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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規范、學術對話與平等寬容的研究是中國人文社科界特有的現象。對這種現象進行學術探討是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科研究規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的基本前提條件。學術對話通常包括學術爭論和學術評論。前者是以追求真理為核心在某一領域的學術創新活動，后者主要指學術著述發表前后的兩種評論制度。在客觀公正的學術成果發表的稿件遴選制度建立之前，對已發表的科研成果進行公開的平等寬容的學術評論的意義至關重要。學術研究的平等的精神除體現在遵守學術研究規范化的方法和方法論上，還要求學者在觀念上摒棄“人微言輕”的偏見，不搞學術政治不做學術商人；學術研究中的寬容是以其平等精神為要旨的，它要求學者在觀念上拋棄“文人相輕”的陋習，既有寬待和善待他人過錯的度量又有能容得下他人成就的胸襟。

學術規范、學術對話與平等寬容的研究是中國人文社科界特有的現象。雖然國際學術界沒有一本與此直接相關的參考書，但大量的方法及方法論的研究成果和規范化做法卻很有借鑒價值。繼八十年代初社會學界展開的“中國社會學本土化和學科化”討論以來，九四年底在京召開的“社會科學的規范化和本土化”研討會及其由此引發的討論所涉及的領域更為寬泛并具有更高的學術價值?！稓v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和《文匯報》自九八年以來連續發表的關于學術批評和學術規范問題的書評和文章和今年三月中旬在京舉行的專題研討會以及《中國社會科學》一九九九年第四期發表的一組專題文章把這場討論推向了高潮。廣西民族學院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召開的“人類學本土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將在某些方面深化這場討論。

作為對現有的學術規范和對話討論的回應，本文試圖突破規范化和本土化框架的“張力與平衡（黃平，1995）”，在學術研究規范化中從本土化與全球化相結合的高度就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現狀對學術規范與學術對話進行深入探討。這是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科研究規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的前提條件，也是實現“社會人類學中國時代”的基本保證。誠然，語言和信息的局限性可能會影響規范化的東西方學術對話的進程，但方法和方法論尤其是觀念的問題則肯定會影響到學術產品的質量和學術對話水平的高低。本文擬先討論學術研究規范及學術對話的概念、學術研究中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結合、學術產品的包裝、學術質量的檢驗和交流——中將對現階段“建立學術著作出版的專家匿名評審制度”可行性以及其提法的恰當性問題提出疑義；然后分別以平等寬容的精神對目前社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加以簡要分析。

一、學術規范與學術對話

學術規范與學術對話的內容和形式相互交叉，同時還與規范化中的中國社科研究本土化——全球化的雙向流動過程交織在一起。雖然有的學者對種種規范化的討論做過梳理，不外也就是形式和內容兩大類(鄧正來:1995)。還有的學者對學術研究規范和學術批評的規范做了區分和簡捷的概括，前者包括對他人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對自己成果的客觀定位，對概念材料理論方法的嚴謹運用和對語法詞法的準確表達等等；后者應以學術創新而非抄襲拼湊重復胡鄒為中心，以文本本身而非其他因素為批評對象，以批評而非贊揚為主要內容(曹樹基:1999b和c)。有些學者還指出學術的基本規范自古存在，許多老一代學者為我們樹立了典范(宗和:1999)?？傊?，學者們的研究對營造規范化的學術對話的氛圍和加速學術研究規范化進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有關概念仍然含糊不清。在此先對學術規范與學術對話的概念加以澄清。

學術規范和學術規范化不是國際學術界的通用概念，其含意之豐富難以簡單地翻成英文。在自然科學界通常與標準和標準化（standardandstandardization）通用，在社會科學界還含有“做活”的規矩（張靜語，如customaryrules，properbehavior，well-disciplined，law-abiding等等）之意，趙世瑜還提出學術原則（principle）、道德規范（moralnorm），法規（regulation）等等。在此分為廣義和狹義兩類來理解。前者包括學術研究的方法方法論、學術產品的包裝即著述的出版或發表以及學術成果的檢驗和交流的問題；后者專指學術產品的包裝即如何出版或發表問題。而學術對話(academicdialogue)在國際學術界通常包含兩層含義：學術爭論(debate)和學術評論(review)。在國內學術界則還應包括與西方的學者和國內學者之間的對話。前者與學術研究過程本身有關，后者主要表現在學術交流活動中。以下把廣義的學術規范化納入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全球化的學術對話中加以厘定。

