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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國時期河北災荒較前更為嚴重，無年不災、多災并發(fā)，危害面廣是這一時期災況的基本特征。在諸多自然災害中，以水、旱、蝗三災為主，其中，又以水災危害最大。面對災荒，各屆政府都采取相應措施救災，但由于重視程度不同，防治成效存在很大差異。另外，政局動蕩、戰(zhàn)亂不斷、經(jīng)濟凋敝、民力衰竭等客觀因素也嚴重制約了防治效果。

關鍵詞：災荒救災措施防治成效

河北災荒史的研究始于20世紀20年代，1927年12月《科學》雜志發(fā)表竺可楨的《直隸地理的環(huán)境和水災》一文，開河北災荒研究之先河。1934年，《河北月刊》第1卷第12期，第2卷第5、6、8、9、10期連載石玉璞、林榮的《河北水利史概要》，對河北的河流、水利等狀況作了概要性介紹。此后，雖有相關文章發(fā)表，但大多是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出發(fā)進行的考察研究。進入8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史研究的興起，災荒史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并相繼出版了一批綜合性、專門性的論著。河北災荒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績，研究內容涉及災情概述、災荒的成因、社會危害及防治等方面。其中，關于災荒防治方面的論文有：池子華、李紅英的《晚清直隸災荒及減災措施的探討》（《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張水良的《華北抗日根據(jù)地的生產(chǎn)救災斗爭》（《歷史教學》1982年第12期），李金錚的《晉察冀邊區(qū)1939年的救災渡荒工作》（《抗日戰(zhàn)爭研究》1994年第4期），郭貴儒、陳東生的《建國初期河北省救災度荒工作述論》（《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25卷第2期）等。本文擬對民國時期河北災荒防治及成效進行一些分析，不妥之處，請方家指正。

一、災荒概述

民國時期河北是全國重災省份之一。大災相連、小災不斷，是這段時期災況的真實寫照。為了對38年間河北災情有個直觀認識，筆者通過對有關資料的整理、統(tǒng)計，列表如下：

民國時期河北歷年受災縣數(shù)統(tǒng)計表

災別|水災——|旱災——|蝗災——|總災——

年份|受災縣數(shù)|受災縣數(shù)|受災縣數(shù)|受災縣數(shù)

1912|36州縣|——|——|38

1913|15|——|——|15

1914|13|——|6|19

1915|5|——|9|14

1916|——|——|5|5

1917|105|——|1|105

1918|5|——|2|7

1919|3|——|2|5

1920|——|103|4|103

1921|10|1|1|12

1922|40余|——|3|44

1923|5|——|2|46

1924|74|2|——|74

1925|25|——|1|26

1926|27|1|——|30

1927|1|——|——|8

1928|21|45|26|92

1929|83|30|90余|117

1930|70余|6|38|96

1931|23|5|82|95

1932|45|——|23|73

1933|30|幾遍全省|85|——

1934|43|40余|26|80

1935|62|34|——|80

1936|3|6|——|9

1937|11|——|——|11

1938|16|——|——|16

1939|104|——|——|104

1940|——|——|2|2

1941|——|——|——|——

1942|4|5|——|9

1943|30余|67|——|67

1944|4|——|23|27

1945|3|——|——|7

1946|17|——|——|17

1947|——|56|——|60

1948|——|13|——|——

1949|44|——|60|——

資料來源：李文海等：《近代中國災荒紀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夏明方：《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xiāng)村社會》，中華書局出版2000年版，第371頁—383頁附錄（1912—1948）年間各省區(qū)歷年受災縣數(shù)統(tǒng)計；《申報》（1912—1949）；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北省志·大事記》，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李文海等：《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續(xù)編》，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張長榮：《河北的蝗蟲》，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中各地方縣志；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河北市縣概況》，1987年版。說明：總災：包括水、旱、蝗、風、雹、地震等各種自然災害的受災縣數(shù)，一縣一年遭受幾種自然災害的按一縣次計算。

通過此表，可以看出河北災情的如下特點：

1、無年不災，多災并發(fā)。38年中，除1941年沒有災情記載外，幾乎無年不災，且許多年份多災并發(fā)，有的是不同地區(qū)遭受不同的災害，有的地區(qū)則是春季遭旱、蝗災，夏季遭水災。如1929年河北災情幾遍全省，水、旱、蝗災多災并發(fā)。6月，河北旱象已成，蝗蝻迭起，發(fā)生蝗蟲者至90余縣，持續(xù)時間長達4個月之久（6—9月），旱蝗之后，繼以大水，南部各縣以旱蝗為重，東北各縣以水災為重，7—8月，河北數(shù)次暴雨，山洪暴發(fā)，各河均告泛濫，如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南北運河、潴龍河、子牙河、灤河、減河、唐河、箭桿河及黃河等[1]。

