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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問題是世人無法回避的一種客觀實在，有兩個范疇。加引號的“西藏問題”是狹義的西藏問題，主要是指西藏分裂、獨立，強調人權，政治色彩濃，具有國際性的特點；不加引號的西藏問題是廣義的西藏問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面，主要是指西藏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發展問題和現代化問題，強調主權與人權并重，主要表現在國內。廣義的西藏問題實際上包含狹義的“西藏問題”。無論是國內和國外，西藏問題都十分尖銳復雜，都對中國的穩定和發展帶來重大影響。因此，我們必須正視西藏問題，研究西藏問題，尋找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和對策。西藏問題的影響表現為三個層面：宏觀，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和世界性；中觀，西藏問題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如西藏問題對中美關系和中印關系的影響等；微觀，西藏問題對中國的影響。宏觀和中觀的影響屬于“西藏問題”；微觀的影響屬于西藏問題。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一直沒有將西藏的現實作為問題來研究。

可以預料，進入21世紀，“西藏問題”將更加尖銳和復雜，西藏問題國際化的趨勢有可能加劇，西藏會成為“中國的科索沃”嗎？西藏將是“下一個臺灣”嗎？西藏能夠獨立嗎？這些都是亟待學術界研究和解答的重大現實問題。西方人的“西藏觀”主要是由學者、官員、民眾和傳媒對西藏的認識構成的，傳媒被稱為“第四種權力”，由學者構成的思想庫被稱為“第五種權力”，他們對西藏的認識對西方人“西藏觀”形成起著重要作用。同時，西方人的“西藏觀”對西方國家制定對華政策和“西藏政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觀”，剖析西方人的西藏觀和認識西藏的范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目的在于“知己知彼者，百戰不殆。”有利于弄清西方人對西藏的了解和認識以及對西藏的看法和在“西藏問題”上的態度；認識西方人“打西藏人權牌”，制定代表其國家利益的所謂“西藏政策”的內幕和目的，支持“流亡政府”的分裂和獨立活動，對中國的西藏政策指手畫腳，干涉中國內政，利用“西藏問題”遏制和分化中國的根源；進行戰略策劃，在參與國際政治斗爭中爭取主動，增強危機應對能力，預防在西藏出現西方反華勢力所期望的“中國的科索沃”。剖析西方人對西藏的認識，有助于增進中國和西方的彼此了解和信任，促進中西方關系的改善，為黨中央解決“西藏問題”提供決策參考依據。

了解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觀”，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主要關注的是事實上的西藏，對西方侵略西藏，插手西藏事務，干涉中國內政的史實有所研究和闡述，而對西方的觀念上的西藏，即西方人對中國西藏的印象、知識、看法、態度、經驗、情感、想象和認識（“西藏觀”）等屬于觀念和心理層次的東西卻缺乏研究。因此，對于中西學術界和藏學界來說，西方人的“西藏觀”都是亟待填補的一個重要的學術空白。這便是了解和研究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西方人的“西藏情結”

對于西方人來說，東方文明永遠是一個神秘玄妙的難解之謎。作為東方文明寶庫中的一朵奇葩，西藏文明更令西方人魂牽夢縈。然而，由于地理、文化和語言的阻隔，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和西藏文明如霧中花，水中月，難見本質和真諦。越是如此，西方人越想看個究竟。因此而形成了一個解不開的“西藏情結”。自然情結――幾個世紀來，西藏對西方人一直是一個謎。西藏雄踞“世界屋脊”，被稱為地球的“第三極”，其自然景觀――神奇的雪山，遼闊的草原，寧靜的湖泊，咆哮的河流，湛藍的天空，潔白的云彩，巍峨的喜馬拉雅山，雄偉的峰珠穆朗瑪峰，神圣的岡底斯山，奔騰的雅魯藏布江，成為外人進入西藏的天然屏障，被西方探險家和旅行家視為世外桃源和自然天堂，攀登珠峰，成為西方人的地理朝圣。西方人對西藏自然環境的向往，主要是為了滿足其生理需要，喬治·奧維爾說，沒有比到中亞或西藏進行一次真正的游歷更好的事了。西藏成為西方人看得見（有形的）的“香格里拉”――地理上的“香格里拉”。人文情結――西藏的人文景觀，金碧輝煌的寺廟，蒼涼雄奇的城堡，燦若群星的帳篷，風格獨具的民居，古樸獨特的民俗，神圣的活佛喇嘛，玄妙的法事活動，香火旺盛的圣城拉薩，具有無窮的魅力，強烈地吸引著西方人，將其視為凈土和天堂，尋求精神寄托的樂土，成為西方人尋求心靈慰藉的看不見（無形的）的香格里拉――精神上的“香格里拉”。