（一）學術研究規范化的在具體方法和方法論方面的內容甚廣。國際學術界有豐厚的關于各學科的專門的方法和方法論的著作。中國學者們近年來從社會科學總論及其不同的學科如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人口學等方面也作了一定的研究。在此僅討論學術爭論這個一般的做法。學術爭論是以追求真理為核心在某一領域的學術創新活動。這種創新要求學者在某一研究中對古今中外有關的已有的成果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與評價，從而明確自己所作工作的范圍和意義。這對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均有普適性。學術創新在不同的學科之間的方法上也有很大區別。學術創新在社會人類學的東西方對話中的特殊性表現如下：（1）在本土化研究過程中應用國際人類學界的經典理論時一定要在新的高度上批判性地運用。即從了解最新的與本國的研究有關的成果入手，而非直接去引證大師們的理論，大師們一般早就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域被研究者們反復檢驗過了。迄今為止的漢學人類學界對中國社會的大量研究，諸如家族、村落、民間宗教、禮儀和禮品交換等等，都屬于這種性質的研究。近幾十年來的海內外華人的一些相關的規范化研究成果表明本土化全球化的學術對話的可操作性。比如半個世紀前有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林耀華的《金翅》這類經典著作，八十年代出版九二年又出了增補版的陳佩華等著的經典的反映五十年代到時期社會政治關系的《陳莊》，還有大量九十年代以來的作品，如在禮品交換方面，楊美惠（yang1994）和閻云翔(Yan1996)的書可作為范本；在村落研究方面，可推高默波(Gao1999)的《高家村》為最。還有即將出版的劉新(liu即出)的基于改革以來西北農村日常生活實踐的田野工作的專著，以及有的中國學者(Chang&Feuchtwang1996)所做的中國農村社會支助的社會人類學的研究的統計報告也有不同的借鑒意義。此外，由中國學者參加寫作及參與編輯的婦女研究的論文集也都可作為范文(Stockman，Bonney，&Sheng1995；West，Zhao，Chang，&Cheng1999；等等)?？傊?，他（她）們的研究結果對經典理論無論證實或證偽都屬于學術創新的范疇，其成果的規范化做法也值得效仿，盡管規范化的具體做法隨著時代的發展有所變化。（2）中國社會科學規范化研究的本土化全球化還表現在通過對本土的研究抽象出具有普適性的理論或概念工具(concept)。漢學人類學界一直深信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能給國際人類學界帶來新的理論和概念工具，但幾十年的嘗試均未能盡如人意。中國分與合(separationandreunion)的研究有希望成為中國社會文化對人類學的第一個理論貢獻。中國社會的分與合現象和中國文化的分與合概念是不同的。這就要求研究者在理解某一概念如分與合時要與特定的相關的研究結合起來而不能僅從字面上理解，因為原有的概念（即一般的文化性的或抽象的哲理性的概念）在轉化為理論分析概念并應用于不同的實證研究時其內涵由于被加上許多限定已經改變了很多。雖然從某個國家或文化的研究中可能抽象出具有普適性的概念工具如“分”與“合”，它如楊美惠的“關系”或常向群的正在錘煉中的“禮尚往來”等概念。但這些概念能否成為普適性的概念工具還需要接受中國的不同地區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文化的有關研究的檢驗，這個檢驗的過程是學術爭論的過程。

