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日本亞洲主義和右翼思潮源流兼對戚其章先生商榷回應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提要：本文縱觀日本亞洲主義源流與異變全程，探討其如何從早期“興亞”論，經“國粹”論，至后期“大亞細亞主義”、“東亞同文”論與“大東亞共榮圈”論，步步墜落侵略主義的結局。文章說明萌生于十九世紀中葉的日本亞洲主義具有其早期形態，原是一個多翼并存的思潮，進而分析這個思潮的早期形態如何演化異變，其中最反動的一翼如何加速膨脹，由此探悉日本右翼思潮源生與發展的歷史，有助于人們對其作更清晰的剖析與更深刻的批判。本文兼作對戚其章先生商榷文章的回應。1

主題詞：日本早期亞洲主義過程與流派異變與結局右翼思潮源流

萌生于十九世紀中葉的日本亞洲主義具有其早期形態，原是一個多翼并存的思潮，然而其步步演化異變，其中最反動的一翼加速膨脹，終成為徹底的侵略思潮。日本侵略亞洲主義是日本亞洲主義在其思想歷程中，一路右傾下滑，到達的罪惡終點；是日本亞洲主義內部消長，最終右翼制霸，獲致的黑暗結局。對日本早期亞洲主義作歷史分析，不等于對日本亞洲主義的“肯定”，而是探討一個“日本亞洲主義演化說”與“日本右翼思潮源流說”。

對復雜的思想史學問題，當采用通常的豎切面的重視“過程”的階段分析法與橫切面的解析“多元”的流派分析法，作總體“解剖”。事實是，通過對日本亞洲主義如何走向“罪惡終點”與“黑暗結局”的過程，作歷史考察，對其中流派作具體分析，可對日本侵略主義作更深刻與科學的揭示，有助于與世界及日本人民一道，總結歷史的教訓，探悉日本右翼思潮的源生與發展，杜絕“罪惡”的重演與“黑暗”的再來。

一關于日本亞洲主義定義的討論

這里所謂的“定義”，說的是對這個思潮性質判定，對這個思潮各發展階段的劃分，及對其內部流派的探討。對日本亞洲主義可不可以作“過程”、“流派”與“異變”的分析？有沒有一個“早期日本亞洲主義”？應該不應該通過對“早期日本亞洲主義”“異變”的考察，對日本右翼思潮作源流根底的探討？這些都是在討論日本亞洲主義定義時必然遇到的問題。

日本亞洲主義研究家竹內好對日本亞洲主義作如下定義：“亞洲主義既不和膨脹主義與侵略主義完全重合，也不和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國民主義及國粹主義）完全重合，不用說，當然不和左翼的國際主義重合。”竹內好的“非重合”論說明日本亞洲主義，在其開初沒有與“膨脹主義與侵略主義”發生“完全重合”，故具有多元多義性。竹內好也看到日本亞洲主義有一個轉化過程，最終與“膨脹主義與侵略主義”發生最大的“重合”。2

日本京都大學狹間直樹教授《初期亞細亞主義史的考察》一文認為：日本曾有“初期亞洲主義”，也叫“處于出發點上的亞細亞主義”，其主要內容為“主張亞洲團結提攜的興亞論”。狹間直樹說：“為對抗歐洲，主張亞洲團結提攜的興亞論及所謂亞細亞主義登場，其所倡導的團結提攜論，從理論與實踐的意義上說，乃以亞細亞內部對等關系為前提。處于出發點上的亞細亞主義，就是這樣的一種理論。”然而隨著“（日本）快速達成維新，成為‘脫亞’的先驅”，“亞細亞主義將諸國對等團結的思想拋棄，成為以日本優越論為基本軸心的支持侵略的理論”。3

日本《亞細亞歷史事典》（1959-1962年刊）這樣定義日本亞洲主義：“為抵抗歐美列強對亞洲的侵略，亞洲諸民族以日本為盟主團結起來。明治初年以來，關系到日本的獨立問題，提出了‘亞細亞連帶論’。這樣的思想存在于自由民權論者之中，在其展開過程中表現出復雜的差異性”，“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衰落、天皇制國家制度的確立，對清軍備的擴張，大亞細亞主義抬頭”，“玄洋社拋棄了民權論，轉向為國權論者，這是1887年的事”，以此為標志，“大亞細亞主義雖然繼續主張日本同樣是被壓迫民族，與亞洲同文同種；強調東洋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質文明；亞細亞民族聯帶提攜，而在實際意義上已在發揮隱蔽明治政府侵略政策的作用。”4

國內學者在給日本亞洲主義定義時，也大都體現了階段分析（早期階段與后期階段）的過程論、多元分析的流派論與總體分析的異變論。

北京大學嚴紹璗教授說：“興亞”論“在當時日本朝野乃至中國反清人士中，有廣泛的接受層面，而表現為廣泛的多義性”，總起來說，一部分民權論者，持“興亞”論主張，“企望以東亞各國的聯合來抵御外侮。直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日本提出了‘大亞細亞主義’，皆屬這一體系。”然而，“興亞”論也有其另外重要的一面，“興亞”論者中的國權論者，“并不是以爭取民族平等為東亞聯合的出發點，而都是以為申張日本國家利益作為‘興亞’的最根本的要求”。既有“聯合來抵御外侮”一面，也有侵略的一面。這是嚴先生對“興亞”論的“兩分法”。5

孫歌評論幸德秋水與內田良平的亞洲觀云：“幸德秋水與內田良平，從一開始就未能建立如同中江兆民與頭山滿那樣的理解和友誼，幸德秋水在抽象層面思考帝國主義的問題，而內田良平在實踐層面致使亞細亞主義走上了‘向右轉’的道路”。孫歌在“向右轉”上打了引號，強調了“轉化”（異變）論。

孫歌教授在《亞洲意味著什么》一文中說：“竹內好編輯的這本獨具一格的《亞細亞主義》，在戰后日本思想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杰作。在日本近代化與侵略擴張的關系、日本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系、左翼與右翼在民族問題上的誤區等等重大問題的交錯點上，竹內好推出了亞洲問題的全部復雜內涵。在明治以來討論亞細亞主義的思想史脈絡里，到了竹內好才為亞洲問題的定位找到一個復雜的交錯點。”也就是說，在竹內好那里，日本亞洲主義是一個多義的“交叉點”，多個流派的思想在這里發生碰撞。6

趙軍教授早在80年代就開始研究日本亞洲主義。他說：“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國力逐漸增強，但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強加給日本的殖民枷鎖依然存在，如何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爭取日本民族的完全獨立，鞏固維新的成果成為更多的日本人冥思苦索以求解決的時代課題。不少人認為出路只能是與亞洲鄰國實行聯合。自由民權運動中，一些自由民權主義者把內爭民主、自由的斗爭和外爭國家、民族獨立的斗爭聯系起來，由日本一國延及各國，提出了亞洲、非洲被侵略各國合組萬國共議政府，以確保各民族享有平等、獨立地位的主張。這是日本資產階級在其上升時期，為爭取本國及世界各國民主與進步所提出的一種最有意義的思想，同時也是大亞洲主義思想的一種萌芽。”7趙軍認為，日本亞洲主義在其產生開初，面對西方侵略，主張“與亞洲鄰國實行聯合”，體現出一種“有意義的思想”。他把亞洲主義開初之時，定在“明治維新之后”，即1868年之后。

