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流動現代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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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是關于蘇北濱?？h農民社會流動的個案研究，在問卷調查和大量訪談資料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心理論假設，即蘇北濱?？h農民在不斷的社會流動過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現代性，現代性的獲得又反過來支配他們更理性的流動。
一、研究背景:區域農民社會流動的視閾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外出流動人口迅速增多。蘇北濱?？h農民也大規模的向蘇南等地涌人，與中國其他地區農民不同的是，濱?？h農民一直就有向外流動的傳統。經過多年的社會流動，今天的濱?？h農民已發生巨大變化，很多人通過多年打拼在擴展經濟資本的同時也增加了自身的社會資本。
近年來，江蘇省政府開始將部分重點工業向蘇北轉移，由此帶動了蘇北建筑、服務等行業的發展。蘇北地方政府也積極拓寬渠道吸納資金、技術，不僅向大企業招商引資，還經常邀請本土流出在外的“流動精英”回鄉參觀，并通過大眾傳媒召喚在外流動農民回鄉參與建設。地方政府此項舉措主要考慮的是在外流動農民經過十至二十年的發展，不僅擁有較高的技術，而且在思維觀念、心理狀態、社會視野等方面也更趨向現代性，這對于發展地方經濟所需成熟的勞動力和沖擊傳統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具有雙重的現實意義。流動農民出于對擴展自身利益的考慮也積極響應地方政府的召喚，近年來出現的“鄉土回流”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二、個案材料的選取與簡單統計
由于流動人數較多，取得總體流動農民名單非常困難，因此，本文調查無法進行概率抽樣，而是采取了配額抽樣方法。具體做法是在濱海縣委辦公室幫助下抽取了振東、東坎兩鄉鎮130人，其中被視為“流動精英”的21人，“普通流動者”109人，構成本次調查的樣本。調查數據統計如下:
從年齡結構看，21到40歲的居多，其中21——30歲的占29.2%,31——40歲的占30.8%,41——50歲的占20.8%;從文化程度看，初中以下的占47.7%，初中占35.4%，初中以上的僅占16.9%;從收人水平看，流動農民收人都相對較高，僅月收人2500元以上的就占21.6%;從職業身份來看，受雇者占了56.9%，經營者占43.1%。結合訪談資料，對上述數據做以下補充說明:濱海縣流動農民從其職業身份可以將他們分為受雇者和經營者兩類。受雇者主要在鄉鎮企業務工，從事服裝紡織、電子制造等，其中以女性居多，從年齡上看也以21——30歲的青年人居多，他們的文化程度也較高，收人與經營者比相對較少，多數在13002300元之間;經營者主要從事運輸、承包工程、承包菜市場等，收人多在2500元以上，部分人月收人達到4000元以上，這類群體以男性居多?！傲鲃泳ⅰ敝饕谶@部分人群中，很多“流動精英”已經積聚了幾百萬的資產，但他們的文化程度則比較低，多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年齡多數在40——50歲之間。他們獲得財富的主要原因在于流動時間較早，利用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蘇南等地大力發展經濟的機會承包工地建筑等業務，回鄉雇用農民賺取了第一桶金，在積累財富的同時他們也積累了豐富的市場經驗，培育了敏銳的市場意識。
三、理論假設的提出與檢驗