（二）學術研究規范化的狹義的理解表現在學術著述的出版或發表的包裝問題方面。一般來說，出版部門（出版社或雜志社）制定的詳盡的出版體例等(Aguideforauthors或instructions/notesforcontributors)都可作為學術規范化的范本。其作用主要是關系到學術產品的包裝和如何打進國際學術市場的問題。各出版社或雜志社對學術著作的出版和學術論文的發表的規范有所不同。如麥克米蘭出版公司的《作者指南》是一本16開35頁的冊子，包括四個部分：介紹了出版社的不同部門和作者將要打交道不同對象、規定了作者著手寫作時應遵循的完善的出版體例、提供了提交書稿前的檢查清單、解釋了書稿到出版社后的工作程序。各出版部門的具體做法也不盡相同。如麥克米蘭出版公司不是要求所有的技術性工作都由作者自己來完成，有的事務性工作可通過出版部門協調解決。如做索引（index，有的還分subjectindex或authorindex)非常繁雜，作者可以委托出版商使用部分稿酬請專業技術人員來完成。而學術刊物則通常要求作者提供“完美”的范本甚至達到可直接用于排版的水準如果其稿件被采納了的話。當然，學術刊物之間的具體做法也不盡相同，如英國社會學會會刊《社會學》對論文評選(submissions)、稿件(manuscript)和文本(text)的準備以及校樣(proof)等都做了詳細的規定，如提交4份稿件供編輯(editor)和稿評人員(reviewers)使用，如果稿件未被采用除編輯保留一份外其余的帶評議內容的稿件將會退回作者；行距、圖表、字數、甚至至少六個關鍵詞、注釋和參考資料等與正文分頁處理也都做了具體的規定；在文本中的標題、日期、單雙引號的用法，甚至在名詞代詞使用上只能使用中性詞而不能使用男性的“他”等也有明確的規定。《皇家人類學會會刊》(TheJournaloftheRoyalAnthropologicalinstitute)還對段落、圖片的處理、引文不得超過50字等、150-200字的內容提要應適合于譯成法文等做了具體的規定，并要求作者將文章和書評分別寄給文章編緝和書評編輯（theHonoraryEditorortheReviewsditor）。由于語言文化的差異上述有些體例難以完全照搬，經過本土化和國際化及全球化的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刊《〈民族學研究所集刊〉撰稿體例》也很有參考價值。如該體例要求提供磁盤并注名軟件版本；還要求磁盤及文章以扉頁、中英文摘要、關鍵詞、謝詞、正文、注釋、圖表、附錄及參考書目為序分別在磁盤上注明文檔名稱并在打印稿上獨立起頁；對關鍵詞后的括號里應有對應的英譯詞、與中日文的書名號（《》）或篇名號（〈〉）對應的西文應用底線或雙引號表示、中英文大小標題的對應和參考資料的中英文人名的表達方式等也都有非常具體的規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刊《社會學研究》自1998年以來也推出了接近于國際學術界規范的新面孔。總之，這類形式理性化的出版體例對規范化的研究故然重要，但正如劉東所指出的，它們不過是學術研究的必要條件和最低標準，而更高的標準應體現在文章的內在質量或曰其“內在的學術含量(謝維楊語)”和“知識增量(李強語)”上。

