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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根據章有義論文中有關長洲魚鱗冊之某些線索，本文試圖重建該地區田皮分配之狀況，由此可得三項啟示：第一，包括田皮分配在內之統計顯示蘇南地區地權分配比較平均，故太湖模式之提法不妥當；第二，田皮市場之出現，使貧下農戶可以對手中有限之資源作更合理之配置；第三，田皮戶之平均規模尚略大于田骨戶之平均規模，佃農中農化之說應該可信。

關鍵詞：田皮田骨地權分配吉尼系數

我近年來設法整理明清時期地權分配資料，其中的困擾之一是在實行永佃制地區，產權分割為田骨田皮，對地權分配分析造成重大扭曲，但因無資料，無法對田皮產權作歸戶統計。我曾經根據章有義論文中透露的江蘇長洲康熙初年三冊魚鱗簿之線索，企圖重建該地區田皮分配之統計，可惜試算結果，內部矛盾頗多，難以令人滿意。無奈章有義用過的三冊地籍檔案已然遺失，我數次前往追查，均無下落，無法根據原始資料，實地對田皮產權作歸戶統計，只能仍就章文線索，再細加斟酌，重新計算，寫成此文。

明清時期農村出現永佃制租佃關系，迅速在各地普及。根據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1937的調查(見表1)全國16個省份都或多或少存在永佃制。其中以察哈爾及綏遠兩省最為普遍，占農地比例高達百分之八九十，主要是因為這兩省農地皆為清代開荒取得，主佃協同墾荒，共分產權①。就全國而論，永佃制之比例為21．1％。在內地省份中以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永佃制比重最高，而此區內以蘇州附近各縣比重最高。據1934年何夢雷調查，永佃制比重在蘇州是90％、常熟是80％、無錫是50％②。章有義教授曾經利用康熙年間江蘇長洲的三冊魚鱗簿記錄資料，發現677戶業主的田地上95．5％是底面分離的③，也就是實行永佃制的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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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土地委員會作此項調查時，臺灣已被割讓于日本，故未包括在統計表內。臺灣亦系新墾土地，永佃制盛行。

②何夢雷：《蘇州無錫常熟三縣租佃制度調查》，1934年。

③章有義：《康熙初年江蘇長洲三冊魚鱗簿所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

在永佃制下，田地產權分離為兩層，不由同一人執有：業主握有所有權，稱田骨或田底，業主沒有田地的使用權，只有受益權，即收租權；佃人握有田地的使用權，稱田皮或田面。田骨的所有人有收租權，同時有向政府納田糧的義務。田皮的所有人有耕種土地之權，只納租而不負擔田賦；如果他不愿自己耕種，可以將田皮出租給其他農戶，坐收若干地租(稱小租，相對于田骨業主所收之大租而言)，是為二地主或三地主。小租數量之多寡則由訂約雙方商定。所以土地的受益權可以多層分割。田骨與田皮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物權，互相獨立。田骨與田皮各有自己的市場，也各有自己的行情，由自己市場的供需情況所決定。

有人稱永佃制租佃關系為“土地股份所有制”，這種說法是不妥當的。公司制度下的股份是按公司產值的數量平均分配，每一普通股的價值相等，每一股的執有人，其權利與義務也相等。同一公司的股份，如果不算優先股，則只有同一市場，每時每刻都是同一市價。田骨與田皮則不是按數量分割，而是按產權性質分割。田皮執有人有田地的使用權，可以耕種這塊田地；田骨的主人則沒有使用權，如果他也跑去耕種這塊田地，則是一種侵權行為，可引起訴訟。兩者的權利與義務均不同，田皮執有人要向田骨執有人納租，但田骨執有人不向田皮所有人納租。田骨業主有繳納田賦之義務，田皮業主則沒有這種義務。田骨田皮不在同一市場上，兩者之市價在絕大多數時候有高下之別。

當然，農田可以采用公司制來經營，公司可以有眾多股東，所有的股權相等，股東共分收益，但這與永佃制的性質完全不同，兩者不可混為一談，最好不用誤導性名稱。永佃制分割了土地的產權，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樣就給地權分配之分析增加了復雜性。我們分析地權分配，通常是以業主在政府官署登記的所有權為基礎，不涉及田皮的產權。然而在永佃制下，田皮是獨立的產權，其市價往往比同面積的田骨更高。一個握有十畝田皮的農戶往往比擁有十畝田骨的地主更富有，要研究地權分配應該將田皮產權計算在內。

然而，有系統的田皮歸戶資料不容易獲得①。安徽宣城的魚鱗冊上記載田皮所有人之姓名，稱為“墾戶”，與業主姓名并列，但現存者只有幾張殘頁，無法作歸戶統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來藏有康熙初年江蘇長洲三冊魚鱗冊(編號為127、128、129)，上面有田皮所有權之登錄②，經人使用后，現已遺失不見，主管單位無法追查三冊之下落。幸而章有義先生在使用過這三冊檔案后，曾寫了長文發表。章先生文中主要是討論田骨所有權之分配，但文中透露若干有關田皮分配的線索，可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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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日本國會圖書館、東京教育大學等三處藏有若干明清魚鱗冊，上面登載每丘田皮所有人姓名。

②章有義：《康熙初年江蘇長洲三冊魚鱗簿所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

我們現在舉出章文中康熙五年二十一都二十圖的田骨分配統計(見表2)，進一步分析該地的田皮分配。因為資料缺乏，我們無法實地進行田皮歸戶統計，只能根據章文所述，加上一些我們的假設，重建一個該區田皮分配統計表。計有下列各項有關該區田皮分配之推估。

