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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提出了“三階段”說。第一階段是20世紀50——60年代的現代化研究，其理論成果是經典現代化理論。第二階段是20世紀70——80年代的后現代研究，包括對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批評和發展（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以及后現代主義和后現代化理論的興起。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90年代的新現代化研究，涌現了一批新的現代化理論，如生態現代化理論、再現代化理論（反思現代化理論）、繼續現代化理論和第二次現代化理論等。[14]

楊豫從現代化理論建設的角度把現代化理論的發展分成兩期：以80年代中期為分界。他認為前期是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形成和建設時期。現代化理論對整個社會科學界產生的巨大影響在60年代末達到高峰。80年代中期以后，現代化理論家建設理論體系的任務基本完成，此后的重點是運用這些理論去進行地區的個案研究，并且在檢驗和修正有關的理論和模式。因此，有關現代化的純理論性的著作近年來不再出現。但以現代化理論為框架對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進行研究的著作不斷地出版問世，現代化理論正在進入新的和更高的階段。[15]

我認為，戰后的現代化理論發展大體可以分成三期，具體如下：

第一期：20世紀50——60年代，經典現代化理論獨盛時期?，F代化理論和現代化研究首先從美國迅速興起，而后向發展中國家傳播。當然，發展中國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現代化的強烈愿望。美國與蘇聯成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模仿的兩種主要范式。現代化建設與現代化理論研究的普遍興起，與受到戰爭創傷的所有國家面臨重建和復興，以及戰后擺脫殖民統治的新興獨立國家與地區面臨嚴峻的鞏固獨立的發展任務有關。但現代化理論呈現驚人的“一元”現象，“現代化”雖然取代了“西方化”，但實質上，現代化理論還是在西方發達社會的基礎上構建的，因為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還剛剛起步，成功的現代化社會只有西方發達社會，而且西方社會的經濟在此時呈現穩步增長的繁榮景象。從現代化理論的內在理路來看，早在40、50年代中，西方經濟學界以增長理論為核心的發展經濟學已經在形成之中。這一研究的深入推動了政治、社會、歷史發展等多方面問題的研究，從而引起了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大轉向。另外，此時正處在東西方“冷戰”時期，雖不能說現代化理論都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但可以說，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戰”意識形態的影響，因而從“全球戰略”的角度，美國非常注意研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策略。60年代是經典現代化理論全盛時期。盛極而衰，60年代末期，批評浪潮席卷而來。依附理論率先舉起批判大旗。經典現代化理論內部也出現了異音。20世紀60年代，現代化理論幾乎在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進展。是現代化研究的高潮階段[16]?，F代化理論首先由經濟學家發起，然后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紛紛跟進。發展經濟學、發展政治學、發展社會學、發展歷史學相繼出現。代表人物與著作主要有：1951年帕森斯著《社會系統》；1955年劉易斯發表《經濟增長理論》；1958年，丹尼爾•勒納發表《傳統社會的消逝》；1960年W.W.羅斯托出版《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提出了現代化的五階段圖式（1975年擴充至六階段圖式）；③1960年阿爾蒙德（GabrielAlmond）和科爾曼編《發展中地區的政治》；1960年阿普特著《現代化的政治》；1962年哈貝馬斯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4年沃德和拉斯托著《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1966年艾森斯塔德著《現代化：抗拒與變遷》；1966年，西里爾·布萊克發表《現代化的動力》；1966年列維著《現代化與社會結構》；1966年摩爾著《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1966年派伊著《政治發展的各個方面》；1968年亨廷頓著《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60年代還出版了韋伯特•摩爾(WibertE.Moore)和斯梅爾塞(NeilJ.Smelser)合編的一套叢書（共12種）《傳統社會的現代化》。發展經濟學家希施曼將他的回顧60年代、展望80年代的著作定名為《超越——由經濟學到政治學到其他學科》，指出：現代化并不僅僅是經濟學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科學的問題?？梢哉f在60年代，整個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現代化理論，無論從方法上，還是從研究對象上說來，都出現了一種奇異的統一現象。在60年代，現代化理論開始脫離了“東西爭論”的政策軌道，轉向對歷史發展過程的研究。換言之，即現代化理論開始從一種政策科學向理論的歷史觀發展，并由此展示出自己的基本架構。[17]

1955年弗蘭克·薩頓在《社會理論與比較政治學》一文中提出了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基本模型。亨廷頓認為他概括了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且“已被大多數人普遍承認”。[18]亨廷頓本人根據他對經典現代化理論的理解，對經典現代化理論關于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主要區別也進行了概括。[19]亨廷頓同樣對經典現代化理論關于現代化過程的基本特征進行了概括，并且舉示了相關的批評意見。[20]藪野佑三認為，20世紀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偏向“連續模式”，而70年代以后的現代化理論則轉向“隔斷模式”。所謂現代化理論的“連續模式”是指，認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處于同一條歷史發展線條上，它們是一種前后連續的關系。第三世界要向獲得發展，就應當沿襲發達國家的做法，搞舊式的資本積累。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欠發達，是自己不作為的原因，與發達國家沒有關系?！斑B續模式”受自然主義歷史觀指導，認為歷史是朝一定方向發展的，先進與落后處于同一時間系列，保持著同一歷史發展方向，因此歷史上落后的社會可以追趕上先進的社會。反過來說，落后社會與先進社會相比較處于發展的劣勢地位，必須向先進國家學習。這是一種單線進化的歷史觀。[21]