（三）學術成果的檢驗和交流中的規范化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學術評論中。學術評論大體包括兩類情況，一是就某一專題而做的詳細的綜合性的評述性的文章(reviewessay)，二是對某部或某篇特定的論著或論文進行的全面評論(bookreview)。前者屬于不同性質的問題，在此不贅述。后者涉及到學術著述出版或發表前后的兩種不同的評論制度。學術著述出版或發表前的學術評論制度在英國沒有太固定的叫法，如“independentpeerreview”，或“peerreview”，即出版部門在出書或文章前通過行家以匿名的方式加以評論來確保書稿或文章的學術質量。這種做法也許是曹所提倡的“學術著作出版的專家匿名評審制度”。曹的這一呼吁雖然在國內外引起了一定的反響，但在此僅就他的善良愿望的可行性及其提法的恰當性問題提出質疑。任何制度都是利弊并存的，即使在“independentpeerreview”的實踐過程中，也有其有時會扼殺新人的好作品的爭議。恕我不展開討論國內外對此制度出于不同的原因形成的不同觀點。我認為：（1）在中國建立專家匿名評審制度時機不成熟。“independentpeerreview”要求有許多獨立的出版部門在平等基礎上相互競爭的環境，即不靠官方的經濟上的撥款或政治上的宣傳而僅以出版質量和獨立的社會輿論來贏得訂戶或基金會贊助作為其賴以生存的條件；還要求有能確認內行的獨立評論者的水平的編輯和完善的出版體例；以及大量的不計報酬的獨立的評論者。對于評論者來說，評論的領域是自己的專長，評論的內容是自己的興趣之所在，評論的對象是自己的同仁而不是“審”稿的對象，評論的過程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評論中所付出的勞動和時間應不計報酬-因為他（她）們一般都有相對穩定的職業收入并把評論別人的書稿或文章作為己任。在中國，雖然專門的出版部門及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出版部門在深化改革以來還存在一些問題，其獨立性有不斷強化的趨勢，平等競爭的客觀條件正在改善。但有判斷內行的獨立評論者的能力的編輯的水平還有待大大提高，編輯工作規范化的體例也有待充分完善。尤其是獨立的高素質的評論者的隊伍還遠遠沒有建立起來。（2）學術著作出版的專家匿名評審制度的提法不合適。如何把“independentpeerreview”恰如其分地翻譯成中文是語言學家的事情，但客觀地理解這種制度的內涵是學者的事情。在學術研究市場化尚未充分發育之前，用“專家”這樣的稱謂弊多于利。因為任何出版機構都難免不找名人而不一定是內行作為“評審專家”。而中國社科院更難免不在確定學術著作匿名評審制度的專家問題上出問題，許多人都把“專家”的遴選看作“院士”的產生。如果在中國社會科學界設“匿名評審專家制”或“院士制”無異于在體制性不良因素（職稱評定制度，各種評獎制度，課題申報制度—宗和，1999）中加進一個新因素。導致學者們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專家或院士頭銜上而非學術研究的規范化上。中國這個權威型的社會很容易產生“學閥”“學霸”，轉來轉去還是那幾個人的天下，學術著作出版的專家匿名評審制度的建立如同換湯不換藥。最終導致學術水平在原有的基礎上徘徊不前甚至倒退。所以，應“弱化社會科學活動中的利益因素”(魯品越，1995)。與此相關的“評審”一詞把評論者當成作者的研究成果命運的主宰。其實，評論的目的主要在評而不在于審，評論者之間的觀點和品味可能差別較大，最后還是由編輯綜合權衡對書稿或文章做取舍。楊奎松用“專業評審人”或“專業評議人”的提法都更為妥貼。“學術著作”的說法也容易產生歧義，著作一般指書，但對前的評論是同一性質的問題，同樣不可忽略。

學術著述出版后的學術評論一般是指書評，出版者和作者都很關心書評。出版者有自己的評論隊伍，任何讀者也都可以直接參與評論。在中國，在客觀公正的學術成果出版或發表的稿件遴選制度建立之前，對已出版或發表的科研成果進行公開的平等寬容的學術評論的意義至關重要。它不僅有助于產生高質量的科研成果，而且有助于平等寬容的學術規范和對話的氛圍的營造。因為任何學者都可以參與這樣的學術評論，是否有專家頭銜并不重要。內行即專家，專家既內行。凡能讀懂有關研究成果并對之有評論能力的人都可稱為

專家，都有權利公開評論有關研究成果。這些人之間的關系匿名與否也不重要。如張三在對李四的著述進行評論時，他感興趣是其觀點，張三能對李四的著述有興趣有反響他就是專家，雖然他無權決定是否發李四的東西，但他的觀點發表出去可能會影響到同意他的觀點的編輯們對李四的文章或書稿的取舍。對這種做法的充分重視又有助于提高雜志社或出版社的編輯錄用文章或書稿的水平；在此基礎上產生出的好作品反過來再促進學術研究的深化，由此不斷良性循環。

二、學術研究的平等寬容

學者們對我國社會科學現階段存在的種種學術研究中的失范現象做了大量研究。宗和的題為《遵守學術規范推進學術對話》的綜述文章和《中國社會科》1999年第4期發的一組文章概括了今年三月中旬在京舉行的專題研討會的主要內容。前文在分析了違規行為的誘因后提出了學術批評的方式方法問題。表明我國目前的學術對話仍然“處于無序狀態的學術批評摻雜有太多的非學術因素，批評與反批評有變成吵架的趨勢”(曹樹基，1999c)。后面的一些文章已上升到把批評者與被批評者的關系和評論的內容與平等的精神結合起來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馬戎，李伯重，李強，1999年)。我認為，不僅如此在學術研究規范化的各個環節都應充分體現平等寬容的觀念，規范化的學術評論的特殊歷史使命的實現尤其要求有平等寬容的學術研究氛圍來保障。

