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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說皇權不下縣，而鄉村面積又大，人口又眾，鄉村誰管？那就是不支朝庭奉祿，不受朝庭官位，也不占闊綽公堂，而是守居鄉村的士紳。

嘗讀中國歷史，帝王將相、忠孝節義、儒林文苑、隱士方技、流賊宮人、都有傳記，獨地方士紳，竟付闕如。但在大量地方志和族譜中，卻占了重要地位。族長是一族之長，士紳乃一方之英。也稱英耆、鄉賢。士紳既是一方諸侯，又是其本姓的族長。據《明史》記載：“里設老人，選年高為眾所服者，導民善，平鄉里爭訟。”這里所指老人，有些像士紳，但士紳不是選的，所指老人的任務，卻有士紳活動的內容，但士紳的活動又遠不止此。《辭源》釋士紳說：“紳指有官職或中科第而退居在鄉的人。”這就有些和今天的地方離退休干部的身份相似。但是士紳不是出世態度的隱士，而是入世態度的“編外侯”。士紳在地方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權力。身不在朝卻先聲奪人。上面派來的地方官，必先造府拜訪，地方重大事情，當局必先與磋商。正如《紅樓夢》中所說：“他們是地方官的‘護身符’，得罪不得。”老百姓卻視他們為地方上的“太上皇”。這些人中，既有為惡一方之霸，沽名釣譽之徒，但也不乏儒家濟世之士。中國的政權、紳權和族權同是維護和鞏固舊社會秩序的三駕馬車。紳權和族權歷來是政權的輔助力量。士紳一不占政府編制，二不支用國庫薪餉，三不占闊綽公堂，卻能替政府做大量工作，甚至起到政府官員起不到的作用。在野的紳權和在朝的政權，縱橫結合，相互配合，相互制約，而且士紳又是政府人材的儲蓄庫，進可以入朝當官，退可以在野為紳。歷史上所謂皇權不下縣，縣以下的鄉村主要就是他們在治了。當然縣以下還有一套鄉、保、甲的機構直接行使政府的職能。但是策劃指揮之大權卻都掌握在士紳手中。這就是中國歷史上鄉村治理的主要杠桿。

士紳的功能

士紳干了些什么呢？為便于說明，這里例舉，都以湖南省和作者所籍常寧之事。

一、參政議政是士紳主要功能：清代咸豐間，太平軍興，政府窮于應付，便號召地方勢力辦團練。曾國藩創湘軍時，“擇官紳中之誠樸者率鄉農為兵。”常寧士紳舉人唐訓方自帶500壯丁，號稱訓字營，因鎮壓太平軍，官至安徽巡撫。士紳舉人李孝經，見地方土太平軍攻城破縣，知縣逃亡，把總被殺，政府岌岌危矣！挺身而出，倡辦團練，招勇籌餉，縣紳紛紛響應，把常寧打著太平軍旗號的幾股土太平軍鎮壓下去了。還為唐訓方部籌餉銀兩萬昏（幺昏）錢，深得朝庭享識。政府為了利用這批富有從政經驗，而又廉價的士紳力量。民國政府也多次明文聘用，引下數例：

民國4年，湖南省令各知縣公署設置地方財政保管處，由縣知事鄰選地方殷實正紳委任管理。

民國20年，《湖南省各縣財政局規定》說：“各縣設財政委員會，除縣長及財政局長為當然委員外，就委任地方士紳選舉廉正并明了縣財政實況三、五人組織之，任期一年，但可連選連任。”又規定他們的權力：“縣政府每年編造縣地方概算，連同各機關分概算，應送縣財委會審核。財委會如認為有變更時，得另注理由提請復議。如財委們再持前議，縣長應即檢同理由書并原議案轉呈省政府核示”。關規定“縣長填發支付命令，須會同財委會常務會常務委員蓋章，常務委員至于未經法定程序的支付命令及支付款項數額與預算或法案不符的應拒絕會簽。”這樣一種“臨時工”士紳，卻能掌握全縣的財政大權。