青藏高原基本上是單一的民族藏族的聚集區，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致使外來文化難以進入，民族文化保存得較為完整，藏、漢、回、蒙等民族文化和本教、印度佛教、藏傳佛教、伊斯蘭教等宗教文化交匯于此。燦爛輝煌的西藏文明對世人具有很大的誘惑力。西藏是佛教圣地，拉薩是聞名世界的藏傳佛教圣城，是佛教徒向往的“香格里拉”。神秘、神奇和充滿神韻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使青藏高原成為世界上最為獨特的旅游勝地，為中外探險家和游客所青睞。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在國外的獨立和分裂活動，“西藏問題”國際化，更使西藏成為國際政治斗爭中的一個特殊的砝碼。

西藏和西藏文化令西方人著迷。喇嘛教，被西方人視為與基督教和天主教相通的宗教；一部《西藏度亡經》，在西方經久不衰；一個洛桑然巴，蒙騙了無數有教養的西方人；一句六字真言，讓西方人冥思苦想；西藏研究成為西方的“顯學”；達賴喇嘛成為西方人心中的偶像和明星；1997年被稱為“好萊塢西藏年”，好萊塢成為美國重要的“西藏形象生產基地”，好萊塢著名影星理查·吉爾信奉藏傳佛教，皈依達賴喇嘛，成為活動的明星；西方反華勢力企圖將“西藏問題”作為遏制和分化中國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西藏與西方結下不解之緣是多種因素促成的。海外藏族學者在嘉央諾布在《電影、小說中的西藏與西方的幻想》一文中（《西藏評論》1998年1月號），追溯了西方人偏愛西藏和藏族文化的淵源。他寫道，西方人對亞洲腹地的這塊神秘土地的這種癡迷和陶醉，可能淵源于其在中世紀歐洲的一個失落的基督教王國的傳說。中世紀，中國和中亞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的出現，肯定促成了這個傳說。在亞洲高地的這樣一個基督教王國的故事，可能是藏傳佛教的寺院儀式與羅馬天主教儀式之間的相同所引起的，例如在焚香儀式上，懺悔、禮拜儀式音樂、圣水的噴灑以及在由鄉村牧師主持的田野祝福一樣謙卑的某些儀式。對西藏的這種的“高盧式的”癡迷和陶醉，在本世紀初期由于大衛·妮爾夫人的作品而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動，像古伯察一樣，她實際上使到西藏旅行成為不可思議的行動。使西藏的魔術般的形象真正僵化的書是詹姆斯·希爾頓的《消失的地平線》。“香格里拉”之名在英語中已找到了一個位置，如像已在人類社會消失的一個神秘寧靜而充滿神靈的天堂的一個標語。美國總統的鄉間隱居處戴維營，最初由富蘭克林·羅斯福親自命名為“香格里拉”。

西方人對西藏的這種癡迷，有一種不祥的對應物。納粹就對西藏可能是原始的雅利安故鄉的場所的理論感興趣，甚至對西藏人本身就是一個消失的雅利安部落的奇怪觀念好奇。西姆萊于1939年派遣了一支很可能是由黨衛軍發起和資助的遠征隊，由霞飛爾上尉率領前往西藏，其公開身份是一支科學考察隊，但是他們帶著找到雅利安故鄉的位置的秘密指令。在嘎倫·諾威爾的數以百計的攝影作品中，幾乎都在贊美西藏的世外桃源般的美以及她的快樂幸福的人民的直率和精神。自從《消失的地平線》出版以來，西藏的“香格里拉”形象已經在其他小說和故事中頻繁地更新，最好的一個例證是由理查森撰寫的《西藏的玫瑰》以及蘭貝特的《戰爭的騙子》和吉爾的《西藏》。