第二期：20世紀70——80年代，進入對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批評、反思和修正時期。經典現代化理論給發展中國家開出的藥方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產生經典現代化理論的發達國家本身也陷入了經濟危機和滯漲，東亞出現了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拉丁美洲也有一定的發展。從學理上說，現代化理論一開始就暴露出許多弱點和問題，其“傳統性”、“現代化”、“現代性”等主要分析概念和分析工具籠統而含糊，其理論架構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在此基礎上，現代化理論走向多元。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后現代主義和后現代化理論、生態現代化理論、再現代化（反思現代化）理論等紛紛對經典現代化理論提出批評。在70年代，經典現代化理論處于四面楚歌的地位。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以來，經典現代化理論得到不同程度的修正，逐漸出現分流發展的形勢。一種揚棄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新現代化理論”出現了?，F代化理論的蛻變主要表現在：就傳統與現代的關系而言，從認為傳統與現代對抗走向認為傳統與現代整合；就現代化與西方化的關系而言，從認定現代化必然是西方化，到認為現代化可能是多元化。藪野佑三認為，70年代后，現代化學者一改從前的筆調，開始大量使用“變遷”、“危機”之類的字眼了。如阿普特《政治變遷的理論》、阿爾蒙德《危機、選擇和變遷》、艾森斯塔德《傳統、變遷和現代性》、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發展研究系列：《政治發展的危機及其結果》、《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歐美政治發展的危機》等。在某種意義上，70年代的現代化研究從50——60年代的樂觀主義和理想主義轉向了悲觀主義、“不安的意識”和現實主義。[22]

依附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末出現的，它以拉丁美洲、非洲等發展中社會為研究對象，主要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框架內研究發展中國家欠發達的原因。受馬克思主義的資本積累和帝國主義理論的深刻影響，往往被學術界稱為“新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欠發展和低度發展的根源在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只有切斷與資本主義體系的聯系，發展中國家才能獲得真正的發展。依附理論確實有很強的解釋能力，因為它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行角度解釋了第三世界國家貧困的根源。但依附理論僅僅從不發達國家外部尋找不發達根源的努力不斷遭到猛烈的抨擊，因此依附理論也在不斷地適應實踐發展而修正自己，巴西學者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TheotonioDosSantos）的“內部結構”依附論，就對第三世界國家貧困的內因和外因進行了調和。阿根廷學者費爾南多·卡爾多索和智利學者恩佐·法萊托的“聯系性”依附論以及日本學者渡邊利夫的“從依附到自主”的發展理論就針對東亞的發展現實而對依附理論做出了重大修正。[23]依附理論的激進派——阿明的“脫鉤”與“自立”的依附理論，在東亞經濟增長的現實面前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主要是提出了“世界市場的聯系性分離或隔離”理論和“區域內部的整合性發展”理論。[24]德國學者、“依附理論”的最早提出者之一的貢德·弗蘭克走得最遠，他由反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宗主——衛星”論[25]走向完全否定有所謂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無形之中把“依附論”也取消了，而以康德拉捷夫周期論取而代之。[26]

世界體系理論是在依附理論的基礎上，在70年代由著名歷史學家沃勒斯坦系統地提出來的。沃氏認為人類歷史地形成的部族、種族、民族以及民族國家，總是在相互聯系而不是在孤立中演化和發展，因而，總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體系”，在16世紀以前表現為一些“世界性帝國”，而從6世紀以來則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進而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現代世界體系”。支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是無休止的資本積累的驅動力，有時稱為“價值法則”。它原來的分工范圍包括大部分歐洲和一些美洲地區。經過幾個世紀的擴張，將世界的其他地區陸續納入其分工范圍。第一個真正全球意義的世界體系形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構成，一方面是中心——邊緣關系支配的世界經濟體，另一方面是主權國家聯動的政治結構。資本主義體系的諸基本矛盾通過一系列周期性的節律業已表現在體系的演進之中，周期性的節律起到了抑制這些矛盾的作用。兩個最重要的周期性的節律是康德拉捷夫周期（50/60年）和霸權周期（100/150年）。在康德拉捷夫周期內，利潤的主要來源在生產領域（康德拉捷夫周期甲階段）和金融領域（康德拉捷夫周期乙階段）之間交替更迭。在霸權周期內，全球秩序由某個霸主采取特殊的霸權形態加以控制，但爭奪霸權的斗爭此起彼伏，霸權興衰不定。周期性節律造成積累與權力中心點的正常而緩慢、但是重要的地理變遷，然而不改變體系內部基本的不平等關系。這些周期從來不是完全對稱的，但是在構成體系的長期趨勢的一些特定方向上，每個新的周期都會帶來小而重要的結構性演變。像所有的歷史體系一樣，作為現代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體系的持續期也是有限的，當其長期趨勢達到某一點，以致體系的起伏波動變得充分寬泛而無規則，不能再保證該體系的制度機構的活力更新，它將走向終結。一旦達到這一點，就會產生分岔點，經過一段混沌的過渡時期，這個體系將被一個或多個其他體系取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也將被取代。[27]

