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習教育機構社會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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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學新制度學派對于組織環境與邏輯的闡釋
組織研究一直在社會學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于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社會學新制度學派更是以組織研究為核心內容，該學派圍繞著組織機構在規章制度上的趨同現象展開分析，試圖回答“為什么當代社會中組織機構的結構和規章制度越來越相似”?換言之，是什么因素影響乃至決定著當代組織機構的發展?社會學新制度學派中的華裔學者周雪光在總結學派中其他學者觀點的基礎上，認為是一種所謂“合法性機制”的作用，最終造成了組織趨同現象。這種合法性機制是指誘使或迫使組織采納具有合法性組織結構和行為的觀念力量，具體包括一個社會中的文化觀念、法律制度等可以對社會所有成員產生影響的因素。合法性機制觀點的提出，使得對于組織結構的傳統認識被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包括權變理論、資源依附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等在內的傳統組織理論大都認為組織結構設計是由組織目標和組織任務決定的，而社會學新制度學派在這些傳統認識中又加入了組織所處社會環境因素。這樣，社會學新制度學派就由對于組織趨同的現象分析進入了組織所處環境問題的理論細分。按照斯格特的梳理，新制度學派將組織所處環境區分為兩種類型，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前者是從技術的角度看待組織的運行，包括組織外部的資源與市場、組織內部將投入轉化為產出的技術系統等，后者是指組織生存于其中的社會的法律制度、文化觀念和社會規范等因素，但新制度學派所關注的制度環境主要是社會的共享觀念及規范因素，也就是支撐社會生活穩定化和秩序化的、被普遍接受的符號體系及其共同意義。社會學新制度學派堅持認為，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對組織具有不同的影響。技術環境要求組織內部的結構和運行程序滿足技術效率，而制度環境則要求組織內部的結構和制度符合社會公認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環境中已被廣為接受的組織形式和做法，而不管這些做法對組織的內部運作是否有效率。例如，企業在內部結構上采用科層制，常常不是出于技術和工藝流程對管理的需要，而是因為科層制已被社會廣為接受，如果某家企業不采用這種組織形式，其在市場上的“合法性”將受到懷疑。因此，制度環境對組織的要求可能與技術環境相矛盾。為了滿足這些相互沖突的環境要求，組織的一個重要對策是把組織的內部運作和組織的正式結構分離開。一個組織建立了許多的規章制度卻并不真的實施，這可能是因為這些規章制度是為了應付制度環境的要求，與它的內部運作無關，這就使得組織內部可能存在毫無實際意義的結構分化。為了更明確地反映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對組織所具有不同的影響，弗里德蘭和阿弗德提出了組織環境具有多元邏輯的觀點，他們認為在當代西方社會，每一種組織環境都有一個中心的邏輯，包括一系列的物質實踐、社會關系和符號構成，這種多元邏輯之間可能是互補也可能是矛盾的。社會成員便可能利用不同的邏輯來滿足自己的目的，有時符號和規則被內化并提供趨同性，而有時它們又成為個體、群體和組織利用作為變遷的資源。這樣，組織環境問題又派生出邏輯問題，而這些不同組織環境及其派生邏輯在社會學新制度學派看來，不僅存在同時并存的理論可能，而且正在社會中實際發生著。
作為一種新興的社會組織形式，在其發展過程中也面對著兩種不同環境———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而且兩種不同環境同時對補習教育機構施加合法性約束，根據筆者的調查和分析，技術環境要求的合法性主要表現為一種經營型邏輯，而制度環境要求的合法性則主要表現為一種服務型邏輯。
(一)補習教育機構面對的技術環境與經營型邏輯的生成組織研究者
在早期的研究中發現，沒有任何組織能夠自給自足，組織必須在與環境的交換中獲得資源以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因而組織領導者必須為組織制定出有效率的規章制度來保證這一交換過程的順利實現，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技術環境”就成了傳統組織研究中較早誕生的一種理論發現，也集中反映出早期組織研究以組織目標達成為核心的理論訴求，如早期的組織研究者迪爾曾將技術環境定義為“與確定目標和達到目標有著潛在聯系的所有環境的總稱”。補習教育機構由于多為私人投資興辦，基礎相對薄弱，因此從所處環境中獲得足夠資源來維持生存和發展便是該類型組織的首要目標，也是補習教育機構所面對技術環境的最重要內容。為了實現上述組織目標，補習教育機構與所處環境之間的交換主要表現為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轉換，“布迪厄認為勞動時間的積累是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共同實質，也是它們可以相互轉換的根據”，具體而言，補習教育機構的運作過程是通過知識講授、經驗傳遞和技能培養等具體內容來實現機構成員身上所負載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化，進而獲得財富性收入。