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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格爾頓文化批評觀的理論淵源

眾所周知，伊格爾頓師從著名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奠基人雷蒙•威廉斯，并且，伊格爾頓的文學理論研究最早是從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理論框架開始的。在長達四十年的文化理論思考與實踐中，威廉斯承擔了多種多樣的角色，如文化批評家、歷史學家、媒體寫稿人、政治評論家、戲劇理論家等等，然而，最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莫過于他對文化的傳統定義的顛覆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基礎與上層建筑這一命題的解構性詮釋，這些成就也對伊格爾頓等一系列馬克思主義流派的理論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威廉斯于1958年出版的《文化與社會：1780-1950》(CultureandSociety:1780-1950)被廣泛地視為英國文化理論史長河中一部里程碑式的論著，威廉斯注重闡釋文化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在社會語境即社會的物質條件框架下開啟文化研究的新的理論范式，形成了時至今日仍然具有極高理論意義和極強生命力的文化唯物主義。首先，在對文化傳統定義的顛覆方面，威廉斯考察了自工業資本主義產生以來的英國文化批評傳統，并指出“文化概念的演變可能是所有語匯之中變化最明顯的,也就是說，文化的意義集中表現在由文化而引發的與工業、民主、和階級相關的問題,與其相關的藝術表現也不例外。文化語義的發展和變化記錄了我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變化和改變可以提供認識和探討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變化本質的示圖和有效的手段。”［2］因此，在威廉斯觀念中文化的語義演變史就是包含階級、工業和民主等關鍵詞的社會發展史，對文化的考察必然要在社會語境即社會的物質條件框架下開展。威廉斯認為“文化觀念的歷史是我們在思想上對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的變遷所做出的反應的記錄……文化觀念是針對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中一個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變而產生的一種普遍反應”。［3］由此可以看出，威廉斯認為在對文化進行定義時，不能簡單地把某種社會文化與某一社會形式簡單的對應，因為社會文化與社會形式的關系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一定時期的文化并非簡單地存在于特定的社會歷史階段，它是社會歷史動態發展下形成的。其次，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基礎與上層建筑這一命題的解構性詮釋方面，威廉斯認為，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不是簡單的決定于反映的關系，雖然相對于文化而言，生產具有最終的決定性，但是生產與文化之間的關系是一個相互影響的動態過程，如果把文化簡單地當作是上層建筑來界定，則忽視了文化是社會物質生產進程中的一種特殊實踐活動這一屬性，剝奪了文化生產的物質性。因此，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既承認文化的精神性，又突出了文化的實踐性，是一種具有實踐—精神二元屬性的理論觀念。威廉斯對文化與社會的思考和闡釋使文化研究走出精英學術圈，更多地觸及現實生活中的日常文化現象，進而在社會歷史現實這個平臺上把作為理想價值的文化和作為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融合起來。威廉斯的理論觀念不僅開啟了文化與社會關系研究的新視界，而且也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正是在威廉斯理論觀念的引導下，伊格爾頓才走上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道路。

在《批評與意識形態》一書中，伊格爾頓是這樣評述威廉斯理論觀念的影響的：“在英國，任何想要逃避威廉斯著作的壓力的馬克思主義批評都會發現它的著作是嚴重地殘破和削弱。”［4］作為威廉斯的學生，伊格爾頓的文化觀處處顯露著威廉斯文化唯物主義的思想痕跡，他把文化看作是一個重新體驗和掌控某種經驗的過程。伊格爾頓在1967年出版的《莎士比亞與社會》一書就是從威廉斯的理論框架出發的，從書名人們就可以看出，在這部獻給威廉斯的學術著作中，伊格爾頓旗幟鮮明地宣示其文化與社會的批評視野。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即使在這部深受威廉斯影響的著作中，伊格爾頓仍然表現出他獨特的思想特質。伊格爾頓對威廉斯的理論觀點既有占有，又有批判與超越。一方面，伊格爾頓的文化觀秉承了威廉斯的思考模式，強調英國從歷史的、動態的角度去理解文化與社會的關系，文化是不可能獨立于社會物質條件之外的，與社會現實和社會歷史發展進程有著不可割裂的密切聯系，對于文化的考察必然要在社會語境即社會的物質條件框架下開展，因此，無論是在《審美意識形態》、《甜蜜的暴力：悲劇性的概念》等高深的理論作品中，還是在《莎士比亞與社會》、《權力的神話：對勃朗特姐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這樣的文學批評實踐中，伊格爾頓自始至終都自覺地將文學文本與社會實踐相結合，進而突出文化的物質屬性，此外，綜觀伊格爾頓的文化批評理念，他始終認為無論在哪種具體的社會結構下，都應該倡導一種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平等地享有、參與、創造和控制共同文化；另一方面，縱觀伊格爾頓的一系列文學理論著作，如《批評與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等，我們發現伊格爾頓都是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基礎上開展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的，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雖然伊格爾頓的文化批評觀是從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中不斷吸取養分和靈感的，但是伊格爾頓并非完全站在威廉斯的理論框架內思考文化與社會的關系這一問題，在對二者關系的積極思考與探索中，伊格爾頓也發現了威廉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因此，伊格爾頓跳出了威廉斯的理論框架，在一個新的理論視野中審視文化與社會的相互作用，而這個所謂新的理論視野就是在西方理論界具有廣泛影響的意識形態理論體系。