民國30年，湖南省明文規定，各縣市財政整理委員會由士紳中選聘。常寧縣選13名委員組成。這些人都無供給，只發夫馬費。

民國32年，財政部房產評價委員會組織章程規定：“縣政府規定聘請當地公正士紳2人。”

民國35年大饑，縣府從地方公正士紳中臨時聘請組成縣積谷清理委員會。省府又令各縣商討地方紳耆先行發放積谷，組織民食委員會，將各該縣積谷提取一部分辦理平糶，救濟貧民。

縣中還常年邀請公正士紳督導催收田賦。

以上數例政府明文聘請的項目，有事即召之而來，來之能干，或臨時支付月薪，或只收旅差費，事畢而去，無所留戀。政府政簡、人少、支省。至于那非常時期士紳倡辦團練，差不多是有力出力有錢掏錢了。1927年的鎮壓農民運動，1945年抗日勝利后的秩序恢復，都是當局利用士紳組成清鄉委員會干的。1949年常寧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和政府拼命拉士紳組建“保農會”，企圖清室空野。共產黨的地下成員和親共愛國勢力便積極發動士紳迎接解放，下了決定的一棋。致使共軍尚未進城，不費一兵一卒，百姓安寧，雞犬不驚，常寧就已宣布和平起義了。民國時期的縣參議會，從參議長到參議員要數清一色的士紳班底了。因為當時的參議員不準在朝官員參加的。士紳不僅在協助政府施政上發揮了應有的功能，在彈劾貪官污吏上也是一支強有力的主力。清光緒年間，知縣龍啟濤貪贓枉法，把一樁謀殺罪的“一字傷”改為“八字傷”，被大士紳張拔貢告倒了。龍知縣罷官之日，又值連喪二子，張拔貢在龍離任前夕，書上一聯：“喪二子天有眼，再留三日地無皮”的尖銳諷刺對聯，帖在縣衙上，龍知縣明知是張拔貢的惡作劇，也沒敢奈何。那知這一道摧命符，氣得這個龍胡子回到家里，便一命嗚呼！民國3年，縣知事劉錫珍因貪贓枉法，被縣參議員檢舉控告而被撤職查辦。民國12年，縣參議會彈劾縣知事謝肅烈違法瀆職而下了臺。民國35年，縣參議尹滌寰在本屆就做了三件很有影響的事：一、檢舉縣長李萼輝盜賣聯合國救濟總署支援常寧戰后受災救濟物資219噸，縣長終被撤職查辦；二、湖南省銀行常寧分行主任向群，用公款私人放高利貸，向被撤職查辦外，分行職員全部改組；三、抗日戰爭期間，中央向人民發行“糧食征一借一糧食庫券”，抗戰勝利后發還，被湖南省截留“集中使用”，尹滌寰提案索還，被推舉清追代表團長，集合全省70余員于省城開清追大會，尹被推選為湘南駐省常務代表坐追。終于追回常寧稻谷23000余擔。民國34年光復時，常寧新任縣長周仲衡大舉清鄉，清了匪亂，本是好事，那知他的清鄉委員會竟然與法無據，而沒收匪逆產，執法又無一定程序。加以罰款過濫，殺戮太過，終被士紳告發而下了臺。

士紳還能推選官吏。1949年常寧解放前夕，藉縣長匆忙辭去，省里正傳已放新縣長來，士紳們聯合舉薦了一位當地的縣自衛總隊副總隊長歐陽耆當了縣長，另推薦了一位士紳補上了這個副職。促進常寧在動亂之際，得以不費一槍一彈和平解放。

縣以下的施政，縱的有一條線的鄉保甲在奉命執行，但鄉保甲長們每實施一頃政令，都必須先向當地士紳請示，然后仰仗士紳的力量才得順利實施。這里就不再枚舉了。

當然有的士紳在一塊地方也有他作惡的一面，但也確實幫了政府很大的忙。如果說士紳是統治階級的在野派，那末這個在野派還是可以與在朝派一爭民主，達到相互依靠，相互制約的效果。