平等寬容的學術研究氛圍是學者們在學術研究規范化的前提下在平等寬容的基礎上進行的學術爭論和評論的人文環境。與“找硬件”流行說法相比，這種平等寬容的精神是與觀念有關的軟件方面的東西。其實，計算機的操作系統的正常運行有賴于硬件和軟件的同時使用，只有采用先進的對口的軟件才能保障研究的質量并提高研究的效率。平等寬容的精神是啟蒙運動幾百年來英國人文思想的精華之所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其豐富的資源?？缡兰o過程中的中國平等寬容學術氛圍的形成不僅是“洋為中用”也是“古為今用”的體現。以下分別試用平等寬容的軟件對較鮮被其他學者論及的現階段我國學術研究中存在的有關的實例進行解析。

（一）學術研究的平等(equality)的精神除體現在遵守學術研究規范化的方法和方法論上，還要求學者在觀念上摒棄“人微言輕”的偏見，不搞學術政治不做學術商人。在此剖析如下幾種現象：（1）有的學者在東西方學術交流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奉行對國人打外國牌對洋人打中國牌的政策。似乎對洋貨賣得越多學問就越大（評介國外的科研成果不在此列如王銘銘的《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于是出現在東西方之間的理論對話中博引海外理論經典缺乏本土化的創新研究的現象。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提到，在東西方之間的理論對話中，除了科學研究一般規范化外還有一個因社會科學的社會人文特性導致的泊來品能否與本土相結合并在此過程中加以檢驗再推出有我們自己特色的東西的問題。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科學研究的創新過程，其成果能豐富整個人類的知識寶庫。在學術爭論和評論的問題上，借用把國家權威文化與民間文化比作花與草的關系的比喻(王銘銘，1993)，針對有的學者有意無意地追求做權威型的鮮花的做法，來自草根的學術評論絕非“輕言”，它們能對學術研究領域的生態平衡起積極的作用。這里的“草根學者”不僅僅限于國內的學者，若國內外學者都能用其所長參與中國的學術評論則可能提高我國東西方之間的理論對話的檔次。

（2）盡管“男女平等”政策在新中國實施了半個世紀有些學者在學術研究活動中仍然表現出“重男輕女”的觀念，如瞧不起婦女研究的課題或認為女學者好感情用事難以保持價值中立；有的學者不愿意被人知道合作的對象是女性學者，她們要么被忽略不提或被改變性別為“他”、要么被稱為“一個會說當地話的人”；有的女學者在管理婦女研究的項目過程中無形中采用男性家長式做法，等等。以上種種表現涉及到不同性質的問題，在此僅就“鳳先飛”現象說明中國社科界的規范化、本土化和全球化問題。體育界的“鳳先飛”現象早為國人所公認，中國社科界“鳳先飛”現象也正在成為不爭的事實。從把本土化的研究成果打入國際學界的李小江、回國服務并保持與國際學界對話的李銀河、在海外從事社科研究工作的一批女學者的成熟到一九九九“中國婦女的歐洲拉練”，這些事實表明中國女性學者以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悄然地走上了世界，雖然她們沒有男性學者常常流露出的“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抱負。本文參考資料列出的部分成果表明了她們在如何實現著中國社會科規學的范化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結合。

