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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文化的特質及對環境的影響

（一）宗教文化西方文化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具有強烈的宗教信仰，宗教勢力龐大，影響廣泛

從公元一世紀基督教產生，其后便逐漸傳播到歐洲各國，并隨著殖民地擴張，傳播到非洲、美洲、亞洲和世界各國，成為影響巨大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在公元380年羅馬皇帝宣布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后，在漫長的中世紀，發展了相應的思想體系和組織形式，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如僧侶獲得了教育的壟斷地位，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侶手中；教皇擁有自己的領土，組成了教皇國；教會利用政治和宗教特權占有大量土地，并向教徒征稅，成為農奴主和最富有的封建主；宗教和教會不僅是全社會的精神支柱，而且還充當封建君王對外侵略擴張的工具。由于基督教教會勢力強大，其創世說、原罪與救贖說、天堂地獄說等教義得到廣泛傳播，因此《圣經》成為西方人信仰的基礎，耶穌基督成為西方人普遍膜拜的神靈，其宗教儀式、宗教節日成為人們普遍參與的活動，宗教在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文學藝術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與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難分難解。

（二）強力文化由于科學技術的領先，科學文化的發達

西方文化一直是以一種強勢的高位文化自居，不斷向世界各地輸出它的物質商品、文化產品和思想觀念。西風東漸、西風壓倒東風基本上一直是近代到現代以來世界潮流的一大趨勢，至今也未能改變。早在凱撒大帝征服小亞細亞吉拉城大獲全勝時，他就意氣風發地向羅馬人報捷：“我來了！我看見了！我征服了”，這成了強勢文化驕人的千古格言。遠的不說，從二十世紀一直到當今這個經濟全球化時代，西方和美國以其超級強勢成為世界經濟文化的領銜者和主導者，西方文化以一種“普世主義”面目出現，以迅猛攻勢向全球各地展開沖擊和滲透，美國化尤其占據了全球文化的制高點，一方面大量向世界各國傾銷自己的電影、電視、書籍、音樂、游戲、廣播等文化產品，輸出“美國形象”、“美國精神”，以一種文化中心主義向外擴張自身，宰制其他文明體系；另一方面又排斥和壓制其他民族對自己文化的認同，驅使他們否定傳統，接受美國的“話語霸權”。強力文化是“我”字當頭，唯我獨尊，沒有它物觀點的。強力文化將惡視為歷史發展的動力，把追逐私利和個人欲望的最大滿足作為社會發展的必須。對于大自然，強力文化認為自然生態系統是人的對立面，人的天職就在于研究它、分析它、征服它、掌控它、奴役它。強力文化若不加反思不受約束，就會向以強凌弱、弱肉強食方向發展，變為掠奪他人，奴役他人，掠奪欺凌自然的方向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早就對西方強力文化有精彩的揭露和描述：“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強力文化在自己的內部造就了觸目驚心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積累起尖銳而無可化解的社會矛盾；在其外部和世界范圍內，使生態環境迅速大幅度惡化，威脅著人類的持續生存。某些人信奉“人類征服主義”和“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態度，讓人感覺一種愚蠢的近視、瘋狂的自殺。西方文化具有的如上基因與特質幫助他們走上了一條與中國和東方文化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如科學及其運用的成功，日漸給予他們制服自然、戰勝自然的信心，伴隨著自然科學和技術發明的一次次勝利，人們越來越相信，人類愈能征服自然便能愈過得幸福快樂，于是，人類日益以征服者的姿態面對自然和一切生物，無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一切自己的所需要之物。人類中心主義在此過程中建立起來了，科學思維成為一種強勢的思維方式，并向“科技萬能論”發展，有的科學家們宣稱：“我們將征服宇宙——毫無遺漏地征服宇宙的每個角落。我們將無所不至，無所不能，我們將探討一切能夠探討的東西。”一些樂觀的人甚至希望“重新創造天地萬物，使人類獲得永生”，這種人類可以利用科學技術隨心所欲地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神話，曾激勵著西方人開發荒原、開辟新大陸，征服自然，從而創造出令人驚訝的成就——完善的工業文明體系、各式各樣的理論學說，然而也引發了自然生態危機，引來了大自然一次更比一次無情的懲罰和報復。強力文化過分強化了生存斗爭意識，對自然進行了過度的征服和干預，從而引發了一個個環境災難、生態危機。所有這些，都促使人們開始冷靜和理智地反思人與自然的真實關系，反思人類發展的道路與方式，探尋新的更為可取可行的發展路徑。