(一)理論假設的提出:理性流動與現代性自覺。基于對蘇北濱?？h農民二十年來社會流動狀況變遷的考察，本文提出一個中心假設:濱海農民在內在經濟沖動力的驅動下不斷外出流動，在流動過程中現代性越來越被強化，現代性的獲得又使他們更加理性的流動。為進一步研究濱海縣農民社會流動與現代性獲得之間的關系，本項研究提出兩條具體的作用機制假設:一是時間效應假設。這條假設主要是基于對蘇北濱海縣農民通過二十年的社會流動對自我身份判斷、自我現狀感知、自我歸屬感等方面維度的考察。鑒于蘇北濱?？h農民較長的流動歷史和持續不斷的流動現狀，本文提出的假設是蘇北濱?？h農民已經認同外出流動，并且把這種行為內化為自身的生存模式和行為習慣，在流動過程中，去“鄉土性”特征越來越明顯，傳統越來越弱化，現代性逐步增強。二是空間效應假設。這條假設主要是基于對蘇北濱海縣農民自覺了的現代性反過來又支配他們更加理性流動的考察。主要是對濱?？h農民流動行為、動因、流人地認同以及出現的“鄉土回流”等方面的研究。
(二)理論假設的檢驗:時間與空間效應檢驗
1.時間效應假設檢驗。本假設意在探析農民社會流動對他們自身獲得現代性的影響，借用英克爾斯關于個體現代性的測量指標的一部分，主要從以下方面進行測評:第一，接受新經驗。此次調查中在回答“假如有一種新技術能改進您的工作，您會對此采取何種態度”一問時，“樂于接受”的有82人，占63.1%，有26人選擇“等別人用了再說”，占20%，只有11人選擇“穩妥一點，還是用老方法”，占8.5%。從以上的數據中，至少可以獲知兩個事實:在接受新經驗這一點上，過半數人的回答是趨向現代的;8.5%的人選擇了“說不清”，這種結果的出現有兩種可能:一是被訪者以前根本沒有考慮過類似問題，二是他根本無法確定其態度。第二，教育期望。英克爾斯認為，所要求的教育年數越高，就越具現代性。在測量教育期望時，引用了英克爾斯設計的題目，只在答案上稍稍變動了一下，將年數改成不同文化程度。“如果能免費接受教育，您覺得您的孩子應該接受什么程度的教育?”在回答這一問題時，有2.1%的人選“初中或以下”，有12.3%的人選“高中”，有15.9%的人選“本科”，有48.8%的人選“本科以上”，換句話說超過一半的人在這方面更趨于現代性。第三，個人效能感。英克爾斯認為個人效能感是現代人的一個突出特征，它體現在對自己能力的肯定上以及對自己的行為應負責任感，而較傳統的人常常持宿命態度，覺得事情的結果主要依賴于外在的力量。在這次調查中我們發現有77.5%的人很相信他們的能力，他們選擇了“個人的勤奮工作和能力”作為個人發展最重要的因素。第四，時間性。英克爾斯認為更現代的人會有更強烈的時間感，會更守時。調查中，我們曾向被調查對象問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您的朋友說他(她)將要來看您，但卻沒有按時來，您認為他(她)晚來多長時間便算是遲到”。調查顯示，只有82個人說“遲到一分鐘，也算遲到”，占總數的63.1%,19.6%的人認為遲到十分鐘或半小時才算遲到，其他的人認為時間長短無所謂，這組數據說明濱?？h流動農民時間性觀念已經逐步增強。第五，生育觀念。生育是流動農民生活領域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它已經超出了生育保持代際延續本身的意義。生育觀念可以從生育態度、生育偏好、數量期望、質量期望、生育孩次間隔期望五個方面考察。本文主要從農民對生育子女性別期望和數量期望兩方面來測評。在數量期望上，有61.4%的農民回答“一個”，37.3%回答“二個”，要三個和三個以上孩子的人很少。在性別偏好上，有48.9%選擇了“男孩”，有5.3%回答“女孩”，選擇“男孩女孩都一樣”的占到45.8%。英克爾斯認為現代的人會提倡少生優生，結果顯示，多數農民沒有明顯的性別偏好，生男生女一樣的觀念得到了認同，但仍然有將近50%的農民有著生男的性別偏好，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要使農民完全接受現代生育觀念仍然需要一段過程。第六，接觸大眾傳媒。英克爾斯認為，現代人應更經常地接觸大眾傳媒，如報紙、電視等。在問及被訪者是否經?？磮髸r，回答每天都看占總數的21．6％，25．2％的人說他們一周看幾次，53．2％的人說他很少或不看報紙。但在問及是否每天看電視時，則有60．7％的人說基本每天都看，29．2％說基本每周看幾次，說不看電視的人很少。問及所看內容時，88．