（3）許多作者在開列參考資料時以作者是否名人作品是否名著作為取舍的標準，只要名人名著與該研究小有關系甚至毫無關系也沾邊就列，非名人同行的成果則能不提就不提。似乎作者只讀名著因而其成果不算名著，至少也該算次名著了；或以不列非名人同行的成果的“不屑”的姿態掩蓋其孤芳自賞的心態。許多學者在不同角度論及了這個問題(楊奎松，謝維楊，1999)，有的還呼吁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葛劍雄，1999)。其實開列名著很擔風險，名著列得越多風險越大。由于名著的影響面較廣，檢驗作者究竟讀過多少名著并真正讀懂了多少的評論者亦眾。而不列非名人的有關研究成果更危險，因為這會立即暴露作者不知不容或剽竊別人成果的弱點，評論便由此而來。規范的做法是在著作后可提供較寬泛的參考文獻(bibliography)-不論其名氣大小，而在論文的參考資料中只列文中直接涉及到的著述(reference)，直接引用或概括敘述均可。所有引述都必須加注，有些與論述主題不直接相關的解釋一般也可做注。提供參考資料的目的是便于讀者在文章中找到每個被列上的參考書目的有關內容的出處，同時避免有的作者以生硬的使用轉述的第二手資料代替對原著文本的認真研讀。此外，在引用別人成果時還應對他人成果加以評論或批評并把所引的文獻與所研究的內容自然的結合起來，以便于讀者發現作者的理論創新。

（4）有的學者有意無意地把自己曾經就讀或工作在什么名牌大學或科研單位等經歷透露出來，更有甚者借鳴謝之際對為自己提供過幫助的人的根據職業聲望高低進行取舍。似乎從名校出來的或有著名學者作后盾其本人的份量及其文章的份量都加重了，于是也就“人名言重”了。而曾經解過其無米之炊的燃眉之急之人只因其位微其作用亦可忽略不計了。誠然，在如何表達作者的所在單位和職稱的形式與內涵問題上的確存在東西方差異。在英國，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體現在許多方面，如學術文章或著作中無論在正文或輔助性資料里無論提到誰的名字一般都直引或直呼其名而不提“教授”等頭銜。若刊物在或著作時除了作者的姓名單位職稱外，把年齡，性別，甚至把民族等指標都掛出來，會有年齡性別種族等歧視之嫌。英國社會學會會刊《社會學》的文章版面是，在文章標題下正文上一般有內容提要(abstract)、關鍵詞(keywords)；在正文的后面有鳴謝(acknowledgements)、注釋(notes)、參考資料(references)、作者注釋(biographicalnote)、通訊處(address)等輔助信息。其目的除了發表有關研究成果外，還在于提供全

面充分的輔助信息和致謝的機會，有助于學者之間進行平等的學術交流和正常的往來。因為并不是所有的學術討論都非得公開化，學者之間的正常關系和直接交流對學術研究的推動的效果有時會更佳。

（5）有的作者借描述調研過程之際把“與誰在哪吃飯時想到什么”等與文章主題毫無關系的信息掛上，在顯示自己與眾不同之中含高人一等之意。這種做法與直接自我吹噓和吹捧他人一樣都有悖于平等的精神。雖然英國社會還存在等級制的殘余意識，但從理論上講人與人之間不會因為職業的不同而有高低之分。在社交中如果某人充分闡明自己的見解、表達自己對不同的觀點的喜惡或津津樂道自己東西與別人多么不同均無可厚非，但只要流露出自己的東西比別人的好其人格分數在眾人中立刻就降低了一檔。嚴肅文章、論文、調查報告等一般盡量杜絕出現個人化的用語或字樣以保持價值中立的原則。作者怎樣敘述自己的調研經歷或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和觀點都行，但其觀點一旦揉入了個人的有悖于學者基本價值觀的其它價值觀念的因素其學術研究的客觀性就打了一半的折扣。如作者在其研究中流露出個人對錢的興趣，無論他或她怎樣為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觀點辯解，其論述的客觀性和公正性以及其它有關觀點的可信度都會受到懷疑，就好比王婆說她的瓜甜一樣。因為真正的學者是以探索和追求真理為其最高價值標準，如錢鐘書那樣一條“黑路”走到底并看淡權力金錢功名利祿等等的。做這樣的學者非常不易，學術研究規范化后，選擇這條路的人會越來越少，蔡肪（注—應為日字旁）稱之為“學術創新的‘毛細管效應’”。

因為畢竟真正信仰這種價值觀的并有天賦有興趣又能遵守學術規范的人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是少數，一般來說社會也不會使他們窮困潦倒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此外，在中國社科界還存在其他的不平等現象，如認為承擔有關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宏觀的政研性課題比從事關注弱勢群體或細小的微觀的學術性研究更重要的觀念，論資排輩或少年得志的年齡不平等，某些北京的學者在與外地學者的合作中以京派學者的“優越性”表現出地域上的不平等意識，在體制內與民間的學術群體中區分高低，凡此種種不勝枚列舉，在此亦不贅述。

