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學與西方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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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阿拉伯文學對歐洲騎士文學的影響，人們很容易想起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名著《堂吉訶德》。這里有作家本人提供的證據：在小說的第九章里，塞萬提斯承認他是以阿拉伯文的著作為藍本的。雖然這部小說有“騎士文學”的殿軍之稱，但它顯然不屬于標準的“騎士文學”。我們這里所要論及的騎士文學僅限于所謂“韻文羅曼司階段”的詩歌作品。這個階段的騎士文學又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12世紀）的作品主要是法國北方行吟詩人的“騎士敘事詩”；后期（13世紀）的作品則主要是法國南方行吟詩人的“騎士抒情詩”。值得注意的是，法國騎士文學這前后兩個時期在內容和形式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而引起這些變化的可能恰恰是阿拉伯文學產生影響的結果。然而，這個結論卻缺乏直接的文獻學證據。更坦白地說，事實上也不可能找到這樣的書面證據。因為當我們設想法國南方的普羅旺斯行吟詩人的作品由于受到阿拉伯抒情詩的影響而變得迥然不同于法國北方行吟詩人的作品時，也不能掩蓋另一個事實，那就是普羅旺斯的行吟詩人實際上并不懂阿拉伯語，他們連閱讀阿拉伯抒情詩譯作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因為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阿拉伯文抒情詩被譯為歐洲文字的任何證據。所以，無可否認有關阿拉伯抒情詩對普羅旺斯抒情詩的影響問題還是有爭議的。不過，爭議歸爭議，不少學者還是認可上述結論的。他們認為，既然無法找到直接的證據，就不能完全排斥間接的證據。例如，當時普羅旺斯抒情詩表現出了以往拉丁世界文學作品中所沒有的主題內容，亦即對“騎士之愛”（騎士對已婚貴婦人的愛情和崇拜）與“精神之愛”（超越感官的柏拉圖式的愛）的謳歌。而這新的主題內容恰恰來自于阿拉伯人，這是沒有多大爭議的。按照著名歷史學家希提的說法，這類文學主題“早就出現于西班牙，這說明阿拉伯詩歌的特殊貢獻”。還有的學者認為，阿拉伯詩歌對歐洲詩壇更為突出的貢獻是在形式上提供了以往拉丁詩歌所沒有的韻律。眾所周知，古希臘和拉丁文詩都是不押韻的。當然，這并非說古希臘詩歌或拉丁詩歌不講究音樂化。荷馬史詩就采用了所謂的“六音步格律”。只是這種“格律”的概念比較泛化，嚴格說，這不是中國或阿拉伯詩歌意義上的“格律”，而應稱作為“音律”。所以，準確地說，拉丁詩歌有音律，但沒有韻律（Latinversewasscannedbutnotrhymed）。因此，普羅旺斯的“騎士抒情詩”有嚴謹的韻律這一點，也可以充當阿拉伯詩歌對歐洲詩壇產生影響的重要證據。不過，這里還存在一個疑問：普羅旺斯的行吟詩人既不懂阿拉伯語，又讀不到阿拉伯語詩歌的翻譯作品，他們又如何能夠受到阿拉伯詩歌的影響呢？實際上，這也不難解釋。只要考慮到當時的“外在環境”，就可以認識到中世紀的普羅旺斯地區與穆斯林之間的來往關系一向密切。而且，還應當特別注意到，這種兩個地區的文化交流主要采取了“口頭傳播”的方式，而不是“書面翻譯”。口頭傳播的中介人是懂得多種語言的猶太人和穆扎拉比人（Mozarabs，意為“依照阿拉伯人的方式行事之人”）。另外，對于法國南部的上層社會來說，還有一種中介人就是叫作“琦顏”（qiyan）的阿拉伯歌女，她們經常出現在基督教國家的皇室宮廷，演唱傳統的阿拉伯抒情詩歌。據說，當時法國南部阿基坦的年輕的威廉九世（WillianⅨ）就是在這些阿拉伯詩歌聲中成長起來的，后來就成為了歐洲語言的第一位抒情詩人。
二、阿拉伯抒情詩與十四行詩
