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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關系是近年來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研究中的新課題，認識這一問題不僅要在理論上進行新的探索，更要從實證研究上開拓新的領域，把非觀念性(即文本性)的資料，引入思想史的范疇，或從思想史的角度解釋生活方式的變遷。本文以服裝為例提出這一問題，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模式是禮俗文化，這是以禮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它以血緣為紐帶，以等級分配為核心，以倫理道德為本位，滲透中國人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各個領域，從權力財產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費，幾乎無所不在，就其內容來說具有等級序列、倫理道德和生活方式三位一體的結構。精英文化的倫理價值觀以無可匹敵的強勁的勢態滲進衣食住行，肇成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化，從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這就是世俗理性。對此說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學家們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題，它要求人們以倫理之道觀照日常生活；又從日常生活體體會人倫事理，這是中華文明區別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色。中國傳統文化的近代化離不開這三位一體文化結構的解體，也離不開從生活方式上觀照，服裝是突出的一例。*

一、衣冠之治在清代的強化與民族意識危機

在物質生活中，衣冠服飾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顯著、最充分地表現人們的身份地位，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在衣冠服飾上有極其強烈的反映，這在中外概不例外，在中國又與禮制相結合，并成為禮制的重要內容。歷代王朝都以“會典”、“律例”、“典章”或“車服制”、“輿服制”、“喪服制”等各種條文頒布律令，規范和管理各階層的穿衣戴帽，從服裝的質料、色彩、花紋和款式都有詳盡的規定，不遺瑣細地區分君臣士庶服裝的差別，違者要以僭禮逾制處以重罰，這是華夏族的傳統。所謂“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1)這說明我們的祖先自古以來就以衣冠禮儀的美譽“華夏”作為族稱，這既有重視儀容的方面，也包括用服裝區分尊卑貴賤這一套規章制度，使森嚴的等級管制深入到穿衣戴帽，在華夏文明中形成衣冠之治的傳統，這是中國服飾制度的特色。

清朝是以異族入主中原，滿族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戎馬生涯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形制與漢人的服裝大異其趣。清王朝建立后，統治者為了泯滅漢人的民族意識，強制推行滿人的服飾，禁止漢人穿漢裝的法令非常嚴厲，堅持佩戴前朝方巾的儒生，往往遭到殺戮，這在各地引起軒然大波。最令漢人反感的是按滿族的習俗在前額剃發，后腦留發梳條大辮子。有的士大夫為了保持漢民族的氣節，寧可剃了光頭當和尚；有的在頭部畫上明朝的方巾，以示不忘故國衣冠；有的取名守發、首發，用隱諱的文字表達內心的憤慨。漢人的強烈抵制，迫使清王朝采取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所謂“十不從”的對策，這才使剃發易服的民怨得到緩和，清代服飾也得以充分吸收漢族服飾的成就。

以官服為例，馬蹄袖、馬褂是清代官員服制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補子”直接取之明代，文官繡禽類，武官繡獸類。分別按品級的高低，繡以各類飛禽走獸，以這標幟突出官員在職能和氣質上的要求。與明代不同的是，這補子是繡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稱為“補褂”或“補服”，大褂的前胸是對襟的，補子也分為兩塊，禽獸的花樣與明代也略有差異，由于補子是在成衣后縫上的，對于邊角的加工更為精細，常常配以精致的花邊，突出了裝飾效果。明代的烏紗帽到清代換成花翎，用孔雀毛上的“眼”即“目暈”花樣的多少，分出單眼、雙眼和三眼的級別。官員的朝服和常服，里三層外三層，行袍、行裳、馬褂、坎肩、補服，重重疊疊，還要佩戴各種朝珠、朝帶、玉佩、彩絳、花金圓版、荷包香囊等等，朝珠又有翡翠、瑪瑙、珊瑚、玉石、檀木的等級限定，連絲絳都有明黃、寶藍、石青之分，用什么款式、質料和顏色都要受到禮制的規范，違反規定的以犯罪論處，雍正皇帝賜死年羹堯，就有擅用鵝黃小刀荷包，穿四衩衣服，縱容家人穿補服的罪狀。將服飾的等級之別，縷分細析到極至。女裝雖然相對寬松，但精雕細刻無微不至，鑲邊有所謂“三鑲三滾”、“五鑲五滾”、“七鑲七滾”，多至“十八鑲”，在鑲滾之外還在下擺、大襟、裙邊和袖口上綴滿各色珠翠和繡花，折裥之間再用絲線交叉串聯，連看不到的襪底、鞋底也繡上密密的花紋。這樣重重疊疊，無所不在的裝飾效果，雖然有一定的美學價值，但如此繁瑣細密的包裝，是衣冠之治高度細密化的產物，這也使清代的服飾到了難以再發展的地步。