9％的人認為“涉及自身的事”是他們最關心的事，“身邊和周圍的事”是他們其次關心的事，至于“國內外大事”排在了第三，其他“體育信息、娛樂新聞”在流動農民的日常生活中被關注的份額就更小了。這說明大多數流動農民在接受信息時，更注意信息的有用性，同時也不再認為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與自己無關。2．空間效應假設檢驗。本假設意在探討一定程度上獲得了現代性又是怎樣影響他們自身的流動行為，本文采用以下四個指標進行測量：第一，職業期望。職業觀念是農民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職業與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社會聲望直接相關；農民實際上對職業的選擇范圍有限，尤其是對有助于實現社會垂直流動的職業變動。當問到“如果能夠自由選擇職業，您希望能夠做什么”的問題時，有30．2％選擇了“讀書上大學”；有26．3％選擇“經商”；24．9％的人回答“去城市自己找事做”；14．9％的人選擇“到企業去打工”。結果顯示，絕大部分濱?？h流動農民已經不再局限于土地，而是希望走出土地去選擇職業。他們已具備一定的職業觀念，并敢于挑戰高風險性的職業，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第二進取觀念。濱海縣農民的社會流動沖擊著這種因循守舊、安于現狀的保守觀念。當問到對“富貴貧賤是命中注定”的看法時，81．2％的農民表示“很不贊同”和“比較不贊同”，對于“知識改變命運”，91．2％的農民選擇了“很同意”和“比較同意”。通過上面正反兩種提問發現，濱?？h農民對命運能夠比較理性的看待，絕大多數農民已經具備一定的進取意識，他們相信自己對命運的把握，相信知識改變命運的力量。從社會化角度而言，當前濱?？h農民在流動過程中越來越體現出現代性傾向，注重謀求自身的發展空間。第三，相對剝奪感。這個指標主要測量流動農民對自身生活狀況的滿意度、對流人地的認同感和對社會政策的公平性等。
當問道“您對目前工作和生活是否滿意”時，51．2％的人選擇了“滿意”和“比較滿意”，27．6％的人選擇了“一般，還過得去”，11．4％的人選擇“不滿意”。這組數據反映了目前超過半數的濱海縣流動農民對生活和工作持滿意態度。當問道“在當地工作是否受到公安、學校及政府其他部門的一些不合理管理，比如收取子女教育贊助費，高額的暫住費等時”，47．8％的人選擇了“我對此非常不滿意”，37．9％的人選擇了“現在比以前好多了”，14．3％的人選擇了“只要不是高的離譜就行”。訪談得知，現在蘇南等地方政府對外來流動農民基本持寬容態度，一方面，流動農民的確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流動農民自身的素質在不斷增強。第四，擴大社會資本意識。長期以來，我國鄉村社會就處在這樣一種“差序格局”當中，農民的交往行為一般都是以“己”為中心，以血緣和地緣為半徑，逐層向外推延而形成的一種非正式交往。然而，調查和訪談發現，流動農民的社會交往方式正在進行一場深刻的轉型。在傳統與現代的博弈中，理性選擇傾向迅速延伸向流動農民的觀念深處。當問道“回鄉走親訪友最先去看誰”時，68．6％的人選擇“幫助過或能夠給自己幫助的人”，21．3％的人選擇“先看長輩，后看朋友”，其他的人選擇了“看情況而定”。我們發現回鄉流動農民在交往對象上逐漸發生了等級化，那些地位高、經濟條件好的親友成了他們拜訪的首選對象，在婚喪嫁娶方面所出的禮金也根據交往對象的不同而有多寡之分。當然，恪于鄉土傳統，一些日常交往仍然保持著，但常常被表面化了。
綜合觀之，在對時間效應和空間效應檢驗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很好的論證了本文的中心假設，概言之，蘇北濱海縣農民在不斷的社會流動過程中現代性越來越強，現代性的獲得又使他們更加理性的流動，尋求更大的社會資本，或者說強化了他們自身的現代性。雖然，要使他們完全去“鄉土性”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但他們身上所展示的現代性特征，折射了區域農民社會流動的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