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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陳寅恪詩史互證獨立精神

【論文摘要】文史大師陳寅恪治學樹立了修辭立誠的典范。其治學態度重真知輕浮名,博學強記,貫通文史;其治學方法融匯中西,堅持從史實中求史識,并在比較研究和詩史互證上形成了自己的標簽性方法;其治學領域避易就難,不甘逐隊隨人,樹立起東方學研究的中國旗幟;其治學根本在不曲學阿世,堅守學術的獨立性。陳寅恪以自己的學術人生詮釋了“獨立精神、自由意志”的學者品質。

2009年10月7日,是我國著名文史大師陳寅恪逝世40周年的紀念日。大師雖去,然精神長存。1995年出版的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從陳寅恪的處世觀和治學態度等方面刻畫了一代宗師的風骨和傳奇,也引發人們對制度、對人性、對文化和對學者品質等話題。我讀此書,受益頗多,下面結合余英時、岳南、劉斌等人的相關論著和傳記,僅從陳寅恪的治學之道與友朋分享我的讀書心得,以此紀念陳寅恪。

1治學態度重真知輕浮名,貫通文史,博聞強記

因為家學淵源和個人秉賦,陳寅恪幾乎無書不讀,人譽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早年游學日本、歐美多所著名大學,卻沒有任何碩士、博士頭銜加身,所選擇的學校、院系、課程,都避易就難,與當時的大多數留學生反道而行,不由人同興蕭公權當年之嘆:“有學問的人絕不需要碩士、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面。不幸是有些留學生過于重視學位而意圖巧取”。1957年陳寅恪曾幫他的學生高守真選冷僻的太平公主做學年論文,他對高守真說:“歷史上太平公主的史料不多,搞現成的東西沒有意思,人云亦云最討厭,正因為資料少,可以逼著你去看更多的書,努力作些新發現。……寫文章不是為了一舉成名,你就當是一場學習吧。”寥寥數語,其治學態度坦呈無遺。綜觀陳寅恪的一生,研究領域涉及文史哲三大領域,在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明清史、敦煌學、突厥學、藏學、宗教學、佛教典籍、佛經翻譯文學、中古文學、語言、音韻、本草等廣有涉獵和斬獲;通曉十數種語言文字,其中包括一些死亡文字。其扎實的學術功底,也表現在驚人的記憶力上。晚年雙目失明,據助手黃萱回憶,在查找資料時卻是“一口準”。由此再次證明:做學問須破萬卷書,須有耐得住寂寞的淡泊心。廣博強記為他一生的學術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國家爭得了連城價值。據陸鍵東載,印度在1959年武力犯邊前曾組織了包括史學家、外交家、甚至研究古神話和佛教的權威學者在內的一個寫作班子,以信函形式向中國政府提出了領土要求。中央派人征詢陳寅恪的意見,他明確表示印度方面的“領土要求”很不合理,并向中央政府提供了有關清朝官員的日記、奏議等史料的線索。臨終前,他還對中山大學的有關人員講,珍寶島歷來是中國的領土。

2治學方法上中西合璧,從史實中求史識

早在三十年代陳寅恪就指出思想要自成系統、有所創獲,必須一方面吸收外來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的地位。陳寅恪治學,具有無一字不無出處的嚴謹與審慎,明顯衣承了乾嘉學派,但他吸取了歐美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自覺地克服了乾嘉學派缺乏綜合研究的不足。前陳寅恪真正受到沖擊的是1958年的“厚今薄古”運動。批判者嘲笑陳寅恪對琵琶女、楊貴妃、茶商等人的年齡、貞操、民族、籍貫等等的繁瑣考據是“誤人子弟”的偽科學,令陳寅恪憤然離開了所鐘愛的講臺。事實上,他對史料的旁征博引,是為了說明歷史真相和社會交往、民族、風俗、制度經濟的變遷,旨在揭示史實背后的規律性。總括而言,陳寅恪的治史方法主要有二,一是比較研究法,譬如,他曾指導過:古代碑志與外族有關者之比較研究、摩尼教經典與回絕文譯本之研究、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梵文、巴比利文、藏文、回絕文及中亞諸文字譯本與漢文譯本之比較研究)、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志與歷史有關系者之研究等等,充分發揮了他的語言優勢和在碑志和佛教經典方面的探幽特長。二是詩史互證法。他對學生說:“(1)在治史中能開闊思路的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就是作比較研究,尤其是對歷史人物的判斷。(2)我之所以要搞唐詩證唐史,是因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歷史記錄存在很多錯誤。唐代歷史具有很大的復雜性,接觸面也很廣,并且很多史料遺留在國外。但唐代的詩歌則保留了大量的歷史實錄……”對陳寅恪以詩證史法,從1958年的卞孝萱,到后來的錢鐘書,都提出過理性批判。但從以上引文可窺此法的合理性,也是其詩人氣質和貫通文史的表徵。陳寅恪治學不武斷、不夸大、不斷章取義、不違駁事實,詮釋了實事求是的原則。他所謂的“一時代的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提倡在新材料的基礎上,學者應該要“預流”。迄今為止,這仍然是史學界的不二法門。

