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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國家助學貸款新辦法適用部屬高校但不適用地屬高校。本文分析了其中原因，提出了影響、制約地屬高校貧困生還款意愿的六個因素，同時，運用博弈論原理探討了銀行對地屬高校助學貸款持消極態度的內在原因。

關鍵詞國家助學貸款商業銀行部屬高校貧困生地屬高校貧困生信息不對稱博弈

1問題的提出

政府有關部門于2004年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完善國家助學貸款工作的若干意見》（下簡稱“新辦法”），并在部屬高校的實施中取得了較好效果。但在地屬高校（省屬、市屬高校之統稱，下同）的實施過程中，顯然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冷遇。一年走來，步履維艱，至今年8月，全國新增審批貸款學生65萬多人，僅占新增貧困生總數24.44%；審批貸款金額51.5億元，僅占計劃貸款總額32.2%；另外，全國有8省市區“毫無作為”。2005年度新生已入學，全國在校貧困大學生，超過2/3兩手空空。學校收不齊學費，教育何以為繼？學生無力交學費，何以安心學習？

嚴峻的問題擺面前。如果不能盡快找到正確答案，將嚴重影響國家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

2新辦法遇挫的根本原因

對于新辦法實施遇挫，教育部認為，第一，是地方政府及有關銀行思想重視不夠，沒有把國家長遠利益放在心上；第二，國家對貸款銀行的風險補償已作充分考慮與安排，銀行不應謹小慎微；第三，大學生是一國中素質最高的群體，貧困大學生在人生最重要關口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和幫助，絕不至于忘恩負義、不講信用，因此，對風險估計不應過高；第四，隨個人征信系統的建立與完善，不誠信者名單將被公布，惡意違約將被遏制，因此，今天的違約率不代表明天的違約率；第五，國家即便用大批人才換一堆呆壞帳，也比用一堆呆壞帳換破銅爛鐵強，因此，不要低估國家核銷助學貸款呆壞帳的可能性。

為保障新辦法的有效實施，教育部備下了兩記“殺手锏”：一是五條“招招見血”的懲罰措施，二是若懲罰無效，將問題上交。

對于新辦法實施所遇挫折，如果排除“所有貧困大學生免費上大學”或“政策性貸款政府扛，銀行只收手續費”選擇，那么，正確做法是：找出病因，對癥下藥。

新辦法實施之所以遇挫，根本原因在于：新辦法面對的是一個利益體多元化社會，每一個相對獨立的個體都會根據其自身利益作出行動策略的相應選擇，而新辦法不能滿足多數利益體（銀行、地方政府、地屬高校）的利益需求。

其實，助學貸款政策當初走的就是利益體一元化思路，表現為國家指定國有商業銀行向貧困大學生發放信用貸款。4年后，銀行用停貸告訴政策制定者：中國已進入利益體多元化時代。于是，2004年出臺的新辦法又回到利益體多元化的思路上：依照市場化運作模式，給付一定比例風險補償金，采用招投標方式，通過各商業銀行對利益舍取的選擇，確定貸款銀行。

出現策略選擇，標志博弈發生。有一門理論學科叫博弈論，它研究的對象正是：利益相關的理性參與者怎樣根據自身利益做出不同行動策略選擇，而不同行動策略又如何相互作用。博弈的英文為game，但不是中文“兒童游戲”的意思，是指至少兩個以上參與者（或稱“局中人”），遵循一定規則，選擇不同策略，進行以贏（收益最大化）為目的的活動。

由于給付助學貸款風險補償金是政府行為，所以，國家助學貸款作為一個博弈，共有七個參與者：中央政府、部屬高校、部屬高校學生、地方政府、地屬高校、地屬高校學生、銀行。這里，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兩對博弈：銀行與部屬高校貧困生以及銀行與地屬高校貧困生的博弈。

3新辦法為什么適用部屬高校貧困生

在銀行與部屬高校貧困生的博弈里，銀行與學生各有兩個行動策略選擇：貸與不貸、還與不還。若貸款學生違約率高，銀行不貸，違約率低則貸。設，貸款學生違約率低時銀行收益為5，違約率高時銀行收益為2。對學生而言，借錢若能不還，收益從表面看無疑最大，但卻受良心和社會輿論譴責，甚至可能“吃官司”，而這也是一種“失”。尤其對在大型企事單位工作，在國家機關、單位任職的貸款人來說，良好的誠信記錄不僅有助于職位升遷，而且更有易獲銀行貸款等好處，因此違約的損失比守約大得多。大型企事單位、國家機關單位是部屬重點大學畢業生擇業的首選，而后者同時也是前者的首選。因此，部屬重點大學的貧困生，絕大多數有著還款的正常、良好的主觀意愿。這時，唯一制約其還款行為的是還款能力。那么，部屬重點大學的畢業生就業兩年后有無還款能力呢？應該說，不僅有，并且還比較輕松。理由恕不贅述。因此，若設部屬重點高校學生還款收益為5，違約得不償失，收益為2，則支付矩陣為：