日本亞洲主義“既非褒義詞，也非貶義詞，它是個中性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含義”，它是“一種是民間理想主義的亞細亞主義思潮，它以驅逐西方白人殖民主義者、振興亞洲為己任；一種是政府現實主義的大陸政策構想，它以擴張日本在亞洲的利益為目標，時而與西方殖民主義者相互勾結，共同瓜分在亞洲的利益，時而與西方列強兵刃相見，企圖獨占亞洲利益。兩者之間的交錯與重疊，形成近代日本的亞洲觀”。王屏在《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一書中說了以上的話。此書2004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代表了中國學術界亞洲主義研究的最新的專著式成果。8

其實，日本亞洲主義在其發生之初，與近代以來出現的許多民族主義的地域思潮，諸如泛斯拉夫主義、伊斯蘭主義有著重要的內在精神的聯系性與相似性。

如何分析評析地域主義思潮，恩格斯曾作出很好的榜樣。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有論“泛斯拉夫主義”的內容，對此“主義”作了科學的分析。

波希米亞和克羅地亞（又一個斯拉夫族的分散的成員，他們受匈牙利人的影響，就像波希米亞人受德意志人的影響一樣），是歐洲大陸上所謂“泛斯拉夫主義”的發源地。后來波希米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在布拉格召開了一個斯拉夫人代表大會，籌備成立一個斯拉夫人大同盟。恩格斯說：“波希米亞和克羅地亞都沒有強大到足以作為獨立的民族而存在。這兩個民族都因種種歷史原因（這些原因必然使它們為更強大的民族所并吞）的作用而漸漸瓦解，它們要想恢復一定的獨立性，只有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聯合起來。”

“波蘭人有二千二百萬，俄羅斯人有四千五百萬，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人有八百萬，為什么不把這八千萬斯拉夫人組成一個強有力的聯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領土的不速之客，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驅逐出去或消滅掉呢？”。恩格斯分析這是泛斯拉夫主義出世的初始意義。

然而，議論還在繼續，當恩格斯接觸到“俄羅斯帝國”借用泛斯拉夫主義“想把整個歐洲變成斯拉夫族”的“俄羅斯人的領土的野心”這個原則問題，對泛斯拉夫主義的評判轉向嚴厲。他說這個“理論之后，還站著俄羅斯帝國這一可怕的現實；這個帝國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個歐洲變成斯拉夫族、尤其是這個族的唯一強有力的部分即俄羅斯人的領土的野心”，“俄羅斯的政策是用種種陰謀手段支持新發明的泛斯拉夫主義理論（這個理論的發明是最適合于俄羅斯政策的目的的），這在中歐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了。”9

恩格斯對泛斯拉夫主義作深刻定義：一、從民族論的意義上說，在其成立之初表現出“斯拉夫民族聯合起來”，“恢復一定的獨立性”的意義。二、從泛斯拉夫主義性質變化的意義上說，揭露“俄羅斯帝國”借用泛斯拉夫主義“想把整個歐洲變成斯拉夫族”的“俄羅斯人的領土的野心”。

對日本亞洲主義，也當用辨證分析的方法看問題。一方面認識其早期形態體現的亞洲“聯合起來”，“恢復一定的獨立性”的地區民族主義特點，另一方面也揭發日本右翼如何“借用”這個“主義”，販賣侵略主義，并分析這個原本屬于地域民族主義的思想體系最終如何、為何演化成侵略主義的專用符號。

恩格斯對泛斯拉夫主義的定義分析啟發我們從如下三個方面對日本亞洲主義作出定義：第一，與近現代世界上出現的其他許多地域思潮相似，日本亞洲主義是長期“過程”的展開。應該對其作“早期”與“后期”的分期考察。日本存在過一個“早期”亞洲主義是歷史的事實。第二，日本亞洲主義是多元“流派”的組合。其中既有瘋狂鼓吹“征韓論”、“征臺論”與“大陸進出（侵略）”論的極右派，也有以曾根俊虎等人為代表的吁求“亞洲同盟”、“中日連攜”、“文化亞洲主義”的民間溫和派。他們在一定意義上表現出日本民族主義者企望亞洲“聯合起來”，“恢復一定的獨立性”的精神要求。特別是以后以宮崎滔天為代表的“支那（中國）革命”派直接支持中國辛亥革命，所發生的重要影響，不應該予以忽略。第三，日本侵略主義是亞洲主義最終“異變”的結果。不可忘記在這個亞洲主義的“理論之后”，還站著日本帝國主義“這一可怕的現實”，“這個帝國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出想把整個亞洲變成日本“領土的野心”，由此后期日本亞洲主義異變為與“大陸政策”相連的侵略主義理論。我們覺得只有用上述“過程”論、“流派”論、“異變”論的方法探悉日本亞洲主義，才能對這個“主義”進行歷史的分析，做出科學的定義．

戚其章先生的文章給日本亞洲主義定義有以下幾層意思：第一，日本亞洲主義產生于甲午戰爭之后，盛文所謂的“早期亞洲主義”不存在；第二，發生于十九世紀日本的，被盛文稱為早期亞洲主義的“亞洲連帶”論、“中日提攜”論、“興亞”論及“文化亞洲主義”（國粹與亞粹論）原本就是侵略理論；第三，從來都是“與西方列強爭衡策略”的“侵略理論”，不存在盛文所謂的“右轉”與“異變”。顯然，戚文的第一點意見，不主張對日本亞洲主義作“過程”論的分析；第二點意見，不主張對日本亞洲主義作“流派”論的分析；第三點意見不主張對日本亞洲主義作“異變”論的分析。戚文持這樣的方法研究日本亞洲主義，無益于對日本侵略主義的來龍去脈作深刻觀察，所得定義與結論離歷史事實也是有距離的。

二對日本亞洲主義發展“過程”的觀察

以下，我們考察日本亞洲主義“早期”與“后期”的兩個“過程”，及“早期”與“后期”之間的三個“連接”，說明日本亞洲主義是逐步發展演化的完整體系。

1日本早期亞洲主義：《新論》刊出、“興亞”論、“提攜”論、“文化亞洲”論

會澤安《新論》的刊出，標志日本早期亞洲主義萌芽期的到來。1825年會澤安著《新論》指出：世界局勢猶如“戰國”。“夫方今舉宇內列為七雄，而與周末所謂七雄者，小大無異”，10主張開眼看世界，認清國際形勢，意識日本與亞洲共同面臨西方侵略的危險，建議日中結合縱之勢，以抗西侵。

1878年，經由曾根俊虎等人的活動，振亞社成立，主張“亞洲連帶”的“興亞”論即“戰略亞洲主義”的提出，是日本早期亞洲主義進入“成立期”的標志。1880年11月11日，興亞會成立，創立者為長岡護美、渡邊洪基。其中，曾根俊虎發揮重要作用。人員有荒尾精、岸田吟香、草間時福、副島種臣、榎本武揚、宮島誠一郎、廣部精、大久保利通的兒子保利和、漢學家重野安繹等。

宗旨云：亞洲已成“碧眼人掠奪之地”，“白人無道”，亞洲人“同文同種”、“輔車相依”，理當同心同德共振亞洲。此宗旨曾經中國駐日本公使何如璋過目。何如璋、黎庶昌等中國官員皆為會員。

1883年1月20日召開興亞會第三周年大會，興亞會改名為“亞細亞協會”。正副會長依然為長岡護美、渡邊洪基。設議員：重野安繹、宮島誠一郎、谷干城、岸田吟香、末宏重恭、宏部精、成島柳北等二十四名。11會員據《姓名錄》有曽根俊虎、金子彌兵衛、草間時福、桂太郎、東次郎、榎本武揚、牧野伸顯、副島種臣、三島毅、品川彌二郎、原敬、竹添進一郎等，王韜的名字也見于名冊。1883年10月刊出的《亞細亞協會報告》全部使用漢語。