在布迪厄看來，文化資本是一種新型的資本存在方式，“是通過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而儲存于個人身體中的文化知識、文化技能和文化修養”，掌握文化資本的社會成員，也是“文化產品”的所有者，但他們只有通過進入類似補習教育機構等組織，才能最終實現“文化產品”的銷售，從這個意義上理解，補習教育機構所處的技術環境就是一個交換環境，一個供兩種不同資本形態相互轉換的資本轉化場。經營型邏輯是指在補習教育機構與技術環境互動過程中形成的趨于以成本效益為機構行為特征的組織規則。從組織合法性角度考察，經營型邏輯表現為結果的合法性，即機構行動以最為有效的途徑達到目的和取得成效，而如何在這一過程中提高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化率就成了其中的關鍵。在經營型邏輯的主導下，補習教育機構的組織者重點在機構運行中的成本和收益環節進行控制和處理。在成本方面，面對場地費用和員工工資兩部分最大支出，補習教育機構的組織者們都極盡節省之能事。面對場地費用，在筆者調查的20家補習教育機構中，僅2家使用自有房屋，其余皆為租用房屋，且20家機構中有19家使用民宅作為教室，其余1家使用商用寫字間作為教室，教室的隔墻、水、暖、氣、電、通信等各種設施均為居住用房使用，完全達不到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11年8月8日頒布修訂的《中小學校建筑設計規范GB50099－2011》中的教學空間要求，可以說“辦學條件”頗為簡陋，而這種“人為”簡陋的背后自然節省了場地費用的大筆支出。面對員工工資費用，在逐利觀念的驅使下，補習教育機構的組織者往往并不雇傭文化資本含量較高的優秀“教師”，而是在滿足補習基本要求的情況下雇傭普通“教師”，以獲得更高的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轉化時的轉化率，這也是當前補習教育機構中在校大學生充任“教師”情況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收益方面，補習教育機構更是直接地表現出了經濟資本優先的經營型邏輯。筆者在調查中發現，補習教育機構的組織者常常會在學生的補習周期內加大課程密度，安排較多課程，以獲得更多的經濟資本收益，甚至于，一部分組織者全然不顧本機構成員文化資本的實際狀況，將普通“教師”包裝成所謂“名師”，進行虛假宣傳招生。
(二)補習教育機構面對的制度環境與服務型邏輯的延續
“技術環境允許組織使用基于生成系統制造產品特征的控制手段，產品和服務可以根據相對成本和質量來估價，這就產生了‘結果控制’，制度環境強調的是組織遵從形式理性規范的程度、正確過程得以實施的程度以及恰當結構處于合適位置的程度”，換句話說，制度環境要求組織內部的結構和制度符合社會公認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環境中已被廣為接受的組織形式和制度，而不管這些組織形式和制度對組織的實際運作是否確有實效。雖然補習教育機構具有私人投資性質，但在社會公眾的觀念中卻與主流教育密不可分，這種延續自主流教育的共享觀念便是社會學新制度學派論述中的補習教育機構所處制度環境。具體而言，補習教育被學者和社會公眾理解為“影子教育”，一種對于校內主流教育的延伸。相較于補習教育的資本轉化場特征而言，主流教育則是一個文化資本的輸出場，政府投資興辦主流教育機構的目的是通過向國民傳遞文化資本來提升國民素質，使個人得以適應社會參與社會生活，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文化資本也被政府視為類似醫療健康、住房保障等社會生活必需品，為此政府對文化資本的“購買價格”和“質量”進行了嚴格的監管，以保障社會成員都能獲得受教育的權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教育法》第25條明確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而厲以寧先生也將義務教育和高級中學教育視為純公共物品性質和基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質服務。可以說，在建國后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主流教育關注平等，惠及普遍的根本特征已深入人心，成了一種社會共享觀念，而作為“影子教育”的補習教育，在社會公眾眼里也與主流教育不應有別。服務型邏輯是指補習教育機構在與制度環境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以彰顯制度環境中被普遍接受的共享觀念、規范因素和符號體系為機構行為特征的組織規則。從組織合法性角度考察，服務型邏輯表現為過程的合法性，即機構行動對于教育管理部門及社會公眾共同期待內容的有效彰顯，而如何在這過程中提高文化資本傳遞的有效性被視為其中的關鍵。在服務型邏輯的主導下，補習教育機構的組織者需要努力滿足教育管理部門及社會公眾的共同期待內容，而這些內容大多與主流教育聯系密切。例如，為了響應國家和政府提升國民素質的號召，主流教育日益注重學生素質的全面提升，努力將應試教育轉變為素質教育，一些在傳統教學環節中不受重視的音體美等科目逐漸受到校方青睞，在這一客觀背景下，作為“影子教育”的補習教育機構也相應出現了一些調整，其中近年來部分補習教育機構增加心理咨詢和勵志類教育內容就是順應這一客觀趨勢的表現。校外補習教育機構面對的兩種環境及邏輯同時構成了對于機構的合法性約束，但兩種約束之間并不和諧，而是處于一種緊張和對立之中。技術環境及經營型邏輯要求補習教育機構以工具理性方式展開運作，強調成本與收益，這對于私人投資興辦的補習教育機構而言實屬正常，但相對于自主流教育延續而來的“影子教育”特征而言，又可能與補習教育機構面對的制度環境及服務型邏輯相沖突，因為主流教育堅持消除不公，培育平等精神，主張不能因為收入、身份、種族等各種外在條件而產生差別對待。這種現實存在的緊張和對立邏輯，構成了補習教育機構當下面臨的雙重邏輯約束或曰邏輯困境，而正是在它們的合力作用之下，補習教育機構實際發生著諸多行為偏差。