后現代化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末以后崛起的、以探索現代化或工業化以后的社會發展為對象的一種現代化理論。亨廷頓認為，后現代化理論關心的并不是傳統性向現代性的轉變，不關注技術對傳統社會的影響，而關注技術對現代社會的影響。[28]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認為，它不是一種完整的理論體系，而是關于后工業社會、后現代主義和后現代化研究的一個思想集合。[29]后工業化可追溯至美國的20世紀60年代早期或歐洲的20世紀60年代晚期，它通常被認為包括科學技術方面的信息革命，生產結構方面的第三產業主導（以服務業為主體），社會生活方面的消費革命。后現代社會的名稱，琳瑯滿目。有稱后工業社會、第三次浪潮社會、超工業社會、后資本主義社會、后文明社會、后傳統社會、后福利社會、后集體主義社會、后自由社會、后意識形態社會、后消費社會、后市場社會、后經濟學社會、規劃社會、多元社會、消費社會、信息社會、電腦社會、網絡社會、知識社會、風險社會、生態社會等，“知識社會”這一名稱似乎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后現代化理論的基本著作有1973年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1979年法國學者利奧塔的《后現代狀態》、1980年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91年英國學者瑪格麗特·A·羅斯的《后現代與后工業》、1992年英國學者克茹克的《后現代化：發達社會的變化》、1992年美國學者波林·瑪麗·羅斯諾的《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1993年美國學者彼得·德魯克的《后資本主義社會》、1994年美國學者史蒂文·塞德曼的《后現代轉向》、1997年美國學者羅納德·殷格哈特的《現代化與后現代化》、1999年中國學者何傳啟的《第二次現代化》等，可視為這一時期后現代化理論的代表作。對后工業社會有系統認識的莫過于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他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認為，后工業社會有五大特征：經濟方面，從產品生產經濟轉向服務性經濟；職業與上層建筑方面，一個新的專業化或技術職業性階層的出現及其主導地位的確立；社會發展方向方面，對技術的控制與鑒定；決策方面，創造新型的“智能技術”；整個社會的中軸原則是理論知識占中心地位，是一切社會變革和政策制定的源泉。[30]貝爾的后工業社會理論是建立在信息業和服務業的主導作用這個支點之上的。富永健一認為貝爾的后工業社會應理解為工業社會的一種延續，而不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階段。盡管貝爾認為后工業社會存在意義重大的變化，有充足的理由獲得“后工業”的新稱謂。但他也自承后工業社會不是一個將完全取代工業社會的社會，而只是工業社會發展趨勢的一種延續。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Jameson）看來，丹尼爾·貝爾所謂的“后工業”社會，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歐內斯特·曼德爾（ErnestMandel）所稱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一個比以前那些階段甚至“更為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已。美國學者羅納德·殷格哈特（RonaldInglehart）在《現代化和后現代化》（1997）一書中認為，現代化與后現代化是前后相繼的兩個發展階段，后現代化是現代化的超越，而不是非現代化和反現代化。在現代化階段，宗教地域價值逐漸減退，生存價值、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率最大化壓倒一切，成就動機成為核心價值，傳統權威讓位于理性合法權威，工具理性的主導地位導致人的異化；在后現代化階段，國家權威弱化，更加重視個人自由，后物質主義成為核心價值，經濟增長不再具有壓倒一切的地位，工具理性讓位于價值理性，生活價值和主觀幸福最大化成為優先課題。現代化的邊際效益遞減是后現代化興起的基本原因，后現代化的發展也有它的社會限度?，F代化與民主化沒有直接相關性，民主化在后現代化階段卻成為不可避免。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都是作為變量存在的，因此，現代化和后現代化都呈現非線性發展。[31]