學生

銀行

還款

違約

貸款

5，5

2，2

不貸款

2，5

2，2

就是說，本博弈有惟一納什均衡（5，5），因而博弈結果是可預測的：在國家提供風險補償的條件下，銀行愿意向部屬高校貧困生發放貸款，盡管貸款人沒有抵押、沒有信用記錄評估。而部屬重點大學的貧困生則既有還貸意愿又有還貸能力。這時，貸款無須行政命令，還款無須強制執行。這就是國家助學貸款工作得以在部屬高校順利實施的原因。

什么是納什均衡？通俗地說，納什均衡是指：給定你的策略我的策略是我多種選擇中最優的；給定我的策略，你的策略也是你多種選擇中最優的。

4新辦法為什么不適用地屬高校貧困生

新辦法之所以適用部屬高校是因為博弈參與者雙方信息對稱，博弈有惟一納什均衡。能形成惟一納什均衡的策略是純策略。所謂“純策略”，是指博弈參與者在其各自策略空間中選取的確定性策略。很遺憾，在銀行與地屬高校貧困生的博弈中，參與者雙方信息并不對稱，博弈只有混合策略納什均衡。所謂“混合策略”，是指博弈參與者選取的策略在其策略空間上呈某種概率分布。由于沒有惟一納什均衡，因而博弈結果無法預測。

信息不對稱有兩種表現：一是知己不知彼，即我的策略選擇我知，對方的策略選擇我不知；二是知彼不知己，即對方的策略選擇我知，但卻不知自己最后會做何種策略選擇。

銀行與地屬大學貧困生的博弈符合以上第二種。由于國家要求銀行必須向所有貧困生放貸，所以，在與地屬大學貧困生的博弈中，銀行的策略選擇已為貧困大學生所知；但貧困大學生6年后的最終策略選擇，不僅銀行不知，甚至連貧困大學生自己也不知——即便貸款時從內心抱定“一定要還”的貧困大學生，最終的策略選擇也極可能是“能不還就不還”或“能少還就少還”。信息不對稱由此產生。

假設所有貧困大學生均有守約的真實意愿，則其最終是否違約取決以下因素：

（1）就業的難易程度因素。已知2004年大學畢業生總體就業率為73%，由于部屬重點大學畢業生就業率超過95%，則地屬大學畢業生總體就業率必低于70%，而地屬大學貧困生就業率會更低；

（2）收入水平高低因素。此因素又有兩種情況：一是能否就業于高收入水平的行業或部門，二是工作崗位上能力表現高低。很顯然，在此兩項上，地屬高校貧困生均劣于部屬重點高校貧困生。同理，地屬高校中，市屬高校貧困生又劣于省屬高校貧困生。

據媒體報道，2005年廣東人才市場，大學本科畢業生試用期月工資最低僅500元。

（3）心理健康水平因素。此因素影響還貸意識。另外，由于地屬大學貧困生在就業環境中處于劣勢，故心理健康水平對其工作能力表現的影響，要比部屬重點高校貧困大學生大得多。

（4）就業后經濟負擔因素。在這點上，中國有著特殊國情。國外，農村與城市的貧富差距相對較小，發達國家農民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而我國農村，不僅收入水平低、家庭子女多，而且貧困農民又把上大學當作改變孩子及家庭命運的唯一出路，加之或由于遺傳因素或由于家庭影響因素，貧困家庭只要出一個會讀書的孩子，就往往不止一個，故令此類家庭更少勞動力，經濟負擔畸重；于是，一個農村貧困大學生的背后，往往無一例外，就是一個負債累累，處于赤貧狀態的家庭；因此，貧困大學生就業后的收入，如果首先不是用于還貸而是救家用之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何況大學生畢業后，哪個不要面對結婚、生子，哪個不渴望過上體面、手頭不再拮據的生活？要求10年之內還清貸款，比照國外20年期限，經濟負擔明顯偏重；

（5）社會影響因素。此因素指違約的道德底線，主要取決于：①社會腐敗現象（尤其銀行系統貪污、侵占等犯罪）的影響程度；②“知恩圖報”、“君子愛材，取之有道”等傳統美德約束力；③“個人利益至上”的商業意識的影響力；如“我為國家所做的貢獻遠超過這么點錢”、“國家這么大，不會在乎這點錢”等；④違約行為的從眾心理作用程度。在這里，違約者數量和知曉度將對違約個體從眾心理的發生起很大作用，如“那么多人都不還，我還犯傻”等。

（6）社會制約措施因素。個人征信系統無疑將是有效的社會制約措施，但不應對這個系統寄予過高期望，因為個人征信系統對于遏制國家助學貸款違約畢竟只起輔助作用。個人征信系統對于理性、還貸能力強者有效，而對非理性、還貸能力弱者無效。把遏制助學貸款違約的希望寄托在個人征信系統上，如同把消除貪污受賄的希望寄托在“貪污受賄檢舉懲治辦法”上一樣。要知道，在個人信用記錄不良寸步難行的美國，助學貸款拖欠率曾有高達22.4%的記錄。