3治學領域不甘逐隊隨人,在中國東方學研究上開一代風氣

在學術領域上,陳寅恪曾自我評價“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后”,彰顯了他做學問的骨氣和志氣。面對東方學中心在法國和日本的尷尬,他曾于1929年贈詩北大歷史系畢業生:“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終其一生,他為建立起中國獨立的東方學殫精竭力。本來,1940年代以前,他通修“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回國后不久便轉攻“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中國東方學研究領域里取得了公認的高山仰止的地位。他首倡敦煌學,開拓了西北史地研究新領域;奠定了中國藏學、蒙元史學、突厥學研究的基礎;在佛經翻譯、大乘教等等方面也樹起了中國人的旗幟……。可以說,他所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獨指學術和政治立場,更包含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訴求,也必然產生實際效應。譬如,他以教學實踐影響了所有與他的課堂有緣的學生和老師。早在清華執教時期他就堅持“四不講”(“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專講自己的最新研究心得,所以,即便是已經開過的課程,也一樣吸引眾多學生和諸如朱自清、馮友蘭等名師風雨無阻來聽課,成為事實上的“教授中的教授”。為什么陳寅恪的學生中會產生一大批一流學者或大師級人物(如,吳其昌、汪篯、王庸、周傳儒、姚名達、王力、姜亮夫、季羨林、劉節、蔣天樞、謝國楨等等)?是所謂大化于無形!晚年因種種原因,他的史學研究轉向“頌紅裝”,在盲眼和臏腳下完成了《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的心血之作。有學者認為,他是我國女性文學研究的開山鼻祖。完全可以這樣假設,以其不屑與俗同的發微探幽的學術敏感,他如果生活在今天,人文社科領域一定會出現春色滿園秋意望的別樣景致。

4治學根本在不曲學阿世,堅守學術的獨立性

陳寅恪視學術文化如生命,認為不可將學術淪為謀取功利的手段。因此,1953年底他就是否出任中科院歷史所二所所長之職,口述了《對科學院的答復》,中云:“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并向中央提出北上的條件,一是允許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二是請或劉少奇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他認為“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始終認為思想自由是文章上乘的先決條件,學術不應受世局和外緣的影響。這在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造神運動的大背景下,這種不識時務尤顯金貴。當今,學人歷經幾十年的社會嬗蛻,也在自覺或不自覺中摒棄了學術獨立的原則。而事實上,學者保持獨立的品質,不屈從時世,不做刀筆吏,不做吹鼓手,既不依附各界精英,也不偏重社會弱勢,在物欲橫流之世,學術完全超離俗世功利,何其難哉!正如他在1950年刊行的《元白詩箋證稿》中所云:“縱觀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錯雜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并存雜用,多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于消滅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由此可知,陳寅恪之甘于寂寞,是自覺的選擇。治學,不可曲學阿世,不應該以學問為謀取名利的工具,唯有這樣,才能求得真知。學風純正,人品自高潔,這是我讀此書的又一感受。

陳寅恪曾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談到過“大師”的標志:“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風氣,而示來者以規則也。”如果說大師的標準一是能開一代風氣,二是能示來者以規則的話,無疑,陳寅恪是當之無愧的文史大師,他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座永恒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