1933年，河北水旱蝗等災多災并發(fā)，旱災幾遍全境，而尤以蝗災水災為最重。全省85縣大蝗成災，被害農(nóng)作物面積達2452487畝，損失1249909銀元。蝗災之外，夏秋之季，大雨連綿，南運、北運、永定、大清、滹沱、子牙、薊運各河并各支流，決口多者達六、七十處，水災達22縣[2]。

1935年，河北省諸災并發(fā)，自春徂夏，旱魃肆虐，風暴為災，入夏后，大部分地區(qū)均轉旱為澇，黃河、永定河、北運河、滹沱河等相繼潰決，全省被水旱風雹災者共計80余縣，災民128萬余人[3]。

2、以水、旱、蝗三災為主。38年間，共發(fā)生水災年份33年次，旱災18年次，蝗災22年次。遭受水災的縣份累計達到913個，遭旱災縣份498個，蝗災409個。這一結果表明，水災的危害程度遠遠超過了旱災和蝗災，成為對河北危害最大的災種。它打破了傳統(tǒng)的“南澇北旱”的說法，成為民國時期河北農(nóng)業(yè)災害的一個特點。

3、災害發(fā)生的頻率越來越高，波及范圍越來越廣。民國時期雖然時間短暫，僅38年，但災害的發(fā)展同以往相比，呈現(xiàn)出愈演愈烈的態(tài)勢。民國38年間，河北共發(fā)生特大災害年和大災害年19個年份，平均每2年發(fā)生一次，其中特大災害年13個年份，平均每3年發(fā)生一次，這與晚清直隸平均每2.4年發(fā)生一次大災害，每6.4年發(fā)生一次特大自然災害相比，災害的發(fā)生頻率顯然越來越高。另外，遭災范圍之廣亦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38年間，河北共計約有1640多個縣份遭受一種或幾種自然災害的侵襲，平均每年43個縣份遭災，也就是說，河北每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縣份在遭受著各種自然災害的侵襲，災害的嚴重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由災荒引發(fā)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是眾所周知的：一是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遭劫造成社會總體經(jīng)濟的下滑，國民經(jīng)濟深受影響。二是糧價的飛漲造成經(jīng)濟秩序的混亂。三是大量的災民涌向城市，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四是土匪的涌現(xiàn)嚴重危害著社會的安定。面對災荒引發(fā)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視而不見，都會采取各種措施進行救濟，但是由于各屆政府的重視程度不同和受經(jīng)濟政治等客觀條件限制，災荒的救治效果往往會大相徑庭。這從河北災荒防治中可以窺見豹斑。

二、災荒的防治

民國時期雖時間短暫，但政權更迭頻繁，不同政權下的荒政有所不同。以下就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的荒政分別加以論述。

（一）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7）的荒政

所謂荒政，是指統(tǒng)治階級為防止或挽救自然災害和救助災荒以穩(wěn)定其政權而采取的政策、辦法等措施。北洋政府統(tǒng)治早期，對荒政并不重視，而是把主要精力、財力放在爭權奪利、鞏固自身統(tǒng)治上。但頻繁的災荒降臨，尤其是1920年華北五省大旱災以后，大批災民涌向城市或其他非災區(qū)，不僅給社會造成極度混亂，而且對中央政府形成巨大壓力。北洋政府迫于形勢，相繼設置了一些機構，并采取相應措施減災、救災。

1．機構的設置主要是防災和救災機構的設置。北洋政府設置的防災機構是全國防災委員會。1921年5月13日制定《全國防災委員會章程》，規(guī)定此機構附設于內務部，以討論受災原因，籌設防災方法，消彌各省區(qū)災歉之發(fā)生為宗旨[5]。主要的救災機構是籌議賑災臨時委員會和內務部下附設的賑務處。籌議賑災臨時委員會成立于1920年，1920年9月14日，國務院公布《籌議賑災臨時委員會章程》規(guī)定由內務、財政、農(nóng)商、交通四部合組該決策機關，以專司籌議臨時救災及善后各事宜。1921年10月29日，為統(tǒng)一賑務行政起見，北洋政府又以教令形式頒布《賑務處暫行條例》，規(guī)定由賑務處綜理各災區(qū)賑濟及善后事宜。至此，北洋政權下的防災、救災機構形式上已經(jīng)具備。