請注意，“個人征信系統”與“個人信用體系”是兩個外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屬概念，后者是種概念。如果說個人征信系統只能做到不誠信者在銀行貸不到款，那么個人信用體系則還能令他從私人處借不到錢、在民企里找不到工作、在社會上被人瞧不起。因此，對于國家助學貸款，若不能在倫理道德、社會輿論、獎懲制度基礎上有效建立全社會范圍的個人信用體系，則個人征信系統的作用有限。

個人征信系統“殺手锏”主要有四：一是公布違約者名單（局限：切勿眾，眾則更眾），二是違約者不能用銀聯卡領取工資（局限：現金不可嗎？借用家人卡如何？），三是違約者不能貸款買車買房（局限：不貸如何？用家人名義又如何？），四是違約者難隱身（局限：貸款一點不還、全部不還者寡。區區數千元，不過萬把塊，不隱又如何？誰來追？追貸成本幾何？）。可以預料，盡管個人征信系統能起一定制約作用，但對于惡意或迫不得已的違約者，作用有限。

以上六個因素導致了助學貸款博弈的信息不對稱。博弈參與者信息對稱與否，對其行動策略的選擇有很大影響。信息對稱的博弈，允許參與者努力爭取各自支付（收益）最大，而在信息不對稱的博弈中，處于信息劣勢的一方則只能力求預期支付最大。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前者讓參與者“兩利相權取其大”——盡可能多贏利；后者令參與者“兩害相權取其輕”——不求多贏利，只求不虧或少虧。

用“三國演義”中的“空城計”說明信息不對稱博弈的策略選擇特點。

當諸葛亮端坐城頭，焚香弄琴，城門大開時，司馬懿有兩種行動策略選擇：或攻城或退兵。此時，諸葛亮擁有全部信息：①己方軍士2500，敵方大軍15萬；②敵方若攻城，守城是死，棄城亦亡；③對方深知自己一貫做事風格。而此時司馬懿信息量少于諸葛亮，但并不明顯，僅不確知城內兵員多少。

大兵壓城，進退維谷。諸葛亮制訂出了令他死里逃生、名垂千古的妙計：加劇信息不對稱，以降低司馬懿對攻城收益的評估，促使其做出退兵比攻城預期支付（收益）更大的相反判斷。諸葛亮成功了。司馬懿所擁有的那點信息，反而被利用來加劇信息不對稱。當司馬懿的兒子司馬昭問：“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狀，父親何故便退兵？”司馬懿答：“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兵若進，中其計也。”

司馬懿錯了嗎？沒錯。在不明了對方行動策略支付如何的情況下，信息不對稱的劣勢方只能基于以前的經驗和認識進行分析、推測，從而選擇自己預期支付最大的行動策略。因此，司馬懿根據他對諸葛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的了解，做出退兵的策略選擇是負責任的：不求完勝，但求不敗。這就是在信息不對稱博弈中，劣勢參與者行動策略選擇的特點。古往今來，此類案例俯拾皆是。今天，任一女子在一間明碼非實價的時裝店看中了心儀的時裝，即便非買不可，無一例外，都會盡力讓店主相信：此物于她可有可無。為什么？就是為了制造信息不對稱，并讓店主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劣勢方，令店主不敢出高價！

了解了信息不對稱博弈的行動策略選擇特點，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銀行不愿向地屬高校貧困生發放助學貸款。因為即便貸款人確有良好的還貸意愿，但意愿最終能否實現，受太多因素干擾，無法預測，更何況還有2000年以后助學貸款的還款不良記錄佐證。

銀行是經營貨幣的企業，自然有追求利潤動機和保護資金安全的需要，這是正常的。即便這是一出21世紀的空城計（貸款人最后都按時還貸），現時銀行盡量不貸或少貸的策略選擇與當年司馬懿退兵的選擇一樣，可以理解，無可厚非。當年誰要強迫司馬懿攻城，那是不可能的，除非魏蜀玩的不是“非合作性博弈”。同理，今天即便有一道行政命令壓商業銀行放貸而沒有一紙契約保證商業銀行可能的損失得到補償，那么，可以肯定，國家助學貸款向地屬高校貧生的發放是絕對不可能長久的。

5結語

國家助學貸款的發放在部屬高校較為順利的原因是：部屬高校貧困生擁有比省屬、市屬高校貧困生更優的還款保障資源。所以，若要根本解決國家助學貸款問題，就必須努力改善制約地屬高校貸款人履約意愿的六大因素，并深入了解人類的博弈天性，制定符合博弈規則的策略。

參考文獻

［1］黃濤．博弈論教程．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4

［2］潘天群.博弈生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10

［3］常亮.美國助學貸款的做法可供借鑒.北京:新京報，200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