所以清王朝對明朝服制的變更，對華夏族的衣冠形成沖擊，卻從未動搖華夏族的衣冠之治，因為在華夏族的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飾不僅僅是生活的消費品，也是尊卑貴賤等級序列的標志，這是物質的也是身份、地位的社會待遇，所以衣冠之治實際上是衣冠之別，有關種種穿靴、戴帽、著裝、佩飾的煩瑣規定，莫不是深入到生活的每一細部，維持森嚴的階級統治。所以清王朝服飾變更的是形制，而不是它的實質性內容，而形制也是為了壓抑和淡化漢人的民族意識，加強清人的統治。正是因為如此，清王朝繼承、強化了華夏衣冠之治的傳統，并摻進民族壓迫意識，形成清代的服飾制度。這也意味著當清王朝統治走向衰微，民族矛盾上升到一定地步，必然要在服飾方面再起風波。

到清末，王朝統治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滿漢文化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漸融匯，習俗相沿，代代相承，清人的服飾已經為漢人所認同，并形成新的服飾傳統，但是潛藏在清初服飾變更中的民族意識并末消亡。當社會矛盾尖銳，階級沖突激化時期，當初強制漢人剃發易服留下的民族創傷又重新復萌，成為漢人聯合反對清王朝的契機。太平軍揭竿而起，就以“蓄發易服”號召漢人反清，這對清代的衣冠之治是一重創。

二、太平軍“蓄發易服”的旋風與不變的衣冠之治

太平軍起自貧苦農民，起義之初不論是頭領還是普通一兵，在衣襟上概用黃布條為記，穿著簡陋，自無服制之別。占領武昌后，勢力日益壯大，輿馬服飾即有分別，進入南京，洪秀全坐上天國的統治寶座后，立即仿效帝王之制，專設“典衣衙”，從袍服、靴帽的質料、顏色、長短，一律按官職的級別定出標準，以顯示等級的差異。各級將領都穿紅袍馬褂，包頭布的色彩和用料有嚴格的等級區分，官高一級，拖長一寸。1861年頒布《欽定士階條例》限定:“民間居常所戴之帽，皆用烏布纂帽。其富厚殷實之人，則緞縐紗，任由自便，但不得用別樣顏色，致與有官爵者相混。”(2)同時對秀士、俊士、杰士、達士、國士、武士、榜眼、探花、狀元的衣帽袍靴式樣也作了與其身份相應的規定。對士兵的服飾并無定制，一般的是裹頭、扎巾、短衣、花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蓄發系長穗，飄飄下垂。

剃頭蓄發和翎頂冠戴是滿清統治者法定的官服，太平軍首先從這里開刀，嚴厲禁穿清朝官服，要求男子蓄發留須、婦女放足。在《奉天討胡檄》的文告中宣稱:“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令滿洲悉令削發，拖一長尾于后，是使中國人變為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令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人忘其根本也。”(3)認為清朝官員的衣冠是“妖服”，在所到之處一概加以撕毀。每占領一地，第一道公告往往是命令蓄發，宣布“有再剃者，殺無赦。”(4)為了不讓帽子遮蓋已經剃了發的，裹上太平軍的紅頭巾，還下令不準戴氈帽。

清朝服飾在中國已流行二百多年，經過幾代人的傳承，已成為漢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改變已經習慣的東西，尤其是不準戴氈帽，激起人們的反感，有的因為不愿去掉帽子被笞打、示眾，甚至被殺。盡管蓄發易服，有種種過激的舉動，也遭遇一些人的抵制，但自愿蓄發者也不在少數，據同情太平軍的呤利對蘇州地區的觀察說:“使我感動的是，他們都樂于留發，這是太平軍和自由的標記。”這點在曾國藩的奏折中也有反映，由此可見太平軍的服飾在南方也曾風行一時，由于這是與太平軍政權相聯系的服飾樣式，隨著太平天國的滅亡，這一服飾也隨之消亡，以長發為特征的太平軍卻成為因此得了“長毛”的稱號。

