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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所說的“虎患”是指在人類活動范圍加大，老虎生存的條件發生改變以后，離開深山，竄入城鄉，傷人、危害家畜的事件。關于虎患的問題，史書上少有記載，本人查閱了東南地區的479種方志，發現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的“虎患”，比起前代，其發生的頻率高，發生的地域范圍大，產生的危害性大，已成為當地一種嚴重的野生動物災害。本文認為虎患是東南山區生態環境人為破壞的結果。

關鍵詞：明清時期；東南地區；虎患

明清時期，我國東南地區經常發生虎竄城鄉、食人害畜的現象。人們稱之為虎患。也叫虎災、虎害、虎亂、虎荒、虎暴[1]。虎性殘暴，噬食人畜，是其本性。但離深山入城鄉，不斷襲擊人類、家畜則是明清時期出現的特有現象。

那么，虎患嚴重到一個什么程度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作者查閱了這一時期的史書，如《明史》、《清史稿》、《明實錄》、《清實錄》等，都未見記載。近代一些研究自然災害的專著，如鄧云特《中國救荒史》、陳良傭《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高文學《中國自然災害史》等也未曾提及。宋正海先生編纂的《中國古代重大自然災害和異常年表總集》的動物項中，列有虎患，但記錄的材料不多，不足以反映明清時期東南地區虎患的嚴重情況。為了弄清這個問題，作者利用《中國地方志集成》，收集了華東地區五省一市479種地方志中的虎患資料，對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的虎患作了一個初步的探索。

一、明清時期東南虎患的時空特征

明清以前，東南地區也有過虎患，但次數很少。據宋正海先生統計，從北魏至元末的近千年中，全國發生虎患16起，屬于東南地區的為6起（浙江2起，安徽1起，江蘇1起，福建2起）[2]，說明東南地區的虎患古已有之，但不嚴重。

明清時期虎患的情況就明顯不同了。

首先，虎患的次數空前增多。據不完全統計，此時期，東南地區出現虎患514次，是前一千年該地區發生虎患次數的85倍，平均幾乎每年發生一次。當然這一統計不可能完全準確，但是虎患成為一種常發性的嚴重自然災害，已成不容爭辯的事實。

其次，從時間分布上看，明代為205次，占總數的39%；清代為309次，占61%。清代的虎患程度又高于明代，虎患有越演越烈的趨勢。

表一：明清時期東南虎患的時間分布

省別|明代虎患發生次數|占明清時期該地區虎患總數%|清代虎患發生次數|占明清時期該地區總數%|虎患發生次數合計

江蘇（含上海）|32|45|39|55|71

浙江|49|36|86|64|135

安徽|24|39|37|61|61

江西|48|30|110|70|158

福建|52|41|73|59|125

東南地區|205|39|309|61|514

資料來源：據該地區的方志統計得來，為節省篇幅，未列出具體縣志名稱（下同）

第三，從虎患的分布地區上看，也和明代以前有很大不同。明以前，虎患只出現在浙江杭州、蕭山，安徽祁門，福建福州等少數幾個縣市，而到明清時期，幾乎遍及東南各省，據統計，有虎患發生的州縣達199個之多。在清代，東南地區共有349個州縣，有虎患發生的州縣約占其57%，即一半以上的州縣都有虎患發生。

表二：明清時期東南虎患的地理分布

省份|發生虎患縣數|占省內總縣數%

江西|54|67

浙江|43|55

福建|44|73

江蘇|27|38

安徽|31|51

注（1）各省虎患的次數和發生虎患的縣數，均根據各省的縣志統計

（2）各省的縣數，據《清史稿·地理志》浙江為78廳州縣，江西80，江蘇71，安徽60，福建60

但在東南地區各省發生虎患的情況亦有所不同。本區北部平原較多的江蘇、安徽等省虎患相對較少,南部多丘陵山區的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虎患發生較多。虎患最多的是江西、浙江和福建,都在百次以上。江蘇、安徽雖不到百次，但也在60次以上。就地理分布來看,情況也大致如此，最多的也是江西（52個縣）、福建（44個縣）、浙江（43個縣），其次為安徽（31個縣）、江蘇（27個縣）。說明地處中亞熱帶，又丘陵較多的江西、福建和浙江三省，虎患嚴重的程度要高于江蘇和安徽。事實說明，虎患的多少，又與各省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