二、舉辦教育文化事業，要算士紳又一頃主要工作：清代常寧唯一一所官辦的雙蹲書院，清末始建合江學堂。但從山長、校長到教師，都是縣中名紳。清同治間，致仕安徽巡撫唐訓方捐資擴修書院并兼任山長。至于義塾、小學，絕大多數是宗族和地方士紳倡辦，原知縣李澤芳捐田60畝在本鄉曲潭橋設義塾4處。地方上跨族際的學公；既有縣西經緯公、縣東啟明公、縣南振南公、縣北紫辰公，各有田一至四百余畝，都是士紳倡立，并由其代表經管。在自己家里讀書的士子，由學公定期布置作業，評卷發獎。鄉試撥旅差費，中功名有賀儀。民國后，四鄉公各自轉為學校，公產轉為四鄉教育基金。仍由各鄉士紳代表經理。全縣有地方教產田1639畝，（還不包括各族學田的產業。）年收租3400余擔。這就是集體辦學吧。政府僅僅給予一點補助而已。（新中國一來，把所有教產一概算為剝削產業，沒收分給農民了，致使辦學經費都由政府包干了。）

一縣的文化活動，由政府主辦者，清代只有一年一度的在大成殿祭孔典禮。民國時期才建了座圖書館，名中山圖書館。其它文化事業，都是士紳或族間辦起來的。他們自結文社，例如常寧清末民初，士紳詹明之與縣中名宿19人聯建文社，推明之主盟執牛耳，沒要官方掏錢、加封。士紳吳東皋等5人，自湊錢百貫立文會，不望官庫。名曰續文斌武，訂定每年春秋兩祭先師孔子及文昌帝君，屆期集縣城，聚首談心，吟詩論文。這類文會不知凡幾。各族修族譜，算是地方一大文化活動。其組織和纂修主要是士紳和族長。歷屆修縣志，知縣只是攬個頭，出錢搖筆桿，都是士紳所包。常寧歷屆縣志主纂：《康熙縣志》是舉人殷銘，《雍正縣志》是卸篆歸來的進士知縣段獻生，《嘉慶縣志》是主人吳山高，《同志縣志》和《常寧詩文存》是致士巡撫唐訓方。這些人都有是一縣名紳。以上文化教育事業，不論思想傾向如何，但也確為社會保存了大量文化遺產。而政府政也簡了，權也放了，民間積極性又調動了，官方省力，國庫也省錢。

三、恤孤憐貧，素稱美德。中國歷史上由于經濟不發達，溺女風熾。常寧素無育嬰機構，直到清光緒四年，巨紳李澤芳兄弟捐田200畝，合銀3000余兩，眾縣紳聞風興起，共捐田千畝，建成縣育嬰堂，專門收養遺異女嬰與孤兒，以后不斷擴大成縣救濟院，增設施醫、施藥和救災。諸士紳也在各族置義田、辦義倉，設義冢，救濟社會孤兒寡老。荒時借積谷以救饑，掩埋無主或無力掩埋的尸骨。

四、民眾教化與糾紛調解也是地方一大事情，第一層是族里，第二層到地方。而具體實施則都是大大小小的士紳。清道光間，白蓮教一首領郭子綠潛入常寧一村，燒香拜會，村民導入其術，地也無人種了。士紳陳訓恭一面聞之于縣，一面親自帶人焚其香堂，逐散拜會男女，縣府隨后追緝，教匪乃靖。清咸豐間，饑饉增多，里中盜賊蜂起，曲潭士紳李岳亭倡捐弭盜公，所以揚言重懲，實則對饑寒者生活上給予關照，或設法支助其就業資本，解決出路，這塊地方，盜未起而風已熄，傳為美談。民國三十年天旱，瑤塘村民欲求神禱雨，請士紳蕭文階出任會首，蕭見民情難通，對村民說：“我們約法三章，大家吃齋一七，請巫師做道場，有人保證七天能下雨，我當會首由我出錢。如果未下雨，錢由請我當會首的人負擔。”再也沒人敢承擔了。至于地方爭山爭水，打架斗毆，沒有不通過士紳這一調解關的。

