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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西方文化快速滲入中國后，國內的發展從街道、馬路等基礎設施，到市政體制，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價值趣味等均表現出明顯的西方化[1]。例如上海“，從市政建設與管理，上海士紳自治運動，到上海人的行為方式，婚喪嫁娶禮儀的變化，多有西方的影響，……這不是仿照租界，而是學自泰西”[2]，西方文化的到來為長期處于戰亂的中國帶來了新的生機，也正因如此，使得西方文化在中國很快得到了一定的認可，并快速蔓延，甚至于北京市政公所及其官員認為：“要使中國強大，便意味著沿著西方道路進行現代化”，這些都使得西方的發展理念和生活方式在中國城市化歷程中打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在中國的現代城市化發展中捕捉到大量西方化的元素，鱗次櫛比的高樓和平整寬闊的柏油馬路，一方面顯示著現代社會失去了情感的理性、利益，另一方面也嚴重違背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過分依賴外來異質文化作為核心指導來進行城市化的發展，必然會使之與本土的環境產生不適應性，與本土的文化產生強烈的摩擦，若不能很好地將中西方文化相結合，則必然阻礙本國的城市化發展。

中國的傳統文化重于集體，現代社會重于個人西方文化認為：“一個人文主義者，他崇拜有限和自然，而不是超凡脫俗的崇高理想境界。為此，他不愿使他的神帶有令人敬畏的性質，他也根本不去捏造人是惡劣的罪孽造物的概念。”[3]所以作為以西方文化為發展內核的現代城市化發展，整體也隨之表現出對于個體欲望滿足的重視，強調個體價值實現的重要性。而傳統的中國是宗法社會，強調的是集體的存在和發展，個人價值的實現是在滿足集體需求的前提下而進行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傳統文化是趨于集體化的價值觀要求人們抑制自身的欲望，并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依賴。誠然，城市化過程中社會的分工愈來愈細，個體的獨立性愈來愈強，社會集體由情感依賴維系轉變為由社會制度來維持，使得個人價值的實現可以直接作用于社會的發展，也唯有當社會中每一個個體的需求被充分滿足之后才能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如此的價值引導很容易誘發人欲的膨脹和物質主義的盛行，但是它在西方文化體系的背景下會有效地被宗教（尤指基督教）所束縛，人們可以在一面放縱欲望的同時一面痛心疾首地悔罪[4]，從而避免了嚴重的功利主義和貪婪的肆意蔓延?？墒菍⑦@樣的價值引導置于尚處于發展狀態下的中國文化環境中，卻是另一番模樣。首先，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中為保證集體的利益對個體的欲望也表現為抑制，其作用效果同西方的宗教力量有所相似，但是這一約束力因為前文所提到的中國近展斷層而帶有很難磨滅的落后性，在進行現代化的初期又一度摒棄傳統文化，這些都一再地削弱著中國倫理約束道德的力量。當外在約束力不斷減弱時人性的欲望開始膨脹變得沒有節制，貪婪的本性開始出現并蔓延。因此，若要借用西方現代化的個體獨立主義發展中國，就需要重新喚醒傳統文化中的倫理約束力與之配合，不然很難治其根本。其次，情感聯系單薄。中國人素來強調集體之中的相依相存，對于彼此之間的情感維系要求很高，但是中國現代城市化發展中更加強調的是與之截然相反的個體獨立意識，在人際關系上人們首先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其次按不同功能建立人際關系，建立以理性、功能性和本我利益為基礎的目的聯盟，每一個個體相對獨立且不愿他人干涉自己，導致社會氛圍冷漠。這雖然提高了個體價值實現的可能性，卻使人們必須獨自面對發展中的壓力，雖然心中對于情感的訴求依舊強烈，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置人于千里之外，使人們的孤獨感增強，歸屬感削弱，整體表現為人口和文化一致性突出，首屬交往被次屬交往所代替，短暫性親屬關系紐帶減弱，家庭的社會意義功能降低，鄰里關系和社會整合的傳統基礎被破壞，城市中的交往具有膚淺性，短暫性，匿名性和非人個性等。[5]

中國文化重于禮，現代文化重于法社會的不斷發展，其復雜性的增長是快速的，所以以何種手段來維系社會的穩定就顯得尤為重要。中西方文化因為其核心思想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故而其維護社會穩定的手段也有所不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味地依賴法理來治理中國是絕對行不通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國的文化是一種群體性的文化，因此切實地說，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一個教導個體如何在自己所處的社會群體中盡量減少摩擦[6]，找到自身位置的中庸文化，強調“以和為貴”和“和而不同”，其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觀念即是中國文化用以維系社會的準則，它認同差別，承認不同，要求個體面向群眾，具有較強的包容性[7]。此外，當人與人之間出現較大的分歧和矛盾時，則會有以依靠社會輿論，公眾觀點和自身道德對個體進行由內而外約束的社會制裁體制，這種在價值觀中內隱化的社會制裁意識具有全面性和良好的彈性，但是也極易被掌權者所主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今天的中國社會崇尚理性治國。西方古典主義所代表的理性注重“從社會整體的層面來看待人性，推崇均勻，嚴謹，莊重，強調形式規范和理性精神，對人強調高雅，用義務和責任來維系人的自然情感。”[4]這種文化崇尚知識和思想，認為“我思想多久，就存在多久，嚴格說，我只是一個思想的東西，一個心靈，一個理智或理性”，[8]因此現代社會的發展具有對理性管理的強烈訴求。此外，隨著城市化的發展，社會結構、產業結構均趨于復雜化，社會的發展也需要法律來進行統一管理。但是，對于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國文化而言，法律僅僅是維護社會發展的手段而已。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法”等同于“刑”，法代表的是外在的強制力，而非如同西方文化中所代表的內化約束力，因而中國人對于“法”大多是敬而遠之的，難以主動以法規為自身的行為準則[8]。因此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人們大多是因為害怕法律的“嚴厲”而選擇遵守，并非內在如同遵守倫理道德一般作為行為準則去執行，又因為隨著社會復雜性的逐步提高，個體欲望的不斷膨脹使得傳統文化中的道德觀、倫理觀一再受到強大沖擊使之約束力被削弱，因此中國社會總體表現出“禮崩樂壞”，和無視法律的約束為了滿足私欲而不斷打法律“擦邊球”的現象，令人擔憂。所以，從中國城市化發展中的價值觀和規范手段所表現出的諸多矛盾來看，以西方文化為指導的中國現代城市化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適應于中國本身，只有當發展與民族的文化內核相適應時城市化的發展才能夠平穩地進行，建立現代城市化中的“中國模式”是必須的選擇。