2．政策、措施的制定首先是救災經(jīng)費的籌集問題。財政為辦事之母，為籌措經(jīng)費以保證政策的貫徹執(zhí)行，1920年9月，北洋政府規(guī)定：賑款除由中央撥款外，還由各省、縣籌集及有關方面募捐，募捐事宜由各省軍民長官及現(xiàn)職官吏、省議會議員、各縣地方紳商及各省地方同鄉(xiāng)官商、慈善團體等分別負責，并將所募款項，匯交各該處銀行、商號存放，同時規(guī)定，募集除現(xiàn)錢外，糧食、衣件亦分別收集[6]。另外，北洋政府還采用發(fā)行公債的辦法來籌款。1920年11月，政府頒布《賑災公債條例》，決定發(fā)行公債400萬元，年利率7厘，每年上半年5月31日和下半年11月30日各付息一次[7]。由此可見，北洋政府的籌款方式是多樣化的。為保證賑款的有效利用，1920年9月29日，內部擬訂《辦賑懲獎暫行條例》，其中規(guī)定：經(jīng)辦人員，如侵蝕賑款，情弊訊實，即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情節(jié)最輕者亦須處一等有期徒刑，不在減輕[8]。10月11日，賑災條例公布，加侵賑款五百元以上者處死刑一條[9]。

北洋政府時期的荒政主要以治標為主，治標的主要方式為急賑、工賑、平糶、蠲緩、借貸等傳統(tǒng)方式。第一急賑：1917年直隸水災，天津督軍曹錕預備大鍋三十口，每日蒸作饅首，警察處長亦預備大鍋八口，合計每日蒸饅首二萬斤，散給被水災民[10]。1920年華北五省旱災后，北京政府命內務、財政兩部會同各該省長迅籌款項，趕辦急賑，8月26日，保定、大名、津海道所屬各縣亢旱成災，災情為40年來所未見，北京政府令撥款銀20000元救濟[11]。10月7日，又飭財政部迅籌40萬，辦京畿災民粥廠，棲流所及棉衣[12]。1922年7月，徐水大雨，田禾淹沒無算，縣府呈請急賑，準提撥縣倉谷款3000元，旋奉發(fā)帑150元，散放急賑[13]。第二工賑：1918年春，省屬捐款若干，以工代賑，將劉公堤全行修復完好[14]。1921年2月26日，北京政府交通部在石家莊設滄石工程處，以工代賑，招募災民開工筑路[15]。第三平糶：1920年旱災，曹錕在天津省署邀請順直省議會議長等討論賑濟災民事宜，會議議決：創(chuàng)辦直隸義賑會，以便統(tǒng)籌全省救濟事宜，除募款放賑外，并設一直隸平糶總局。曹特籌款二百萬元，以百萬舉辦急賑，以百萬辦理平糶，平糶專令各縣士紳出頭接洽，一防胥吏舞弊，一防奸商居奇[16]。第四蠲緩：1917年京直淫雨為災，為救濟災民，政府蠲緩租稅、發(fā)帑、撫恤等[17]。1920年威縣大旱，“威屬災情十分者蠲免十分之七，九分者蠲免十分之六，七分者蠲免十分之二，其蠲剩銀兩照例緩至民國十年秋后啟征，分作三年或兩年，帶征應征九年差徭比照田賦蠲緩數(shù)目，亦分別蠲緩[18]。”1924年柏鄉(xiāng)縣大水成災，政府發(fā)款賑濟，并查被災村莊，分別減免地丁銀[19]。第五借貸：善后救濟工作至關重要，為了使災民在災后能及時恢復生產(chǎn)，省長曹銳又擬在糶賑外，設一因利局，貸借債款與災民，充耕種費，以濟糶賑之窮。具體辦法系由直隸省銀行發(fā)行二百萬銀元之銅券，分令各縣設立分局，由各縣知事監(jiān)督辦理[20]。

總之，北洋政府的救災工作從災時急賑到災后幫助災民恢復重建，從機構、制度上雖漸趨完備，但在執(zhí)行過程中，由于中央政府重視不夠，地方官吏乘災舞弊，再加上財政困難、戰(zhàn)爭頻起，很多政策措施難以實行。

（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的荒政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荒政同北洋政府時期相比，無論在重視程度、防災救災措施以及救災款的籌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和提高。