太平軍掀起的一股“蓄發易服”的風潮，是歷代農民起義從未有的舉動，無論是漢代的黃巾起義，唐代的黃巢，明代的李自成，在起義中服飾上也有所標記，但從沒有在社會上推行服飾變革，所以這是太平軍的創舉，但它變更的僅僅是款式形制，并非是衣冠的等級之別，洪秀全登基后立即仿效封建王朝的禮制，用衣冠區分君民士庶，維護層層隸屬的統治，在實質上依然是傳統的衣冠之治，所以太平軍的服飾變革有種族色彩并無風俗改良的意義，與近代化無緣。

三、服飾近代化與衣冠之治的解體

服飾近代化的啟動，始于以服飾變革作為風俗改良的活動，并以衣冠之治的解體作為重要的標志，這在維新運動中有突出的表現。

鴉片戰爭以后西學東漸和早期資本主義的發生，推動了社會觀念的變化，人們痛感到民智不開是中國積弱的一個重要原因。欲伸民權，必廣民智，欲啟民智，必先革除惡風陋習對人民的禁錮，其中尤以吸鴉片和裹足所為摧殘民體，有辱國格的兩大公害，先進的知識分子莫不對此口誅筆伐。如果說禁煙尚是對少數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對裹足卻要變更上千年的陳規陋習，波及千家萬戶，比前者對社會的震撼面更為寬泛，其意義也更為深切。

廢除摧殘婦女的纏足鞋、弓鞋，是對女性的解放，也是鞋履的改制用強體、實用的觀念看待人們的衣冠鞋履，勢必要推動服飾的變革早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書《請禁婦女裹足折》和《請斷發易服改元折》，認為女子裹足，不能勞動；辮發長垂，不利于機器生產；寬衣博帶，長裙雅步，不便于萬國競爭的時代，請求放足、斷發、易服以便“與歐美同俗”，又說:“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風俗，新政亦不能行。”這就把變衣冠作為學習西方文明和推行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具有啟發民智的意義。

變衣冠中以放足啟動最早，裹足本不是清人的祖制，順治二年和康熙三年兩度禁止裹足，但終敵不過傳統習慣，旋禁旋弛，連清人婦女也被漢化，穿上瘦金蓮方。這種情況說明，改良習俗如果沒有新觀念的支持，最終免不了要被舊習慣勢力所吞沒。到清末維新變革成為社會思潮，反對裹足又得以避開滿漢的民族矛盾，容易受

到統治者的支持，有的官員還帶頭發獎章以表彰放足的女子，所以與剪辮子相比，

較少引起社會風波，它的阻力不在上層，而是傳之久遠的習慣勢力。

但是斷發易服是清王朝最忌諱的事，清初用暴力手段強制漢人剃發留辮，又豈能在清廷的子孫中斷送這一祖制，然而正是斷發易服又成為點燃人民大眾反清斗爭的火種。近代民主革命思想的醞釀是以反滿的民族革命為召喚的，明亡以后剃發留辮這一辱沒漢人的亡國之痛，重又在清末民族矛盾中升級。“毀我衣冠真正恨，掃除巢穴待明朝。”(5)“忍令上國衣冠，淪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還我河山!”(6)被視為大清國民標志的發辮，更成為詛咒的對象，“欲除滿清之藩籬，必去滿州之形狀。”(7)一時“豬奴”、“半邊和尚”、“辮發左衽之丑類”幾乎成為排滿、仇滿的口頭禪。當革命的矛頭指向滿清統治的時候，斷發易服成為動員民眾支持革命最有力的召喚。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3月5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通令全國剪辮還強調:“滿虜竊國，易于冠裳，強行編發之制，悉以腥之俗。當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執，從容就義；或遁入流，以終余年。....今者滿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染之污，作新國之民。”“以除虜俗，而壯觀瞻。”(8)

這種種斷發易服的言論，雖然充滿了強烈的民族情緒，但不是反清復明的簡單回歸。有識之士超越種族成見，從變易國民心理的角度，宣傳剪辮的利害說:“夫辮發為物，即不必計其本非漢族制度，及被外人所誚辱，即以利用問題論，試執十人而質之曰，吾人具此辮發，于起居動作便乎?吾可決其以當為不便者十而八九也。”(9)雖然更改這沿襲三百年的習俗，會遇到舊習慣勢力的種種阻撓，但是這便民實用的價值，最終又導使滿漢居民不分族別地拋棄舊習，選擇了剪辮易服的行為。