宗旨強調日中“協”好，倡導“日中提攜”。與以前不同的是“將通商貿易、確立市場作為日中提攜的經濟基礎”，強調“中日兩國的當務之急就在于合縱以及收回利商權”。曾根俊虎在會中十分活躍，主張通過興辦事業來振興亞洲主義。12

1888年，《日本人》雜志創刊，又由《日本人》雜志同人組織“政教社”，提倡國粹主義與“日本主義”，進而演繹出文化亞洲主義思潮，由此早期日本亞洲主義進入“發展期”。“政教社”（1888年）包括兩個團體。其一為“哲學館”，成員有井上圓了、三宅雪嶺、棚橋一郎等人。其二是“東京英語學校”，成員有志賀重昂等人。此后，“日本主義”報紙《日本》同人陸羯南等人與《日本人》雜志合組《日本與日本人》。值得注意的是岡倉天心也是國粹主義的重要人物。他在所著《亞洲的覺醒》中，提出以“亞洲覺醒論”為基調的亞洲文化復興觀。

由上可見，從1825年到1891年東邦協會成立（下文將說到），經由66年，這是日本亞洲主義經歷的一個重要時期。通常所說的早期日本亞洲主義，指的是這個時期。此期很長，可將其分為三期。一、早期日本亞洲主義的“萌芽期”，會澤安是這時期的主要代表。二、早期日本亞洲主義的“成立期”，代表組織是振亞社、興亞會、亞細亞協會。這三個組織實際上具有“同根”性，是振亞社的延續與發展，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曾根俊虎。我們還有把以上第一期與第二期起名為“戰略亞洲主義”。三、早期日本亞洲主義的“發展期”。組織上的代表是“政教社”，代表性事件是《日本人》的出版與國粹主義思潮的產生。代表人物是岡倉天心、三宅雪嶺等。由于這一個流派主張“亞粹”與“文化亞洲”思想，故可稱“文化亞洲主義”。

對于上述早期日本亞洲主義，我們同意諸學者的意見，因其具有日本亞洲主義的初始性，因此可稱其為“古典亞洲主義”，同時這時期的日本亞洲主義具有較多的民間性，故也可稱為“民間亞洲主義”，狹間直樹則稱其為“初期亞洲主義”。

不可忽視，早期亞洲主義組織人員上并不單純，一些侵略主義分子混合其間；早期亞洲主義者思想上也不“精粹”，諸多侵略思想雜糅其中，此為日后日本亞洲主義的異變提供思想基因。然而，就矛盾的主次論而言，主張“亞洲連帶”、中日提攜，合縱御“西”的“戰略亞洲主義”與主張抵御“歐化”，文化自立的“文化亞洲主義”乃是本期亞洲主義的主旋律。

2日本后期亞洲主義：“東亞同文”論、“日本膨脹”論、“大東亞共榮圈”論

日本亞洲主義至1891年發生重大變化。該年7月7日，東邦協會成立。發起人為小澤豁郎、白井新太郎、福本誠等。機關刊物為《東邦協會報告》（后改名《東邦協會會報》）。主要成員有副島種臣（副會長）、陸羯南、高橋健三、大井憲太郎、志賀重昂、杉浦重剛、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嶺等。其中，不少為《日本》、《日本人》雜志的成員，故與日本國粹派發生聯系。其中發起人小沢豁郎，1848年福州舉兵事件的中心人物。另有山県系官僚及以后的國民協會系；板垣退助、中江兆民的自由黨系；犬養毅、尾崎行雄等的改進黨系；伊東巳代治、小村壽太郎等的官僚系；谷干城等的貴族院系。中野二郎、岸田吟香等“浪人”系也卷挾其中。13

這個時期，極端國家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張揚，“日本膨脹主義”躍然，后期亞洲主義階段即“侵略亞洲主義”蠢蠢欲動。故當時《每日新聞》驚呼：與“亞細亞協會多為進步者”相較，“東邦協會保守分子居多”。

1898年4月東亞會成立。此會與東邦協會有密切的組織、思想聯系。中心人物之一為福本誠。在福本誠的“渡歐送別會”上，陸羯南、三宅雪嶺、池邊吉太郎及帝大、早大學生數十名集合，由井上雅二、香川悅次（怪庵）為干事，籌備此會。1898年春，江藤新作一派加入其中，合同立會14，而將井上與江藤組合一體的中介是平岡浩太郎。這樣進歩黨系政治家與《日本》雜志社，再加上學生團體，組織起東亞會。

這個組織的中心活動家井上雅二著《興亞一路》云：1898年春，日本橋偕楽園，陸羯南、三宅雪嶺、犬養毅、平岡浩太郎、江藤新作、香川悅次、井上雅二共商下列數點：一、發行機關雜志。二、研究時事，發表所見。三、吸收橫濱、神戸地區的中國人入會。四、許康有為、梁啟超入會。

同在1898年，又出現同文會。此會得到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及長岡護美、谷干城的支持，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做了很多組織工作。這是荒尾精門下的“大陸浪人”與近衛篤麿以及他經營的“精神社”合作的產物。15機關刊物為《東亞時報》。16

近衛篤麿命中西正樹、井手三郎、白巖龍平、大內暢三（近衛的秘書）等人起草“規約書”云：時局變遷，日中問題日益突出，憾無必要之機關，由此創立同文會以作“實地研究”。立于政黨之外，專為疏通彼我人士之情意且助成工商之發達。近衛篤麿說“東洋是東洋人的東洋，處理東洋問題是東洋人自己的責任”，東洋之未來終將遭遇人種之較量，東洋之前途取決于“黃白”較量的結果。為此“人種較量”的勝利，日本與中國共以西洋為敵。

近衛的同文會與福本誠等人的東亞會不屬同一個系統。然而，這個組織吸收極具侵略性的荒尾精等“大陸浪人”為成員，其意義與東亞會吸收頭山滿與內田良平相等，說明日本亞洲主義開始與侵略主義走上合流道路。

1898年11月東亞會與同文會合并為東亞同文會，會長為近衛篤麿公爵。此會認為：西歐列強東漸，中國被西方蠶食，景遇悲慘，國家危急如累卵，值此緊迫狀況，當推動中國改革改革，以期中國“保全”與覺醒。

東亞同文會主張將重點置于教育、文化領域，開展中國調查，推進研究與出版事業。東亞同文會出版有《清國通商綜覽》3巻，明治25(1892)年刊行。《支那經濟全書》全12巻，明治40(1907)年刊行。《支那省別全志》全18巻，大正6(1917)年--大正9(1920)年刊行。并于1941—1946年，刊行基于東亞同文書院學生中國“大旅行”調査報告書編集的《新修支那省別全志》全9巻。

1891年東邦協會成立，標志日本亞洲主義進入它的“異變期”。此期的的亞洲主義即為“異變亞洲主義”。這時期的亞洲主義，理論上炮制“日本膨脹論”，提出覬覦中國領土的“保全支那”論；實踐上繼承日本浪人集團的侵略“傳統”，開展對中國“實地”調查，為日后侵略中國積累情報資源；組織上，與玄洋社、黑龍會采取合作態度，吸收日本浪人集團入會。從1891年開始，日本亞洲主義跨過一個坎，向著侵略亞洲主義方向亦步亦趨。