二、虎患個案舉例

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的虎患十分頻繁，老虎作惡甚為猖狂，又甚兇殘，虎患究竟猖狂到何種程度，這從下列的個別例子中可以窺其大概。

例一：浙江杭州湖墅，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九月二十四日，天尚未明，湖墅夾城巷北，有黃斑虎軀體雄偉，自南河游至巷。有腳夫謝四，因早出行，與虎交肩行過，被虎爪傷左肩。虎遂入前巷知州凌煜家，據廳上大吼，鄰里無不杜門。凌家破后壁逃，虎遂登樓，地方奔告官司，喚獵戶二十余人，擒之無策，后以石灰灌入袋內，上瓦揭開，放日光，虎仰視，以灰迷其目，次以堅利長槍刺其口，始獲送官。”（光緒二十四年《杭州府志》卷八十四。又見康熙《錢塘縣志》）

例二：江西上猶縣，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虎災連年，群虎遍擾，各鄉傷及死者五六百人。甚至舟泊水中及坐寮守蔬圃者，俱被啖至，樵牧商旅裹足。“（光緒十九年《上猶縣志》卷十八）

例三：福建古田、寧德，明神宗萬歷元年（1573年），“有虎數只，從古田至德西鄉二、三、四、五都，白晝橫行村落，人被傷者四五十，豬狗無算，行路必數十人持械乃敢行，入山樵採亦必結眾鳴鑼鼓噪乃往。自春徂夏，其患始息。”（乾隆二十四年《福寧縣志》卷四十三）

例四：浙江孝豐縣，明神宗萬歷十六年（1588年）“五月，孝豐移風鄉白晝虎傷一人，復入舍，舍人母病臥，虎欲傷之，其婦力救被傷。又至一家，婦驚，閉戶，值父子樵歸，虎傷其子，其父力博幸脫。”（同治九年《湖州府志》卷四十四）

例五：福建安溪縣，清圣祖康熙（1162～1722年）中“虎患尤劇，始而竄伏深山茂林，噬樵夫、牧叟，繼則咆哮林落，市癢生劉皇遒死焉，至附近之地，常沿渡南門外，居民男婦白日悉遭所啗，甚有虎入人家噬害婦女，如崇善里芒洲五姓、長泰里參內黃家遭毒尤慘。中夜越入邑城損傷豚畜，邑民不敢夜行。計數年之內，十八里男婦老少，死于虎者不下千余人。”（乾隆二十二年《安溪縣志》卷十）

例六：江西樂平縣，清穆宗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睦樂村念經山有虎踞其上，實從未見者也。初虎突入附近耆德村，人不之覺，有鄉民攜12歲兒入園種蔬，虎伏籬側密菁中，兒揮鋤觸籬，虎撲兒死，父攖虎同死，村人咸有戒心。睦樂人夏恩起，傭工於耆，慮虎入已村，歸告里中預為備，路經念經山徑，中聞嘯聲，而虎已逼前，徒搏受傷僵斃，村人始駭知虎患。恩起弟恩普、恩祁痛兄慘亡，聚丁數十，將殪虎而復仇焉。虎耽視奮爪，勢猛甚，眾稍卻，普毅然持梃前進，祁持鳥槍繼之，槍發子未透，普亟以梃舂虎喉，虎嚙梃作兩橛，遂奔普，噬腰幾折，復攫噬祁肩，普立死，祁胸膈猶溫，醫救數日亦死，虎忽去，無可蹤跡。”（同治九年《樂平縣志》卷十）