后現代主義是建立在對現代主義、現代性和現代化運動的種種問題和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基礎上的一種思潮?，F代化帶來了極大的物質財富，也帶來了理性的專制、人性的淡化、精神的空虛、生態的災難等人類越來越難以忍受的“現代病”。后現代主義通過對“現代病”的揭露、批判和反思，開闊了人們視野，啟迪了人類未來發展的靈感。后現代主義沒有、統一的定義，也沒有完整的理論體系。[32]英國學者瑪格麗特·羅斯把后現代主義者主要分為三種類型：解構主義的（deconstructionist），雙重編碼的（doublecodedordual—coded），理想主義的（ideal），當然還有樂觀主義的（optimism）、悲觀主義的（pessimism）、虛無主義的（nihilism）等。解構主義式的后現代主義是對現代性進行質疑、批判、反思，然后回歸有選擇的現代性原則或理想中的現代性原則，如伊哈布·哈桑（IhabHassan）、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Lyotard）、詹姆遜、哈貝馬斯、吉登斯、貝克、乃至米歇爾·?？拢∕ichelFoucault）、讓·鮑德利亞（JeanBaudrillard）等。雙重編碼式的后現代主義是用傳統或本土等符碼對現代性符碼進行再編成或重寫，實際上是把民族性與現代性結合，用民族性去重釋現代性，用現代性去更新民族性。代表人物是查爾斯·詹克斯（CharlesJencks）。理想主義式的后現代主義僅要求回返前現代的價值，在自然中重現發現審美和精神的意義，但也并非是完全向后看的，它立足于“完全自動化生產”和“電子革命”的社會基礎上，實際上是過于強調本土化，倒有點近似原教旨主義。代表人物是彼得·福勒（Peterfuller）。[33]這三種類型的后現代主義主要是美學意義上的，但其實也是社會意義上的，它們最終都沒有逃出現代性的手掌，而回歸到了現代性的立場中來。美學意義上的后現代性的不充分受制于社會意義上的后現代性的未展開。觀念的東西終究離不開現實的距離。

生態現代化理論由德國學者胡伯在1985年提出。1987年聯合國發表《我們的共同未來》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生態現代化理論主要是一種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去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演化的可持續發展理論。迄今，生態現代化沒有統一的定義。[34]

再現代化（反思性現代化）理論（貝克把“反思性現代化”或“自反性現代化”稱為“現代化的現代化”[35]、“現代性的激進化”[36]或“理性化的理性化”[37]）主要由德國學者烏爾里?！へ惪撕陀鴮W者安東尼·吉登斯等提出，他著有《風險社會》（RiskSociety：TowardaNewModernity）（1986）和《再現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1994）（中譯為《自反性現代化》）。貝克認為，“現代化是一個自我創新過程的人必定會考慮到即使工業社會也會被淘汰。工業社會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風險社會的出現。風險社會是現代社會中的一個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里，社會、政治、經濟和個人的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地避開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盵38]貝克的進一步解釋是，“作為一種社會理論和文化診斷，風險社會的概念指現代性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危險開始占主導地位?！盵39]“再現代化”或者說“自反性現代化”是創造性（自我）毀滅整整一個時代——工業社會時代——的可能性。這種“創造性毀滅”的對象不是西方現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現代化的危機，而是西方現代化的勝利成果。如果說“簡單現代化”或“正統現代化”歸根結底意味著由工業社會形態對傳統社會形態首先進行破壞（或者說“抽離”）、接者進行重新整合（或者說“嵌合”），那么“自反性現代化”意味著由另一種現代性對工業社會形態首先進行“破壞”（貝克所謂“創造性毀滅”），接著進行重新整合。“自反性現代化應該指這樣的情形：工業社會變化悄無聲息地在未經計劃的情況下緊隨正常的、自主的現代化過程而來、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完好無損，這種社會變化意味著現代性的激進化，這種激進話打破了工業社會的前提并開辟了通向另一種現代性的道路。”[40]吉登斯對“反思性現代性”的簡要解釋是“對進行中的社會生活的監控性”[41]。

“新現代化理論”，又稱為“現代化修正理論”。是指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的對經典現代化的修正理論，是各種修正理論的理論集合，不是一種系統而完形的理論。謝立中認為“新現代化理論”家“一方面對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即經典現代化理論）模式進行批評，另一方面又積極進行探索，試圖對早期的現代化理論進行補充、修正，形成一種新的更富解釋力的現代化理論?！彼麄冇直环Q為“現代化理論的修正派”。[42]代表性如歷史學家C.E.布萊克（有《俄羅斯和日本的現代化》、《現代化的動力》、《比較現代化》等）、社會學家艾森斯塔德、古斯菲爾德、W.查普夫（有《社會變遷理論》、《現代社會的現代化》、《現代化、福利發展和社會轉型》）、政治學家S.P.亨廷頓等。新現代化理論與經典現代化理論在基本框架、核心范疇、理論預設方面有繼承的一面，如它們仍然共享“傳統”與“現代”的核心范疇并以此為基本框架展開分析；仍然將“現代化”視為“傳統”向“現代”的轉變過程；仍然認為這種轉變是“有益”的；仍然認為“現代化”本質是內在的過程等。然而，新現代化理論畢竟是對傳統現代化理論的反思和修正，因此，與傳統現代化理論存在明顯的差異：不再把傳統性與現代性視為性質始終如一的靜態統一體；不再把傳統性與現代性視為互不相容的對立的兩極；不再把傳統視為現代化過程的絕對障礙；不再把現代化過程視為對傳統的毀滅過程；不再堅持“單線進化”的發展模式；不再認為現代化只有一條道路；不再滿足于對現代化的抽象分析和理論分析；不再忽視外部環境的作用；不再局限于結構——功能分析、系統分析和數量分析。