五、治山管水、修路架橋、渡口茶亭等等便民利民的公益事業，都非士紳莫屬。常寧幾處大水堰像鴨婆堰等，牽涉20余里的水利，有跨鄉的組織，有常年維修的公產，都是跨地區的士紳合建合管。龍王廟橋公，士紳倡捐建成后，并置恒產以作常年維修之資。橋頭有專設施茶水，立涼亭以歇行人。

六、常寧名勝古跡，也是士紳所建。湖南省名寺大義山，地為梁姓所捐，施主是梁姓士紳。東鄉清溪書院，政府未曾染指，全是東鄉土紳建成。南鄉名洞金龍巖，過往官員題詩而已。士紳們為后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旅游資源。

七、民間藏書，都是士紳們所為。官方就一難藏，二難保。

八、最后還要介紹一事，常寧西南徭山，山叢嶺峻，又與五縣毗鄰，常為盜匪出沒之地。歷代官兵都是鞭長莫及，即使出兵大剿一陣，事后百姓還是吃大虧。自明洪武起，歷經六百余年，戰亂頻仍。幾乎都是地方士紳平息。清末民初，陽山有蕭化道、蕭學優叔侄，化道曾經幾度自辦槍枝，自辦團練，民國八年，學優大剿諸匪，斬匪首，一次突遭匪襲，學優中彈身亡，叔化道再度領兵，幾經周折，配合官兵，才予平息。

九、至于經濟事業，舊中國因屬私有制社會，常寧縣除水口山鉛鋅礦屬省實業廳局經管外，縣政府只有一兩人的建設科統管，在政府中無足輕重。工商業則有總商會統管，各行業也有同業公會管理。工商業巨子羅達欽，就是民間社團的商會會長，也是有名士紳。士紳劉法階，就是常寧第一個使用機械電器設備的著名煤礦老板。

紳權何來

綜前所述，在鄉參政議政、教育、軍事、文化、教化世人、恤孤憐貧、排難解紛、橋路渡亭、文物培護、經濟領域等等方面，士紳為社會、為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士紳既不在朝，也不支薪，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做？紳權又從何而來呢？首先，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就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已任的優良儒家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大丈夫“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些就是他們的理想。其次，在野的士紳和在朝的官吏，他們的個人利益也是相同的，也需要互相維護。再次，士紳要實現個人價值，維護個人利益，勢必需要通過以上諸社會活動才能顯現出來。所以他們去干也是自愿的、樂意的。

至于紳權何來，再看看他們政府的結構吧。據民國三十七年（1948）10月常寧這個38萬人口位居湖南省二等縣的政府機構人事狀況：縣政府只有民、財、教、建、軍等五科及秘書、合作指導、會計3室，總共56人。外稅捐處17人。下面14個鄉鎮計187人，平均每鄉13人（含鄉自衛隊8人）。241保，平均每保1600人左右。每保2員一丁，都是不脫產的，由政府給予一點津帖。當然政府各級所管的政也就少了。因為社會上許多事都落到士紳肩上了，士紳的權力也就大了起來。但是國家行政經費也就大大減少了。這也算是兩條腿走路吧。特別在一個落后的農耕社會里，財政來源本就缺乏，這在當時的條件下，也算是因時因地制宜吧！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集政、紳、族及許多民間組織于一體，在鞏固初建的人民政權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隨著事業發展的繁雜，繼續事無巨細，悉仰之于一縣之長，工作不甚其繁，支出不堪其重，造成微觀管不著，而宏觀無暇理。這種包治天下，吃“皇糧”的隊伍，自然大大地膨脹起來。而官僚主義、腐敗現象也隨之增進。機構的膨脹，在國家還沒有擺脫落后的農耕社會里，財政來源當然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財政資源，而要它再去擔負無限的干部吃飯問題，國不堪負，民不堪負，還能拿多少錢去搞建設呢？改革，改革，一句話，還政于民。

從舊社會的歷史反思，給我們今天或許還有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