這些例子反映，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的虎患，一是公然在白晝食人，二是成群作惡，三是竄入城鄉為害，和明清以前的虎患相比有很大不同。這也是明清時期東南地區虎患的一個明顯特點。

三、明清時期東南虎患造成的人員傷亡

虎患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危害最嚴重的莫過于造成人員的傷亡。每次虎患都有百姓喪生于猛虎之口。嚴重的一次傷亡可達成百、成千人。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究竟有多少百姓喪生于猛虎之口，現已難以統計，也無法統計。僅死傷百人以上的虎患次數就有31次，其中傷亡百余人的12次，200～300人的10次（記載“傷亡數百人”的，作300人計），400人的1次，500～600人的2次，1000人的4次，粗略統計，傷亡人數至少在萬人左右。明清時期東南地區虎患危害之嚴重，由此可見一斑。

表三：明清時期東南地區死傷百人以上的虎患統計

省名|縣名|時期|死傷情況|所據文獻

浙江|山陰|順治十六年（1659）|傷百余人|嘉慶《山陰縣志》卷二五

——|玉環|萬歷二十年（1592）|傷人數百|光緒元年《玉環廳志》十四

——|開化|隆慶二年（1568）|傷開化民百余|康熙《衢州府志》卷三十

——|樂清|萬歷二十年（1592）|傷人數百|乾隆二十一年《溫州府志》卷二七

——||唐熙二年（1663）|傷人數百|

——|泰順|乾隆二年（1737）|日傷四、五人，連歲約傷三百余人|同治元年《泰順封疆錄》卷十

安徽|涇縣|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年中計傷千余人|嘉慶《涇縣志》卷二七

——|績溪|天啟三年（1623）|傷數百人|道光七年《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

——|石埭|順治十七年（1661）|始食一僧，相繼食一百八十余人|民國三十年《石埭備志匯編》卷一

福建|崇安|雍正三年（1725）|虎患傷百余人|民國《崇安縣新志》卷一

——|南平|乾隆五十四年至嘉慶八年（1789～1803）|共被傷者四百余人|民國《南平縣志》卷二

——|屏南|光緒二十八年（1902）|遭其害者以百計|民國《屏南縣志》災祥

——|連江|乾隆五十九年（1794）|計噬男女數百余人|民國《連江縣志》卷三

——|莆田|天順三年（1459）|傷人以數百計|民國《莆田縣志》卷三三

——|德化|康熙二十年（1681）|吞噬百余人|民國《連江縣志》卷十八

——|安溪|康熙中|死于虎者不下千余人|乾隆二十二年《安溪縣志》卷十

——|長泰|康熙十一年至十二年（1691～1692）|吞噬者千余人|光緒三年《漳州府志》卷四十八

——||康熙五十八年（1719）|噬百余人|

——|沙縣|嘉靖四十一年（1562）|食人數百|乾隆《延平府志》卷四十四

——|泰寧|成化二十三年（1467）|傷人逾百數|民國《泰寧縣志》卷三

——||乾隆十六年（1751）|傷數百人|

——|建寧|光緒二十八年（1902）|噬人至百余多|民國《建寧縣志》卷二七

江西|鄱陽|順治十一年（1654）|一村中至食人百余|同治十一年《饒州府志》卷三十一

——||乾隆二年（1737）|計傷三百余人|

——|靖安|康熙二十四年（1685）|傷人六百余|同治九年《靖江縣志》卷十六

——|永新|康熙二年（1663）|四鄉死者百余人|同治十三年《永新縣志》卷二十六

——||雍正二年至乾隆七年（1724～1742）|死者近千人|

——|德安|康熙五十五年（1716）|食男婦百余人|同治十一年《德安縣志》卷五十三

——|婺源|嘉靖十七年（1538）|死傷男婦二百余口|民國十一年《重修婺源縣志》卷七十

——|上猶|嘉靖二十三～二十五年（1544-1546）|虎食五六百人|同治七年《南安府志》卷二九

——||萬歷二十九年（1601）|受傷及死者五六百人|光緒元年《南安府補正》卷十

四、明清東南虎患是盲目墾殖山區引發的生態災難

東南地區南高北低，北部和中部為平原，南部為丘陵山區，山區的面積約占全區70%以上。這里，地屬亞熱帶，氣候溫暖，樹木茂盛，野生動物眾多，自古以來，一直是虎的良好的棲息之地。