(1)由于缺乏資料，我們不能依市價來計算田皮價值，為了便于計算，我們假設田皮與田骨等值，一畝田皮等于一畝田骨，這樣就便于將田皮畝數與田骨畝數相加，求田地產權總量。大部分時間，田皮及田骨市價相差不大，在有清兩百多年，兩者的平均價大約也是相等。事實上，在許多訟案中，地方官署就是判定田皮田骨等值。

(2)該區有167畝田地是皮骨合一的田地，占農田總面積7．7％，又據表2所列之統計，不足5畝的農戶比重是7．9％，共占有田地170畝。我們假定這兩類是重合的，換言之，皮骨合一的田地就是這些占地不足5畝之小自耕農的田產。他們的綜合產權價值是田皮加田骨的總量，即170+170=340畝。

(3)該區全部農田的91％左右是佃戶享有的田皮，估計有144戶田皮佃戶，共占有1971畝田皮。于是章文(表2)中所列177戶無地農戶中144戶是有田皮產權之農產，只有33戶是真正無產農產。

(4)這144戶田皮農產平均每戶有田皮13．7畝，不算很多，現分配如下：

以上的推估與現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之康熙十五年蘇州府長洲縣西二十二都二圖璧字圩魚鱗冊所載之佃戶耕地分配比率(分組)絕相類似①。兩冊是同時同地，于是大大增加了我們對上述推估之信心。將這些估計數與表2相結合，便構成該區田骨田皮綜合地權分配統計表(見表3)。全區共375戶，其中33戶沒有田骨也沒有田皮，144戶有田皮而無田骨，198戶有田骨或皮骨兼有。田皮加田骨產權總畝數為4253畝，比田骨多出將近一倍，也就是說90％以上是皮骨分割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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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欒成顯《明代黃冊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454頁。所抄錄的璧字圩魚鱗冊作為樣本略嫌太小，只有58戶業戶，76戶佃戶，但佃戶承租之耕地占全圩總耕地面積95．4％，這點也與章文所統計者全同。

表3是該地區地權分配的全貌，與表2相比較，可以得出三頂重要啟示。

第一，略去田皮產權不計，會給人一個極度扭曲的印象。這種扭曲的印象由來已久，顧炎武說蘇中有田之人十之一，無田而佃耕的人十之九，即是典型代表。顧炎武所謂的田地之有無即是專指田骨而言，田皮產權則完全拋開不計。從該地區的魚鱗冊來看，顧炎武所說的一點也不錯，正如章有義文中的原始統計所證實的。從表2中可以計算出該地區耕地分配的吉尼系數是0．784。此系數相當高，是清代各地土地分配吉尼系數最高者。因此，大家一致公認蘇南地區，尤其是蘇州府各縣，是土地分配最不平均的地區。秦暉教授提出此點與關中地區相比，關中地區31項地權分配統計之吉尼系數平均只有O．351，尚不到長洲吉尼系數之一半，相差懸殊。秦暉稱前者為“太湖模式”，代表地權高度不勻的狀態，后者稱為“關中模式”，代表比較平均的分配。①現在可以看出，所謂“太湖模式”是從不全面的統計資料計算而得。這扭曲的主要因素就是在永佃制下田皮與田骨兩層產權之分割。田皮是一項產權，不應該被略去不計。根據表3的統計資料，重新算出的吉尼系數是0．398，這是皮骨兩項產權合并統計的結果，只有原來地權分配的吉尼系數之一半，超量的一半是資料所造成的扭曲。0．398之數并不比關中的平均吉尼系數高許多。與華北其他各地相比較，蘇南地區的地權分配也算是比較偏低的。“太湖模式”的說法不能成立。

第二個重要啟示是，永佃制出現以后，田皮可以買賣，確是為低下農戶提供了一個土地投資的捷徑，農戶可以用較少的代價買進產權，自由獨立經營。這也指明貧下農戶應該如何合理分配手中有限的資源。上面表中顯示，皮骨合一的業主都是小自耕農，平均占有田地不足5畝，這樣生活會十分艱苦，因為他們把全部資源投放到農地上，保有皮骨合一的產權，但規模都很小，不足5畝。如果把家中資源放在較低廉的田皮上，經營規模就會大許多。田皮農戶的平均規模是13．7畝，這正說明李調元的看法是正確的，不如把田賣掉，去買田皮當佃農②，也同樣說明蘇南地區很多村莊為什么都變成了佃農村③，佃耕土地占農地90％以上。

第三，以上的分析也證明了方行先生的“佃農中農化”的說法是正確的④。因為有了土地投資的捷徑，貧下農戶有機會更合理分配手中有限的資源——不必把資金全部投放在農地上，可以用一部分購置更齊備的農具或耕畜，所以田皮農戶可以更快地向上發展。也因此，田皮市場更看好，田皮價格會超過田骨價格。從表2及表3的資料中可以算出，田骨所有人的平均規模是10．9畝(：2166畝÷198戶)，而田皮戶的平均規模是13．7畝(1980÷144)。蘇南地區的佃農普遍比自耕農富裕，甚至比某些握有田骨的地主享有更多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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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版。此書中也用吉尼系數表比較太湖與關中地區的地權分配。此系數是由意大利經濟學家所設計的一種指數，可以簡約地代表如表2或表3所羅列的分配分組統計(所得分配或財產分配)，這種指數可以對不同時間或不同地區的分配狀況進行比較。現在，國內的經濟史學家已逐漸喜歡采用這種簡單的分配指數，遠比“某某人有田若干”這類的文字敘述科學。

②清人李調元的“賣田說”。

③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頁。

④方行：《清代佃農的中農化》，《中國學術》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