嘉央諾布認為，關于西藏的最原始和最不同尋常的小說作品，是皮埃爾·特勒的短篇小說集，題為《達賴喇嘛的故事》。克拉克的《神的九百萬個名字》，是描寫在西藏寺廟中制造了一個令人驚恐的發現的一位電腦程序員的短篇小說，這是一部離奇恐怖的科幻小說，講述一個最終旋轉的“半陰影區”。每個人都讀過赫格的《丁丁在西藏》。關于西藏的一部幽默的英文書籍是《黑珍珠》，這是一部“絕妙的”好讀物。也許描寫西藏的最持久地流行的書籍的作者是洛桑然巴，他實際上是英國水暖工哈斯金斯（CyrilHoskins），盡管他的許多作品，如《第三只眼睛》、《來自拉薩的醫生》、《古人的洞穴》、《與喇嘛一道生活》等，本來屬于小說類（哈斯金斯聲稱，這些作品是以他從前在西藏生存的回憶為基礎的），但是直到最近在西方還有相當多的人將這些作品看成是一位西藏宗教大師的真實記述。嘉央諾布說，西藏對西方人的吸引力，主要來源于某些變化或香格里拉故事的其他――古代傳說的隱藏的、秘密的王國，已經失去智慧，在亞洲腹地的深處，并且在這種看法中是有力的神秘、玄妙的因素，似乎將一個夢幻般的本質插入到西方對于西藏狀況的認識中，使她顯得不如世界各地的其他沖突和危機那樣刻不容緩、真實和重大。香格里拉的幻想主要與西方一些人的感情需要有關。正是西藏的這個像夢幻一樣的“香格里拉”的本質，大多數可以在其社會和文化及其奇特的秘密宗教的中世紀的特點中觀察到，這是西方人發現最有吸引力的。從旅行者到學者，都專注于西藏的這個特點，將西藏生活或文化的其他方面排除在外，無論它們可能對于西藏人多么重要。

西方人對西藏和西藏文化的關注不是偶然的。除了把西藏看成其地理上和心理上的“香格里拉”這個主要原因之外，心理上，20世紀后半葉以來，西方進入所謂“后工業社會”或“后現代社會”，其精神支柱西方文明難以解決人們面臨的尖銳復雜的現實社會問題，不能滿足享有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的西方人的精神需求和信仰需要，他們轉而在東方文明中尋覓出路，于是東方文明的奇葩藏傳佛教便因此而受到青睞。藏族民風古樸，樂善好施，粗獷豪放，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這是生活在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中的那些被物質文明異化，以“疏離”、“單一向度”和“妥協主義”為特征的西方人群所缺少的。宗教上，西方人認為藏傳佛教與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是相通的，西方宗教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可以從西藏宗教中去尋找出路。文化上，全球化浪潮的到來，凸顯出民族和地域的重要性，具有獨特風格的藏族文化和西藏因而受到民族和文明趨同的西方人的關注。政治上，20世紀下半葉，由于西藏分裂勢力和西方反華勢力的活動，加劇了“西藏問題”國際化的趨勢，從而使西藏問題成為與臺灣和貿易并重的“3T”問題（Taiwan,Trade,Tibet）。而“西藏問題”主要是由主權、民族、宗教和人權問題構成的，這些問題都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和中國與西方反華勢力斗爭的焦點。