三、雙重邏輯約束下的補習
教育機構行為偏差在補習教育機構面對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兩種不同環境時，如何在由不同環境及邏輯提出的合法性要求之間謀得平衡，以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便成了補習教育機構選擇行為策略時的關鍵。但礙于這兩種環境及邏輯對立甚至沖突狀況的客觀存在，補習教育機構無論如何盡力調適自身行為，終究還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出現行為偏差，其中主要表現為“行為市場化”和“機構冗余化”。
(一)經營型邏輯約束下的“行為市場化”
面對技術環境和經營型邏輯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補習教育機構的行為策略是嚴格比較投入和產出，努力提高效益，最大化地獲取財富性收入。雖然這種追求經濟利益的做法源自補習教育機構所處的技術環境，也符合其組織目標，但若對這一目標不加控制地恣意追求，勢必會出現“行為市場化”的偏差。事實上，這種“行為市場化”的偏差已在當下補習教育領域中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主流教育的沖擊和影響。如在利益驅使之下，部分補習教育機構投放虛假招生廣告，違規宣傳，還有一些補習教育機構組織者為了追求補習生員數量的增加，通過賄賂主流教育中的在職教師的方式來求得對方協助招生，甚至于一些主流教育中的在職教師也受到“行為市場化”的影響，公然違反在職教師不得辦班補課的禁令，開班辦學，造成極壞影響。雖然補習教育機構受所處技術環境影響而存在追求合理經濟利益的訴求，但作為以知識為產品的社會窗口行業，如果放縱自身對于社會責任的承擔，片面追求經濟利益，不僅會使知識淪為金錢的附庸，在社會中形成一股庸俗之風，嚴重沖擊和影響主流教育制度，還會客觀上加大不同背景家庭子代間的地位分化，使得補習教育成為催生新的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最終影響補習教育的和諧健康發展。
(二)服務型邏輯約束下的“機構冗余化”
面對制度環境和服務型邏輯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補習教育機構的行為策略是通過調整自身內部結構設置，不斷地仿效主流教育內部結構和功能，延續“影子教育”的公眾定位。雖然這種與主流教育形式趨同的做法能有效滿足制度環境提出的合法性要求，達到規避風險的目的，但常常以增加補習教育機構的內部設置為代價，進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機構冗余化”。筆者在長春市進行的調查中發現，一些補習教育機構配有心理輔導教師，定期對學生進行心理輔導，還有些機構常年開設針對學生成長的勵志課程，而除此之外的一些類似特色課程設置也是不一而足，然而在這些機構組織者對此類現象的解釋中卻有著些許無奈，明顯地反映出制度環境和服務型邏輯的約束和影響。一位組織者曾向筆者介紹，“這些文化課程輔導之外的課程設置起初是沒有的，都是后來對眼下主流學校教育中普遍開設相關課程的模仿，因為家長在為學生選擇補習教育機構時很看重這些內容，所以很多補習教育機構都開設了這些課程，但這些課程都是賠錢設置，因為這些課程都是輔助性質課程，任課教師稀缺不好找，人工費用極高，很難在這類課程上賺錢。”原本只提供文化課程補習的補習教育機構，其組織目標在于實現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換，但由于所處制度環境的要求而使得補習教育機構不得不在應對過程中不斷地“全面”發展，機構設置越來越龐雜、冗余，而冗余的機構設置又必然會產生額外的費用支出，最終造成對補習教育機構正常運作的沖擊和影響。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這部分增加的額外費用支出也正是筆者前文中發現“消失利潤”問題的主要原因!
四、結語
既往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脫離行政規劃和法制監管的單純市場化發展路徑將導致宏觀秩序混亂和微觀行為失范的嚴重后果，作為兼有經營型邏輯的補習教育機構，不僅是一種新興的社會組織，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中的年輕參與者，為了防止其恣意發展而可能導致補習教育領域整體無序化問題的出現，有關教育主管部門應盡快出臺監管政策和法規，強化治理，防微杜漸，使補習教育機構在合理的軌道上健康發展，避免因“行為市場化”的過度發展而產生消極影響。同時，有關教育主管部門在出臺監管政策和法規之前，還應充分考慮補習教育機構的實際狀況，尤其應針對補習教育與主流教育之間的差別與不同，制定針對補習教育機構適用的規范性指導意見，從頂層設計角度理順補習教育機構面對的制度環境，徹底消除補習教育機構存在的“機構冗余化”可能，為其健康發展“減負”，以使其更好地發揮對于主流教育的補充作用。
作者：閆闖單位：東北師范大學社會學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