盡管虎生性兇殘，但上古時期虎并未威脅人類的生存，相反人們還將虎視為農業生產的保護神，每年冬季蠟祀時，虎還是人們祭祀的重要對象之一，其原因就是虎能食野豬，具有保護莊稼的作用。《禮記·郊特性》中便有“迎虎，為其食田豕也”的記載。

宋代，東南地區由于人口的繁殖和北人的南遷，原有耕地已不敷應出，出現了“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田，猶勝不稼”的情況。（王禎《農書》）山區，開始被不斷開墾，隨之，虎患也跟著出現。不過當時東南山區的開墾，還是在緩坡和淺山地帶，發生的虎患次數還不多。

明清時期,人口激增,據統計,宋徽宗崇寧（1102～1106年）時,東南地區人口為1500萬,明嘉靖時增至2312萬,比崇寧時增加了54%，清嘉慶時,人口猛增至13606萬人,比宋時增加了8倍，比明代增加了5.4倍[3]。人口的大量增殖，需要大量的耕地，這時的山區，淺山、緩坡早被開發，人們只能從淺山走向深山，從緩坡走向陡坡，從而形成了對山區大規模的深度開發，墾殖的規模擴大到整個丘陵山區。

為了解決耕地不足，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中期以后，清政府也一再提倡墾山，并制定政策，給予許多優惠。乾隆五年（1740年）諭令：“各縣生齒日繁，地不加廣，窮民資生無策，……凡邊省內地，零星地土，可以開墾者，嗣后悉聽該地民夷墾種，免其升科。”[4]嗣后又針對各省的具體情況作了規定，乾隆六年準“江省（江西）開墾，如在山巔水涯，高低不齊，或沙石間雜，坍漲不一，及畸零閑土，約在二畝以下者，免其升科。”[5]對福建規定“閩省多屬山田，層壘高下，如同梯形，以丘而論，均屬零星，彼此合算，方成畝數。嗣后民間開墾，無論水田旱田總以零星曠土，不及一畝，與雖及一畝，而系地角山頭，不相毗連者，免其升科。”[6]對江蘇的“山頭地角，磽瘠荒土，及溝畔田塍，畸零隙地，不成丘段者”，規定“聽民種植，無論多寡，永免升科。”[7]浙江省“地窄民稠，凡平原沃野，已鮮曠土”，因此也規定“山頭地角，溪畔崖邊，間有畸零，不成丘段及從前水沖沙壓荒地，人力難施”之地，“永免升科”[8]。

這些政策，解除了對貧苦農民進山開墾的束縛，推動了大量農民進入山區進行開墾，從而在清代中葉形成了墾山高潮。

這一時期，玉米和甘薯的傳入和傳播又促進了山區的墾殖。山區土壤瘠薄，又缺少澆灌條件，很難滿足農作物特別是糧食作物生長的需要。我國原有的糧食作物肥水需要較多，很難在山區生長。明代中葉以后，從國外傳來了玉米、甘薯等作物，這些作物耐瘠、耐旱又高產，適合山區的條件，又能提供大量的糧食，因此很快在東南地區傳播開來，成為開發山區的重要作物，對東南山區的開發起了推動作用。清代中葉以后，在上述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東南山區的開發大大加速了，從緩坡到陡坡，從淺山到深山，都先后被開墾，出現了到處墾山的局面。