二、伊格爾頓意識形態觀的理論淵源

一直以來，在伊格爾頓的思想世界中，意識形態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詞，眾所周知，在伊格爾頓近四十年的文學理論研究中，他積極嘗試把意識形態概念引入20世紀西方思想與文化研究歷史，從意識形態研究這一獨特視角來關注文化理論與文學實踐問題，進而以意識形態為核心，在文化批評這個大的視域中構建了關于文本生產的科學，即文學生產理論體系。長久以來，在20世紀西方思想史上，意識形態都是備受關注與爭論的概念，其內容最為復雜，意義最為含糊，無論其內在的基本含義還是外在的社會功能與意義都是撲朔迷離又難以明確界定的。然而，伊格爾頓在其文學理論研究中，從未放棄對意識形態的梳理，曾專門寫就《意識形態引論》試圖澄清意識形態的概念。伊格爾頓的意識形態觀念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與建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他批判地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葛蘭西、阿爾都塞等人的意識形態觀念。最早，意識形態的理性概念出現在啟蒙主義理想中，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貴族思想家特拉西是第一位把意識形態概念引入西方哲學史的人，對于他來說，意識形態就是關于觀念的學說，其核心任務是考察觀念的普遍原則及發生規律。之后，意識形態這一概念在歐洲諸國日漸流行，人們對于這個概念的界定和它本身涵蓋意義的探討從未停止。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馬克思首創了意識形態的德語詞匯，并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等一系列重要論著中闡述了意識形態概念。在伊格爾頓的老師威廉斯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中的意識形態概念主要有三層含義：第一，意識形態是指特定階級或集團特有的信念體系；第二，意識形態是指各種幻覺的信念體系，尤其是所謂的虛假觀念或虛假意識，它們與真知或科學知識形成對照；第三，意識形態就是意義和觀念的一般生產過程。［5］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他把意識形態看作一個否定性的概念，在他看來，從本質上說意識形態是編造幻想和遮蔽現實關系的精神力量，是一種虛假意識。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闡釋深刻影響著伊格爾頓，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一書中，伊格爾頓寫到：“馬克思主義批評是一個更大的理論分析體系中的一部分，這個體系旨在理解意識形態———即人們在各個時代借以體驗他們的社會的觀念、價值和感情。而某些觀念、價值和感情，我們只能從文學中獲得。理解意識形態就是更深刻地理解過去和現在；這種理解有助于我們的解放。”［6］在馬克思之后，葛蘭西發展了意識形態理論，豐富了其概念，葛蘭西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在藝術、法律、經濟和所有個體的及集體的生活中含蓄地顯露出來的世界觀”［7］而非錯誤觀念或依附于經濟基礎的現象，葛蘭西的市民社會與文化霸權理論革命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它不僅把意識形態從認識論層面帶入到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領域，而且更進一步地把意識形態視為霸權斗爭的核心范疇，從而超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決定論，為我們理解意識形態與政治問題之間的關聯提供了理論基礎，突出了意識形態的實踐功能，使意識形態從認識論層面上升到實踐層面。作為阿爾都塞學派成員，伊格爾頓的意識形態觀還深受阿爾都塞理論思想的影響。在阿爾都塞早期著作《保衛馬克思》中，他指出“意識形態使具有獨特邏輯和獨特結構的表象（形象、神話、觀念或概念）體系，它在特定的社會中歷史地存在，并作為歷史而起作用……作為表象體系的意識形態之所以與科學不同，是因為在意識形態中，實踐的和社會的職能壓倒理論的職能（認識的職能）。”［8］在此，阿爾都塞要強調的是意識形態是社會必不可少的結構要素，是一切社會總體結構的組成部分，他主張意識形態具有現實的社會作用，應該從維持社會運轉這一實踐職能方面來理解意識形態的內涵。由此可見，在阿爾都塞的理論體系中，他所關注的并非意識形態的具體內容，而是意識形態作為一套信仰機制在社會中怎樣發揮其功能和影響的。在意識形態與文學藝術研究的關系方面，在《皮科羅劇團，貝爾多拉西和布萊希特（關于一部唯物主義戲劇的筆記）》一文中，受布萊希特的啟發，阿爾都塞開創了從文本與意識形態的離心結構這一視角去考察文學藝術與意識形態之間關系的新范式，這一理論范式對伊格爾頓這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正是伊格爾頓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