二、中西文化的差異與互補

（一）倫理型與法理型

中華文化是一種具有強烈的重德求善價值取向的倫理文化，中華文化尊德性、崇禮義、重教化，尚君子，從來都強調“思無邪”，提倡要做“道德文章”。孔子在《論語•述而》中強調的：“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既是他追求的理想化的人生境界，又何嘗不可以看作是中國文化追求的發展方向。人們日常生活中聽到最多的就是忠孝節義、仁義禮智信這一類強調綱常倫理、禮儀規范的教誨。中國文化注重教化，重心性修養，以培養知書達理、善良本分的人為基本目的。在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主張德治為主、法治為輔。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主張自然為善，強調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西方文化屬于“法理型”，它從“原罪說”和“性惡”的角度出發，主張建立嚴密的法律法規來抑制個人的私欲和動物性本能，以“他律”來促使人們遵守道德規范，維護社會秩序。據說，美國的律師多，地位高，代表著對正義的追求，美國律師人數幾乎占世界律師總數的三分之一。西方文化在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主張以法治為主，德治為輔。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方面，西方文化以自然為惡，強調人與自然的主客二分、二元對立，主張征服自然，不斷向自然索取。

（二）家族本位與個人本位

中國文化以家庭、家族、宗族的利益為重，個人的成敗、榮辱、沉浮完全與家庭緊密相連，個人的努力奮斗，為的是光宗耀祖、光耀門庭。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從來沒有把個人這個實體看做獨立的價值，中國人看重的是個人對祖國、社會、家庭或歷史的價值，天賦人責，義務本位，義務是第一性的。以家族為本位，意味著家庭的利益高于個人，時時刻刻需要優先考慮家庭和親屬的利益。個人利益要么放后，要么不作數或者被壓抑犧牲。個人本位的西方文化，重的是每個人自我的價值，認為人天生就應該獨立自主，不依附于別人。個人本位強調的是人的天性無比寶貴，個人的尊嚴、自由、生命以及其他權利神圣不可侵犯。薩特認為：人是自己的創造者、建設者和活動的主體，人在為自己選擇時，就是在整個人類面前的選擇，“他肩上負有全世界的重擔”。這種觀點強調個人、個體重于家庭、集體和整體，認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集體和整體必須重視與保護個人和個體。