在閩南山區，“農曩耕于田，今耕于山，……若地瓜，若茶，若桐，若松杉，若竹，凡可供日常者，不憚陡巖辟草萊，藏計所入，以助衣食之不足。”[9]

在湖南、江西交界處，“凡深山窮谷之中，墾種雜糧，既無曠土，亦鮮游民”，“斜坡深谷，大半辟為藷土。”[10]

浙南山區情況也是如此，連遠在河南的《光山縣志》中說到：“深山窮谷，則專種包粟（玉米），以充一歲之糧”[11]，“凡山谷磽瘠，皆墾種番蕷（甘薯）、苞粟（玉米）、靛、果之屬，以牟微利。”[12]

在浙西地區“湖郡南西北三面皆山，……外來之人租得荒山，即芟盡草根，興種蕃薯、包蘆（玉米）、花生、芝麻之屬，彌山遍谷，到處皆有”[13]。

皖南山區“凡峻嶒險峻之處，無不開墾，草皮去盡。”[14]

所有這些記載，都表明，明清時期東南山區的開墾，無論從廣度和深度來說，都已到了飽和的程度。

山區墾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破壞了植被，使虎失去了棲身之所。江西南城，“虎，當日山深谷暗，所在多有，近今草辟荊披，山民蕃盛，不常見之，”[15]。安徽舒城，“虎，舊日西南之山有之，今日開墾幾遍，無藏藪，不常見”[16]。浙江新登“今開墾遍山，虎亦遁蹤。”[17]安吉“山鄉恒多虎患……自嘉慶以后，人煙笛密，無柴薪可以容身，虎患絕少。”[18]

開山造田，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使東南地區老虎的數量大大減少，分布地大大縮小。據統計，明清時期有老虎的州縣為197個，經過毀林墾山，老虎的數量大為減少，到當代東南地區的虎的州縣，只剩下了44個，即77.7%的州縣老虎都被趕跑了（詳見表四：明清以來東南地區的老虎分布）。東南地區老虎從普通的野獸，變成了珍稀動物，就是明清時期大規模墾山造成的后果，這種局面的出現，當時人是始料未及的，失去棲息之所的老虎，只能逃亡他鄉。為了活命求生，不少老虎則下山竄入城鄉，與人類爭奪生存空間，以人畜為食，從而形成虎患，這就是明清時期，出現虎患的重要原因。

表四：明清以來東南地區的老虎分布

省份|明清時期分布|當代分布

江蘇|南京、江浦、靖江、吳縣、太倉、常熟、震澤、無錫、丹徒、溧水、溧陽、高淳、句容、武進、宜興、江都、儀征、通州、盱眙、清河、沛縣、松江、華亭、南匯、青浦、嘉定、寶山（包括上海市共27市縣）|宜興、南京（2市縣）

浙江|杭州、余杭、臨安、淳安、嘉興、嘉善、海鹽、海寧、湖州、石門、烏程、分水、長興、寧波、奉化、象山、鎮海、慈溪、余姚、寧海、山陰、定海、紹興、嵊縣、諸暨、上虞、臺州、臨海、玉環、新登、太平、浦江、衢縣、常山、龍游、泰順、江山、永嘉、樂清、麗水、慶元、云和、宣平（包括43市縣）|寧波、開化、杭州、莫干山、麗水、衢州、江山、慶元（按：莫于山在德清縣）（共8市縣）

安徽|合肥、含山、和州、無為、廬江、廬州、安慶、懷寧、望江、潛山、六安、潁州、宿州、蕭縣、全椒、當涂、蕪湖、繁昌、銅陵、廣德、涇縣、祁門、休寧、績溪、歙縣、旌德、寧國、青陽、太平、石埭、建德（共31市縣）|東至、安慶、黃山（按：黃山在歙縣）（共3市縣）