在當代西方理論界，意識形態這一概念極具爭議又異常復雜，因為它往往附著于異彩紛呈的各種哲學與文化思想觀念中，迄今為止，尚未有一人能把其豐富且復雜的內涵意義提煉成一個單一的定義。在《意識形態引論》一書中，伊格爾頓仔細地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上出現過的各種意識形態概念，就這一概念內涵意義的復雜性問題，伊格爾頓指出有多少意識形態理論家就有多少意識形態理論，由此可以看出，伊格爾頓并未簡單地繼承某種意識形態理論，而是更加傾向于把意識形態看作是由復雜的概念交錯而成的文本。在闡釋自己對意識形態的理解時，伊格爾頓并未從意識形態這一概念自身封閉的理論框架出發，而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模式出發，在平衡和利用多種理論概念資源的基礎上，對意識形態這一概念重新進行了批判性的闡釋。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一書中，伊格爾頓把意識形態視為一種“科學的分析對象”，他指出“意識形態不是一套教義，而是指人們在階級社會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即把他們束縛在他們的社會職能上并因此阻止他們真正的理解整個社會的那些價值、觀念和形象。”［9］在此，可以看出阿爾都塞關于意識形態的論述，如意識形態的自發性、經驗性與無意識性以及意識形態的主體垂詢功能，在伊格爾頓對意識形態的理解中發揮著重要的影響。此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伊格爾頓并非簡單地占有或繼承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觀念，在對意識形態的闡釋中，伊格爾頓主要貢獻在于它發展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概念，特別突出了意識形態的階級屬性與政治屬性。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久違的階級概念在伊格爾頓的意識形態觀中得以回歸，并占據了社會政治運動的核心位置。在《審美意識形態》和《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等一系列著作中，他在具體的社會關系即階級視野下來審視文學藝術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在《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中，伊格爾頓指出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是文學作品的標準完全取決于意識形態，只有能夠體現某一社會階級的種種價值觀念和趣味的作品才會被賦予文學作品這一資格，因而，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文學這個概念通體浸透著某一特定社會階級的價值判斷，符合社會結構中占據權力主體地位的階級的價值標準的作品才能被稱為文學。換而言之，在形式上，上至陽春白雪的詩歌，下至下里巴人的口述傳奇故事只有與權力主體階級的價值標準一致才能被稱為文學，反之亦然。在伊格爾頓的理論體系中，意識形態的階級性與政治性是緊密相關的。在《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中》中，伊格爾頓寫到：“我希望我已證明，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可不必把文學和意識形態作為兩個可以被互相聯系起來的獨立現象來談論。文學，就我們所繼承的這一詞的含義來說，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它與種種社會權力問題有著最密切的關系。”［10］之后，他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后期英國文學的情況為例，證明了文學這種意識形態的政治性。首先，伊格爾頓指出，在十八世紀，文學不僅僅體現了占據社會權力主體地位的階級的某些社會價值，還是嚴密保衛這些價值的深溝壁壘，又是傳播它們的大道通衢，此時，文學包括一整套意識形態機構，如期刊、咖啡館等等，發揮了鞏固社會秩序的作用，既傳播了權力主體階級的價值標準又捍衛了其統治地位，意識形態的政治性顯而易見。此外，伊格爾頓認為，19世紀后期英國文學研究強勢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宗教的衰落。作為意識形態的另外一種載體，宗教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限于深刻的困境，在科學發現與社會變化的雙重沖擊下，人們對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理性認知逐漸抬頭，宗教這一極其有效的意識形態控制方式不再能控制普羅大眾的感情和思想，其強勢的精神統治地位正處于日漸消亡的危險之中，于是英國文學發展成為一門學科，接替宗教繼續承擔意識形態這一任務，捍衛社會主體權力階級的統治地位。耐人尋味的是，作為一門學科，英國文學是在技工學院、工人院校中首先成為常設課程的，而非在大學。這表明了，文學的本質即意識形態，它向普羅大眾的頭腦中灌輸著他們在社會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并把他們束縛在他們的社會角色與職能上，從而阻止他們真正的理解整個社會的價值和觀念，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識形態的政治性。正如斯洛文尼亞精神分析理論家斯拉沃熱•齊澤克所言，意識形態猶如一個幽靈，它錯綜復雜、撲朔迷離又時時刻刻纏繞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思想觀念中。在伊格爾頓意識形態觀建構過程中，馬克思、葛蘭西和阿爾都塞的理論觀念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影響，在梳理西方理論界眾多理論家關于意識形態的論述基礎上，伊格爾頓批判性地闡述了自己對意識形態的理解，并圍繞意識形態這一核心概念建立起了文學生產理論體系。