以剪辮易服為契機，批判封建主義的檄文，嘻笑怒罵，令人叫絕。衣冠之治集中體現在官服上，這在清代又稱補服，即在褂子的前胸后背各綴一塊補子，繡上飛禽走獸，以示官職的差別和道德命義，有的文章反其義而用之，說清國所以不振，是由于文官不事事，武官不能御外外侮，但能殺同類，遂致國事愈壞，民心漸離。這正是官方制度所為。謂予不信，可觀各人的服飾:文官的補服，是仙鶴、錦雞、孔雀、云雁等等，此等鳥者，或示幽逸，或作聲而唳，或容止閑暇，或供市兒之玩弄，這明明是縱容偷閑溺職，愚弄人民；武官的補服都是獅子、豹、虎、熊、彪之類，面目猙惡，設這些官治民，實以禽獸對人民也。(10)有的對朝服從頭到腳逐一嘲弄說，紅頂，此物人血做成，其中含有無限冤魂，若將此物置于頭上，勝于虎狼十倍；朝珠，又名奴隸圈，懸于項間，其人即永有奴隸性；馬蹄袖，表示效犬馬之勞，以向主人乞憐；馬靴專為護足之用，套之足上，可以終日跪拜奔走。(11)這種亦莊亦諧而又富有戰斗性的檄文，在辛亥革命前夕不斷見諸報端，由于它以老百姓習見常聞的官員服裝做靶子，傳播革命思想，更易為大眾接受，使人們在斷發易服的行動中，受到一次反封建的教育。

斷發易服到20世紀初隨著清王朝的倒臺，形成自發的群眾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武昌起義前一些愛國的青年就自發地割掉辮子，脫下清裝，“革命，革命，剪掉辮子反朝廷(12)成為流行歌謠。廣東省宣布獨立之時，老老少少爭先恐后地剪辮子，一日有20余萬人，中山縣紛紛成立剪辮會，一直深入到農村小城鎮，剪辮子成為中國人的盛大節日，許金城在《民國野史》中記述說:“無數的漢人都興高采烈地剪去這條奴隸標志的辮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選擇吉日，拜祭祖先，然后莊重地剪除，把辮子燒了。更有聯合多人同日剪辮，并燃放爆竹，舉行公宴慶祝的。”有的報紙指出，民國建立后政體、國體、官制、禮儀、歷法、刑名、娛樂、住所的諸多變化，以服裝的變化最迅速、最廣泛。一時間“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發興，辮子滅，盤云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子帽滅，愛華兕興，女兕滅，天足興，纖足滅，放足鞋興，菱鞋滅。”(13)穿著打扮煥然一新。

剪辮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導下的風俗改良，不同于歷代改元易服之舉。歷史上的變衣冠所變的是形制，不變的是倫理性和等級性，即使起自下層的農民起義也不例外，太平天國的“蓄發易服”，從衣冠上維護尊卑貴賤的等級之別，與清政府并無二致。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清王朝，結束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為封建主義規章的禮制也隨之瓦解。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明確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用以維系封建等級制度的衣冠之治，由于它不平等性也遭到取締。民國初年頒布的《服制》規定官員不分級別，都以西式大氅或燕尾服作為大禮服，褲為西式長褲。常服可用西式或袍褂，喪禮在臂上圍黑紗。女子禮服，上裝是對襟衫，下穿裙子。此種服制打破等級界限，不分尊卑貴賤，所以雖是官員的制服，但對生活權利的平等卻起了表率的作用。即使宮廷的遺老遺少無一例外都要遵守服制平等的原則，有記載說:“宮廷內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補服翎頂朝珠，一概束之高閣。”(14)真正結束衣冠倫理政治化觀念的，是孫中山提出的服裝制作的四條原則，他在復中華國貨維持會的函件中要求制定服裝的圖式，指出:“此等衣式，其要點在適于衛生，便于動作，宜于經濟，壯于觀瞻。”(15)這就使得人人須叟不可離身的服裝，擺脫等級制度和政治倫理的干預，促使在中國延續數千年的衣冠之治徹底解體，用衛生、實用、經濟、美觀的思想來制作和選擇服裝，使著裝與現代文明接軌，這是中國服裝史的重大變革。