南京政府的主要救災機構是1929年初成立的賑災委員會，它直接隸屬于行政院，主要辦理各災區(qū)賑災事宜。1930年1月，改為賑務委員會，各被災省份成立相應組織——賑務處，由省政府、省黨部和民眾團體共同組成。此外，針對某些遭災省份的具體情況，還相應建立一些地方性、臨時性的救災機構，以具體負責該區(qū)的救災工作。

南京政府在荒政上的重大成就主要體現(xiàn)在它積極的防災舉措上，具體體現(xiàn)在：(1)注意防災工程建設，主要指水文站的設置。1935年，華北水利委員會以各河汛期將至，為防危險，特沿各河岸設水文站。設站地點，在宛平縣設站蘆溝橋，防汛永定河；在永清縣設站雙營鎮(zhèn)，防汛永定河；在通縣設站縣城內，防汛北運河與溫榆河；在獻縣設站張家橋，防汛滹沱河與子牙河；定縣設站防汛新唐河、老唐河；青縣設站馬廠，防汛南運河；新樂縣設站防汛沙河[21]。水文站的設置，使國民政府的防災工作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2）注重水利事業(yè)的發(fā)展，包括水利部門的建立和水利工程設施的建設。國民政府在1927年成立時，水利行政組織比較混亂，防洪是交通部的責任，為發(fā)電目的的水利工程則是全國建設委員會的責任，如此分散的責任分配制，不利于水利事業(yè)的發(fā)展，所以，1933年全國經(jīng)濟委員會成立后，政府就著手在三個等級統(tǒng)一水利行政：全國經(jīng)濟委員會為中央級水利行政機構，省建設廳指揮各省水利工作，縣政府負責各縣水利工作，省、縣政府受全國經(jīng)濟委員會指導。此外，在四個重要區(qū)域，各設一水利委員會，即華北水利委員會，黃河水利委員會，長江水利委員會和淮河水利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受全國經(jīng)濟委員會監(jiān)督領導，具體負責防洪的治標、治本工作[22]。水利工程設施作為人類抵御水、旱災害的盾牌，受到國民政府的重視。在河北，國民政府以治理海河、永定河、滹沱河為中心，在上游以防止水土流失為主，在中游建水庫調節(jié)流量，防洪和蓄水灌溉兩用，下游則裁灣疏浚，增加排泄和便于通航。較大的工程有海河的建閘裁灣、疏浚和修堤工程，永定河的堵口培修舊堤、裁灣和建閘工程，滹沱河的灌溉工程等[23]。1931年，設工程局，專司海河河底的挖沙工作[24]。1933年，國民政府興辦滹沱河灌溉工程，在平山縣黃壁莊筑堰引水，灌溉靈壽、正定、行唐、新樂、獲鹿等縣耕地38萬畝[25]。1935年，滹沱河仁壽渠筑成，費款40萬，是為冀省唯一巨工程[26]。另外，在河北的掘井灌溉工程也取得了很大成就。（3）救災經(jīng)費的籌措。1930年10月，南京政府公布《救災準備金法》，規(guī)定：中央政府每年由經(jīng)常預算收入總額內支出1%為救災準備金，省政府每年由經(jīng)常預算收入總額內支出2%為省救災準備金，在遇到非常災害為市縣所不能救恤時，以省救災準備金補助，不足時再以中央救災準備金補助。同時，財政部還酌征煙酒、奢侈品為水災附加稅，以增加救災經(jīng)費[27]。（4）注重積谷備荒。積谷備荒作為有效的防災方式歷來受到當政者的重視。但在北洋時期，由于軍閥混戰(zhàn)，污吏侵蝕，倉政廢弛。南京政府時期，開始重新恢復倉儲制度，經(jīng)多年籌備，到1931年，各省開始有了積谷之舉，其種類有國立儲備倉，省立儲備倉，縣倉，區(qū)倉，鄉(xiāng)倉等。其經(jīng)費來源：縣倉、鄉(xiāng)倉按規(guī)定派收、募捐外，還以舊有倉儲資產(chǎn)，公團存款，縣行政部分罰款，鄉(xiāng)社公款等籌集之[28]。

南京政府在積極防災的同時，對救災工作也很重視。1939年，冀日軍決堤放水，被淹區(qū)域達1/3，國民政府特派專員攜款20萬元，前往該處，從事流離災民之賑濟[29]。至1940年5月份，中央救濟冀省水災，先后撥賑款共270萬元[30]。1947年，河北發(fā)生水旱蟲災，先后共得賑款47億元[31]。賑款雖然不能消除災荒，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shù)氐臑那椤?/p>

