之幻想》的散文，把蘭姆喜歡的熙春茶用作中國女性的名字，他描寫了熙春那雙幾乎看不見的小腳，從此以后，小腳就成為西方描述中國婦女形象的一部分。⑦泰奧菲爾•戈蒂耶在《中國花瓶》中寫道“美人兩眼的眼梢是又細又長，一只小腳小得可以握在手中”，“她像詩人一般抒懷，先是歌詠楊柳，再是吟唱桃花”。⑧克洛迪約•博普蘭也說中國女人是“吊眼的中國小女人”，“穿著高跟鞋坐著，以奇特的姿態”，然而這種詩意的女人在《逃亡和敘事詩》里成了卑賤的可憐蟲，“挑選她征求她/仿佛她是唯一/甘做奴婢的女人/卑賤甚而廉價”。⑨

17、18世紀很多傳教士都描述了纏足的女孩，但是他們沒做出什么價值判斷，只認為這是中國的一種風俗，而在19世紀的西方文學中對纏足做出了價值判斷，纏足被認為是不人道、自然和令人厭惡的。《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遭遇》的主人公金福的未婚妻娜娥不需要通過一系列痛苦的手術讓腳變得畸形，“她天生一雙小腳，并不是因為裹腳而野蠻地使她的腳變得小巧的”，而且她長得不像真正的中國人，“她膚色白皙，全然脫掉了那頗具民族特點的黃膚色，眼瞼沒有絲毫上挑”，“臉上不必著花粉”，完全符合歐洲人的審美標準。①《英國人和中國人》描寫了一名與外界隔絕的中國高官妻子的故事。這名妻子透過圍墻縫隙，瞥見了一位帥氣的英國軍官，為他的魅力所吸引。為了紀念她的所謂“愛情”，她把另一位英國人關在密室里長達3年。這次愛情使她產生了人類的情感，這是別的中國人體會不到的。《中國蟬》講述的是慈禧最寵愛的公主蘆花的故事。蘆花在一次滿人閱兵式上注意并喜歡上法國外交官洛萊，于是命人擄回洛萊作丈夫。沒想到洛萊非但不喜歡她，還把她視作殘忍、無情和荒謬的中國產物。蘆花試圖使用酷刑使他屈服，但是洛萊說服了她。她逐漸放棄孔子的哲學，接受了基督教文明，擁有了歐洲婦女的善良、富有愛心和謙卑的美德，從而擺脫了自己種族的一切缺點，通過非中國化贏得了愛情。《待價而沽的蘇葉姑娘》講的是中國人之間的通婚故事，長相一般的中國姑娘蘇葉為了嫁給有財產、有權勢的堂會頭目曼托，精心安排，趁著給曼托按摩的機會把毒藥揉進了他的眼睛里，導致曼托失明并對蘇葉產生了依戀感，最后蘇葉嫁給了曼托，并繼續將有毒的液體揉進曼托眼里，使他的眼睛無法復明。《追求異族姑娘》講的是中國人和法國人的通婚故事，法國小伙子簡•盧佛利被中國姑娘達拉羅的異國風情所吸引，兩人陷入熱戀之中，不久，盧佛利因工作回到軍艦上。后來兩人在舊金山巧遇，當達拉羅知道自己因感染天花將變得面目全非時，為了不讓愛人看到自己的臉，分手時達拉羅故意把天花傳染給盧佛利，結果盧佛利雙目失明。一般說來，面對異域文化，人們的情感態度的表現方式主要有:對異國的反感、對異國的迷戀、對異國的同情、對異國的恐懼和對異國的好奇等，多數情形下，這幾種情感表達方式在文學作品中交織在一起出現。然而，在19世紀尤其是19世紀后半期的西方文學中，對中國的反感成為作家或者詩人創作的主旋律，作家通過文學勾勒心靈所感受的中國女性出現了驚人的一致，或者封閉麻木，或者狡詐毒辣，與當時的中國形象不謀而合。

