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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隨著各國文化間的交流、融匯日益頻繁和廣泛，以及紛繁的外來文化成果和各種文化思潮的滲透，對于中西方文化意識與思維方式的比較研究以及差異性探源，有助于人們進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中西方文化，并以積極正確的態度看待民族文化差異。

關鍵詞：文化意識；思維方式；差異性；比較

一、前言

縱觀古今中外，一個民族的文化核心是其哲學思想，歷經原始的選擇和歷史的淘洗形成相對穩定、經久不變且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思維方式，這不僅決定了人類觀察世界的方式和分析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且還決定了人類一切物質文化活動和精神文化活動發展的方向。因此若要揭示合而不同或殊途同歸的事物表象后不被人察覺的事理邏輯，找出最為重要的、影響人類文化出現差異性的核心因素，必然要從文化結構入手，探源文化意識與思維方式差異性。自古以來，中國文化結構始終以“三元（源）化生萬物說”“一元四素全息論”為基礎；以“天人合一”為基本觀念；擅長圓道思維；求宇宙萬物動態的平衡關系。而西方文化結構以“四根說”“機械、還原論”為基礎，以“主客二分”為基本理念，傾向于線性思維，求宇宙萬物靜態的存在原理。本文以此為線索，探源并厘清中西方文化意識與思維方式差異之所在。中西方文化意識與思維方式差異性探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隨著各國文化間的交流、融匯日益頻繁和廣泛，以及紛繁的外來文化成果和各種文化思潮的滲透，對于中西方文化意識與思維方式的比較研究以及差異性探源，有助于人們進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中西方文化，并以積極正確的態度看待民族文化差異。

二、三元（源）化生萬物說與四根說

《子華子・大道》說“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決定著天地萬物的內在本質，造就宇宙萬象的千姿百態。此三元按特質分為：物元（源）性物質、質元（源）性物質、體元（源）性物質，因其萬物各具陰陽顯隱特性又可分為顯態三源物質與隱態三元物質，前者是后天類物質，后者是先天類物質。以人為例，人之性命，性是先天的是隱態質元，與隱態物元共同構成全息物元體系；命是后天的是人體顯態質元與顯態物元構成體元體系。以自然為例，江、河、湖、海為顯態物源；波、粒、磁場為隱態物源；水、火、風為顯態質源；氣、光、音為隱態質元。而物質按不同屬性又分為金、木、水、火、土五元素，這是宇宙萬物及各種自然現象變化的基礎，在天形成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五星；在地上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在人便對應仁、義、禮、智、信五德，這五行既相生（金生水生木生火生土生金）又相克（火克金克木克土克水克火），從而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性質都納入一個整體中、一個循環的系統中、一個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中。西方古代“四根說”認為世界是由水、火、土、空氣四種物質構成，它們是組成各種物質的基本元素，各自獨立可按不同的比例混合形成萬物，在“愛力”與“憎力”的作用下產生“離”與“合”的結果從而引起萬物的變化，這種重構成而輕聯系的思想進一步發展，逐漸形成還原論，于是在近代科學形成的過程中開始產生了原子、中子、分子的概念，四根說的消失也是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

三、一元四素全息論與機械說、還原論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全息論”是一種整體論和系統論，強調整體與局部互相包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主張隱顯共探，陰陽同觀的。又講“一元四素”，《德道經・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浴得一以盈，侯王得一而以為正”；《子華子・大道》曰：“元，無所不在也。人能守元，元則守之；人不守元，元則舍之”；《道德經・二十三章》：“故從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春秋繁露・重政》曰：“元者，為萬物之本”。這里的“一元”指的是德與道，“一”是德的數喻，“元”即是道。它們是萬物之本源宇宙之核心并決定宇宙萬物整體的基本形態，生萬物、化萬象，馳于萬物之間騁于萬象內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關于“一元”的辯證關系詳解和深刻意蘊都隱含在老子的《道德經》中。“一元”是生成萬物的根本，象、數、理、氣是構成萬物整體的基本元素。“象”是一個十分重要而常見的詞語，常舉天地萬物之象來比喻人事。它也可以是一種觀察的方法，觀象知事即透過現象去看事物的本質，象析的方法包括萬物本象和取象比類，《周易・系辭傳》：“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見乃謂之象”“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數”可以是事物內在的邏輯關系，在《周易》中經常有復雜的“象”易之以簡單的數，以數論萬物變化的必然及規律性，比如道0與德1在《周易》中構成陰爻和陽爻用于“類萬物之情”。