（三）整體思維與個體思維

中國文化重視的是整體思維、綜合思維，無論什么事，注重從整體的角度來把握個體和觀察事物，著眼于事物之間的有機聯系，所謂“大處著眼”說的就是這種傾向。因為在中國人內心的價值排序中，國家、集體、家庭、家族和整體的利益總是大于和重于個人、個體與部分的，所以中國人考慮問題常常是從上至下，從大到小，長幼有序，尊卑有別。如姓名，中國人總是把象征家族的姓排在前，而表示個人的名則排在后。寫信封，國家、省、市地區的名稱總是排在前，而自己居住的街巷、樓房總是排在后面。西方文化重視的是個體思維、邏輯思維和分析思維。他們注重的是個體的人，善于從個體把握集體，從部分把握整體。西方人邏輯思維能力強，長于對某一個體、某一部分做精密的分析，能夠透過表象、表層去探究內在的成分、元素與規律、原理。他們的對事物和問題的考慮，常常是把個人放在最前邊，而把姓氏家庭放在后面。為了達到對某一事物的透徹了解，他們不惜丟開其它，去求取“片面的深刻”。上面三條，主要是從中西文化的大處和一些顯著特征著眼，具體區別還很多，諸如中國文化重視藝術與道德，西方文化重視宗教與科學；中國人敬人，西方人敬神；中國人講人情，西方人講規則；中國人重心靈人生，尤愛詩性生活，西方人重自由、權力，誰也不能輕易去干涉他；中國文化尚等級，西方文化尚平等；中國文化重視人情關系，凡事講合情，所以中國的政治理想是追求和諧；西方文化重視學理法理，凡事講合理，所以西方的政治理想是追求正義。中國文化具有倫理化、感性化、人情化的傾向，西方文化具有知識化、理性化、邏輯化的傾向；中國文化是從整體性價值觀上產生的，中國文化大廈建立在整體性、秩序性、中庸性三大價值觀基礎上，西方文化是從個體性價值觀上產生的，西方文化大廈就建立在個體性、自由性、競爭性三大價值觀之上。從近現代歷史來看，重視科學技術和商業貿易的西方文化引導他們走上了一條富國強兵的強大之路，強力文化支撐著他們不斷地探尋、開拓和創新，因此一部近現代的世界歷史一直是西方文化在引領著世界潮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上以其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的強大成為其他地區和民族學習追趕的榜樣。包括環境建設與環境保護，西方人由于較早嘗到了自然報復的苦果，他們覺醒也早，因此綠色發展、綠色革命、綠色經濟、綠色文學、綠黨等“綠色浪潮”的興起與提倡，也是從西方發源，并逐步向其他地區推廣。比如對全球性生態危機之思想文化根源的探究催生了生態學、生態倫理學、生態哲學、生態美學等眾多學科，其研究熱潮最早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此后“大自然的權利”、“大地倫理學”、“敬畏生命”、“動物解放”、“科學也瘋狂”、“寂靜的春天”、“發展倫理學”、“生態紀”多種概念、觀念逐漸推廣普及，生態問題引起了人類的特殊關注，生態文明建設也逐漸被提到了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議事日程，誰都不敢再漠視。總之，中西文化屬于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它們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有對立沖突的一面，也有互相契合，互相補充的另一方面。中國美學家宗白華曾尖銳批判西方文化說：“中華民族很早就發現了宇宙旋律與生命節奏的秘密……而近代西洋人把握科學權力的秘密，征服了自然，征服了科學落后的民族，但不肯體會人類全體共同生活的旋律美，不肯參天地，贊化育，提攜全世界的生命，演奏壯麗的交響樂，感謝造化宣示給我們的創化機密，而以廝殺之聲暴露人性的丑惡，西洋文明又要往哪里去？哪里去？這都是引起我們惆悵、深思的問題。”中西文化的差別顯而易見，他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警覺。正由于中西文化存在許多差異（中國文化缺乏民主思想、自由傳統，缺乏深入探究的科學精神需要向西方學習，西方文化缺乏“仁者愛人”、“萬物一體”、“和而不同”的思想，其自我中心主義、自我霸權主義的傾向必須遏制），這種差異是互補的基礎，是相互交流的動力，互有補偏救弊之功用，因此兩種文化需要互相欣賞，互相學習，加強交流對話與尊重合作，以求共同的發展。每一種文化都需要虛心向異質文化學習，將世間所有的普世價值和文明成果都拿來供自己使用，力爭做到一元主導，多元輔補，匯通古今，兼容中西，這樣才能做到“文化，使生活更美好”，文化幫助我們建設美麗家園、過上美好生活。

三、保護環境，建設生態文明

無論西方文化還是中國文化都面臨著一些共同的環境問題，都面臨著一個如何改變過去的錯誤方法態度，洗心革面，尊重自然規律，學會更好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相依為命，共生共榮。