日本亞洲主義在1891-1898年間發生急遽變化，一個原因是日本在1889年“帝國憲法”頒布，次年“帝國議會”的開幕，因“天皇制國家制度的確立”，而致“大亞細亞主義（侵略亞洲主義）抬頭”；一個原因是甲午戰爭爆發（1894年）給日本思想界以巨大沖擊，使極端“國家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獲得空前的話語霸權。

我們把1918年定為日本“侵略亞洲主義”的成立之年。這年10月以大川周明為首，建立“老壯會”。1919年8月，大川周明一手組織，北一輝出任領導人，建立“猶存社”。1928年11月，“滿州青年聯盟”建立。1933年，“東亞聯盟論”正式出臺。1939年產生“東亞聯盟協會”。日本亞洲主義自從經由“異變亞洲主義”階段之后，便如禍水決堤，一路狂瀉，成為“侵略亞洲主義”。

1902年“日英同盟”建立，進入大正時期（1912-1925年）以后，日本在經濟上出現高速增長，政治上出現政黨政治，在外交上出現與歐美協調的“幣原外交”。17在此同時，日本社會矛盾出。1901年足尾礦毒事件激化，1907年出現足尾、別子銅山大暴動，1918年爆發“米騷動”。同時，社會運動趨于組織化。1898年社會主義研究會成立，1901年社會員誕生，1906年出現日本社會黨。為轉移國內矛盾，政府與民間“浪人”的右翼集團配合起來，加緊侵略亞洲的步伐。侵略主義的中心力量——日本軍閥，在與“政黨政治”的較量中，逐步走向政治前臺與進入權力核心。

日本亞洲主義一旦走上侵略的道路，即刻失去曾有的“民間”性、“古典”性與“初始”性，成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亞洲的文化“盾牌”、理論“借口”與思想“指導”。

3“早期”與“后期”的三個“鏈接”

早期日本亞洲主義與后期亞洲主義存在著三個“鏈接”，即三個內在聯系：其一是思想聯系；其二是組織聯系；其三是活動聯系。三個聯系猶如三個鏈條，維系著一個整體的日本亞洲主義體系。通過這三個聯系，可以觀察日本亞洲主義內在聯系，得出日本亞洲主義早期與后期不可分割的結論，也說明日本亞洲主義演化的全過程中確實存在著“早期”過程。

第一個“鏈結”是思想聯系

不管“早期”與“后期”亞洲主義，都具備以下基本理論元素：1、“中日提攜”論；3、“興亞論”；3、“與西方列強爭衡”（這里使用戚先生的話語）的戰略論。就是這三個基本理論，將日本早期亞洲主義與后期亞洲主義連接起來，形成一條有機的思想鏈。也就是看到這個思想鏈的存在，因此不可輕易將日本早期亞洲主義從日本亞洲主義的全體結構中剔除出去。

1880年成立的興亞會宗旨明言：“當今亞細亞全洲大勢，國不相依，人不相輔，萎靡偷薄，茍且自安。當此之時，全洲志士豈不憤慨者？”，“夫歐美洲所以致隆盛者”，推究原因，乃言語相通，情事互接，“故有緩急即以相互維持”，“嗚呼！我亞洲諸國，若能如此，則振興頹廢，而比隆歐美諸洲，豈有難哉？”18

1898年成立的東亞會，其綱領開頭即稱：“第一條本會定名東亞會。第二條本會宗旨以講求東亞振興為主，并付之實行。”19

將興亞會與東亞會的宗旨稍作對照，即可看到兩者都提出“興亞論”，盡管前后內容目的有差別，但思想聯系十分明顯，同屬日本亞洲主義范疇不可否認。

第二個“鏈結”是組織聯系。

1880年11月11日，興亞會成立，這是日本早期亞洲主義最初的重鎮。力倡“中日提攜”論與“興亞”論。創立者為曾根俊虎、長岡護美等人。人員有荒尾精、岸田吟香、草間時福、副島種臣、榎本武揚、宮島誠一郎、廣部精等。

1898年出現的同文會是東亞同文會的前身。據史記載此會成立得到長岡護美的鼎力支持。岸田吟香也做了很多組織工作。岸田吟香1878年在上海開設“樂善堂”，與玄洋社來往密切。

1883年，玄洋社的平岡浩太郎籌辦東洋學館以及頭山滿來上海，也住樂善堂或招呼過岸田吟香。20長岡護美、頭山滿與近衛篤麿的同文會發生聯系，岸田吟香應該說是有作用的。同時，此會又是荒尾精門下的“大陸浪人”與近衛篤麿經營的“精神社”合作的產物。21

把1880年的興亞會與1898年的同文會稍作比較，即可發現兩會在組織上的密切連帶關系。長岡護美、荒尾精、岸田吟香既是日本早期亞洲主義興亞會的參與者，又是后期亞洲主義組織同文會的組織者。中間只是少了曾根俊虎，多了近衛篤麿。幾乎可以說同文會就是18年前興亞會的重組。

1883年興亞會改名“亞細亞協會”。正副會長依然為長岡護美、渡邊洪基。設議員重野安繹、宮島誠一郎、谷干城、岸田吟香、末広重恭、広部精、成島柳北等二十四名。1900年東亞同文會“吸收”合并亞細亞協會。狹間先生說這樣的合并是必然的，因為此前，亞細亞協會的長岡護美、岸田吟香已經成為東亞同文會的創立者與參與者。據上可見，戚文說“中日提攜”論、“興亞”論與大亞細亞主義（日本亞洲主義）沒有聯系，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日本文化亞洲主義即國粹主義也與東邦協會在組織上存在“鏈接”關系。1891年東邦協會成立。主要成員竟都是《政教社》、《日本》與《日本人》雜志社成員。協會宗旨即由陸羯南參與起草。既然早期亞洲主義的一個重要形態文化亞洲主義與后期亞洲主義有這么密切的關系，那就沒有理由說，以國粹主義為主體的文化亞洲主義不是“亞洲主義”。

第三個“鏈結”是活動聯系。

創辦學校是亞洲主義團體常做的工作。由此可見早期亞洲主義與后期亞洲主義在活動方式上的聯系。例如，1884年7月上海成立“東洋學館”，倡導者中有平岡浩太郎、中江兆民、樽井藤吉等人。岸田吟香（1883-1905年），是東洋學館的后盾。22

東亞同文會也就很注意開辦學校，甚至成為它的主要業績。1899-1922年在東京開辦東京同文書院；1900年在南京開辦南京同文書院；1901-1945年在上海開辦東亞同文書院，南京同文書院并入；1921年與1922-1945年期間，東亞同文會在天津和漢口分別開辦天津同文書院與漢口同文書院。

注意中國情報的搜集也是日本亞洲主義的重要活動方式。興亞會的曾根俊虎就是一個情報人員，興亞會曾囊括荒尾精等40余名情報人員為會員。

根津一是日本對華諜報人員，是“日清貿易研究所”（1890在上海開辦）的骨干，一向從事情報工作。1900年5月，南京同文書院成立，根津一任院長。4個月后，學校遷往上海，名東亞同文書院，繼承日清貿易研究所“傳統”，重視情報搜集工作，培養了大批情報人員如埃德加?斯諾所說：“這次在哈爾濱建立的哈爾濱學院跟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一樣。同文書院教給學生幾年的奸細之術，然后把學生分配到政府機關或各個公司，有些人扎根于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中，終身做奸細。”23