四、展現個性自由的窗口

辛亥革命的成功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以民權、平等為核心的民主主義思想取代封建思想體系，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占有了主導的地位。這一指導思想的確立，宣告了封建文化模式的終結，等級序列、倫理道德、生活方式一體化的結構解體，服飾消費不再具有身份倫理的限制，還歸人民生活選擇的自由。雖然民眾因為擁有財富多寡的不同并不能真正做到選擇的自由，但是以金錢取代權力的支配地位，進入商品市場，進行等價交換，是人們擺脫身份地位的約束所能獲得的最廣泛的平等權利，這給個體自由在服飾領域的施展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所以在西方世界通行的服裝文明，在中國能得以迅速傳播和實施，是社會變革的成效，也是打開國門后，洶涌而來的洋布、洋裝、洋貨的沖擊在中國引起回應。

在中國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皇帝，至今在故宮尚保留他的這一畫像，這如同玩賞鐘表一樣，是統治者滿足追奇獵艷的心理，并無社會意義。乾嘉時期洋裝開始在中國城市出現，人們對此諱莫如深，無人仿效。鴉片戰爭后洋貨傾銷中國，首先在開埠的廣州、香港出現洋式打扮，女的足蹬歐式皮鞋，頭戴曼徹斯特頭巾，買辦中也有穿洋裝的，但在士大夫中絕無僅有。在19世紀末若有人提倡“易西服”，這無異是用夷變夏，為世俗所不容。宋恕力圖從著裝方面造成向西方學習的氛圍，認為變法“改試令，必自易西服始”。他把易西服看成更官制，改試令，設議院的前堤，這在當時乃是驚世駭俗之論，他自述“與人談三始，猶有然之者；談一始(按:即易西服)則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罵，以為背謬已極，名教罪人。”(16)中國最早赴美留學的幼童，因為辮子，受到美國孩子的嘲笑，紛紛剪辮易服。1881年下令撤回中國，穿西服成為一大罪狀。駐英公使郭嵩燾為避風寒，披了一件洋外衣，竟然遭到彈劾。

然而，禁令也好，彈劾也好，都擋不住正在發生的變化。嘉慶年間的竹枝詞已有“紗袍顏色米湯嬌，褂面洋氈勝紫貂。”洋氈、洋縐等機器生產的洋衣料有的厚實細密，有的輕薄柔軟，以優良的質地比國產的土布更勝一籌，且因為不涉及服裝的形制，很早就引起國人的興趣。在19世紀中葉據英國藍皮書報道，在福州“幾乎在每3個人當中，就有1人穿著一些我們的紡織品。這個論斷經我國經濟學史家研究認為言過其實(17)。但是無可否認的是，西方看到中國市場的遼闊，用各種手段掀起傾銷的狂潮，并以價廉物美的優勢占領了中國市場。洋貨傾銷最多的要數洋紗、洋布、洋火、洋油等等，都是有關衣食能源的生活必需品，僅衣著用料就有洋布、洋綢、洋緞、洋呢、洋羽毛、洋漳絨、洋羽線、洋被、洋毯、洋花邊、洋手巾等(18)，琳瑯滿目。以上海為例，1871年進口洋布1300萬匹，1899年增至1700萬匹。“通商大埠，及內地市鎮城鄉，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19)大量的商品導引人們的消費習慣發生變化，細致光澤的洋布成為人們時尚的用料進入千家萬戶。

衣料質地的改變也促進了衣服款式的變化，輕便合體的洋服逐步贏得中國人的歡心。19世紀末穿洋裝還是冒人言大不諱之事，到1903年初廣西梧州中學總教習胡漢民，已經容許學生在“歲時令節，學生披洋衣揖孔孟。”(20)但仍屬鳳毛麟角。真正在社會上發生重大影響的是軍隊的服裝變革，1904年歸國的留日學生從實戰出發，建議軍隊剪掉辮子，就受到一些士兵的響應，各報刊紛紛予以宣傳鼓動，1905年端方出洋考察，隨員中有一半剪了辮子，其中有翰林、道府、教員、武員等。1906年新編陸軍為便于戴軍帽，帶頭去掉辮子，一時“軍界中紛紛落發辮者不可勝數”(21)。練兵處不敢公然變更祖制，拖著辮子練兵是一大累贅，不得已采取折衷的辦法，下令將辮子盤在軍帽內，“不準擅自裁割，”(22)新軍中有很多是留日學生，并不把這一通令放在眼里，剪發者仍然不斷，這對社會很有影響力，1906年天津警察受到新軍影響，剪了三分之一。(23)從軍隊到社會，相互促動，剪去辮子穿洋裝已經不可抑制。