現代城市發展的“中國模式”

結合中國文化特點與現代社會的發展需求，筆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在文化層面來看，必須在保留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念和文化特性的基礎上結合時代的特點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發展模式”。

1.吸收多元文化，優化自身首先，雖然西方文化的侵入對于中國發展的影響是格外劇烈的，城市化過程中在文化層面所激起的矛盾是尖銳的，但是我們卻不能否認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是更適合于現代社會發展現狀的，所以在中國現代城市化的過程中對于西方經驗的吸收利用很有必要。其實，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中異質性文化侵入并產生強烈影響的現象并不是僅此一次。從十六國時期的五胡亂華，到滿清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斷中國傳統文化，相反卻是征服者最后被同化、被融合。中國傳統文化吸收了各少數民族的新鮮血液，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這表明中國文化本身即有著強大的同化力，因此我們需要注重的是如何將西方文化逐漸中國化，為中國文化越過近代時期發展滯后的鴻溝創造條件，并讓其為中國城市化發展提供動力。

2.法禮同行，共同治理首先，現代城市化發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社會分工的細化，這使得社會的復雜性和多維性得以大幅度地提高，因此選用法律治國是必要的。一方面法律具有客觀性和強制性，在面對復雜的社會和因為物質極大豐富而刺激誘導的欲望膨脹時可以很好地予以規范和限制；另一方面，法律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它是理性主義最好的代表，在面對全球化的今天，理性冷靜地處理問題，治理國家是必須要倡導的。其次，在中國文化體系中更加注重的是道德說教而不是法律的強制，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冷冰冰的、機械的治國手段，中國人在相當程度上更容易受到個人判斷和理解的影響，道德、禮教能夠內部約束人們的行為從而在根本上解決矛盾。因此在中國不僅要不斷完善法律體系，更重要的是向公眾弘揚正確的道德觀念，只有當正確的道德觀念深入人心時，中國發展中的諸多矛盾和問題才能得以解決。此外，道德是精神層面的指導，具有很強的隨意性和個體性，且很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法律是客觀的約束，它具有強制性卻缺少彈性很難在各方面對每個人進行約束，因此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最大限度保證社會的正常發展和運行。

3.文化創新，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全球化將中國置于世界背景之下，若想為中國傳統文化注入生命力就必須將整個中國文化體系置于世界文化背景下進行淘洗捶打，去粗取精，結合時展現狀不斷創造出新的文化現象，讓中國文化煥發出時代的力量。正如指出的：“我們要立足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著眼于世界文化發展的前沿，發揚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長處，在內容和形式上積極創新，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盵9]以中國文化為根基，面向世界；取自民族，發展文化，不斷鼓勵優秀的文化作品創作，提倡文化內容、文化形式等多個層面上的創新發展才能讓中國文化更快地跟上時代的腳步[10]。

4.從教育入手，根植良好觀念價值觀的形成一部分來自于社會現狀一部分則來自于教育。今天中國的教育整體表現出了更多的實用主義，更少的價值觀滲透，更多的應試化教育，更少的培養性指導。筆者認為只有完善的教育體系和健康的教育目標，讓孩子從小就接受積極、健康、現代的價值觀滲透，才能讓中國文化在中國建設的道路上走得更加扎實平穩。

5.結合市場，發展國內文化產業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十分迅猛，文化產業在利益導向下文化價值內涵越來越少，不少學者都唏噓感嘆著中國文化產業的厚古薄今。所以，只有讓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起來，承擔起文化宣揚傳承的重擔，才能讓中國社會漫起與時俱進的文化。自近代以來，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在發展建設和價值觀念方面均表現出了盲目的西方化追求。一方面這使得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僅僅是學到了西方建設方式的表面內容，卻忽略了支撐起發展的文化內核，使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呈現出動力不足；另一方面，中西文化的內核有著本質的不同，如果過分地追求西方文化而逐漸忽視中國文化的引導作用，這不僅會激化中西方文化的矛盾，同時也會加大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阻力。因此，只有為中國文化注入強大的生命力，并將西方文化中適應于當今社會發展的成分吸收進入中國文化，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模式”城市化發展，才能夠在真正意義上保證中國快速、平穩地完成現代城市化的進程。

作者：黃玉興張娟單位：武漢科技大學資源與環境工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