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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為催化劑的西方文化

中國戲劇與西方戲劇是兩類文化的組成體，是兩種性質的戲劇文化，產生它們的土壤不同，促進它們發展的歷史條件不同，因而它們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在本世紀，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前，中西文化的交流數量極少，中國文化的發展主要是靠自身的調整，西方文化還起不到多少沖擊的作用。但當鴉片戰爭強迫性的打開中國大門的同時也給中西文化提供了一次相互融合的重要契機，也就是在此時象征著西方文化的《茶花女》等一大批西方文學涌進了還在晚清的中國。也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涌入，形成了對中國民族戲劇的反思。這次反思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個是有西方文化這個比較物，另一個是把中西文化關系與振興中華、振奮民族精神的目的聯系在一起。這樣，就造成傳統文化與近代觀念的遇合。這是一種對中國文化的現實的估價，因為是以近代觀念來估價的，同時也是歷史估價的繼承與發展，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就有“文以載道”之類的理論，而把對文化的估價與振奮民心聯系起來，正是這類理論的繼承與發展。可見立足于“文以載道”基礎之上的中國戲劇的繼承與發展，是其自身的發展需要與歷史呈現而西方文化只是實現這種繼承與發展的一個外在促使因素，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導火索或者催化劑。

二、作為方法論的西方文化

戲劇改良家們根據傳統戲劇的一般規律和特點，根據西方文化在理論上進行了廣泛的、富有意義的探討。《新青年》的撰稿人宋春舫，在參加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中的戲劇改良論戰中，以“我也是絕對承認中國戲曲應當改良的一個人”為立場提出了許多專業化的改良方法。陳獨秀也發表了頗成系統的意見，提出五項改良戲劇的主張:1．宜多新編有益風化之戲;2．采用西法;3．不可演神仙鬼怪之戲;4．不可演淫戲;5．除富貴功名之俗套。主張戲劇改良的理論家們，首先是站在對舊劇這種形式完全認同的前提下，將改良的部位主要指向戲劇的思想性方面，即“改良”的是戲劇的思想內容。我們通過以上五條不難看出，即使是身為革命家的陳獨秀，也并沒有提出全盤西化，而只是提出采用西方方法的改良。戲劇的這種改良是文學的正常發展，但是此時的文學已經被政治家賦予了工具功能，而文學形式的改良又不能滿足政治急功近利的發展，所以在文學史上被政治家人為的“規避”存在也就不足為奇。所謂“舊劇再造派”是指在戲劇改良運動中，一批不滿意傳統舊戲的戲劇改良家，憤于傳統舊戲不過“一種之技藝”，“沒有存在的價值”，而在理論上竭力鼓吹創造新戲，傅斯年說“現在戲劇的情形，不容不改良，真正的新戲，不容不改造。”［2］這是中國重建或創造一種新型戲劇的熱望，也成為戲劇改良運動中戲劇再造論家們的理論重心，立足于改造基礎之上的再創作，對于文學自身的發展本是件好事，但是身為政治家的“業余”戲劇理論家并沒有提供一個可供舞臺具體實踐的某種模式，卻清晰的提出了學習西方的宗旨“采用西洋最近百年來繼續發達的新觀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國戲劇有改良進步的希望。”這也就為中國戲劇的“國籍”模糊性提供了一種可能。在那個風云變化的年代，政治家為了最大限度的發揮戲劇的工具性作用，忽略了改良基礎之上的再創作，而是采用了簡單處理的全盤西化，甚至是規避了改良后的優秀戲劇，從而在文學史上造成了中國戲劇是西方舶來品的假象。戲劇隸屬于文化而不是政治，那么西方文化對于中國戲劇的影響只能回歸到文化層面進行研究，也就是說回歸到戲劇改良派的理論———采用西法，即西方文化作為方法論出現。

三、相對獨立的中西方文化

美國當代文論家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中提出了文學活動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讀者，這四個要素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不斷循環構成了文學活動。筆者為了證明西方文化對于中國戲劇而言是外因，就從最具爭議性的晚清翻譯小說入手通過以上四要素加以證明。晚清翻譯小說中最為成功的莫過于林紓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不但因其自身在文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更重要的是因其在文學界中所引起的連鎖效應，例如蘇曼殊的《碎簪記》、徐枕亞的《玉梨魂》、韓慶邦的《海上花列傳》等，就實際影響而言，一部孤零零的《茶花女》就遠遠超過了哈葛德所有32種小說譯本，可見筆者要引述的這一類型的作品的代表性。本文就以韓慶邦的《海上花列傳》進行簡單分析，韓慶邦引進了西方新穎的描述角度即以現代都市娼妓的生活為主線進行結構全篇，甚至進行了生發擴展，而妓女生活就是當時中國近代都市最大的國情。1917年，英國學者甘博爾對世界八個大都市的娼妓人數和城市人口總人口的比率作了調查:倫敦1:906，柏林1:582，巴黎1:481，芝加哥1:437，名古屋1:314，東京1:277，北京1:259，上海1:137，可見韓慶邦的創作素材:都市生活中的妓女是符合文學四要素中對于“世界”的要求的并不是照搬于西方。作家、作品毫無疑義的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制造，關于讀者，林紓引進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之所以會引起強烈反響是與中國讀者分不開的，之后又會有那么多的模仿之作也正是由于這些作品符合中國讀者的審美趣味以及閱讀興趣，因為當時剛剛進入文學市場化階段，文學創作的本身只有滿足了讀者的需求才能有市場，作家才能生存。可見世界、讀者、作者、作品在中國作品中是個想當完整的個體，而不是與西方文化雜交的產物，也就是說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是倆個各自獨立的文學創作現場。而戲劇又隸屬于文化，也就意味著中國戲劇是獨立于西方文化之外的，也就證明了中國戲劇并非是西方文化的舶來品，而西方文化只是中國現代戲劇的外因。

作者：馬強單位：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