（一）用文化推進環境保護與建設

用文化的眼光來透視當今世界存在的環境污染、生態危機，我們不難發現，世間一切自然環境的污染和破壞都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是人類貪婪、自私自利、鼠目寸光和非理性行為造成的，那么錯誤的糾正和消除也得靠人自己來完成。既然心是身體的“主宰”，是指導人們行為與思想的源頭，那么治心——正心、修心、使之不再犯邪，不再迷茫，不再胡作非為就是頭等重要的大事。對人而言，第一該做的事就是掃除貪欲，清心寡欲。近些年來，盛行于世的西方消費文化和消費主義使人們陶醉于大量物質消費的陷阱，過分膨脹的享樂欲望縱容著人們的無節制的物質消費，幾乎人人都希望擁有汽車、別墅、空調等物品，“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生產、生活方式在全球流行，70億人正在競相奢侈地消費著地球，這種瘋狂的追求在加劇著全球的生態危機。這便需要我們提倡勵精圖治，抵制奢靡之風，以節約為美，以儉樸為榮，提倡減欲、節欲，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禁欲。工業要減排，身體要減肥，心靈要減欲，減掉那些多余和臃腫的部分，發展才會更健康，人類才會更強壯。做好減欲、節欲，就是學會選擇與放棄，另尋新的出路。在當今這個欲望熾烈、貪戀金錢和物質、渴盼成功的時代，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物欲橫流是以精神生活的淪喪作為代價的，人之異于禽獸就在于人身上體現的人性的高尚和精神的偉大。如果讓人沉入感官快樂的享樂主義，那就會走上一條十分危險的路。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認為：“人類最大的惡源自人類本身”，惡之泛濫可以導致“人與人相互為狼”。那就極其可悲。《禮記．曲上》云：“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告誡的就是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否則會自取其禍。因此我們需要洗心滌肺，克己節欲，更好地認識自己，戰勝物質貪欲。正如一個人的發展必須以自身的健康與修養為基礎來進行發展一樣，我們現在面臨的也是必須以一個個人的心靈為對象來考慮改進。若欲駕馭天下，首先要駕馭得了自己的心。我們要用《道德經》的“無為，無我，無欲，居下，清虛，自然”的思想，排除貪勝之心，學會“訓心”之術，剔除邪惡的因子，釋放光明的元素，經過一番痛苦的自我否定、自我揚棄的艱難歷程，轉變自己的行為態度，不再做任何破壞生態環境的事，讓人性更高尚，精神更偉大。要提倡節欲，奉行以節欲主義作為生活與消費原則的價值觀應是現代人明智的選擇。要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培養和弘揚以節欲主義為基石的現代消費意識，超越物欲占有的私有觀念，守住價值底線，抵制人欲橫流，肩負起引領世人精神方向的責任，朝著神性圣地進發。其次，要調整我們的追求目標，改善我們的價值觀。這些年“發展就是硬道理”，“發展”成了強迫人們不停地進取，不斷奮進的目標，催逼著人們不敢懈怠，匆匆向前。但“發展”往往被簡化為經濟指標、統計數字，通俗說就是GDP崇拜。于是以經濟增長為動力的普遍工業化運動“所向披靡”，經濟主義、消費主義甚囂塵上，物質績效成為評判一切的標準，追逐物質利益成為一種競技游戲，誘使人們實現了從存在向占有的明顯墮落。當經濟成為中心，發展就是一切，必然要犧牲或沖擊、沖淡對環境的保護。以昆明的滇池為例，那種不顧一切的對自然的盤剝、榨取與踐踏，短期奏效，長遠來看卻得不償失，必然苦果自嘗，要遭報復的。已經有人算過賬說：“將滇池流域所有工業企業上交國家的稅利全部拿出來，也不夠治理滇池。”其代價之大，耗資之巨，那是讓人足以深悟痛悔的。而且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圈以水圈為核心，水圈一旦遭到破壞，其連鎖反應造成的各種損失將是災難性的，再多的金錢也無法彌補。2010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3月22日世界水日的一份報告稱，“污水比戰爭更加致命”，“全球每天排放大約20萬噸工業、農業和生活廢水，這些污水加速疾病傳播，損害生態系統。”全球半數以上住院患者染病與污水相關，每年由此致死致病的達數以百萬計。“從某種意義上說，污水比戰爭等暴力活動更加致命。”沉痛的教訓表明，以往的發展太急功近利，過于近視、短暫，甚至出現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式的野蠻方式，既違反科學規律，也根本不能持久。我們必須從這些典型事例吸取教訓，對發展進行嚴格而全面的考量，不能一葉障目，不能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我們并不簡單地反對發展，但卻堅決反對盲目的發展，尤其要反對那種不計成本、不問后果、危害子孫后代長遠利益的發展。經濟的高速發展固然可喜，但如果是以犧牲自然生態環境、犧牲道德、正義和文明去換取，那樣的繁榮就十分脆弱和危險。因為當自然環境被破壞，生態功能沒有了，人類的經濟功能、社會功能也將無法保障。黎巴嫩詩人紀伯倫早就告誡過世人，“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出發。”德國詩人荷爾德林也說過：“將人間變成地獄的原因，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這說明動機好并不可靠，良好的愿望也不一定就能結出好果子，必須要配合上正確的目標、方法和手段，才能保證結果的圓滿。文化告訴我們從事環境保護與建設是一個漫長復雜而艱巨的事業。我們不能企盼一夜成名，“速勝論”只能導致“失敗論”。我們應當樹立打硬仗、持久戰的思想，只要努力一分，條件就會改善一分；早改善一分，成功的把握就會增大一分，勝利的到來也就早一日。為提高保護與建設的功效，我們既要反對悲觀主義的論調，也要克服貪便宜尚空談的盲目樂觀論調，腳踏實地走向穩步的勝利。如何做到既不破壞或盡少破壞自然環境，又不至于因此而阻礙社會歷史和經濟的發展，影響人們對現代生活的合理訴求，這既需要用文化宣傳和思想教育、政策指令來加以引導，還需要用道德和法律來指導和規范人們的一切行為。道德和法律是調整和規范人們行為的兩種有用工具，它們讓人們知道什么是對的、好的和善的，什么是錯的、壞的和惡的；什么該做，應做，什么不該做，不能做。道德和法律作為一切文明社會的兩大支柱，引導人們“為善去惡”，除私欲去惡念，遵良知，按良心為人處世。

