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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蜀陶業的輻射影響

清代康熙年間，丁蜀一帶就有龍窯五十余座。陶工中有以出賣勞動力為主的純工人，也有不少亦工亦農者，周邊農村不少農民為鎮上陶業窯戶一邊打工、一邊務農，更有農家在農閑時幫窯戶加工小件陶坯。而上袁村、潛洛村、西望村等農村距丁蜀僅不足三公里之路，正處在丁蜀陶業的輻射區內，幫丁蜀窯戶加工小件陶坯就很屬平常了。丁蜀制陶，歷來有大缸、中缸和小件陶器之分，大、中型陶坯因為運輸成本高，也易損壞，不宜在農村加工，而小件陶器如紫砂壺之類屬手工作坊式生產，工具小巧、所用場地不大，非常適合于農村家庭生產，這些客觀條件成就了丁蜀窯場與周邊農村做紫砂的結合機緣。

2人多地少的影響

江南雖然富裕，但人口稠密、土地擁擠，人均占有田畝極少，靠種田已難以維持溫飽，必須千方百計地尋找種田以外的謀生之道。例如：蘇州、杭州一帶紡織土布、種養蠶桑；常州武進農民農閑時做麥芽糖，走街串巷去“換糖”，賺取零錢以補家用。而陶業興盛的丁蜀附近，農民盯著鎮上的窯戶弄點“小坯”做做，既不出門又能賺錢，真是最好不過的選擇，完全符合江南農民戀土、戀家的想法，這是周邊農村不少農戶都參與做紫砂的主觀條件。

3群體效應與名人效應

一個地方因藝術出名，往往和群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從事一種專業的群體大了，必然是互相競爭，在競爭中得到發展。以上袁村為例，據韓其樓先生《紫砂壺全書》所載，明代萬歷崇禎年間，上袁人陳信卿仿時大彬傳器見長，而據老人傳說，當年時大彬制壺時就客居上袁村。如果村上沒有一個做壺的群體，也不可能突然從天上掉下來一個“名人”，而有較大人數的制壺群體，為使自己的生意更好，既相互影響，又相互競爭，在無形的互相影響、競爭中，紫砂壺藝得到了提高。事物的發展規律，就是一個有著廣泛基礎的東西，才能冒出頂尖人物，也就是出名人。正如金字塔一樣，塔底層越大，塔尖才會越高。如上袁村，從康熙年間到民國初期，共出了陳鳴遠、邵大亨、邵旭茂、邵友廷、程壽珍等名人，而西望村就有范大生、范鼎甫等多名巨匠人物，這絕不是偶然的、靠單一的個體奮斗能成功的現象，而應該是群體烘托下的名人現象。

4人文環境和文人參與的因素

在明代中期已是文人墨客喜愛之物，這些文人墨客必然與制壺藝人多有交往，如時大彬就與同時代的陳繼儒、王時敏、王鑒等文人墨客常交往，有一壺底刻上配有：“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歐中素濤起”的詩句，清代陳鳴遠壺則字字有晉唐風格，他結交的人大多是“名公貴族”，按現代的說法也就是文化名人和一些當官的交往。這些有文化的名人參與到紫砂壺之中，必然提高紫砂藝人的藝術素養和文化品位，藝人手中的茶壺也在不知不覺中就越來越有文人氣息、文化氣息。這些充滿文化氣息的紫砂壺，被他們那個時代的文化名人和官宦所喜歡、所吹捧時，那些制壺的藝人自然而然地也隨著壺的名聲而出了名。而這些出了名的藝人，再帶動著村上的人做壺，這樣，年復一年、家家制壺、代代相傳，形成良性循環，促使不少紫砂藝人成為了紫砂名人。綜上所述，這也正是是宜興農村紫砂藝人、名人隊伍形成并發展的的基本原因。

要采取優惠政策，積極創造條件，穩定高級坭興陶技藝人才，引進工藝美術設計人才。如對不同職稱級別的技術人員實行政府津貼、帶徒傳藝補助，對引進的人才提供優越的生活和工作條件。要建立理論研究和人才培養、培訓基地。應以欽州學院為基地，在學院的美術系舉辦相應的專業或在相關專業三、四年級的學生中進行陶藝培訓學習，培養高級坭興技藝人才。同時成立研究所，開展坭興文化的研究，包括對欽州坭興陶的繼承、創新、理論體系的研究。要采取行政措施和鼓勵政策，促進和支持企業組織有潛質、有一定基礎的坭興陶技藝骨干與大師、名家、高工結對掛鉤，拜師學藝，或到藝術院校進修，培養坭興行業的領軍人物。要實施欽州坭興從業人員培訓制度，普遍提高現有從業人員文化藝術素質，用幾年時間對學歷、職稱較低者有針對性地分批進行文化、工藝的培訓，如專業知識和理論的學習，雕塑、陶刻、成型制作等技能訓練。

5結語

不斷強化政府的服務意識，提高千年古陶城管理中心的管理水平在陶瓷經濟發展的今天，環境是“資本”、環境是“生產力”已經深入民心。強化服務意識，提高服務質量，才是保持園區持續發展的“長效藥”。因此，在加強千年古陶城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切實打造千年古陶城的軟環境，探索多種行之有效的千年古陶城管理模式，形成對企業全過程、全方位、全天候的服務承諾體系和科學規范的管理秩序及依法治區的環境，建設成為適應于企業創新發展的千年古陶城。

作者：張梅珍單位：宜興陶瓷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