災后能否及時恢復生產(chǎn)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為了扶助災民在災后能夠及時恢復生產(chǎn)，國民政府于急賑、工賑之外，又增辦農(nóng)賑。起初是在受災省份設一農(nóng)賑局，再設一農(nóng)賑委員會監(jiān)督襄助。農(nóng)賑局根據(jù)各縣災況，在每縣或數(shù)縣設一農(nóng)賑辦事處，設縣農(nóng)賑委員會監(jiān)督襄助，后來將農(nóng)賑實際工作委托給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代辦。農(nóng)賑的目的在于積極幫助災民復興災后農(nóng)業(yè)，主要工作是接濟農(nóng)事資金，指導農(nóng)業(yè)方法，推行農(nóng)村合作。一切設施由農(nóng)賑處計劃辦理。農(nóng)賑處為節(jié)約現(xiàn)金和便利災農(nóng)起見，大多以賒放糧食、農(nóng)具、耕牛、種籽、肥料等為主[32]。

總之，南京政府時期的荒政在防災、救災及災后重建等方面都有了很大進步，在一些方面甚至有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如建水文站進行災害預測，注意引進西方先進技術進行水利建設，通過法律形式規(guī)定救災準備金的籌集等。

三、成效分析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各屆政府都采取了一定措施救荒，但災荒并沒因此而得到有效控制。原因主要有兩點：

（一）政局動蕩、戰(zhàn)亂不斷、經(jīng)濟落后、民力衰竭等客觀因素制約了荒政效果。

1．民國時期政局動蕩、政權更迭頻繁是其主要特點之一，政權的不穩(wěn)定性阻礙了政策措施貫徹執(zhí)行的連續(xù)性。一屆政府的措施還沒來得及運行，已被新的政策所代替，所以，多空文，少行動成為這段時期特有的政治現(xiàn)象。另外、軍閥割據(jù)，各自為政也阻礙了措施的全面有效執(zhí)行。

2．戰(zhàn)爭不斷是民國時期的又一顯著特點。民國38年間，正是我國內憂外患交困之時，軍閥混戰(zhàn)、國共之爭、日本侵華等戰(zhàn)事一方面使災荒更加嚴重，另一方面嚴重影響了荒政成效。如1920年，華北五省大旱，直隸受災最重，百姓饑寒交迫，苦不堪言。不想7月14日爆發(fā)的直皖戰(zhàn)爭更是把他們推入死亡的深淵：成片莊稼被踐踏，田中遍挖戰(zhàn)壕而遭到徹底破壞，大軍過境，米面柴草和蔬菜均由各地供應，使人民僅有的一點糊口糧也被掠得精光[33]。

1926年，從1月初開始，直、豫、陜一帶形成奉直“修好”對抗國民軍的交戰(zhàn)局面，京兆所屬二十余縣無不慘罹鋒鏑，成為戰(zhàn)場。攻守往來少者二三次，甚者至十余次。村無完村，城無完堡，雙方相持幾及半載，戰(zhàn)線前后方圓數(shù)百里，居民均食糧斷絕，餓死自殺所在皆是，其未死者，均以槐樹葉、山菜搗爛充饑[34]。

日本入侵中國后，河北更是成為兵火交接之地。日本侵略者實行燒光、殺光、搶光三光政策，“鐵蹄所至頓成廢墟”。1943年1月4日《新華日報》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爰自九月十二日起，敵寇集中萬余兵力，在德石路南（宮）、棗南、故城、成武等地區(qū)，進行了兩個星期的殘酷清剿，無論牲畜、糧食、衣服、物資，甚至破銅爛鐵，均被掠奪一空，不能帶走者被放火焚燒?！?/p>

可見，戰(zhàn)爭是加重河北災荒的罪魁。一場戰(zhàn)爭就是一場浩劫，大片良田變?yōu)榻雇?，房屋化為廢墟，大批勞動力流亡或死于非命，人民被洗劫一空，農(nóng)村生產(chǎn)力遭到嚴重破壞。正如時論所評：“近年來軍閥構亂，匪患不除，以致人民元氣大喪，實為造成災荒的最大原因[35]?！?/p>

戰(zhàn)事的接連不斷使得荒政難以實行。戰(zhàn)爭耗去國家和地方財政收入的大部分經(jīng)費，北洋軍閥和南京國民政府統(tǒng)治時期，每年軍費和債務費占去其財政支出的70%以上，地方政府的軍費支出亦占半數(shù)以上，龐大的軍費開支造成國家和地方當局減災能力的大大削弱?！芭f直隸在民國十四年前，每年收支不敷，負債已達1680萬元，自十三年冬，軍費驟興，軍費由五六百萬增至一千余萬，財政更形窘迫[36]?！庇捎诮?jīng)費不足，水利事業(yè)廢弛，政府的救災功能喪失殆盡。