作為新現代化理論的重要代表，美國歷史學家西里爾·E·布萊克對早期的（或者說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提出了批評，并著手建構新的現代化理論。他認為，早期的現代化理論過度地強調了西方影響的作用，盡管這種作用是應該重視的，但明顯的缺陷是忽視了對各類正在現代化的社會內部文化傳統的研究，而“現代化理論與其他任何社會變化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應當重視評價前現代社會中產生的有利于或阻礙現代化的各種因素。第二，它應當把反映在科學革命和技術革新中的知識進展看作社會變革的原動力，正是知識的進展使這類社會變革區別于過去的任何社會變革。第三，它應當著重于檢驗某個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的進步所提供的可能性面前利用這些因素的能力。第四，它應當批判地評價某個社會的領導者如何利用各種政策去改造傳統制度和觀念的遺產，目的在于在這樣的基礎上利用可行的政策來有選擇地向先進的現代社會借鑒，并推動現代化的進程?！盵43]對于任何一個社會來說，現代化作為社會變化的一種進程，不可避免地要和傳統發生互動。與其說現代化是與傳統文化的決裂，還不如說它在實質上是傳統的制度和觀念在科學和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對現代社會變化需要所作的功能上的適應。因此，現代化理論的首要任務是從各種社會內部的文化傳統本身出發，加強對文化傳統的研究，以確定在新的時代和條件下應當保留哪些有利于現代化的因素，拋棄哪些阻礙現代化的因素。[44]

新現代化理論雖然在研究重點/關注焦點、分析層面/分析單位、主要變量、主要概念/術語、理論假設/政策含義方面與經典現代化理論有繼承性的一面，但也在傳統與現代性關系方面、研究方法方面、發展路徑方面、外部因素與內部沖突的作用方面出現了顯著差異。新現代化理論已經超越了傳統現代化理論相對粗疏的分析，并擯棄了傳統現代化理論一些不可靠的理論預設，如傳統的現代化的障礙；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前進的、漫長的美國式過程。新現代化理論開辟了家庭、宗教、意識形態（對現代化的積極作用）等新的現代化研究領域，提供了比傳統現代化理論更細致、更詳實的理論分析。[45]蘇耀昌在比較了傳統（經典）現代化理論/研究與新現代化理論/研究后，認為，新現代化理論比傳統現代化理論有更大的威力，主要表現在：第一，還傳統以本來面目。新現代化理論對傳統的性質、結構、與西方化、現代化的復雜關系作了有意義的探索。第二，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傳統現代化理論在類型研究的基礎上高度抽象，使用案例僅僅為了圖解理論，幾乎沒有時空概念，簡單、粗疏而且霸道。新現代化理論特別重視歷史研究和案例的特殊性。不過，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傳統現代化理論也在從政策研究走向歷史研究。70年代以來對傳統現代化理論的猛烈批判，導致傳統現代化理論跌入低潮和反思階段。70年代末以來，在反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新現代化理論逐步取代傳統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研究的歷史取向獲得了承認和強化。第三，趨向于更詳實的分析。新現代化研究力戒簡單地下結論，或僅僅提供單變量分析，而注重多元綜合分析和復雜性分析。[46]

藪野佑三認為，70年代以來，現代化理論從60年代“連續模式”轉向了“隔斷模式”?！案魯嗄Ｊ健闭J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應該是一種彼此離異隔斷的關系。發達國家搞資本積累，完全是以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為條件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發達源于發達國家的盤剝，發展中國家要發展必須擺脫發達國家的束縛?！案魯嗄Ｊ健笔軞v史主義歷史觀指導，認為無論什么社會，不管它處于什么發展階段，都具有其作為歷史的個體而存在的理由。經典現代化理論屬于現代化理論的“連續模式”，主要分析方法是結構——功能主義和系統論。而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等屬于現代化理論的“隔斷模式”。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發生了空前的經濟危機，既而社會危機?，F代化理論的“連續模式”受到嚴厲質疑和深刻反思。一方面對發達國家的經濟病理和現代性重新進行分析；另一方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不同于發達國家的分析?，F代化理論由“連續模式”向“隔斷模式”轉變。“隔斷模式”認為，先進和落后的關系并不僅僅是時間差異，發達國家的現代性本身就有問題，其不再成為發展中國家所應該追求的理想目標，發展中國家應該摸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應運而生。[47]

第三期：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重新得到振興和發展，而第三世界不少國家卻陷入了經濟危機或停滯狀態，更有不少國家落入了“第四世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突然崩潰，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也出現了空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以此為基礎，“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現代化理論在某種意義上“復活”并發展了經典現代化理論。雖然強勁地壓倒了其他現代化理論，但已經不可能復演經典現代化理論的話語支配權?！靶伦杂芍髁x”現代化理論一直受到西方左派和發展中國家的嚴厲批判和抵制。多元現代化道路和模式，甚至多元現代性獲得了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后現代化和后現代主義理論也沒有解構掉現代化，主張“現代性是一項未竟的工程”（哈貝馬斯）、應該“繼續現代化”（查普夫）或進入“第二波現代化”（吉登斯、貝克等）的呼聲不斷高漲。