觀念的變化，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對洋裝的普及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本來，民主思想的傳播，激勵了人們對西方文明的向往，人們醉心于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理想，認為由這種理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會前進的方向，誰接受西方習俗，誰就是文明維新，否則就是守舊、冥頑。洋裝成為西方文明的象征，被人們推崇備至，《湖北學生界》有一篇文章宣揚說，西裝之精神在于發奮踔勵雄武剛健，有獨立之氣象，無奴隸之根性，穿了它可振工藝，可善外交，可以強兵強種云云，這樣肆意夸大洋裝的心態，反映崇洋已經成為洶涌的社會思潮。

民國建立后，以國家法制的形式通令改革服裝，民眾的穿著打扮不再受國家禁令的約束，從此進入自由穿著的時代，但對于穿什么，怎樣穿卻各行其是，五花八門。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人主張恢復古裝，仿效《水滸傳》、《七俠五義》中的武生打扮，“頭頂高髻，內束緊身，外披圓領雙結寬綽長袍。”認為這種裝束“既美觀瞻，又復靈便，不失尚武精神。”(24)浙江麗水光復時，有兩人“頭帶方巾，身穿明代古裝，腰佩龍泉寶劍，站在街頭歡迎。”(25)更為有趣的是，在新文化運動中首先提出打倒桐城謬種，表示“共和與孔經絕對不能并存”的錢玄同，1913年在浙江就職教育司長時居然身穿孔子時代的深衣玄冠到軍政府報到，并發表《深衣冠服考》向全社會推廣(26)。夢想復辟滿清王朝的江蘇都督張勛，組織辮子兵勤王，浩浩蕩蕩的的腦后的長垂。有些遺老遺少，徘徊于政局，剪了辮子的又重新裝上，以便觀望。因此“有剪了頭發穿件長衫戴頂洋帽的，也有禿著頭穿洋裝，這是剪發的一起了。不剪發的呢?大半不梳辮子啦，有的把髻梳在前面像一朵花，像一個蝴蝶結似的，也有梳在頭頂上，梳在兩旁邊的，梳在后頭的，有千百個式樣。”(27)當時的報刊報道街頭的景象是:“中國人外國裝，外國人中國裝。”“男子裝飾像女，女子裝飾像男。”一時“洋洋灑灑，陸離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接。”(28)“西裝東裝，漢裝滿裝，應有盡有，龐雜不可名狀。”(29)真是西裝革履，長袍馬褂，新舊土洋，千奇百怪。與其說這是政治風云變幻莫測的映照，不如說這已開始了服裝自由穿著的時代。

在各種服裝中，洋裝脫穎而出，受到民眾的歡迎，這固然有官員率先穿上西裝革履的示范效應，各種報刊宣傳的影響，更因為洋裝的輕便、簡潔，與臃腫、拖杳的清代服裝相比有明顯的優越性。從西洋歸來的人士認為:“今之辮服，牽掣行動，妨礙操作，游歷他邦，則都市騰笑。”(30)這是鼓吹西服的重要原因，這從胡祥翰的《上海小志》中也可以看到當時人的心態:“優勝敗劣，適者生存，而不適則歸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諸遠，征諸四十年來滬上淘汰之種種事物可矣。試略舉如下事，多不煩引也。如有輪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針而土針淘汰，有皮鞋、線襪而釘鞋、布襪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紙煙、雪茄而水煙、旱煙淘汰。”衣食住行擇優選用，是生活方式近代化的趨勢。

上海是中國首批開放的商埠，歐風美雨在這里有廣泛的影響，民國以后就時興洋服、洋傘、洋鞋、呢帽，女裝更是領先服飾的新潮流。高領、短襖、凸乳、細腰、長裙是上海女郎追逐的時髦。有的打油詩說:“商量愛著應時裝，高領修裙短短裳，出色競梳新樣髻，故盤云鬢學東洋。”(31)有的刻畫上海時髦女郎必備的裝束是:“尖頭高底上等皮鞋一雙，紫貂手筒一個，金剛鉆或寶石金扣針二三只，白絨繩或皮圍巾一條，金絲邊眼鏡一付，彎形牙梳一只，絲巾一方。”男子的時髦裝束是“西裝、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個，夾鼻眼鏡一付，洋涇話幾句，出外皮蓬或轎車或黃包車一輛。”(32)生動地刻畫了民國初年上海時髦男女的形象。

