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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最初起源于人類群體內部的娛樂，由于這一活動所具有的無限超越的寓意，使得民族之間、國家之間的競技愈為凸顯。在競技規則上，中西方社會存在著顯著的不同。對于西方社會而言，他們更多地強調競技規則的程序性與公正性；對于中國社會而言，卻更多地強調競技的技藝性與變通性，使得中國人在競技時蘊含著若隱若現的投機與僥幸心理。此種文化心理的異質性是顯而易見的，如中國小學語文教材中選錄了一斷歷史典故———田忌賽馬，在賽馬這一競技活動中，古代中國人通過變相地改變競技規劃而贏得了比賽勝利。無疑，教材對這一典故的選錄本身就表明對典故所透視的競技規則的認可，即相對于中國人而言，對比賽規則的變通本身是可以理解接受的，并且中國人更看重由于這一變通而獲得的比賽勝利的結果；而對于西方人而言，這一典故顯然違背了競技規則，在程序上是不合理的，因而結果自然也是不公正的。可以預見，如果西方歷史發展過程中也有類似典故，顯然無法讓西方人所津津樂道。執業態度的異質性。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和社會信息化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日益緊密，中西方文化融合愈加深刻，因而中西方職業態度的不同顯得愈加重要和明顯。對于西方社會而言，他們的職業態度趨向于冒險與創新，與選擇一個自己不熱衷但穩定的職業而言，他們更多地選擇追隨自己內心的夢想，寧可從事自己熱愛而不穩定的職業，也不愿意為了穩定而犧牲自己的職業興趣，于是許多西方人的人生在中國社會眼里就顯得另類和不可理喻。與進入政府、教育機構等相對穩定的職業領域相比，西方人更多地選擇自由職業或者行業公司謀職，相對于前者而言，后者具有更多的挑戰性，同時也蘊含更大的回報。對于多數中國人而言，在面臨職業選擇時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犧牲個人興趣而屈從于職業穩定，終其一生都在尋求穩定，因而在職業態度方面顯得略微保守，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不夠。對于西方人而言，職業的自我忠誠度更高；對于中國人來說，職業的不安全感更強。交往意識的異質性。“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人是一種群居性動物，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不可避免。隨著新技術革命的到來，電腦及網絡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生產生活方式，使得物理距離變得愈加不清晰而社會交往愈加便利。在交往意識上，中西存在著顯著不同。對于西方社會而言，他們更多地強調個體獨立性與私密性。因此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始終保持著合適的距離，不會因交往而破壞個體獨立性，個人隱私被認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奠定在相互尊重隱私基石上。對于中國社會而言，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更多側重于親密無間、敞開心扉，縮小私密范圍。人們樂于把個人的私事與他人共享，亦以與他人共享個人私事為傲。個體之間的親密程度，往往體現在相互獲知對方私人事務上。在與人交往過程中，特意保持個體獨立性，往往會被中國人認為是對交往的排斥和拒絕，可能會導致交往中斷。顯見，交往意識方面中西文化心理處于兩個不同的端點之上。

中西方社會發展的差異性

除文化心理外，中國與西方在社會發展方面存有差異。中國與西方對社會發展的認識各有側重，社會發展旨趣各不相同。中國重社會發展結果，西方重社會發展過程。對于中國社會而言，他們更多地看重社會發展結果，對于西方社會而言，社會發展過程更為重要。中國與西方此種對社會發展要求的不同側重，在各自的教育體系上有深刻體現。由于側重社會發展結果，中國社會的教育更多地立足于把學生培養成父母、教師或社會所期望的結果；由于側重社會發展過程，西方社會的教育更多地立足于幫助學生獨立自主成長的一個過程，完全依憑于學生的興趣愛好而學習和就業。中國社會的教育由于以教育結果來制約教育過程，使得父母對孩子期望過高，因而不由自主地指責和支配孩子學生成長，此種被指責和支配的學習歷程使得中國學生變得脆弱，為了得到父母、老師所認可的正確答案，他們對錯誤和失敗形成了天然性恐懼，導致他們最為可貴的創新、創造、冒險等天賦日益喪失，簡言之，中國社會的教育基于對結果的側重而剝奪了學生自主成長、嘗試錯誤和體驗失敗的機會，使學生由主動學習變為被動學習，因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顯得力不從心。相反，側重社會發展過程的西方社會，在教育體系中更多地尊重學生，把教育視為一個服從于學生健康成長的過程，因而學生得到了系統和全面的鍛煉和積累，更多地保留了其好奇心和創新潛能。

中國重社會發展內容，西方重社會發展形式。中國社會更為看重社會發展內容，而西方社會更多地看重社會發展形式，使得在社會生活過程中中國人更多地把簡單問題復雜化，賦予社會生活更為豐富的內容，而西方人卻著力實現復雜問題簡單化，使得社會生活分外單一和有條不紊，賦予社會生活更為純粹的形式，使之一目了然。此種對社會發展內容與形式的不同側重，體現在思維方式上，中國人十分豐富的形象思維，西方人簡單明了的抽象思維。中國社會對形象思維的推崇，引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充分發展，而西方社會對抽象思維的推崇，引致西方自然科學的充分發展。中國社會以“形而上”之器為要義，西方社會以“形而下”之物為要義，因之中國人強調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悟，而西方人更為具體，講究實用。