（二）培養一大批高素質的公民

古代圣賢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與義，是做人之本，立身之道。它涉及廣義的社會理想、文化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等，屬于人道意義上的“道”，同時也被理解為社會文化、政治、道德等各個方面的價值原則。它表現為一種規范系統，從正面看，它告訴人們什么可以做、應當如何做，引導人們去做應該做的事；從反面看，它告訴人們什么不可以做，對人們的行為加以約束限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行善或作惡都是人自己的事。我們也許不能控制自己的命運，可是只要下定決心，就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我們都應該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這些就需要全體人逐漸建立一種“生態自覺”、“環保自覺”的意識和習性，改變所有不合理的生活方式與行為方式，做負責任、敢擔當的合格的生態公民。只有每個人真正能直面環境與生態危機，節制消費不浪費，不追時尚追高尚，首先實現了人的“自我革命”，增強了生態文明意識，才能達到人與自然的和睦相處、和諧共榮。這個過程需要由“精英”知識分子的倡導呼吁開始，逐漸在主流社會產生影響，當這種“倡導呼吁”被政府接受并成為政府行為時，政府強大的行政力量和宣傳工具又反過來教化民眾、影響民眾，使其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努力方向。如果僅靠少數人的強調、外力的制約，而沒有真正形成全社會成員的文化自覺、生活習慣、無意識行為時，所謂的保護與治理都不可靠，努力會付諸東流，美好的愿望會破產。多年的努力和實踐告訴人們，環境保護與治理不能僅僅依靠政府指令、專業部門和相關組織推進就能奏效，依靠一兩個機構并不可靠，而是要靠提高全民保護環境、愛護環境的生態意識，教育人民認識環境污染破壞的危害，建立邪不壓正的文明社會，爭取大眾支持治理和保護工作，從政治、經濟、技術、資源、人口、資金等多方面合作來破解這一難題。結語生態文明——環境保護與建設最關鍵的是管好人。只要我們將改變人的思想、理念作為著眼點，將控制和規范人的行為作為中心，人的問題解決好了，一切問題就有希望了。人的問題解決不好，一切便毫無希望。這就需要我們在創造越來越多的物質財富時，必須認真審視自己的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審視自身與大自然的關系，只有改變人們自身的文化思想、價值觀念、目標追求，從人類中心主義中走出來，走向關愛萬物的自然生態觀，使人性之善戰勝人性之惡，才能實現人類永恒的幸福。起來，行動起來，讓我們把宣言化為行動，搶救我們的生存環境，保護人類的希望和幸福，創造面向未來的生態文明！

作者：蔡毅單位：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