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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曾從總體上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的狀況、規律、原因和特征分別進行了四次探討,在前“四論”①的基礎上,本文將對當前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研究中的若干爭議問題進行探討。

一、階層分化狀況方面的爭議:工人階級是“老大”還是“老八”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明顯的階層分化,筆者曾將其分化概括為兩大方面:一方面是階層內的分化,即農民階層在職業和地域方面的分化、工人階層在體制和收入方面的分化等;另一方面是階層外或階層間的分化,即既產生了介于原有階層之間的階層,如農民工階層,又產生了原來沒有的階層,如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的雇主和雇工階層。上述結論是毫無疑問的,也是毫無異議的。然而本不該出現問題的方面卻出現了問題。如一項研究將當前中國社會成員劃分為十大階層,其中產業工人的生活狀況位居第八。于是,這一學術成果在社會上產生了一些疑問:作為“老大”的工人階級怎么成了“老八”?工人階級還是不是“老大”?如此等等。這些問題乍聽起來好像是問題,但仔細想起來卻根本不是問題。當然,要回答這一問題也不是那么輕而易舉。

筆者認為,產生這一疑問的原因是我們在常識問題上出現了問題。具體來說就是:其一,“工人階級”和“產業工人階層”是兩個內涵與外延不盡相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一個政治概念,既包括與科技含量高的現代產業相聯系的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或技術工人,又包括與科技含量低的傳統產業相聯系的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的產業工人;后者主要是一個經濟概念,僅僅指產業工人。其二,作為“老大”的工人階級和作為“老八”的產業工人是運用兩種不同方法進行分層所得出的不同結果,前者是政治策略型分層的結果,后者是經濟狀況型分層的結果。所謂政治策略型分層是指某一政黨或領導集團為了在社會統治或社會管理中體現所代表階級的意志和愿望而制定的依靠誰、團結誰,或哪些人群是階級基礎、哪些人群是群眾基礎的政治策略。然后,依據其策略規定的親疏格局將社會成員劃分為高低有序的等級或階層。所謂經濟狀況型分層,是指某些學人或學術群體為揭示社會成員之間的經濟差別或經濟不平等而將社會成員劃分為不同的等級或階層。可見,政治策略型分層與經濟狀況型分層是有明顯區別的:一方面是分層依據不同。前者是根據其政治格局中的遠近親疏,后者則是依據現實生活中的經濟狀況。另一方面是分層目的不同。前者是為了社會管理或社會統治,后者則是為了揭示經濟差別或經濟不平等。當然,政治策略型分層與經濟狀況型分層也有聯系。從一定意義上講,兩者的聯系表現在政治策略型分層以經濟狀況型分層為基礎。

行文至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工人階級是“老大”還是“老八”的疑問或爭議了。從政治策略型分層角度看,工人階級顯然是“老大”,這一階級不僅在改革前是“老大”,且在改革以來仍是“老大”。因為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也始終是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從某種意義上講,共產黨更關心社會的中下階層和弱勢群體。但以經濟狀況型分層的眼光來看,產業工人顯然不可能是“老大”,改革以來不可能是“老大”,改革前也不可能是“老大”,因為他們的經濟生活狀況不可能是社會上最好的。如果說改革前的中國社會存在一個“干部、工人、農民”的三級式階層結構,那么產業工人也只是一個其生活和社會保障水平低于干部而高于農民的中間階層。至于當前中國社會的產業工人是不是“老八”,這純粹是個學術問題,可以就此從不同角度并采用不同方法進行研究和探討,并對此提出學術批評甚至學術批判。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以“工人階級是老大”這樣一種政治策略型分層的方法和結果來否定“產業工人的生活狀況位居第八”這樣一種經濟狀況型分層的方法和結果。

總之,所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化,是指社會的階層結構狀況變化,而不是指黨和政府的階級政策的變化。換句話說,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沒有變,而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產業工人的經濟生活狀況發生了變化。

二、階層分化原因方面的爭議:政治權力是貶值還是升值

在當前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化過程中,有些人利益增加并獲得新的利益,也有人利益受損并失去原有利益。那么,導致人們利益增減和得失的影響因素有哪些呢?在這些影響因素中,哪些因素重要而哪些因素又不重要,哪些因素越來越重要而哪些因素又越來越不重要呢?在這方面,美國學者倪志偉(Nee.Victor)的學術觀點激發了人們的研究興趣和學術爭論。