三、伊格爾頓文學生產觀的理論淵源

除文化批評與意識形態，生產是伊格爾頓文學理論體系的第三個關鍵詞，而伊格爾頓的文學生產觀很大程度上受本雅明藝術生產理論的影響。在人類思想史的歷史長河中，馬克思開創了藝術生產美學思想，在他的眾多追隨者中，德國思想家瓦爾特•本雅明則被眾學者視為藝術生產理論的創始人，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陣營的思想堡壘———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員本雅明是在馬克思之后第一個深入思考與研究藝術生產思想的理論家。在他的《作為生產者的作家》和《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等一系列代表著作中，本雅明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論述拓展到藝術領域，重點關注藝術活動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在《作為生產者的作家》一文中，本雅明指出“藝術像其它形式的生產一樣，依賴某些生產技術———某些繪畫、出版、演出等等方面的技術。這些技術是藝術生產力的一部分，是藝術生產發展的階段；它們涉及一整套藝術生產者極其群眾之間的社會的關系。”［11］因此，在本雅明看來，與物質生產一樣，藝術生產是社會生產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一種有歸路可循的特殊生產活動，也因而同其它物質生產一樣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制約。在藝術生產流程中，生產者是藝術家，消費者是讀者，生產過程即藝術創作過程，消費過程即藝術欣賞過程。此外，本雅明還指出，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基礎的藝術生產技術是藝術生產中最為重要的生產力，并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進一步闡釋了藝術的機械復制技術對藝術生產的重要影響。眾所周知，傳統的藝術作品總是具有特權、距離、稀罕等屬性，而機械復制技術消滅了藝術的這些屬性，使藝術的從象牙塔內精英文化這一小眾領域迅速拓展到大眾文化領域，消解了藝術高高在上的神秘性，加速了藝術生產的進程。伊格爾頓是在本雅明藝術生產理論的基礎上思考文學問題的，他的文學理論思想處處顯露著本雅明的痕跡。在論述什么是文學時，伊格爾頓始終堅持文學的物質實在性，并且認為“我們可以像檢查一部機器一樣來分析它的活動”。［12］正是文學的物質實在性開啟了伊格爾頓對文學文本的生產過程的考察之旅。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中，伊格爾頓指出“文學可以是一件人工產品，一種社會意識的產物，一種世界觀；但同時也是一種制造業……我們可以視文學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種社會活動，一種與其它形式并存和有關的社會、經濟生產形式。”［13］不難看出，與本雅明一樣，伊格爾頓也認為文學生產與其它任何形式的物質生產一樣是社會生產的一部分，通過特定的文學生產方式對特定的材料進行加工處理，從而生產出文學作品，在文學作品的生產過程中，作家是主要生產者，作家會使用藝術生產工具把客觀材料，如語言、經驗、神話、意識形態等，加工成文學作品。因此，文學的生產過程與一般社會產品的生產過程是一致的。

可以說，伊格爾頓繼承了本雅明的理論思想，把本雅明的藝術生產論細化到文學生產范疇內，對文學生產過程的考察中，指出文學生產是從屬于一般社會生產的一個具體范疇，作為生產者的作者在文學生產中的具體作用，重新論述了作者和文學生產的概念，為他的文本科學理論奠定了基礎。然而，伊格爾頓又發現本雅明的藝術生產論僅在經濟基礎范疇內考量了藝術生產過程，并未解釋藝術本身范圍內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因此，需要建立一個更加完整的體系來詮釋文學生產的整體過程。總的來說，伊格爾頓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思想的引領下走上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道路，在馬克思、葛蘭西和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觀的影響下，把意識形態引入文學批評，受本雅明藝術生產理論的啟發，建立的自己的文學生產理論。他在馬克思主義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框架中，文化批評視域下審視文學生產過程，將意識形態納入文學批評領域，在此基礎上劃分出決定文本生產過程的六個要素，即一般生產方式、文學生產方式、一般意識形態、作者意識形態、審美意識形態和文本，突出意識形態的實踐功能，并以此為橋梁連接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兩個范疇，建立了關于文本的科學。可以說，伊格爾頓的文學生產理論是建立在對諸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思想成果借鑒基礎上的，作為一個信仰堅定、言語犀利的文學批評家，伊格爾頓并非全盤占有某一位前人的理論觀念，而是在對諸多卓有建樹的大家進行思辨式考量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學批評理論。

作者：王曉妍單位：東北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