（二）學術研究中的寬容(tolerant)是以其平等精神為要旨的，它要求學者在觀念上拋棄“文人相輕”的陋習，既有寬待和善待他人過錯的度量又有能容得下他人成就的胸襟。前者包括能心平氣和地指出別人的錯誤或接受別人的批評，做到“人不輕我我不輕人人若輕我我仍不輕人”。后者包括輕松自然地接納他人和他人觀點的。在此剖析一些學術研究中的不寬容的現象。

（1）國內社科界內流行“找硬件”的說法，如某篇文章或某本書被人找出許多與事實（硬件）不符的毛病寫這書或文章的人就算臭了或完了。在英國，學術研究中出一些硬件毛病固然很不好，如時間地點等事實（facts）或拼寫打印錯誤等，但這若不是原則性和實質性的錯誤都是可以原諒的。在英語中缺點錯誤過失等有不同的詞匯來表示并有不同的涵義。如英國人常說“Thisisnotmyfault，it’samistake（這不是我的錯誤而是一個失誤）”。這句話涉及到fault和mistake這對常用的詞匯。fault一般是指由于個人或群體缺乏責任感的過錯導致的缺點錯誤直至罪行(guilty)，由于社會期待其承擔責任并希望通過各種方式矯正這種行為，故這類的缺點錯誤或罪行一般會受到blame或punish，即埋怨責怪責備甚至法律制裁。mistake一般指由本能性的意外性的事故引起的失誤或過失而非個人的過錯，由于這種行為難以避免又無可挽回，當事人會覺得非常內疚和懊惱，他人一般會給予諒解和同情，這是寬容精神起碼的體現。此外，因粗心大意而犯的錯誤叫blunder，在正式文本中出現的統計或技術上的錯誤一般叫error，嚴重的體制上不完善的缺陷叫defect等，恕不贅述。誠然，在漢語中也有過失和過錯的區分，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過失現象的處理一般是埋怨多于同情而缺乏必要的寬容。在學術爭論和評論時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尤其重要，正如在司法實踐中區分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然。經過規范化的學術訓練、有攝入新的科研信息資源的條件和能力并能在學術界出一定的成果的學者，即使被找過“硬件”了并不會輕易就完了。決定這種計算機淘汰與否的條件是看其能否運行或在升級后能否運行先進的“軟件”即有否平等寬容的意識。

（2）不寬容地評論他人的成果的態度還表現在使用情緒化的言辭方面。國內有的評論指出這種現象是評論者自身涵養的表現或方式方法問題(宗和，1999)，還有的學者已意識到在現階段過激的“休克療法”式的學術規范改革將會夭折，因為不規范的“學術規范”已經成為許多人的既得利益并且批評和抵制低水平學術成果的成本高昂，故從宏觀上看應容忍別人的不規范行為的存在(蔡肪—日字旁，1999)。這些觀點都有一定見地。就具體的學術批評而言，從英國的“紳士”文化來看，情緒化的言辭的流露足以使評論者內容的理性思考的正確性受到懷疑。因為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表達觀點時如果表達者流露出情緒化的言辭聽眾或讀者完全可以以表達者因感情影響了其理性判斷能力為由而忽略其的觀點。同時被評論者由于感情受到了傷害并忙于尋找保護自己的理由而無法冷靜地傾聽或閱讀評論者情緒后面的積極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后者一般容易受到普遍同情，有益的評論的效益可能會因此而失去一半。其實，這是人類共同的感情，中國文化中也存在同情弱者、哀兵必勝、有理不在聲高的說法，還有“和而不同”和“以齊為不齊”的觀念(羅志田，1999)，它如蘇力所指出的道德上的優勢并不會自動轉化為學術上的優勢?？傊碇辈槐貧鈮?，“和風細雨”的學術評論的洗禮也許能促使某些學者更加成熟，他們的成熟也許能帶動其他學者的成熟，進而促進中國社會科學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