倪志偉在這方面的學術觀點被稱為“市場轉型論”,邊燕杰教授曾將他的市場轉型論歸納為“一個假定、三個論題和兩個一般性假設”,而引起人們研究興趣和學術爭論的主要是他的兩個一般性假設之一的“權力貶值假說”,即認為市場轉型將降低對政治權力的經濟回報。倪志偉的這一觀點在1999年正式發表后,首先引起美國學術界的爭論,出現了一些與其相左甚至相反的觀點,如羅納塔斯的權力變型論,邊燕杰、羅根的權力維續論,白威廉和麥誼生的政治市場轉型論,魏昂德的政府即廠商的論點、林南的地方市場社會主義的論點等等。倪志偉本人也因此曾對自己的觀點作過兩次辯護性修正:一是1991年認為,政治權力不會在一夜之間貶值,在局部改革中仍然容易得到相當程度的經濟回報;二是1996年認為,政治權力貶值是指干部階層收入的上升速度要相對慢一些。

在市場化過程中,政治權力的經濟回報會下降嗎?這一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因為弄清政治權力的運作問題是解讀中國社會的關鍵。這一問題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來理解:

一方面,從其絕對值看,政治權力的經濟回報一般會升值而不是貶值。這又可以從兩個角度考察:從社會發展的共時態角度看,即就同一社會或社會發展的同一階段來說,權力的大小或權力重要性程度的高低與權力的經濟回報的高低一般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說,權力大或權力重要,其經濟回報就高,反之亦然。因為權力大或權力重要就意味著權力承擔者同時要承擔更多或更為重要的責任和義務,其經濟回報理應更高;從社會發展的歷時態角度看,即就不同發展程度的社會或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來說,社會發展程度的高低一般與權力的經濟回報的高低成正比,也就是說,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的社會如市場化社會或發達國家較之社會發展程度較低的社會如非市場化社會或發展中國家,其權力的經濟回報一般要高一些。其理由有二:其一,社會發展程度愈高,社會資源會愈豐富和充足,因此,通過權力的使用(包括公共使用和非公共使用)就愈可能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其二,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的社會一般是市場化社會,在這種社會中,權力也可能成為商品,因此,權力的市場化運作將會使其獲取社會資源的途徑和方法空前增多。當然,以上論述只是僅就一般情況而言,并沒有涉及一些特殊社會的特殊情況,也沒有涉及權力制約狀況和社會透明狀況等因素。

另一方面,從其相對值看,政治權力的經濟回報可能會貶值。筆者認為,權力作為一種社會資源,它具有雙重性:一是目的性,即權力首先是一種目的性資源,是人們追求的對象。為了獲得這種資源,有的憑借人力資本,有的憑借社會資本,可能更多的是既憑借人力資本又憑借社會資本。二是工具性,即權力也是一種工具性資源,是人們借此獲取其他社會資源的資源。而公共權力的非公共使用則是獲取其他社會資源的最有效最常見的方式,這也暗示了反對和制止權力腐敗的艱巨性。筆者所說的相對值下降,是指相對其它工具性資源而言,權力這種工具性資源的地位與作用會隨著社會發展程度的提高(包括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而可能下降或減弱,換句話說,即從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看,在獲取其他社會資源的眾多工具性資源中,政治權力這種工具性資源的至高無上或唯我獨尊的地位開始受到挑戰。具體來說,過去的中國社會特別是計劃經濟時代一般只存在一種情形,即有了權才會有利(錢),才會有名(出名),而現今的中國社會除繼續存在這種情形之外,似乎還出現了另外一種情形,即有了錢也會有權,也會有名。當然,在這兩種情形中,前一種情形仍然在社會上占主要地位,即盡管出現了“紅”帽子(代表做官)、“黃”帽子(代表經商)和“黑”帽子(代表做學問)的三足鼎立之勢,但在這個三角形中,紅邊仍然遠遠大于黃、黑兩邊中的任何一邊。這也是一些能人智士在成名成家之后還要去做官的原因之一。

以上只是從邏輯推理的角度討論了政治權力是貶值還是升值的問題。其實,政治權力是貶值還是升值的問題是一個異常復雜的問題。對這一問題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行文至此,筆者有兩點提請“權力貶值論”者注意:一是權階級別(行政級別)仍然是當前中國社會最顯著的社會地位標志;二是權力運作仍然是當前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社會動力機制。