做了以上的考察，我們就可以看到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前（以1891年劃界）曾有一個早期亞洲主義的時代。戚文否認盛文日本“早期亞洲主義”的提法，認為日本亞洲主義“產生于甲午戰爭之后”，“萌生”于東亞同文會成立，近衛篤麿提出“保全支那”論的1898年期間，是缺乏事實根據的。

任何一個思潮都有它的早期形式（乃至于中期形式），研究一個思潮而忽略其早期形式，將出現以下情況：第一，這個思潮突兀而生，缺乏思想背景，弄不清來龍去脈。第二，由于割舍了這思潮的緣起開首階段，這個思潮的全部過程就變得相對短小。“大亞細亞主義”是日本侵略主義主要思想載體，不承認其早期表現，日本侵略主義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三對日本亞洲主義諸“流派”的分析與右翼思潮探源

1、對諸流派的歷史分析

有學者認為，根據“日本亞細亞主義內涵的不同”，亞細亞主義可以分成“古典亞細亞主義（指亞細亞連帶論）、擴張的亞細亞主義（指大亞細亞主義）、侵略的亞細亞主義（指大東亞共榮圈）、保守的亞細亞主義（指石原慎太郎的新亞細亞主義）、新古典亞細亞主義（指三谷太一郎的橫向共同體理論以及建立在亞洲各國平等合作基礎上的“區域一體化”主張）”。24確實，在“日本亞洲主義”的概念下，包含著諸多流派。日本亞洲主義中存在三個思想元素。一、主張“興亞”聯亞、中日提攜，反對西方侵略；二、主張“國粹”、“亞粹”，“反對全盤歐化”；三、主張占領中國，“征服”亞洲，推行侵略主義。由此，亞洲主義分成三大流派：即“戰略亞洲主義”、“文化亞洲主義”與“侵略亞洲主義”（“大亞細亞主義”）。

細致再分，又可分為以會澤安為代表的“提攜攘夷”論；以曾根俊虎為代表的“連帶‘興亞’”論；以三宅雪嶺、岡倉天心為代表的“亞粹國粹”論；以宮崎滔天為代表的“支援革命”論；以樽井藤吉、大井憲太郎為代表的“民權聯亞”論；以近衛篤麿為代表的“保全支那”論；以平岡浩太郎、頭山滿、內田良平為代表的“征亞”論；以北一輝、大川周明為代表的“亞洲革新”論；以石原莞爾為代表的“東亞聯盟”論；以松岡洋右、巖畔豪雄、堀場一雄為代表的“大東亞共榮圈”論。眼光放開，還有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25的“新亞細亞主義”以及印度泰戈爾的“亞洲主義”等。另外還有一些人的亞洲主義，如尾崎秀實的亞洲主義、橘樸的亞洲主義等等。26

對會澤安的“攘夷合縱”論；曾根俊虎的“連帶興亞”論；三宅雪嶺、岡倉天心的“亞粹國粹”（文化亞洲論）論；樽井藤吉等的“民權聯亞”論；宮崎滔天的“支援革命”論；吾妻兵治、尾崎秀實的“經濟協同”論等，應作具體的學術分析，其區別于“侵略亞洲主義”而為“初始亞洲主義”。

會澤安（正志齋，1782-1862）是后期水戶學的中心人物，最先提出攘夷論。1824年，英船船員于大津浜上陸，會澤安參與詢問船員，成《諳夷問答》，1825年成《新論》。1853年培里叩關，德川齊昭復出，會澤安為議士，受到德川將軍接見。他力陳海防意見，主張對外強硬的主戰論。

會澤安在《新論》中提出以下的觀點：目下世界局勢猶如“戰國”，“夫方今舉宇內列為七雄，而與周末所謂七雄者，小大無異。其勢亦有絕相似者焉。鄂羅度爾土廣兵強，接壤爭雄者，秦楚之勢也。”27在此世界局勢中，日本與俄羅斯關系最大，“接壤爭雄”，而形“楚秦”之勢。

他認為“滿清富強在東方者，齊也。莫臥兒及百兒亞在其中間者，韓魏也。熱馬則雖以名位為諸蕃所尊奉，其實則與佛郎察伊斯把諳厄利相仲伯。大者韓魏，小者宋衛中山耳。”28他又論日本云：“而神州（日本-盛注）在滿清東，猶燕之蔽于齊趙，然今四邊皆賊沖，則亦不能如燕之獨不受兵，而有如周之在韓魏之郊者也。”

他說與中國相比較，日本如同戰國時代的燕國，處在“四面皆賊沖”危險境地，而“滿清富強在東方者，齊也”。

可見1825年之際，日本還以“富強在東方者”的強國看中國，此刻日本侵略思想，有則有矣，但客觀環境不可能使這樣的思想升為主題，主題是“攘夷”。說這個時候日本就以“抗西洋之名，行侵略朝鮮、中國之實”，即包含著“奪取朝鮮和滿州土地的陰謀以及內心企圖加以征服”的“戰略圖謀”，即使是井上清所說，也可斟酌商榷。29

會澤安強調，日本的國際環境是“獨保孤城，鄰敵筑境，日將逼之勢”，主要的敵人是俄羅斯，而不是中國。“故其殊不得不屏者，莫若鄂羅（俄羅斯）”。會澤安推出自己的戰略決策：“與神州相為唇齒者也，清也”，除了與中國聯合，別無出路。他主張立即與中國“勢聲”呼應，“相為犄角”，一同抗御西敵入侵。30

與會澤安差不多同時代的還有佐藤信淵（1769-1850年），在1823年著《宇內混同秘策》鼓吹“支那經略論”。31然而就是同一個佐藤信淵，于1839年莫里松號事件發生，并聽說中國鴉片戰爭的結果之后，思想發生變化。他的“支那經略論”轉化為“日中提攜論”與“存華挫狄論”。他在1849年為自己的書所作的序中說：“古人有言，唇亡齒寒”，是故“希望清國復興，永作日本（本邦）之西面屏障”，希望中國“起復仇之義兵，征討英夷而打破之，失地悉收”。他說這些話后第二年去世。觀其一生，雖多侵略言論，然而生命最后時刻的“存華挫狄論”，卻是“蓋棺”之語，宜予肯定。32

王蕓生先生在名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特別提到會澤安，將會澤安所說“是以與神州相為唇齒者也，清也”作為警句引用。呂萬和教授在《明治維新與中國》中也有如下論述：“會澤安，儒家學者，他認識到基督教勢力東侵之際，東方獨立國中唯中國與日本信奉儒學，兩國結成同盟，乃為當然之事。不能說這樣的思想有多少深刻，但依然可以說他是亞細亞的先覺，倡導‘日中同盟’論的先驅”。33

著名的日本學與中日關系問題研究家俞辛焞說：“日本的亞洲主義思想萌芽于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平野國臣、佐藤信淵、勝海舟等的‘日清提攜論’及樽井藤吉的‘大東和邦論’主張，因歐美列強的侵入而面臨民族危機的日本應與中國聯合抵抗歐美”，“這些思想與孫中山的亞洲觀有相似之處。兩者的共同點在于都主張被壓迫民族的聯合和解放以及各民族的獨立和平等”。俞辛焞先生肯定日本早期亞洲主義的存在，指出它“萌芽于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其意義在于追求亞洲的“聯合和解放”、“獨立和平等”。34當然我們的觀點與俞辛焞稍有不同，而認為早期亞洲主義的時間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會澤安為主要代表。