服飾洋化成為各階層追逐的新時尚，報刊評論說:“優裕者必備洋服數襲，以示維新。下此衣食維難之輩，亦多舍自制之草帽，而購外來之草帽。今夏購草帽之狂熱，竟較之買公債卷，認國民捐，躍躍實逾萬倍。”(33)在南京“綢緞鋪、估衣店閉門貼招，盤外國細呢、西式新衣。列肆相望，無論舍店，皆高懸西式帽。”(34)在湖南城鎮“文武禮服，冠用氈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歐式。”(35)醴陵縣的男男女女時興“博士帽、草帽、衛生帽及毛繩便帽。”(36)新繁縣“青年婦女則純用長衫短褲，不逮膝，露腿赤脛，爭趨時髦。”(37)湖北蒲圻縣的“農民亦服洋布”(38)連偏遠的山村“洋布、洋傘、洋鞋、呢帽之類的洋貨，在上層人物的身上以及他們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39)

時髦服裝的帶頭人不僅有士紳大賈，洋務人士的家小，還有被傳統社會視為低賤的藝人和妓女，有的說:“婦女衣服，好時髦者，每追蹤上海式樣，亦不問其式樣大半出于妓女之新花色也。男子衣服，或有模效北京官僚自稱闊者，或有步塵俳優，務時髦者。”(40)因此“妓女效女學生，女學生效似妓女。”(41)什么貴賤之等，夷夏之辨，男女之別，統統消失在追新求異的時裝潮中。在近代文明所到之處，衣冠之治的影響蕩然無存。服裝成為一個時代的窗口，展現了中國人追求個性自由的千姿百態。

五、領先生活方式國際化的潮流

在洋裝盛行之際，就有人指出西服與中國人生活方式不盡符合的看法說:“華人慣用絲棉羊皮，今如西式之衣，層層均系單夾，于天寒亦殊有礙。”(42)其他還有領帶、手套等亦為中國人不習慣，價格也比較昂貴，怎樣使西服平民化，尊重中國人的穿著習慣，是推進服裝改革的關鍵，提倡國貨加速了西洋服飾中國化的進程，中山裝就是中西合璧的產物。

中山裝是由民國元勛孫中山創制而得名。對于這一服裝的來源，有說是參照英國獵裝；有說這是改進的南洋華僑“企領文裝”；也有說是以日本陸軍士官生服裝而改制；還有說是起源于日本鐵路工人服。比較通行的說法是，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從歐洲返回上海，在上海榮昌祥呢絨西服號定做西服，要求以西服為模本，改大翻領為立翻領，門襟用9個扣，上下左右4個明袋，腰部系腰帶。后又改為立翻領，去掉腰帶，暗口袋，袋蓋做成倒山形筆架式，鈕扣改成5個。關于這5個扣，有說是象征五權憲法；也有說是表示五族共和。這一式樣與歐美的西服有明顯的不同，突出表現在關閉式的立領，鈕扣直線排列均勻，背有縫，腰節略加收攏，穿起來收腰挺胸，凝重干練。褲子則把傳統的連檔褲改為前后兩片組合，腰圍有折裥，側面和臀部有口袋，褲腳帶卷口，這就是現在中山裝的原初樣式。由于這一服裝的樣式結構合理，穿著自然舒服，和孫中山先生的親自帶頭，很快流行開來。在一般縣城:“服公務者多用西裝短制中山服”(43)。20年代末國民政府重新頒布《民國服制條例》時，中山裝被確定為禮服，延續至今，成為中國人喜愛的國服。

旗袍源自北方蒙古游牧民族的袍服，清代滿族婦女繼承這一形制，寬寬大大，長至腳踝，后來經過逐步改進，成為民國初年的女性流行服，從肥大的長袍到合體的長衫，經歷漫長的發展過程。

清初服裝改制，漢人改穿滿人的服裝，因為有男降女不降的說法，所以女性的穿著還保留明代的遺風，肥大的衣衫，低低的領圈，寬寬的長袖，有大襖、中襖、小襖，還有束胸的肚兕，把隆起的乳房壓的低低的，女性的胴體被層層包裹，外觀留下的是溜肩、平胸、寬大、直筒般的衣服架子。裙子有多裥多折的鳳尾裙、月華裙、彈墨裙、魚鱗百折裙等等，大都是直線直筒狀，端莊、凝重，四平八穩，是這種服式的基本格調。人們對衣服的審美情趣，多集中在色彩的搭配、花樣的設計和滾邊的裝飾效果，在款式方面變化并不大。