以數演象而推理“理”，即根據現象觀察和數式推算，升華到理論層次，闡述萬物的生成與變化，以加深理解，提高綜合分析能力。《周易・系辭》：“古者包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近取多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韓非子・解老》：“理者，成物之文也。長短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氣”是動態的，通過不斷地分散聚合存在于宇宙間，是萬物變化的源動力，《禮記・月令》：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它也是萬物生成的隱態精華，是一種能量形態，《黃帝內經・靈樞》：“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德源于天，氣源于地，天德養神，地氣養形。這四素由“象”到“理”由表及里逐層深入，其中“氣”是最難掌握的環節，氣運生象便是數的演化分布從而形成整個世界的秩序，用“氣”來順證和反證“象”“數”“理”所產生的結論便是真理。與之相對的西方機械說、還原論，即個體論和方法論，因為常專注于事物本身的特征和功能，分析問題時往往著眼于局部，強調化整為零，比如將事物分解為元素、分子、原子、中子甚至更小，小到不能再小，再局部加和，通過對局部的認識把握整體。因為這種還原和拆分的研究方法，所以出現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機械式思維模式，用在生產上，如果機器壞了在局部換個零件，用在醫學上便出現了內臟肢體的移植。直至近現代西方全息論、混沌學發端，才意識到這其中的巨大缺陷，終結了科學中的還原主義，現代的宇宙生成論更是徹底粉碎了機械說、還原論。

四、天人合一觀念與主客二分理念

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從宏觀的發展演變看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殷夏商周到春秋戰國，第二階段是秦漢到魏晉到隋唐到宋元明，第三階段是清朝；歷經第一階段的巫祀文化到諸子百家爭鳴，到第二階段的儒學經術，到儒釋道分化融合，到思辨儒學、理學，到第三階段的古今文經學；從原始宗教轉向理性主義覺醒，到以儒教為主的神學形態，到對儒家經典的批判與啟蒙。歷經上下數千年，“天人合一”的精神始終隨之，遍涉儒釋道三家，并貫穿于整個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成為文化發展的基礎緣由與深層根源，并形成中國文化綿延千年而一脈相承的特質。誠如著名哲學史家龐樸所言:“中國文化固有的特質和方向，基本的骨架和面目，在五四以前，卻未發生過根本性的改變，更未出現過毀滅性的中斷，這一點，說來像是一個奇跡。正是這一在世界文發展史中的特異現象，永遠蘊含著迷人的魅力，經常撥動著人們的探索心弦”。

經諸多學者考證，“天人合一”一詞出自宋張載的《正蒙・乾稱》：“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可以成圣，得天而未使遺人”，是由漢代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中明確提出并發展成為哲學思想體系：“事各應順于名，名各應順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一，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但是天人合一的觀念在原始巫祀文化中就已經存在，《周易・系辭》中記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周易・干卦》）。直至后世諸子百家文人學者都立足于自己的學說解釋天人合一觀，按時間和社會發展的宏觀邏輯看，出現了這樣一條演化主線：神人以合——天人親合——天人合德——天人合用——以性合天——以心合天，展現了他們對宇宙萬物、人生百態多視角的思索，雖各家眾說紛紜但都是圍繞天人合一的基本原則，其宗旨是天、地、人和諧統一，強調人順應自然，與自然一體，人與自然之間息息相通、密不可分。

北京大學樂黛云教授說：“西方常用鏡子來強調文學作品的逼真和完全，中國常用鏡子來強調作者心靈的虛靜、澄明”，這便是西方文化強調主客觀的分離，對世界的認識是對主體的外在對象進行綜合分析，因此相對于中國文化“天人合一”的二元統一說，西方文化中講求“主客二分”的二元對立說，由古至今歷經了古性萌芽階段到近代二元對立，到現代二元調和統一，到當代二元互動，貫穿于整個西方文化，遍涉各學術流派，成為西方文化演變的基因和根由。