西方人對西藏的“發現”和認識

西方人對西藏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發現”到了解再到認識的漫長歷程。西方“發現”西藏的先驅，主要是探險家、旅行家和傳教士，19世紀以前，他們主要是從文獻記載中了解西藏，然后前往西藏的外圍考察，后來才進入西藏，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撰寫了一些探險考察報告和游記，對西藏有了一些感性認識，對西藏已有一個基本的輪廓。19世紀，西方的記者、官員、軍人和學者加入到入藏隊伍的行列，進入西藏腹地游歷和考察，對西藏的了解逐漸加深。19世紀30年代，匈牙利藏學家喬瑪開西方藏學的濫觴，這標志著西方人開始具有對西藏的理性認識。但是在19世紀以前，西方人對西藏歷史、文化和宗教的真諦猶如隔霧觀花，尚未窺見全貌。進入20世紀，1903年英國軍隊用槍炮打開了西藏封閉的大門，掃除了西方人進入西藏的障礙，為西方人進入西藏提供了地理上的方便；斯坦因和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盜走大量古藏文經卷，為西方人研究西藏提供了文化上的便利；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使西方勢力插手中國西藏事務有可乘之機；1913年召開的西姆拉會議，引起了西方人在政治上對西藏的關注；十三世達賴喇嘛推行“新政”，為西方人提供了用武之地。20世紀上半葉，內外因素的結合，促進了西方人對西藏的研究，加深了西方人對西藏的認識。20世紀下半葉，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和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更加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1959年發生后，大批藏人流亡國外，他們不但帶走了一批珍貴的藏文文獻和檔案，而且其中許多人還是滿腹經綸的“西藏通”，一些藏族學者被西方大學和科研機構聘為教師和研究人員，從而極大地推動了西方的西藏研究，為西方人研究和認識西藏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在西方掀起了西藏熱和藏學熱。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方面，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西藏向西方人敞開了大門，中外學術交流日趨頻繁，西方藏學逐漸走向成熟；另一方面，由于西藏分裂勢力和國際反華勢力的活動，“西藏問題”國際化的趨勢加劇，西方學界、政界、民間和傳媒對西藏給予了特別的關注，西方人對西藏的認識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學界、政界、民間和傳媒對西藏給予了特別的關注，西方人對西藏的認識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西藏觀”基本定型。

文化交流是的互動的。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在西漸過程中，對西方文化和宗教產生了影響，西方人和西方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藏化；西方文化傳入西藏，對西藏文化產生了影響，西藏人和西藏文化受到某種程度的西化。中國西藏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動，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增進了西方人對西藏和西藏文化的了解。

由于民族、國家不同，經驗、觀念、知識水平、社會地位的差異，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并不是一樣的風景，西方人的“西藏觀”也不是一種模式，而是智者見智，眾說紛紜。學術界、政界、民間和傳媒對西藏的了解和認識以及對“西藏問題”的態度各不相同。筆者另有專文論及，在此不贅。

西方人認識西藏的“范式”和誤區

西方學者在了解、認識和研究西藏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研究“范式”。他們繼承語言歷史學派的傳統，重史料的利用和語言的運用，其工具語言是歐洲的主要語言和日語，資料語言為藏語文和漢語文；借鑒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注重到藏區進行實地考察；借鑒社會學研究方法，重個案研究（微觀歷史研究法，以小見大）、參與研究和跟蹤研究；重比較研究、綜合研究和跨學科研究；重視藏人的幫助和協作；在西方，藏學附屬于印度學（梵文研究）和人類學或中亞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在了解、研究和認識西藏和藏族文化方面，歐洲和美國存在著差異：歐洲重人文科學方法，美國重社會科學方法；歐洲重傳統，美國重現實。美國學術研究的動力是由“三力”構成的合力，即學者的智力，卸任官員的權力，基金會、財團和企業家的財力，這三力也是推動西方藏學研究的動力。

對于西藏的認識，美國人與歐洲人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一般來說，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歐洲人，主要看重的是西藏的人文價值，有時也看重其政治和戰略價值。早期歐洲傳教士從文化角度看西藏，他們對西藏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其宗教和文化方面，將西藏當成傳播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真空”；英國帝國主義興盛時期，為了實現其爭霸遠東的戰略目的，保住“大英帝國王冠是的珍珠”印度，向西藏發動了兩次侵略戰爭，1913年又策劃召開了“西姆拉會議”，這時，西藏的政治和戰略價值超過了人文價值。新中國成立后，歐洲人對西藏的認識，繼承了其傳統，即在重視西藏的人文價值的同時，也開始重視其政治和戰略價值，利用“西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而歷史短、文明根底不深厚的美國人，主要看重的是西藏的政治價值和戰略地位，人文價值居于次要地位。美國人（包括學者在內）從與西藏和藏人接觸起，就帶有較為鮮明的政治色彩，他們主要是從政治和戰略角度看西藏，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就帶有很強的“功利”色彩，如創辦教會學校、開辦慈善事業等，實際上是為其國家利益服務，培植親美勢力。近代，美國考察研究西藏的先驅、插手西藏事務的始祖柔克義，是一名駐華外交官。1942年，美國總統羅斯福首次派遣入藏的使者小托爾斯泰和都蘭，是戰略情報局的官員。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將西藏作為反共堡壘，視為推行其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民主、人權、民族自決、宗教自由等的“樂土”，客觀上抬升了西藏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