從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理論在全球處于所有現代化理論與發展理論的強勢地位。[48]是“標準”的“經濟增長理論”（即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是從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發展而來的，是對凱恩斯主義的“革命”，在處理個人與國家、自由與民主、放任與約束、市場與政府、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其政策宣示是“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并不是一個統一的流派，在對待正義、權利、秩序等大問題上，許多新自由主義者的看法不盡相同。但他們之所以聚集在自由主義的旗下，都是出于對自由的肯定，都力求揭示自由與非自由的界限，揭示自己與他人、個人與國家、權利與義務、放任與約束的互動關系。[49]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認為，狹義的新自由主義主要是指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廣義的新自由主義，除了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外，還包括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和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倫敦學派、現代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50]立足于“競爭秩序”和“積極自由”兩大原則基礎上的新自由主義，無論從理論，還是政策來看，它的框架更加偏好個人、自由、放任、市場、效率的一面。但是，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思維是立足于這樣一種“前提”或“預設”之上的：即實施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國家應該具有健全的市場制度和法律制度，而且公民必須具有高度的個人主義傳統和法律理性主義。否則，新自由主義的實施將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新自由主義的實踐效果基本上已經驗證了這個“前提”的必要性。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從理論向實踐轉化，從英美向全球擴展，從經濟向政治、文化、國際關系深化，成為目前國際社會的“強勢話語”和“主流”發展理論。但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和抵制也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傳播而不斷高漲。這更加凸顯了新自由主義實施前提的存在和重要。新自由主義理論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的“大革命”和“大蕭條”的年代，又在20世紀70年代的第二個“大危機”年代被接納為政策實踐，說明了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一樣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從工業革命以來，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發展理論和實踐中依次登場，甚至出現一定的時間交替或空間換位，是值得嚴肅思考的問題。理性地分梳和批判地吸納新自由主義是學術界的緊要任務。

歷史地看，從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合乎邏輯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資本逐利的競爭性擴張，只要資本主義還有內部擴張（“結構擴張”）和外部擴張（“空間擴張”）的余地，只要資本主義還沒有耗盡它的能量，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就可能不斷地在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中的“創造性地回歸”。從20世紀20——30年代古典自由主義蛻變為新自由主義以來，新自由主義歷經30多年的冷落和邊緣化，似乎由回到了古典自由主義在“輝煌”的19世紀的地位，并有所突破。新自由主義是以“個人”、“自由”、“效率”為它的三個主題詞的，是完全為“資本”服務的，最大限度地為“資本”開拓道路，因此，必然導致對“社會”、“民主”、“公平”的難以兼顧，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內在的深刻矛盾，這也是新自由主義必然會被超越或取代的根本原因。從古典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或凱恩斯主義，又從馬克思主義或凱恩斯主義回到新自由主義，“歷史”似乎是“循環”的，但是，新自由主義畢竟不是古典自由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或凱恩斯主義的挑戰的“創造性回應”，使新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古典自由主義，對于“自由”和“國家”的認識得以進一步深化。新自由主義的最大貢獻是：它創造了比較精致和比較可行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因此一切回應新自由主義的各種挑戰性理論在這方面也要能夠超越新自由主義。我們相信：新自由主義同樣必然會被創造性回應它的各種形式的兼顧“個人”、“自由”、“效率”與“社會”、“民主”、“公平”的理論所取代超越或取代。馬克思主義在創造性回應新自由主義的挑戰中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缺乏“以人為本”的個人——社會視野，而傾心“以資本為本”的個體視野。從短期來看，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確實大大提高了發展的效率。然而，從長遠來看，這種明顯會導致“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發展模式是缺乏可持續性的?？茖W發展觀注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可持續發展，要求在發展過程中警覺地保持自然生態、社會形態、個人心態的微妙平衡。新自由主義在這方面是有缺陷的。新自由主義立足于個人權利和自由之上，往往不知不覺滑入“強權”或“霸權”的深淵，這在美國新保守主義在國內倡導人權而在國際卻履行霸權的矛盾行為中看得很明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自由主義與殖民主義，新自由主義與新殖民主義往往結盟，這是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發展和歷史發展的邏輯使然。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在處理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雙重標準，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以權利為中心的自由主義的發展邏輯。當代美國學者郝大維、安樂哲尖銳地指出：“以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存在一個嚴重的缺陷，這就是缺乏任何義務的概念。而這些義務又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基礎之上的，即振興有活力的共同體對于個人的成長與發展都是絕對必要的?！盵51]

（三）最狹義現代化理論的演進

謝立中分最狹義現代化理論的演進為三期：第一期是20世紀50——60年代，“現代化理論”主導了發展問題的研究。第二期是60——70年代，由于發達國家各種經濟、社會危機的出現，不發達國家發展過程的明顯停滯，以及“依附理論”等對立理論的興起，“現代化理論”受到了一定的沖擊和挑戰，其發展呈現出相對停滯狀態。第三期為70年代末尤其80年代以來，部分是由于“依附理論”等理論自身也具有種種局限，部分是由于“現代化理論”家們在對自家理論進行革新方面所做的種種努力，“現代化理論”作為一個學術流派又重新活躍起來?！艾F代化理論”似乎已經復興，并正在重新獲得日趨增強的影響。[52]