五、圓道思維與線性思維

思維分廣義的和狹義的，廣義的思維是一種認識過程，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質和事物間規律性的聯系，狹義思維通常是心理學意義上的心理活動，不管是廣義還是狹義，不論群體還是個體，皆出于既定的思維模式和思維方式。思維方式是人類心智的深層結構，決定著人類一切意識活動，隨著歷史的發展，相對穩定的深入人心，由自覺的思維活動變成不自覺的習慣性思維，由自覺的意識變成不自覺的無意識或潛意識，這就是所謂的深層心理結構，即榮格所言的“集體無意識”，古往今來一切文化現象皆由參與文化活動的主體在其思維方式的支配下因所需而創造出來的，因此中西文化的根本差異在于思維方式的差異，誠如國學大師季羨林所言:“東西文化差異之根本原因在于東西方思維模式之不同”。

因此對文化意識的研究，必然會涉及思維方式的探討。國學大師季羨林說：“從最大的宏觀上來看，人類文化無非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兩大體系。其思維基礎一是綜合，一是分析。綜合者從整體著眼，著重事物間的普遍聯系，既見樹木，又見森林。分析者注重局部，少見聯系，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歐洲的哲學傾向于在物質中發現實在，而中國的哲學則傾向于在關系中發現實在。”李約瑟如是說。自古以來中國擅長整體、辯證、以綜合為基礎的圓道思維，這是一種系統的、模糊的、感性的思維方式，具有直覺和頓悟的特征，包括整體論和系統論。萬有存在具有循環往復的圓形運動規律，顯著特征是首尾相銜、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結構狀態和運動變化形式。和諧發展，是以心和、人和、天和為特征和指向的演進模式。不論是直觀思維還是復雜思維，都是講究整體性、連續性，把一切置于無始無終、萬物歸一、周而復始的動態平衡中；強調事物的普遍聯系和互動關系；打破“主客二分”并消解物我對立；主張二元融通以及矛盾的和諧統一。投射在自然觀上便是強調物我不分，天人合一：與陰陽合道、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兇、與圓道合意。

《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圖說》：“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在中國傳統陰陽觀念中，人們常以“陰”與“陽”來解釋萬事萬物中的矛盾是如何既對立又統一地存在，并以其變化的原理來說明物質世界是如何運動變化的。此二者相互依存又相互對立，對立即世間一切事物或現象都存在相互對立的陰陽兩個方面，比如冷熱、晝夜、寒暑……而對立的陰陽雙方又是互相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脫離另一方而單獨存在，比如黑白、上下，動靜……矛盾的雙方此消彼長，周而復始地循環于圓道之中。西方傾向于個體、邏輯以分析為基礎的線性思維，不論簡單還是復雜都是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演化并以后者否定前者為主要特征。相較于中國古代思維方式它是一種發散的、明確的、理性的思維方式，它注重分析、演繹和理性的邏輯與判斷，強調無機的理性分析、排列與組合。反映在自然觀上，便是物我相對，主客二分：個體獨立、主客分離、化整為零、局部加和、整體拆分。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才有所悟，由世界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提出：“第二次浪潮文明特別著重提高我們把問題分解成各個部分的能力，而對把各個部分重新綜合的能力，卻很少予以鼓勵。多數人從受教育時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綜合……今天我相信我們已處在一個新的綜合時代的邊緣。”“第二次浪潮文化強調孤立地研究事物，第三次浪潮文化則注重研究事物的結構、關系和整體……笛卡爾主義的思想家強調分析部分，而不惜忽略結構。系統論思想家強調……‘全面，而不是片斷地觀察問題’”。

六、總結

“世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所以只為了尋找差異，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沒有意義，這百分之一的意義就是有目的的比較；換句話說，比較本身不是目的，揭示合而不同或殊途同歸的事物表象后不被人察覺的事理邏輯才是意義所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隨著各國文化間的交流、融匯日益頻繁和廣泛，以及紛繁的外來文化成果和各種文化思潮的滲透，對于中西方文化意識與思維方式的比較研究，有助于人們進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中西方文化，并能夠以積極正確的態度看待民族文化差異，這也是我國文化建設所面臨的一項戰略性課題。

作者：宋文1，宋然2 單位：1.棗莊學院，2.山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