首先,權階級別或官階級別仍然是當今中國社會最顯著的社會地位標志。在當前中國社會中,像省部級、廳局級、縣處級等行政級別仍然是人們最為熟悉且最為理解的社會地位標志,因為人們可以從中掂量出其含量或份量。行政級別之所以仍然是社會地位的顯著標志,是因為一個人行政級別的高低及政治權力的大小仍然與其占有和使用社會資源的多少密切相關:一方面,社會資源的配置仍然依據行政級別的高低進行,即行政級別愈高,其享用和控制的社會資源就愈多,反之亦然。由于這種權力化資源的可測性和穩定性較強,筆者姑且稱之為權力化資源的“存量”。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以來,由于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各種社會資源的工具性增強,而政治權力又是最重要的工具性資源。因此,政治權力愈大,就意味著愈有可能獲得并享用更多的社會資源。由于這種權力化資源的可測性較弱,可變性較強,筆者姑且稱之為權力化資源的“流量”。市場化改革以來,權力化資源的“存量”并沒有多大的變化,而權力化資源的“流量”則更加變動不居和神秘莫測。原來主要是與行政級別和權力大小掛鉤,現在除繼續與行政級別和權力大小掛鉤外,還與權力的作用領域或作用性質相關,即不同領域或不同性質的權力,其經濟回報大小是不一樣的。如有人認為高校的招生管理和基建管理因引入市場機制而成為在高校中最易產生權力腐敗的管理領域。

其次,權力運作仍然是當今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社會動力機制。權力運作的重要性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社會的官本位體制、官本位運作機制及官本位文化的歷史積淀深厚,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是遲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政府力量是社會發展或社會現代化的主要推動力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現代化歷史進程表明,無論經濟層面的市場化、政治層面的民主化,還是社會層面的城市化,權力運作都是其主要的推動力量。先就市場化來說吧,經濟體制從計劃向市場的轉軌,即市場從無到有的轉變(開始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市場從配角到主角的轉變(先是市場調節為輔,后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以及市場從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取向和主要目標到唯一取向或終極目標的轉變,都是政治權力推動的結果。再就城市化來說吧,一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既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又與其城市是否為政治權力中心密切相關。一般來說,首都的城市化水平要高于省會城市,而省會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地級和縣級城市。從一個城市內部看,省政府、市政府及區政府所在城區的城市化水平一般要高于非權力中心的城區。另外,改革開放以來,一些新城市的橫空出世和舊城市的再度輝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權力推動的結果。既然社會現代化特別是市場化主要來自政治權力的推動,那么政治權力會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貶值嗎?

三、階層分化趨勢方面的爭議:階層結構是兩極化還是橄欖化

在階層分化趨勢的探討方面,學術界存在許多不同的看法。一種研究認為,當前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開始從傳統的金字塔型向現代的橄欖球型轉變,其主要標志是社會中間階層已經出現并且正在不斷擴大。

另一種研究則認為,當前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正在從金字塔型向馬拉松型轉變,其具體表現是當前所進行的市場化改革猶如一場馬拉松,每跑一段將會有一群人掉隊即被甩在社會結構之外,其中與傳統的技術含量低的夕陽產業相聯系的一群人將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而與現代的技術含量高的朝陽產業相聯系的一群人將繼續留在社會結構之內,即會出現“社會結構斷裂”。而且這種斷裂會因這兩部分人素質的差別,會隨著市場化范圍的擴大(如加入WTO)和市場化程度的加深而更加深刻。有人認為這是階層結構兩極化的另一種表述。

上述兩種觀點的共同點是都認為中國傳統的金字塔式的階層結構因市場化改革而開始發生變化或分化,不同點是前者認為在其分化中出現了橄欖化的趨勢(以下簡稱“橄欖論”),后者則認為在分化中出現了兩極化或“結構斷裂”(以下簡稱“斷裂論”)。為什么會產生如此大相徑庭的結論呢?研究視角和研究重點不同恐怕是其研究結論不同的一個重要原因。

橄欖論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討階層分化的未來趨勢,因此,其研究重點是探討中間階層的變化,并以此判斷階層結構的未來走向。階層分化的狀況和程度不是其研究重點。當前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化是否出現了橄欖化趨勢的關鍵或要害是我們如何認定社會的中間階層,即究竟哪些階層屬于中間階層?橄欖論認為,“社會中間層主要由兩大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所謂老社會中間層,包括中小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和富裕的自耕農;另一部分是所謂新社會中間層,主要包括大部分專業技術人員、經理人員、行政管理人員、辦事員、商業服務人員和技術工人等……”如果說上述關于社會中間階層的認定是科學的或合理的,那么,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間階層的人數或規模確實在增加或擴大,也就是說,當前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化確實出現了橄欖化趨勢。當然,如果說上述關于社會中間階層的認定是不甚科學或不甚合理的,那么就另當別論了。