中國女性負面形象的解讀

通過對19世紀女性形象審查我們發現，傳教士、外交官和文學家等共同塑造了一個愚昧落后、狡詐無恥而又封閉麻木的中國小腳女人形象，典雅、精致迷人的女性變得骯臟、卑鄙，徹底顛覆了馬可•波羅眼中的美好中國形象。博岱提出，近現代歐洲與非歐洲人的關系應該注意兩個層次的分析，即物質的、現實的層次和觀念的、文化的層次以及他們相互的關系。中國女性形象的生成也離不開這兩個層次的互動，以下主要從知識體系、觀察視角和意識形態等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從知識體系來看，負面的中國女性形象實質是“對西方回應”范式在婦女領域的一個體現，是一種權力的文本。盡管費正清的沖擊－回應范式是在20世紀才提出的，但實質上19世紀的紀實作品和文學作品中已經采用了“對西方回應”的解釋模式，即中國婦女作為中國的代表被看成傳統文化的犧牲品，直到西方人來救贖，只有西方的價值觀念才能讓她們獲得解放，引領她們走向解放，步入新的時代，這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正好同步，“其所強調的符合每個國家和個人利益的‘真理’和‘科學’事實上不過時處于上升時期的西方認知世界所建構的‘知識領域’而已”，“新型知識的形成與積累，使得統治的結構合法，從而擴大和放大了權力效應”。②中國被迫接受了西方對中國的角色定位———專制野蠻的中國———這不僅貶低了中國人，也融入了西方人的統治目的，一個落后沒有教養的低等民族應該被占有。婦女形象不可避免地與中國整體形象相一致，奇怪的裝扮、裹著的小腳、粗俗的言論，普遍地缺乏知識，一夫多妻制的存在正好印證了中國的野蠻，女性形象越悲慘，中國的落后形象越突顯。

第二，從觀察視角來看，西方的外交官、傳教士、商人和文學家對中國社會或中國婦女進行討論，表面看來，他們是作為個人，從個人興趣出發進行探討的，實際上西方社會文化的“在場”和中國文化的“缺場”是不言而喻的。不管他們有意還是無意，不管是寫實作品還是虛構作品，這個形象更多地表達了西方女性思想解放及性別文化思考、發展的內在需求，即通過對中國女性的想象與體悟，來表達自我的價值觀念、理解和假設。19世紀的歐洲仍是男權至上，婦女處于依附地位的社會，指導婦女行為規范的書大量出版，比如《婦女的責任》10年中再版了13次，它指出:“讓男人享受和睦和成功的快樂，知識王國屬于他們，毫無疑問這些都是為他們設計的……婦女的任務體現在平靜、愛和無私中。她的付出與成功都是為了這一目的，她們的影響是無私的、非世俗精神的。”①簡而言之，婦女的責任就是讓丈夫生活舒適，以享受家庭的快樂，而自己則要在道德上保持貞潔，并用高尚的道德影響社會。但是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推動，第一次女權主義運動興起了，女權主義者致力于爭取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代表作有英國女權主義先驅瑪麗•沃斯通克拉克拉特的《女權辯護》(1792)和約翰•穆勒的《婦女的屈從地位》(1869)等。歐洲婦女取得了比前人更多的權益。1839年的“幼兒監護法”、1853年的“憤怒襲擊法”和1886年的“婚姻法”使得英國婦女有了平等的孩子監護權和離婚權。1848年斯坦頓起草了美國女權主義第一個歷史性文件《觀點宣言》，呼吁取消社會對婦女的歧視，爭取婦女在各方面的平等權力。到1860年，有14個州通過了給予已婚婦女財產權利的法案。在女權主義運動中，婦女逐漸把個人的遭遇同全體婦女命運聯系起來，認識到性別劃分給婦女帶來的不公正待遇，要求獲得與男性平等的權利。在這種背景下，西方社會對婦女的態度是既同情又擔憂，一方面對婦女的遭遇表示同情，另一方面，一旦婦女進入政治領域，女性將突破傳統家庭主婦的角色，而承擔社會主婦的角色，這將挑戰男性的權威。這兩種矛盾的態度反映在觀察和研究中國婦女的著作中，軟弱與毒辣，順從與反抗的女性形象，成了觀察中國婦女的主要內容。