應當看到，西方的藏學打上了西方學術傳統的烙印。在歐洲，“漢學在傳統上以文獻研究和古典研究為中心，所以在研究歷史較短的美國似乎感到Sinology一詞有點過時的味道，一般稱之為ChineseStudies（中國研究）”。早期傳教士的漢學著作，美國講求實用，注重現實性研究；歐洲無論是語言學還是歷史學，都屬于古典研究，根本不涉及其他領域的研究。研究漢族歷史和文化的歐洲“漢學”，經過美國人改造，發展成為研究地區的“中國學”，由民族研究發展到地區研究，從漢學角度的研究側重于語言學、文學，從地區研究角度以經濟、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為重點。“社會科學家的學術興趣僅僅在當代，而把過去留給了歷史學家和人文科學家”。“堅定不移地推動歷史學與社會科學或行為科學的結合是美國學術的顯著特征”。美國學者余英時說，費正清“研究中國近代、現代史并不完全是從學術觀點出發，更重要的是他要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漢學從歐洲傳到美國發展成為中國學，突出了鮮明的美國特色：由重學術發展到重政治；由重歷史傳統轉變為重社會現實；由人文科學發展到社會科學；由遠離現實到服務現實，經世致用。美國的學術傳統是“重模式，輕實證”。主導歐洲的實證史學，重“敘述”歷史；占主流的美國的新史學，重“解釋”歷史。法國史學家貝爾指出：“歷史學的任務不是描述歷史，而是解釋歷史，進行綜合比較研究”。美國學者研究中國，目的在于為國家利益和戰略服務，在很多情況下，表面上看他們在研究中國，實際上是要解決美國自身的問題。歐美學術傳統的淵源和差異自然影響到歐美的藏學研究范式，歐洲人主要用人文方法研究西藏，重傳統，重實證，重學術；美國人主要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西藏，重跨學科，重現實，重政治。歐洲和美國不同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決定了其對待西藏文明和藏傳佛教的不同取向，以藏傳佛教西漸為例，藏傳佛教為求得在西方的生存和發展，必然要適應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要“西化”。顯密并重，先顯后密的藏傳佛教傳入實用主義的美國后，其需要長期艱苦地聞思修、深奧而抽象、重修心的顯宗受到削弱，其頓悟成佛、簡明而神秘、重修身的密宗受到重視，吸引了大批西方信徒，禪定中心紛紛在各地建立。

美國著名的東亞研究專家賴肖爾認為，美國學者從事學術研究有強烈的“使命感”、“學術個性”和“反唯理智論傾向”。因此，他們“蔑視學問，更為強調的是實用性知識”，“更為明顯地同自己以外的社會，即政治家、實業家及其實踐家始終保持緊密的聯系”。“大凡有出息的學者，隨時都愿意進入政界和實業界，以證明自己真正理解了在教室里所講授的知識”。他說，美國學者力求使自己的知識有益于社會，“社會方面也靠近學者”，“助長知識界與政治接觸”。“學者和官吏之間的這種交流，不論是為了政治，還是為了學問都是一件好事。由此，政府得以利用習慣于從廣闊視野和高屋建瓴地觀察事物的社會上的一個重要的智囊團和思想庫；另一方面，由此學者也可重新檢驗自己固持的理論，對照我們所生活的富于變化的世界中所展示的現實，為協調理論與之一致而不斷獲得外界動力”。總之，“學者世界與政治家世界之間不能有界限”。

嘉央諾布說，對關于西藏的許多旅行書籍以及有關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大量“新時代”類型的作品（大多數是由達賴喇嘛親自作序、介紹的）進行考察，留給人們不舒服的感覺，即自從詹姆斯·希爾頓的《消失的地平線》和洛桑然巴的《第三只眼睛》這類書籍提供了關于西藏的有益文學主體以來，西方人的西藏觀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在影片中出現的西藏，要么是一種最終的精神退隱處，如像《千禧年》，《危險邊緣》和《幺點冒險――當大地呼叫時》中，要么是一種魔術力量的儲藏室，如像《通往香港之路》和《陰影》中。西藏被看成是西方人的“對立面”。西方人，無論其過失如何，都是真實的；西藏，無論多么精彩奇妙，都是一個夢幻――要么是一個消失已久的黃金時代，要么是太平盛世的幻想，仍然只是一場夢。在每一次這樣的表述中，西藏人或他們的家鄉和文化只是充當一個背景或襯托白人主角的更為重要的工作，有一個固有的和潛在的前提，即假如西藏為西方人的目的和需要服務的話，她僅僅是相關的。在希爾頓的《消失的地平線》中，主角康韋是英國人。為首的喇嘛是歐洲人，就像大多數香格里拉的高級官員一樣。西藏人基本上都是迷信的農民和體力勞動者，伐木者和抽水者，在香格里拉的白人精英看來，都是一些苦力。