與橄欖論不同,斷裂論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階層分化的現實后果,因此,其研究重點是探討階層分化的狀況和程度,并以此揭示階層分化的社會成因和社會影響。階層分化的未來趨勢不是其研究重點。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化確實出現了兩極化現象或趨勢,問題的關鍵和要害是這種兩極化現象或趨勢可否用斷裂來表述?這是其一,其二是這種斷裂是可以重縫的“斷裂”,還是不可重縫的“斷裂”?如果是可以重縫的“斷裂”,哪怕是在將來可以重縫的“斷裂”,那么斷裂論和橄欖論在一定意義上并沒有實質上的分歧或差別。

學術研究中的不同觀點及爭議既是一種非常正常的現象,又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它的意義在于促使我們去深入思考或探討其問題。那么,我們如何面對“橄欖論”與“斷裂論”的爭議呢?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社會的市場化改革還在進行之中,因此,當前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化也還在進行之中,社會改革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階層分化遠未進入定型階段,此時的探討不可能是一種實然性探討,而只能是一種應然性探討。從應然的角度看,筆者認為,階層結構的兩極化是其必然趨勢,而階層結構的橄欖化是其必然結果。

階層結構的兩極化是其必然趨勢,是指在沒有非市場因素作用或影響的條件下,市場化改革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和作用程度的增強,必然會產生貧富分化的“馬太效應”,即富有者不僅資源富有,而且因其資源富有既可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又可能易于獲得資源。相反,貧窮者不僅資源貧乏,而且因其資源貧乏既可能獲得更少的資源,又可能更難于獲得資源。于是富有者會更加富有,貧窮者會更加貧窮。社會結構的轉型和經濟體制的轉軌會使這種馬太效應得到強化或凸現。

階層結構的橄欖化是其必然結果,是指市場化進程不可能不受到非市場因素的影響,這是因為市場化以及由此而導致的貧富兩極分化既影響社會的發展,又危及社會的生存。因此,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并推動社會發展,作為社會穩定維護者和社會發展推動者的各國政府必然會對其市場化進程進行行政干預和社會調控。

從早發展國家社會轉型過程看,其階層結構的分化一般經歷了分化型分化和整合型分化兩大階段。所謂分化型分化,就是純粹的階層分化,這種分化不受任何限制或制約;所謂整合型分化,就是伴隨著協調或整合的分化。針對英、法、德等歐洲國家在社會轉型的初始階段即資本主義發展原始積累時期的社會狀況,卡爾·馬克思曾預言:社會將日益分裂為兩大對抗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不可避免并日趨激烈,由于無產階級貧困到不能照舊地生活下去,資產階級統治將不能照舊繼續下去,因此,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將不可避免。這一預言雖然得到部分實現,即社會確實經歷了一個明顯的劇烈的階層分化階段。然而,這一預言在后來的社會發展中并沒完全實現,即階層分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階級斗爭并沒有在這些國家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階層分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協調或整合。這種協調或整合的實現途徑主要是通過稅收制度和福利政策對收入差距進行調節。如英國1994年至1995年,由于稅收制度和福利政策對收入再分配的影響,最上層20%家庭與最下層20%家庭的收入差距從初始收入的198倍下降到37倍。英國的稅收制度實際上將富人的部分財產轉移給了窮人,而福利制度則使社會貧困者階層和弱者群體得到生活保障,這既抑制了貧富分化,又緩解了階層之間的矛盾,同時又為社會中間階層的形成和發展創造了條件

階層結構橄欖化既是早發展國家社會轉型的成功標志,又是遲發展國家社會轉型的必由之路。為什么在一些遲發展國家和地區中,有些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長期徘徊并難以成功而有些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則順利推進并較快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恐怕是貧富兩極分化是否得到有效控制,社會是否培植并形成一個龐大的中間階層。目前,我國的社會轉型或社會現代化正面臨嚴峻考驗。一方面,我們要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以保證社會繼續并更加充滿活力和生機,另一方面,我們要加強改革與發展中的統籌、協調與整合,適時并有效解決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特別是要有效抑制已經出現的貧富分化現象,并加快培植新的中間階層。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抑制兩極分化、培植中間階層是一個較為長期的社會任務,因為新舊社會結構的轉型,新舊經濟體制的轉軌,特別是新舊產業的更替都將經歷一個過程,在其過程中出現一定程度甚至相當程度的貧富分化及貧富差距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合理性。對其貧富分化以及由此而導致的貧富差距,我們既不能坐視不理,也不能企圖消滅正確的做法是對其進行有效調控。因筆者曾在另文中對此進行論述,加之篇幅所限,這里不再展開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