中國重社會發展情感，西方重社會發展效率。由上可知，中國社會傾向于辯證思維，此種辯證思維使得中國社會更多地強調悟性、道義，即側重社會發展情感，而西方社會更多地強調理性、功效，即側重社會發展效率。西方社會對理性的側重，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軌跡。自16世紀馬丁•路德推行宗教改革，即把社會發展的中心由天堂轉移至人間，開啟了西方社會追求理性的征程，無論是馬克斯•韋伯的新教資本主義理論，抑或穆勒的利己主義，無不閃現著理性的光芒，英國的經驗主義思潮和美國的實用主義思潮亦是西方社會側重社會發展效率的顯著體現。西方社會此種對社會發展效率的尊崇，對于個體而言，即是視集體利益為個體利益實現的基礎和條件，追求集體利益，目的在于實現個體利益。而中國社會則強調個人利益服務集體利益，以集體利益規約個人利益。對于社會生活而言，西方社會片面地過度依賴法律制度來解決爭端，高度信守以法律來制約個人行為之準則。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有顯著不同，“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大家庭，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觀念。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團結統一的意識深深積淀、內化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之中”。基于追求社會發展情感的立場與定位，中國人有著根深蒂固的親情、倫理、血緣、家庭等觀念，而仁、義、禮、智、信仍然在依憑慣性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中國社會生活，子女與父母共同生活被視為順理成章和天經地義，子女終其一生都要履行贍養父母的職責，此種觀念依然代代延續，相對穩定。西方社會對于撫養與贍養，卻顯得較為松散和獨立。西方社會中子女成年后，父母往往會中斷對他們的撫養，而子女獨立后，亦減少對父母的贍養。此種社會發展旨趣的不同側重更為微觀地體現于中西的具體生活習慣中。以飲食為例，西方社會擅用刀叉，與刀叉相伴的則是家庭生活中的分食制，進而衍生為獨立的生活習慣和相對脫離的家庭代際關系，使得社會生活的情感性低而效率性高；中國社會擅用筷子，與筷子相伴的只能是家庭生活中的共食制，共食制進一步強化了家庭關系和群體意識，進而衍生為家庭成員之間相互依賴的生活習慣和相對親密的家庭代際關系，使得社會生活富含情感。

中西文化心理與社會發展的內在契合

中西方文化心理與社會發展并非各行其道，它們有著深刻的內在契合。特定的文化心理引致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發展，而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發展進而強化了此種文化心理。中西方文化心理均是在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但文化心理一經形成，即對社會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反作用。中國社會文化心理與中國歷史發展相適應，使中國社會發展速度慢動力足。中國社會文化心理強調集體，側重情感，使得整個民族具有較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社會成員之間相互扶助，信奉集體利益至上，使得社會得以舉全體之力而建構個人所無法完成之大業，因而社會發展動力充足，強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推動社會不斷發展進步。中國社會文化心理側重情感，使得社會成員之間具有較強的相互依賴性，彼此尊重并謙虛忍讓，因而獨立觀念不強、競爭意識薄弱，使得整個民族的創新力不足，積極性不夠，社會發展速度較慢。縱觀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曾經輝煌的燦爛成果，無不歷經長期的歷史發展而獲致。

西方社會文化心理與西方歷史發展相適應，使西方社會發展速度快效益高。西方社會文化心理強調個體，側重理性，使得整個民族形散而神聚。當整體民族利益不受威脅時，社會成員往往各行其道，以自我為中心，片面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作為整體民族而言，全體社會成員都力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則相應地形成了整體性強大的社會發展動力，推動社會快速發展，使得社會發展速度較快。西方社會在短短幾百年間完成的工業化進程是對此的現實體現。而當整體民族利益遭受損害時，每個社會成員都會從自身立場出發，基于保全個人利益的目的而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使得民族國家獲得空前團結。此外，由于西方社會文化心理側重理性，更多地講究實用和立竿見影的現實運用，使得西方社會的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和高度發達，整體社會發展凸顯出顯著的高度效益性特征。

結語

中西文化心理的差異，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在不同地理條件、不同生活環境、不同民族歷史的長期浸潤下，引致了中西的不同文化現象、不同民族心理、不同價值觀念。中西文化心理的差異，導致了中西社會發展模式、經濟發展速度、社會生產效益等方面互不相同。無論是中國文化心理模式下的社會建設與發展，抑或西方文化心理模式下的社會建設與發展，無不著眼于構建輝煌燦爛的人類文明，著眼于推進人的全面發展，著眼于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總體而言，中西方文化心理差異作為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種文化現象，并不存在本質不同，亦沒有簡單意義上的優劣區分，中國文化心理有其優勢所在，同時亦有其局限所在，西方文化心理亦然。立足于具體社會實踐，中國與西方分別從各自國情出發選擇了一條更為合適于自身發展的道路和模式。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尤其是國際化趨勢日益深刻的時代背景下，中西方經濟政治文化和交鋒、交融和交鋒的持續強化，必然導致中西方均將充分吸收借鑒對方的優勢，改進自己的劣勢，使得中西文化心理的鴻溝逐步縮小。

作者：江鳳單位：重慶師范大學（重慶401331）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