由于社會歷史背景、價值觀念、學術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原因和海外藏人的影響，長期以來，西方人對中國西藏的認識一直存在著局限和缺憾。西方人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缺乏認識，影響其對西藏的認識。旅居英國的藏族學者次仁夏嘉指出，在西方，大多數藏學研究者將其西藏研究領域確定在20世紀以前，一些學者認為，20世紀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的西藏不值得研究，這種局面是不正常的。西方人迷戀傳統的西藏，看重的是西藏的人文色彩，把西藏想象或描述成為烏托邦式的人間天堂，將西藏看成是靜態的理想社會，以保護傳統文化和藏傳佛教為借口，惟恐西藏發展，從而成為自己所制造的“香格里拉神話”的囚徒。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杜維運指出：“西方漢學家用西方的一套方法，以重建中國歷史，藉西哲的精蘊，以發國史的幽光，應是令人興奮的事。惟中國學問，如天馬行空，飄忽無蹤，單憑方法，實不足羈系之。方法以外，靈活的運用，直覺的了解，詩意的體會，極為重要。方法易學，直覺的了解，詩意的體會，卻不是一蹴可幾的。不知中國的社會背景及民族習性，即不足以語此境界，西方漢學家的致命傷在此，西方漢學家重建中國歷史的困難亦在此”。

從美國的中國學的缺憾可以見到美國藏學乃至西方人的“西藏觀”的缺憾之一斑。美國學者“非常缺乏在中國的實地考察經歷，他們的著作往往只是其從事六年中國語言學習和幾年的圖書館經歷的產物”，這盡管被視為“在美國學術界中的特殊身份和高水平學術訓練過程中形成的成果”，但卻不能稱之為“研究”。美國學者有“重事實，輕理論”的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傾向，他們在研究中習慣于“框架與史料”的結合形式。美國的“中國通”和中國學大師費正清研究中國奉行的“沖擊－回應模式”，實際上仍是西方中心觀。近東研究專家愛德華·賽義德進行“東方學批判”，將“西方中心論”的統治地位稱為“文化霸權地位”。他在《東方學》一書中指出：“歐洲人的想象被作為與任何非歐民族和文化進行比較時的權威標準。此外，還有一種歐洲人對東方的想象的霸權，他們自己反復申明先進的歐洲人對落后的亞洲人具有無比的優越性。”美國學者具有強烈的獵奇意識，嗜好探求差異性。

對西藏的神秘感，導致西方人對西藏文明諱莫如深；由于感情上的距離和政治上的偏見，造成東西方的對立，使西方人難以客觀全面地認識西藏；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東方人重辯證思維，思考問題強調對立的交叉與和諧，西方人思考問題重對立的矛盾和斗爭，致使西方人和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形成不同的“西藏觀”。西方媒體將西藏傳統描寫成香格里拉，西方的電影、書籍、報紙等共同塑造了西藏的“神話”，西方主流媒體既受到這些神話的影響，又繼續延續著這些神話，從香格里拉神話發展到新香格里拉神話，最終成為相格里拉的“囚徒”。

美國的中國學家柯文倡導“中國中心觀”，他認為，我們的研究必須“轉向更加內在的取向”，“力圖對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會的歷史，從自身的情況出發，通過自身的觀點加以認識”。就是說，要真正“進入中國內部，開始了解中國人自己是怎樣理解和感受他們最近的一段歷史的”。“從一種西方中心色彩較少的新角度來看待中國歷史”，“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并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實際上是要求美國學者徹底摒棄“西方中心”的文化霸權觀念，深入到中國人的思想世界之中研究中國，使局外人獲得局內人的感受。西方藏學界只有“移情”和“換位”，摒棄“西方中心論”，以中國西藏為中心，才能真正“理解與體驗”西藏，才能得出符合西藏實際和中國實際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