戚文對早期亞洲主義中的“興亞”論也作徹底的否定，主要理由是興亞論的主要代表曾根俊虎等皆為侵略分子，“包藏禍心業已昭然若揭”。這也同樣不符合歷史的事實。

提起曾根俊虎的名字人們會自然想起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的革命“因緣”。據孫中山回憶，1895年惠州起義失敗，亡命日本的陳少白因曾根俊虎的介紹認識宮崎滔天的哥哥宮崎彌藏，此后宮崎滔天加入反清隊伍，與孫中山結為至交。

不否認，曾根俊虎曾在日本海軍任職。他最初是一個服務于“國家利益”的“偵探家”，曾把自己在大陸進行情報活動的成果編寫成《清國近世亂志》、《諸砲臺圖》等“獻納”于政府。35然而中法戰爭之后，他的思想發生變化。“認為日本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固然無可厚非，但應建立在與亞洲國家平等的基礎之上”。為此，他在1886年上書伊藤博文表示不再想當“偵探家”，而要做一個“興亞家”。他積極促成振亞社的成立與創立興亞會（1880年），說明在此之前已經把思想變為行動。36

1886年，發生長崎事件。中國北洋艦隊來日訪問，所謂行為“驕慢”，引起日人“憤慨”，日本為此輿論嘩然。37曾根俊虎立時發表意見，認為日本人“憤慨”得沒有道理，初看是中國人“驕慢”，其實乃日本人長期輕蔑中國，激怒中國，自取其咎，自取其辱。日本人取笑中國人為“牛豚”在先，中國人為什么不能以“假鬼子”回敬？

他認為對待中國與朝鮮，日本應取平等態度，這樣的關系是橫向的而不是縱向的，自上而下的，出兵朝鮮，禍及中國，“肆無忌憚”，“嗚呼！積怨深怒何日而泄？”，為今后的日中關系擔憂。日本侵略臺灣，向中國強索50萬兩白銀，他在《清國漫游志》前言中批評本國政府：這樣做將使中日兩國“意想懸隔亦甚”，積怨愈深，終將爆發。他主張將此作為一個重要課題交由興亞會研究。38

誠然，如前文所述日本亞洲主義組織，即使曾根俊虎的興亞會，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既有曾根俊虎這樣的興亞家，也有荒尾精、岸田吟香那樣的政府間諜。不同的思想人物混同在一個組織，這是自然的，不可因有壞人的混入，而將曾根俊虎“連帶”否定。

曾根俊虎在《清國漫游志》、《法越交兵記》等書中，老是批評政府。他的“興亞”思想總與政府氣味不投，結果非但沒有當上外交官，還被罷官。他在1891年退出軍隊，晚年從事商業，但一無所獲。1910年5月31日在東京寓所去世。死前一變既往“興亞家”之“豪放快樂”，“形容枯槁，兩鬢斑白”。39王屏說：“曾根俊虎所走過的路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日本古典亞細亞主義在與日本政府追求‘國家利益’的亞洲戰略發生矛盾時，其出路只有兩條：要么改變性質，要么走向消亡。”40王屏的話接近歷史的真實。曾根俊虎堪為日本“初始亞洲主義”的典型，他的思想與日本的侵略“利益”發生沖突，他最后的人生結局說明了這一點。

日本早期亞洲主義有“文化亞洲主義”（國粹派）一派，其代表人物有岡倉天心等。戚文論岡倉天心是一個“人種論者”，所以他的思想就是“經過包裝的侵略主義”。

19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施行“歐化政策”，決定將西方制度、風俗、習慣、生活樣式一攬子引入日本。東京日比谷設“鹿鳴館”，每日由政府高官招待紳士淑女，舉行西洋舞蹈會，舞樂高奏，“全盤歐化”思潮甚囂塵上。對此，一部分文化民族主義者發出批評責難之聲，“國粹派”應運而生。國粹主義初始目的乃反對“全盤歐化主義”，抵制西方文化擴張，復興包括中國儒學、印度佛學在內的亞洲文化（國粹、亞粹主義）。

盛文論日本亞洲主義具有“一定的客觀歷史進步因素”，同時也指明其宣傳“日本文化優越論”、“振興亞洲文化的天職論”的局限性——“這一切終使文化亞洲主義發生變形，其中的一些人最終向侵略主義轉化”。盛文對文化亞洲主義作如此評價并不為過。

然而就是以上“一分為二”的觀點，最終還是遭到戚文的指責：“這是一種十分片面的觀點，從總的方面看，這種認識是錯誤的”。但“錯”在那里呢？只說“這個問題涉及面廣”就沒有了下文。

岡倉天心為抵抗全盤歐化風潮，為發現亞洲價值，在《東洋的理想》一書中發出了“亞洲為一”的名言。如他說：“亞洲為一。喜馬拉雅山山脈分割了兩個強大的文明，即孔子的共同社會主義的中國文明與達摩的個人主義的印度文明。然而，僅僅是為了對這兩個文明作各自的強調，才這樣說，其實，追求普遍終極精神的博大愛思，即使白雪覆蓋的障壁也無法阻隔。這種愛正是亞細亞民族的共通的思想傳承。因為這樣的愛，世界上所有的大宗教得以產生”，也因為這樣的愛，將亞洲與忽略精神，只重物質與手段的西方區別開來。41這樣的思想無可厚非。

岡倉天心說過，世界在競爭，“此競爭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為白種人置于仇敵之地位矣”，不能說這就是“經過包裝的侵略主義”。

孫中山也論“人種”。他說過：“世界上的十五萬萬人之中，頂強盛的是歐洲和美洲的四萬萬白種人。白種人以此為本位，去吞滅別色人種”。42這與岡倉天心所謂“日本人皆已為白種人置于仇敵之地位矣”，意義上有多少差別？據孫中山的意思，“人種”即“種族”，擴大之即民族，所謂人種競爭也就是民族的競爭。

宮崎滔天是日本亞洲主義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是日本“初始亞洲主義”的延伸與發展。戚文評析日本亞洲主義，簡說與不說宮崎滔天，是一個有意的“疏漏”。

宮崎滔天出生于熊本縣，15歲入德富蘇峰的大江義塾。又進東京專門學校（現早稻田大學）。他曾有留學的想法，后受兄彌藏影響，接受“革命的亞細亞主義”。彌藏去世，他認識孫中山，加入反清革命。1900年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宮崎滔天曾盡力給予經濟支持。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宮崎滔天更積極參與。革命后，孫中山反對袁世凱帝制復辟，宮崎滔天也一心投入，被孫中山引為沒有私心的“義俠”與日本同志。1922年去世，時年52歲。

宮崎滔天1891年到上海學中文，發生經濟問題。這時荒野精在上海開辦“日清貿易研究所”（同文書院的前身），成員200多人，打著研究中日貿易的旗號，從事間諜活動。荒野精主動提出接濟宮崎，但宮崎滔天“見到校長荒尾精等一派人，作為支那占領主義者，結為一團，乃為異己主義的集團，于是不食周粟”，斷然拒絕。表示與“占領中國主義者”劃清界限。43