阿拉伯抒情詩與歐洲十四行詩之間的關系是一個爭議更大的問題，因為十四行詩的起源至今還沒有真正搞清楚。有可靠根據的，只能追溯到意大利。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更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安達盧西亞的“彩詩”和“俚謠”：它們首先對西班牙、法國南方及意大利北方的普羅旺斯游吟詩人產生了影響，然后是意大利詩人率先創作十四行詩。這種說法有一定的歷史語言學證據。“十四行詩”的英文和法文名稱，都寫作sonnet（故舊譯“商籟體”），源于意大利語sonétto，而后者又源于普羅旺斯語sonet。但問題是阿拉伯彩詩等對普羅旺斯詩歌的具體影響還不十分清楚，恐怕是出于對地理位置上的靠近以及彩詩等與十四行詩都是多韻詩體這類因素的考慮。另外，我國老輩學者、學貫中西的楊憲益先生曾在1983年發表過《十四行詩，波斯詩人莪默凱延的魯拜體與唐詩》一文，提出了一種更為大膽的猜想：不但歐洲最早的十四行詩是從阿拉伯人方面傳到意大利的，而且其來源還可遠溯到中國。他一口氣列舉了我國唐代大詩人李白的5首“十四行詩”，其中與十四行詩最相像的一首詩是《月下獨酌》。這首詩開頭是一個八行詩組，用的是一個韻；然后是一個間隔，下面是一個六行詩組，用的是另一尾韻。還有前面的八行詩組又可以分為兩個四行詩組；第二個四行詩組是第一個四行詩組的延伸和發展。所以，無論在形式上，還是結構的具體安排上，這首詩完全符合意大利的十四行詩體的規律。這個猜想的證據鏈上顯然有更多的“缺環”。從時間上來說，李白的詩最早，是在8世紀，歐洲出現十四行詩在13世紀，而阿拉伯的彩詩等恰好介于兩者之間。所以，這里至少有兩大“缺環”：一是阿拉伯把十四行詩傳到意大利的證據，另一個是十四行詩從中國傳到阿拉伯的證據，兩者都是缺失的。因此，從眼下的情況來看，還缺乏條件來進行“影響比較”研究。然而，這并不削弱楊先生猜想的研究價值。它至少向我們提供了進行“平行比較”研究的一個方向。從這個平行的角度來看，中國、阿拉伯和歐洲似乎都有十四行詩。在這里不難找到彌補“阿拉伯缺環”的資料。有位西方學者認為，許多十四行詩很有可能是阿拉伯的“格宰勒”（ghazal），即情詩的變種。一首傳統的情詩是由5個到15個對句構成的，典型的是7個對句。而7個對句（每個對句就是兩行詩句）的情詩就有可能被認作為是一首十四行詩。筆者按此線索，查閱了仲躋昆教授編譯的《阿拉伯古代詩選》，該詩選收了有波斯血統的詩人艾布•努瓦斯（AbūNuwās，762年～813年）的詩作34首，其中有4首情詩就頗像十四行詩。這里仍不免使人聯想到歐洲的十四行詩，因為后者從內容上來看也確實大多是情詩，故又有“愛情十四行詩”（lovesonnet）之稱。這難道又是巧合嗎，而且，這類情詩的內容最初反映的恰恰是中世紀的“騎士之愛”。加之“十四行詩”的名稱又源自于普羅旺斯語，這一切似乎都暗示著它與普羅旺斯的“騎士抒情詩”有某種淵源關系。不過這已超出筆者的專業范圍，還得有賴于治歐洲文學史的專家（特別是法國文學史的專家）去考證了。
三、問題難解的癥結
我們從一開始就坦率地承認，阿拉伯文學對歐洲文學的影響問題至今仍有爭議，一時還難以定論。問題難解的癥結在哪里呢，從表面上看，似乎是首先在于文獻學證據的缺失。歷史考證需要的文獻資料往往因為年代久遠而變得稀缺，這是在所難免的。只要確實存在這樣的書面資料，就應當想方設法去挖掘。可是明知不可能存在這樣的書面資料，又拒絕任何間接證明的資料，那就另當別論了。筆者以為我們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種窘況。造成此種窘況的根本原因還在于人們的某種意識形態。毋庸諱言，西方人對阿拉伯人不友好的成見由來已久。早在11世紀開始的“十字軍東征”就已暴露無遺，至今依然如故。這里所說的“西方人”，當然不是指西方人的全部，但說“多數西方人”也不為過。因為他們往往對阿拉伯人及其文化缺乏真正的了解，多多少少有點“反阿拉伯”情緒也在所難免。只是政治家往往表現得非常極端，他們習慣于將阿拉伯人“妖魔化”，以便進一步在民眾中煽動“反阿拉伯”情緒。這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不必多言了。相反，人們往往容易忽視西方學術界的“反阿拉伯”情緒，這也同樣由來已久，只是學者與政治家的表現不同罷了。有些學者更多地傾向于將阿拉伯人“侏儒化”，頑固地主張阿拉伯人不可能做出任何真正偉大的貢獻，作出這樣貢獻的只可能是西方人。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指出的，“文藝復興時期和之后的學者，從啟蒙運動到當今時代，都有這樣一種傾向：他們不承認穆斯林所做的貢獻，認為西方世界的思想與古希臘的思想一脈相承”。因此，只要我們的學者不是故意將阿拉伯人“侏儒化”，就不難承認阿拉伯詩歌對歐洲詩歌產生實際影響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作者：周放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