第三，從意識形態來看，盡管有關中國女性的具體描述可能以虛構的、紀實的或思辨的方式表達出來，不一定流露出利益關系，但實質上體現了利益關系。在馬克思那里，意識形態是特定的社會階級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而扭曲真實的現實關系的結果。②可以說，這種意識形態形象是對自我和他者關系的一種扭曲，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觀，為西方認識世界和體驗世界提供某種模式，并試圖為非西方提供理論思維的總體構架和認知態度。比如西方婦女多被描述成家庭的捍衛者，而中國婦女被認為是沉默無能者，很容易讓人得出婦女的無能是中國男人吸食鴉片的原因，“婦女們受到了嚴重的束縛并保持緘默，而她們本應是反對一切社會惡習的重要力量。在禁酒運動中，西方婦女發揮了重要作用，她們集結在一起，四處宣傳，鼓動婦女們為保衛家庭而努力。而中國婦女中識字的不及千分之一。她們在公共生活中沒有地位，從不參加集體討論，所以無法向社會申述男人們吸食鴉片給她們造成的災難和不幸。”③這種意識形態不僅為西方認識世界確定了模式，而且試圖為中國認識世界確定模式，即只有西方文明和西方社會制度的代言人傳教士是中國女性的救星，在傳教士的作用下，中國的舊習慣消失了，溺死女嬰和童養媳的現象減少，“無論如何，婦女的解放總體上依靠于外國的影響而非個人的機會。在外來影響中，基督教起了很大的作用”。④

結語

不可否認，19世紀來華人員對中國婦女的觀察有客觀真實的部分，他們對中國婦女的觀察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婦女的解放。但是他們所能觀察到的畢竟只是中國部分地區的習俗。這樣的觀察或者出于獵奇他者的心理，或者出于反思自身文明的心理。從局部看整體在很多方面是適用的，但是對于一個具體的中國婦女，她可能僅僅反映某個地區的習俗，也可能僅僅是個人的習慣。然而西方學者往往以偏概全，從想象和感情色彩出發把個別婦女形象擴大化、固定化，上升為整體意識形態。隨著“西方”成為近代中國權勢結構的一個既定組成部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婦女形象也成為一個既定組成部分，比如西方知識分子認為只有西方價值觀念才能解救婦女，又由閱讀西方書籍的中國知識分子借過來攻擊自己的傳統，這樣循環往復層層堆積，以至于中國婦女也以西方標準和觀點反觀自己，為了使自己成為社會認同的模式個體，婦女們不自覺地按照西方的要求行事，盲目追求解放。實際上有一些原則只能定位在中國文化體系中，定位在中國的發展階段中才能得到充分認識，沒有進入新式學校上學的女子如果放腳可能找不到婆家或者找到條件很差的婆家，如果整個社會觀念沒發生轉變，那么局部的變化反而使她們無所適從，使她們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和社會壓力。19世紀的中國女性形象還影響了后來西方對中國婦女的正確認知。20世紀上半葉，以凱瑟琳•卡爾(1906)、沙拉•康格(1909)、南希•斯旺(1932)和弗勞倫斯•阿斯考夫為代表的學者描繪了理想化的中國婦女形象，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際上盛行多年的中國小腳女人形象，直到今天，裹腳的女性形象仍穩居西方注視者對中國婦女想象的形象之首，“中國婦女裹腳在20世紀20年代已經成功廢除，然而，在當代西方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中，裹腳仍然是熱門話題”。①西方國家為了維護其文化入侵的正當性，簡單地以他們所理解的中國文化來詮釋中國女性，不管是寫實作品還是虛構作品，中國女性在話語表達中都是不在場的，中國文化在話語表達中是缺席的，這種不在場和缺席不自覺地讓女性承擔性別歧視、家庭貧困和婚姻不順的責任。19世紀中國婦女的生活和婚姻狀況成了權力的對象和工具，中國受害者女性形象的出現和演變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權力機制運作下的產物，是為了強化和保證中國社會的言行符合西方社會的基本規范而做出的努力。

作者：潘娜娜單位：中共青島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