1905年7月，宮崎對宋教仁說：“現今各國無不垂涎于中國，即日本也野心勃勃。”1906年宮崎在《革命評論》上發表《中國革命與列國》說：“所謂帝國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吞并主義。伴之而來的是擴軍備戰。”孫中山為宮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的夢》作序，有對著者的基本評價：“宮崎寅藏君者，今之俠客也。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數游漢土，以訪英賢，欲共建不世之奇勛，襄成興亞之大業。聞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里，相來訂交，期許甚深，勖勵極摰。方之虬髯，誠有過之！惟愧吾人無太宗之資，乏衛公之略，馳驅數載，一事無成，實多負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游歸國，將其所歷筆之于書，以為關心亞局興衰，籌保黃種生存者有所取資焉。吾喜其用意之良，為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揚之。壬寅八月支那孫文逸仙拜序”。44

“日憂黃種陵夷”，“襄成興亞之大業”，“關心亞局興衰，籌保黃種生存者有所取資焉”，說明宮崎滔天是一個“關心亞局”的亞洲主義者，是一個“襄成興亞之大業”的“興亞”論者。這樣的亞洲主義不是侵略主義，這樣的“興亞”論也不是侵略論。宮崎滔天言行著作，影響較大，戚文論亞洲主義而繞開宮崎滔天，無法對日本亞洲主義作全面評析。

需要補充的是，日本亞洲主義包括著一個關心亞洲經濟聯合的群落，對他們的思想也很難以侵略主義作絕對否定。據狹間直樹考證，《亞細亞主義協會報告》中，亞洲主義者吾妻兵治就強調東亞通商貿易發展與近代市場確立的必要性。他認為歐美各國，“人眾相集而成國家”，彼此相通而與亞洲懸隔。故亞洲應自組獨自的“通商”“貿易”區域。此為達成亞洲富強與文化向上所必須。他說：日本與中國既有《通商條規》，交易也盛，然“商權”握西人之手。若不收復商權，既被人欺凌，也自我凌夷而斃。日中宜“合縱”以抗西商，建設鐵路、電線、船艦、兵器及各種“公司”，以振工業。“若當今日中商人，悟當今大計，合縱起業，翻然棄內外之見，務共同之計，或相結以起工事，或移資銀以設公司，彼我往來，相視如一，進退動靜一從其便，雖時有一喪一得，其利也不出兩國之外。各商既得私利，而兩國公利，也不勝其數”。對抗歐米，共同經營，不是說不要私利，而是說“私利”乃共謀“公利”之結果。“五洲如競爭場，相互角逐，故日清當今之急務，合縱之以收商權”。45

如狹間直樹所說，吾妻兵治論說日清提攜，共振商業的必要性，強調于“提攜”基礎上加強貿易，值得重視。盡管這樣的構想在當時無法實現，但提出了一個“非西洋世界”必須直面的問題，中國鄭觀應的“商戰”說，恰與吾妻兵治的思想相對應。46

尾崎秀實是一個亞洲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反對日本侵略亞洲主義的戰士。他1939年于《中央公論》發表《“東亞協同體”的理念與它成立的客觀基礎》，揭露“東亞協同體”理論所包含的經濟侵略野心。指出：東亞協同體的理念，旨在確立日本于亞洲霸業，為這霸業披上溫和的外衣。在此外衣的遮掩下，大陸成為日本的原料供應地。47

他揭露在日本，“作為經營與開發，大陸建設被當作首要問題被提出”，然而，這不是“開發”，而是資源掠奪。作為大亞細亞主義主干的“東亞協同體”在名與實的問題發生沖突，與所謂的“大義名分”相背離。“東亞協同體”思想終究成為無法實現的“夢”，一個“現代神話”。48

尾崎秀實指出，想把中國變為日本的原料供應地，不僅存在道德上的問題，現實操作及資金問題上都有問題。隨著在華（侵略）戰爭的深入，矛盾將日益突出。49日本推動所謂亞洲經濟組織化，困難巨大。而阻擋日本經濟侵略計劃的重要因素，則為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501941年，尾崎秀實被日本軍部逮捕，最后被殺害。《檢事詢問調書》記載他的話：這場對中國的戰爭，將使“日本本來脆弱的經濟被削弱”，將給日本帶來致命的打擊。他預言：日本侵略亞洲主義給日本帶來的不是好運，而是破滅。51

2、早期右派的膨脹與國粹派的“變節”是右翼思潮的重要源流

一般說來，梳理了日本早期亞洲主義的“戰略亞洲主義”與“文化亞洲主義”之后，日本亞洲主義的早期流派大概弄清。然而，繼續深究，發現還有一個早期流派不可疏漏，這就是玄洋社與黑龍會。

1876年明治新政府“廢刀令”，不満士族10月爆發“萩之亂”。翌年又有西南戰爭，福岡藩士族參加了這次戰爭。內亂鎮定后，向陽社結成，提倡征韓國論。1881年在頭山滿的組織下，向陽社改名玄洋社，社長為平岡浩太郎，設福岡本部，提倡天皇主義、國權主義與“大陸進出（侵略）”論。1901年又出現黑龍會，內田良平為創立者，頭山滿為顧問。天皇中心主義與“征亞”主義成為其中心綱領。我們可以把玄洋社、黑龍會稱為“征亞主義”的代表。

玄洋社與黑龍會和后期亞洲主義即“侵略亞洲主義”有著很大的聯系。例如，1898年東亞會的成立與平岡浩太郎就有極大關系。歷史記載“1898年春，江藤新作一派加入其中，合同立會”，而“將井上與江藤組合一體的中介是平岡浩太郎”。52該會會員32名，頭山滿與內田良平的名字赫然見于其中。

這樣，早期日本亞洲主義就具有三重流派：“戰略亞洲主義”、“文化亞洲主義”與“征亞亞洲主義”。日本后期亞洲主義即侵略亞洲主義就是這三個早期“亞洲主義”異變，尤其是頭山満、平岡浩太郎等人“大陸進出（侵略）”論、“征亞亞洲主義”惡性膨脹的結果。

前面說過1891年東邦協會成立，此事是日本亞洲主義急遽右轉的信號。引人注目的是凡著名的國粹論者即“文化亞洲”主義者如陸羯南、志賀重昂、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嶺等人都參加到東邦協會的行列。

陸羯南的國民主義、德富蘇峰的平民主義、志賀重昂與三宅雪嶺的國粹主義、都不約而同地作右翼轉折。川崎紫山起草東邦協會《設置趣旨》，陸羯南親自為之潤筆，有以下的話：綜觀世界現狀，西洋開拓殖民地與貿易地，緊迫亞洲，當“導引未開之國，扶助不幸之國”，采“連帶”之思想，“推動實力之外部擴張”；“東洋人種之未來”乃以“國家實踐之王道”，實行日本的亞洲主義，“人人盡臣民之公義，視國家為至高之團體”，“究明國家之大道，以贊育世界之文明與天地之化育”。53德富蘇峰“與原來的思想訣別”，轉而鼓吹甲午戰爭是“膨脹的日本實行膨脹實踐的最好時機”，由此而成“維新興國之業”。54他說：甲午戰爭后“我在精神上幾成他人”，自己認不得自己！1897年他出任政府內閣官僚，思想轉換的特色更趨明朗，被輿論界譴為“變節”者。這樣的思想背景，同樣促成日本亞洲主義的右翼化“變節”，即日本亞洲主義的后期異變。55可以看到，國粹派與文化亞洲主義者的“變節”成為日本右翼思潮形成的又一個重要源流。

結語

綜觀以上，本文指出日本亞洲主義可分為早期亞洲主義與后期亞洲主義兩個歷史“過程”，因思想、組織與活動的三“鏈接”，形成日本亞洲主義的完整體系。本文又對日本亞洲主義作“流派”分析，指出日本亞洲主義可分為早期亞洲主義的“興亞”論、“國粹”論、“征亞”論及后期亞洲主義的“東亞同文”論、“大東亞共榮圈”論、“支那革命”論等。主張對上述流派理論作具體辨證的分析。