蘇耀昌也分為三期：傳統現代化理論/研究時期；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熱潮；新現代化理論/研究時期。傳統現代化理論/研究時期指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末“理論危機”以前的時期；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熱潮”階段；“至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熱潮的降溫，現代化研究再度興起”[53]，“現代化理論已經擺脫60年代的理論危機，有望在90年代保持充滿活力，碩果累累的發展勢頭。不僅如此，很有可能如波斯特所指出的，現代化研究‘將會作為克服所謂（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的排它性外部關注的一帖良藥，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54]

亨廷頓基本分為兩期：第一期是“傳統現代化理論”時期（20世紀50——60年代），第二期是“修正現代化理論”時期（60年代后期開始）。亨廷頓認為，現代化理論產生于特定的時間和社會，因而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過分樂觀，極少討論甚至不討論現代社會的未來，沉湎于西方過去的輝煌之中無以自拔，認為西方已經先進到了“終極”狀態，西方的過去就是世界的未來；對非西方社會的傳統沒有深入的認識，等等。另外還存在一些邏輯的、固有的缺陷。從60年代后期開始，有些學者開始部分地修正現代化理論。最有意義的也許是現代化理論的修正派學者集中精力去研究最復雜的傳統社會制度。[55]

結論

無論是廣義現代化理論、狹義現代化理論、還是最狹義現代化理論，它的演進都與以下因素密切相關：一是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廣義現代化理論的發展與三波現代化（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攜手并進，狹義現代化理論和最狹義現代化理論的發展，則與當代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加速，以及現代化模式從一元到多元的發展連系在一起。二是民族國家的發展?，F代民族主義思潮從西方向全球擴展，促進了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意識的不斷發展，從而推動后發展國家趕超型的現代化戰略的啟動。現代化理論逐漸越出西方的范圍，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全球普世理論的面貌，與此同時，現代化理論也越來越復雜化和精微化，并且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三是人的發展?，F代化既存在對人的新的束縛，但更重要的是對人的不斷加速解放，這是現代社會以前難以企及的。現代化理論也從把理性僅僅理解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轉向關注人文理性或生活理性（意義理性或價值理性），倡導兩種理性的協調平衡?！靶隆爆F代化理論倡導“傳統”與“現代”的整合發展，發展倫理學主張重新評估傳統文化與價值理念對“合宜”現代化的功能，就是在“人的發展”的基礎上對現代化的深度反思。

[1]參考[日]富永健一：《“現代化理論”今日之課題——關于非西方后發展社會發展理論的探討》，原載日本《思想》1985年4月號。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頁。

[2]羅榮渠：《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的初步探索》，《中國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也見《新華文摘》，1988年第2期。

[3]楊豫：《譯者前言》，見[美]西里爾·E·布萊克：《比較現代化》（1976），楊豫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03——現代化理論、進程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綜述。

[5]王家范：《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頁。

[6][日]富永健一：《“現代化理論”今日之課題——關于非西方后發展社會發展理論的探討》，原載日本《思想》1985年4月號。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頁。

[7]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導致變化的變化：現代化，發展和政治》，見[美]西里爾·E·布萊克：《比較現代化》（1976），楊豫、陳祖洲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9、50頁。

[8]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03——現代化理論、進程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綜述。

[9]參考謝立中：《編者前言》，見謝立中、孫立平主編：《二十世紀西方現代化理論文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

[10]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自序。

[11]參考[日]富永健一：《“現代化理論”今日之課題——關于非西方后發展社會發展理論的探討》，原載日本《思想》1985年4月號。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頁。

[12]參考[日]富永健一：《“現代化理論”今日之課題——關于非西方后發展社會發展理論的探討》，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09頁。本表為作者根據富永健一的論述而制，但根據作者的理解有改動。

[13]參考羅榮渠：《現代化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5頁。

[14]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03——現代化理論、進程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綜述。

[15]參考楊豫：《譯者前言》，見[美]西里爾·E·布萊克：《比較現代化》（1976），楊豫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版。

[16]為什么在20世紀50年代現代化理論在西方社會和非西方社會都得到“異乎尋常的承認”？亨廷頓認為，一部分來自下述事實，即它滿足了西方社會的自得心理，同時又給予非西方社會以希望?，F代化理論把國外發生的變化和國內的現狀合理化了。參考[美]塞繆爾·P·亨廷頓：《導致變化的變化：現代化，發展和政治》，見[美]西里爾·E·布萊克：《比較現代化》（1976），楊豫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1頁。

③羅斯托把現代社會的形成劃分為“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條件”、“起飛”、“向成熟推進”、“高額大眾消費”五階段，1975年增加“追求生活質量”，形成六階段圖式。

[17]參考[日]藪野佑三：《現代化理論的今天》，原載藪野佑三：《現代化理論的方法論問題》（1984），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頁。

[18]參考[美]塞繆爾·P·亨廷頓：《導致變化的變化：現代化，發展與政治》，見[美]西里爾·E·布萊克：《比較現代化》（1976），楊豫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頁。