江西|南昌、奉新、寧州、靖安、武寧、新建、昭萍、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澤、義寧、南康、星子、都昌、建昌、婺源、鄱陽、樂平、德興、安仁、宜春、分宜、萬載、高安、上高、新昌、清江、安義、奉新、撫州、靖安、金溪、宜黃、南豐、瀘溪、永新、泰和、永豐、峽江、遂川、永寧、南城、安遠、贛縣、信豐、寧都、瑞金、石城、南康、上猶、南安、大庚（共52市縣）|安遠、贛縣、泰和、黎川、永修、波陽、九江、瑞昌、武寧、南城、上饒、龍南、信豐、峽江、廬山（按廬山位在九江）（共14市縣）

福建|羅源、同安、建寧、建陽、建甌、邵武、光澤、泰寧、建安、崇安、松溪、南平、寧德、壽寧、霞浦、福安、福鼎、屏南、古田、連江、莆田、仙游、永泰、泉州、永春、德化、安溪、長泰、漳浦、詔安、平和、汀州、武平、連城、長汀、上杭、永安、將樂、明溪、清流、寧化、泰寧、尤溪、大田（共44市縣）|尤溪、仙游、安溪、建陽、建甌、古田、光澤、寧德、屏南、順昌、大田、永春、廈門、南平、福州、鼓嶺、福清（共17縣市）

資料來源：

1．清時期老虎的分布據《中國地方志集成》中的有關府縣志統計。

2．當代老虎的分布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主編《中國哺乳動物分布》，107頁。

五、一些認識

（一）在中國歷史上，虎患不只東南地區有，也不只明清時期有。明清時期，東南地區出現如此嚴重的虎患，那是由于當時人多地少，濫墾山區，嚴重破壞了老虎棲息、覓食的場所而造成的。所以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的虎患，從表象上看，似乎是自然災害，實質上是人類與虎爭生存空間所造成的一種人為災難。

（二）山地開墾應適可而止，應以不破壞生態為前提。否則物極必反，反過來危害人類自身。恩格斯早已告誡我們：“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盲目開墾山地，造成的后果不只是水土流失，首先是造成生物生存環境的破壞，從而引發一系列災害性的后果。明清時期東南地區出現的嚴重虎患，便是盲目墾山引發的直接后果之一。可見，在農業生產中，克服盲目性，增強預見性，是預防造成新的自然災害的重要關鍵。

注釋

[1]虎災，見民國《長泰縣志》卷一；虎害，同治《贛縣志》卷五三；虎亂，乾隆《延平府志》卷四十四；虎荒，同治《安吉縣志》卷八；虎暴，同治《義寧州志》卷三九

[2]宋正海《中國古代重大自然災害和異常年表總集》廣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485頁

[3]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甲表38，甲表82，乙表41

[4]《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二三

[5]《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四六

[6]《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四七

[7]《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五○

[8]《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二四

[9]乾隆《泉州府志》卷二○

[10]同治《桂東縣志》卷四

[11]光緒《光山縣志》卷六十八

[12]光緒《處州府志》卷四

[13]同治《湖州府志》卷四三

[14]道光《徵州府志》卷四

[15]同治《南城縣志》卷一之三

[16]嘉慶《舒城縣志》卷十二

[17]民國《新登縣志》卷十引舊志

[18]同治《安吉縣志》卷十二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7頁

TheTiger-ProblemandItsRelativeIssuesinSoutheasternChinainMing-QinPeriod.

Abstract

Thetiger-probleminthisarticleisaneventthattigerleavefrommountaintovillagesforhuntinghumanbeinganddomesticanimal.Thisissuewasnotrecordedinnormalhistorybooks.Afterlookingforthelocalnotebooks,theauthorhasfoundedalotoftiger-problem,whichhappenedmorewidely,moreseriously,muchmoreintheperiodofMing-QinDynastythanbeforethattime.Theauthorthinksthatthereasonisthattheecologicalsurroundingshavebeendestroyedserious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