日本早期亞洲主義中的“興亞”論、“國粹”論，主要體現為日本民族主義者抵抗西方軍事侵略，要求亞洲“民族聯合起來而恢復一定的獨立性”的思想要求，反對文化上的“全盤歐化”，建立日本與亞洲自尊自信的意識主體的精神愿望，且透露希求結成亞洲經濟共同體以抵制西方經濟壓迫的初始意念。然而即使是這個時期的亞洲主義，也在組織上、思想上，隱含著侵略主義的元素。隨著日本帝國主義體制的形成，右翼勢力的囂張，民主力量的消解，軍閥權力的登臺，這些“元素”快速膨脹，遂使早期亞洲主義性質發生根本異變，蛻變為日本現代最具代表性的侵略主義理論。

作為一個思想史學的研究課題，對研究客體作“過程”論與“流派”論的分析，方法上是常規的與普通的，得出不同的結論是正常的與允可的。事實是，我們說明的是一個“日本亞洲主義演化說”與“日本右翼思潮源流說”，了解這個“演化”史與“源流”史，將使我們對日本侵略亞洲主義形成過程及其內在本質有更明晰的洞察，將使中國與日本人民對“右翼”思想的批判更加深刻有力。

“亞洲合作是時代的潮流，是各國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是亞洲振興的必由之路。讓我們攜起手來，共同推進新世紀的亞洲合作！”56回顧歷史，汲取教訓，也使我們懂得在當下亞洲合作的道路上如何團結人民，扶善鋤惡，“攜起手來”，真正踏上新世紀“亞洲振興”之路。

【注釋】

1筆者曾于《歷史研究》2000年3期刊《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日本的亞洲主義》一文（以下簡稱“盛文”）。戚其章先生近刊《日本大亞細亞主義探析——兼與盛邦和先生商榷》(《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以下簡稱“戚文”)指出：“大亞細亞主義產生于甲午戰爭之后，是日本走向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是一種指導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與西方列強爭衡策略的侵略理論”。又說：盛文提出“早期亞洲主義”的說法，將大亞細亞主義與日本幕末時期的“攘夷”和明治維新后的“興亞”論聯系起來，以證明其“含有一定的客觀歷史進步因素”，是一種“大亞細亞主義進步說”。戚文反對盛文日本“早期亞洲主義”的提法，認為日本亞洲主義“萌生”于東亞同文會成立，近衛篤麿提出“保全支那”論的1898年期間。

2竹內好：《現代日本思想大系?亜細亜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第12頁。

3狹間直樹：《初期ァジァ主義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1），東京：《東亜》2001年8月號。

4竹內好：《亜細亜主義》第10頁。

5嚴紹璗：《日本中國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7頁。

6孫歌：《亞洲意味著什么？》，《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的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頁。

7趙軍：《孫中山與大亞洲主義》，《社會科學戰線》，1988年第4期。

8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第214頁。書中給“亞細亞主義”所下的定義是：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是指在西方列強加劇侵略東方的危機時刻,圍繞著對“東洋”與“西洋”的認識問題而形成的有關日本人亞洲觀的一種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及其相關行動。由于近代日本亞細亞主義復雜而特殊的發展歷程,它又表現為強調亞洲平等合作的古典亞細亞主義、強調擴張領土的大亞細亞主義以及對亞洲實施侵略的“大東亞共榮圈”三種形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在其形成、發展、消亡的過程中,完成了它從“興亞”到“侵亞”的質變歷程。

9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5-546頁

10會澤安：《新論》，《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戶學》，東京：巖波書店，1973年版，第397頁。

11狹間直樹：《初期ァジァ主義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東京：《東亜》，2001年12月號

12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第59頁。

13狹間直樹：《初期ァジァ主義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東京：《東亜》，2001年12月號。

14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録》下巻，東京：原書房1968年復刻版,875頁。

15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ぉけゐ対外硬運動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第114頁。

16值得注意的是，從第6期開始由中國唐才常任主編。

17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第166頁。

18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3），東京：《東亜》，2001年10月號。

19狹間直樹：《初期ァジァ主義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6），東京：《東亜》2002年1月號。

20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第60頁。

21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ぉけゐ対外硬運動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第114頁。

22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第60頁。

23薄井由：《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232頁。

24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出版，第25頁。

25孫中山：《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講演詞》，參見曹錦清編選：《民權與國族?孫中山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06頁。

26參見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171頁。

27會澤安：《新論》，《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戶學》，東京：巖波書店出版，1973年版，第397頁。

28會澤安：《新論》，《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戶學》，東京：巖波書店出版，1973年版，第397頁。

29引戚其章：《日本大亞細亞主義探悉——兼與盛邦和先生商榷》，《歷史研究》2004年第6期，第135頁。

30會澤安：《新論》，《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戶學》，東京：巖波書店出版，1973年版，第398頁。

31佐藤信淵：《混同秘策?混同大論上》，《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淵》，東京：巖波書店1980年，第426-428頁。引呂萬和：《明治維新と中國》，東京：六興出版社1988年，第144頁。

32藤春禪：《日清戦爭とわが大陸政策》、（日本）《軍事史學》第4巻4號。引呂萬和：《明治維新と中國》，東京：六興出版社1988年，第145頁。

33呂萬和：《明治維新と中國》，東京：六興出版社1988年，第144頁。

34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4頁。

35曾根俊虎著有《清國近世亂志》（1879年）、《中國諸炮臺圖》（1879年）、《清國各港便覽》（1882年）、《清國漫游志》（1883年）、《法越交兵記》（1886年）、《日本外戰史》（1895年）、《露清之將來》（1896年）、《北支那紀行》（1997年）、《俄國暴狀志》（1904年）等。

36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第64頁。

37竹內好：《アジア主義》，第24頁。

38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2)，東京：《東亜》，2001年9月號。

39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2)，東京：《東亜》，2001年9月號。

40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第65頁。

41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竹內好：《現代日本思想大系?亜細亜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出版，第67頁。

42曹錦清編選：《民權與國族?孫中山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8頁。

43竹內好：《現代日本思想大系?亜細亜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出版，第22頁。

44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廣州：花城出版社、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81年，第1頁。

45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5），東京：《東亜》2001年12月號。

46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5），東京：《東亜》2001年12月號。

47竹內好：《現代日本思想大系?亜細亜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版，第324頁

48中島誠：《亜細亜の光芒》，東京：現代書館，2001年，第217頁。

49中島誠：《亜細亜の光芒》，東京：現代書館，2001年，第216頁。

50中島誠：《亜細亜の光芒》，東京：現代書館，2001年，第216頁。

51中島誠：《亜細亜の光芒》，東京：現代書館，2001年，第216頁。

52日本東京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録』下巻,東京：原書房，1968年復刻版,875頁。見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6），東京：《東亜》2002年1月號。

53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5），東京：《東亜》2001年12月號。

54德富蘇峰：《好機》，《國民新聞》1894年7月23日。

55松本三之介編：《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1?明治思想集Ⅱ》，東京：筑摩書房1977年，第446頁。

56：《共同推進新世紀的亞洲合作》。國務院總理22日在青島舉行的亞洲合作對話第三次外長會議開幕式上發表了題為《共同推進新世紀的亞洲合作》的講話。全文載2004年06月22日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