[19]參考[美]塞繆爾·P·亨廷頓：《導致變化的變化：現代化，發展與政治》，見[美]西里爾·E·布萊克：《比較現代化》（1976），楊豫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頁。

[20]參考[美]塞繆爾·P·亨廷頓：《導致變化的變化：現代化，發展與政治》，見[美]西里爾·E·布萊克：《比較現代化》（1976），楊豫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7、56——58頁。

[21]參考[日]藪野佑三：《現代化理論的今天》，原載藪野佑三：《現代化理論的方法論問題》（1984），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31頁。

[22]參考[日]藪野佑三：《現代化理論的今天》，原載藪野佑三：《現代化理論的方法論問題》（1984），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5頁。

[23][巴西]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論的歷史與理論總結》，見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全球化與世界體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6頁。

[24]參考[埃及]薩米爾·阿明：《世界一體化的挑戰》，任友諒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25]弗蘭克關于依附論的主要論著有：Capit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7；OnCapitalistUnderdevelopment.Bombay：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DependentAccumulationandUnderdevelopment.NewYorkandLondon：MonthlyReviewPressandMacmillanPress.1978.等

[26]弗蘭克否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存在的主要論著是：A.G.FrankandB.K.Gills.TheWorldSystem：FiveHundredYearsorFiveThousand？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3；Reorient：the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等。

[27]參考[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東亞之興起，或21世紀的世界體系》（1997），見[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終結》（1999），馮炳昆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頁。

[28]參考[美]塞繆爾·P·亨廷頓：《導致變化的變化：現代化，發展與政治》，見[美]西里爾·E·布萊克：《比較現代化》（1976），楊豫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頁注。

[29]參考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03——現代化理論、進程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頁。

[30]參考[美]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高銛，王宏周等譯，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

[31]參考宋培軍：《“后現代化”與福利國家——殷格哈特〈現代化與后現代化〉述評》，見《現代化研究》（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32]參考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03——現代化理論、進程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頁。

[33]參考[英]瑪格麗特·羅斯：《后現代與后工業——評論性分析》，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4]參考何傳啟：《東方復興：現代化的三條道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11頁。

[35][德]烏爾里?！へ惪?、[英]安東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代化》（1997），趙文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7頁。

[36][德]烏爾里?！へ惪恕英]安東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代化》（1997），趙文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6頁。

[37][德]烏爾里?！へ惪耍骸渡鷳B啟蒙：風險社會的政治文集》，新澤西州，大西洋高地，N.J.：人文科學出版社，第134頁。

[38][德]烏爾里希·貝克、[英]安東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代化》（1997），趙文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8——9頁。

[39][德]烏爾里希·貝克、[英]安東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代化》（1997），趙文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0頁。

[40][德]烏爾里?！へ惪恕英]安東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代化》（1997），趙文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6頁。

[41][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有三聯書店1998年中譯本），劍橋：政體出版社1984年版，第3頁。

[42]謝立中：《編者前言》，見謝立中、孫立平主編：《二十世紀西方現代化理論文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

[43][美]西里爾·E·布萊克、楊豫：《現代化與政治發展》，《國外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

[44]參考楊豫：《譯者前言》，見[美]西里爾·E·布萊克：《比較現代化》（1976），楊豫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版。

[45]參考蘇耀昌：《新現代化研究》，原載蘇耀昌：《社會變遷和發展》，見謝立中、孫立平：《二十世紀西方現代化理論文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82、283頁。

[46]參考蘇耀昌：《新現代化研究》，原載蘇耀昌：《社會變遷和發展》，見謝立中、孫立平：《二十世紀西方現代化理論文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03——304頁。

[47]參考[日]藪野佑三：《現代化理論的今天》，原載藪野佑三：《現代化理論的方法論問題》（1984），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137頁。

[48]程恩富認為，在經濟全球化和冷戰結束的條件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經濟意識形態，取得了思想“霸權”的強勢地位。西方左翼學者、中間派學者和新凱恩斯主義者，都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持批判態度。特別是世紀之交的近幾年來，形成了一次自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后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及其產物——“華盛頓共識”的批判浪潮。這是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進步性的，也是當今國際經濟學界的前沿創新。參考程恩富：《旗幟鮮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對新自由主義，盡快消除其影響》，《求是》，2005年第3期。

[49]韓震、歐陽向英：《以歷史的觀點看待新自由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0年第4期。

[50]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新自由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2003年第6期。

[51][美]郝大維、安樂哲：《先賢的民主》，何剛強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頁。

[52]參考謝立中：《編者前言》，見《二十世紀西方現代化理論文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

[53]蘇耀昌：《新現代化研究》，見謝立中、孫立平：《二十世紀西方現代化理論文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82頁。

[54]蘇耀昌：《新現代化研究》，見謝立中、孫立平：《二十世紀西方現代化理論文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04頁。

[55]參考[美]塞繆爾·亨廷頓：《導致變化的變化：現代化，發展和政治》，見[美]西里爾·E·布萊克：《比較現代化》（1976），楊豫、陳祖洲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