從西服洋裝傳人中國以后，輕盈利落，緊身貼身的西式連衣裙吸引了中國女性，促進了傳統服裝的改良，寬大的衣褲逐漸收小，闊條的滾邊也隨之縮減，扁扁的“韭菜邊”，圓圓的“燈果邊”，都是窄窄的，俗稱“線香滾”，在民國初年甚為流行。袖子縮短了，像只喇叭，飄飄欲仙，露出一截懺懺玉腕，但領子卻是高高的，據說這是模仿西式女裝敞開而高聳的翻領，到中國演變成把脖子緊緊裹住的高立領，收攏的腰身，襯起高高的胸部，這與寬大直筒式的旗裝，大異具趣這就是流行至今的旗袍。顯然，這是依照西方流行的人體曲線美加以重新剪裁，演變成今日的旗袍。

中山裝和旗袍都是沿用西式服裝的價值觀念和審美習俗，結合中國人穿著的習慣和傳統服裝的形制而創制的新服式，在國際上已被視為具有中國氣派的民族服裝。所以這是“西體中用”最成功之作。

清末民初洋裝和大量洋貨的引進，由此在社會上興起崇洋的風氣，雖然被認為這不是民族自尊的意識，但是生活方式上的洋化傾向，又導向生活方式的國際化，這有利于突破中外風俗差異所形成的壁壘，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創新。這種交流的結果不是洋裝吞沒中裝，而是創生了具有中國氣派的新型服裝。中山裝和旗袍的改良和創制就是生動的例證。隨著科學技術的發達，世界商品經濟的加速運轉，各國之間愈來愈密切的交往，將地球聯系成一個整體的地球村，從經濟生活這個最廣闊的領域把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的消費引向相似的選擇，生活方式的國際化已成為發展中的國家建設現代化不可逆轉的趨勢。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服裝得風氣之先首先跨入這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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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拙作:《禮--中國傳統文化模式探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0世紀中國禮學研究文化論集》學苑出版社，1998；《衣冠之治的解體和思想啟蒙》，《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青史有待開天荒》，《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左傳.定公十年》。

(2)《太平天國》(六)，677。

(3)《太平天國印書》(上)，109。

(4)《太平天國》(六)，783。

(5)《江蘇》月刊第4期《補白》。

(6)《江蘇》月刊第3期《補白》。

(7)《剪辮易服說》，《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8)《命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令》，《孫中山全集》第2卷。

(9)《即剪發以觀國民之心理》，《香山旬報》第82期。

(10)《說補服》，《中國日報》，1907年10月21日。

(11)《中國日報》，1907年10月7日。

(12)《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歷史歌謠選》，547。

(13)《申報》“自由談”，1912年3月20日。

(14)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一，京兆。

(15)《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16)《上合肥傅相書》，《萬國公報》101冊。

(17)轉引自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冊，329。

(18)參見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三。

(19)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224，329。

(20)《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

(21)、(22)《飭禁兵士剪辮》，《大公報》1906年5月9日。

(23)《剪辮易服先聲》，《大公報》1906年6月24日。

(24)《黃帝魂.論發辮原因》按語，《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1卷。

(25)《辛亥革命在麗水》，《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

(26)《錢玄同通信》，《新青年》4卷2期。

(27)《看我們女子被人家恥笑啦》，《大公報》，1912年6月27日。

(28)《夢游民國》，《申報》1912年9月14日。

(29)《大公報》“閑評二”，1912年9月8日。

(30)參見《剪辮易服說》，《湖北學生界》第3期。

(31)《上海竹枝詞》，《時報》，1913年4月4日。

(32)《時髦派》，《申報》1912年1月6日。

(33)《論維持國貨》《大公報》，1912年6月1日

(34)《田駿豐等建議政府速定服制服色振興呢業案》，《申報》1912年6月4日。(35)民國《慈利縣志》風俗，轉引自嚴昌洪《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92頁。

(36)《醴陵縣志》卷六，《食貨志》。(37)《新繁縣志》卷四，《禮俗》。

(38)宋延齋《蒲圻鄉土志》，第四篇。

(39)《一個山村的革命風暴》，《辛亥革命回憶錄》(二)，365頁。

(40)《中華全國風俗志》(三)，下篇，卷三。

(41)《自由談》，《申報》1912年3月20日。

(42)《服飾芻議》，《申報》1912年1月7日。

(43)《新繁縣志》卷4，禮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