另外、戰(zhàn)爭摧毀原有水利設施、中斷救災舉措、焚毀大片森林，使社會和自然條件更加惡劣，嚴重影響了救災效果。

3．經(jīng)濟落后、民力衰竭。民國時期，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仍占主導地位，農(nóng)民所用工具仍是傳統(tǒng)的犁、鋤等，落后的經(jīng)濟基礎和耕作方式使百姓生活非常窮困，豐年僅得溫飽，稍遇天災人禍，就會受凍餓之苦?！叭魏我粋€國家，當其生產(chǎn)能力僅能維持人民生命時，那么，任何一個壞年成的物質不足都是致命的?！保R爾薩斯）生活的貧困是人民的自救能力非常薄弱。政府的些許救濟只能是杯水車薪。

（二）各屆政府對荒政重視程度的不同也直接影響了救災成效。

北洋政府無心荒政。政府及各地軍閥忙于爭權奪利，鞏固自身政權，對待災荒以應付、敷衍為主，以不引起社會大亂為幸事。至于底層百姓的死活，恐怕不是他們所關心的。表現(xiàn)在：（1）不重水利和災荒預防。一日本農(nóng)學博士橫井時敏曾談到，“與農(nóng)事至有關系之治水一事，未嘗設法，致水旱之災，無歲蔑有，尤政府所萬不能辭其咎者也。至于農(nóng)作物之病蟲驅逐等事，更未嘗知其研究，一遇螟蝗等災，束手無策[37]?！辈粌H如此，“政府于國家要職專以位置私人，對于全國水利，漠不關懷，即謂全國水利局總裁，副總裁者，乃久委諸一毫無工程學識，以一官自榮之庸才[38]?！保?）漠視民命，救災以敷衍塞責為主，北洋政府災前不知預防，災荒發(fā)生后，又不知救濟。1917年直隸水災，在津埠有災民約10余萬人，官廳收容的約4萬余人，還不到一半，至于廣大的農(nóng)村地區(qū)，災民的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了[39]。1920年，華北五省大旱，災區(qū)之廣，災民之眾，災情之烈舉世震驚。而“中國當局對于三千萬人生死關頭之災荒，竟然漠然視之，并不努力救濟，但引虛文行事，而政府中人之奢侈逸樂，依然如故。由于政府的救災不力，許多災民因得不到救濟而凍餓而死，直隸順德府109300居民中，有31286人凍餓而死，擁有50萬人口的定州在是年冬季的3個星期內，每星期平均餓死110人，且有增加之勢[40]。（3）侵占挪用水利經(jīng)費及賑款。為了打仗還債，水利經(jīng)費本已一減再減，少得可憐。但就連這點有關民生的水利經(jīng)費也難用于是處。“運河沿岸各縣治運畝捐，大多為各縣當局所挪用，既有少數(shù)解省之款，又被省府當局挪沖急用，以致治河工款，反告向隅[41]?！备珊薜氖牵箘內≠c款以充軍費，全不顧災民之疾苦，在1920年旱災賑款中，日人借款500萬元定名用于賑濟一途，其中200萬竟不知下落[42]。”（4）地方官僚乘災舞弊，玩忽職守。災荒發(fā)生后，某些人利欲熏心，不顧災民死活，以權謀私，侵吞賑款。1920年大旱災后，邯鄲商會會長王琴堂乘災舞弊，盤剝黎民。束鹿縣知事亦借災圖利[43]。直系首領曹錕亦侵吞賑款300余萬元[44]。原本有限的賑款，經(jīng)過大小官吏的層層剝皮，真正惠及百姓的已寥寥無幾。另外，一些官吏玩忽職守，也使賑災效果大打折扣。如邯鄲、成安、邢臺等各縣知事“辦理振務，仍以平常處理政務之敷衍手段出之，籍曰不舞弊，而因循玩忽，已誤事不少[45]”。

面對如此政治，難怪時人發(fā)出如此感嘆：“彼蒼蒼者，制造災禍之天然機械也，軍閥官僚，制造災禍之巧匠也[46]。”

南京國民政府對于荒政相對來說比較重視，不僅制定了較完備的防災、救災政策，而且較為注重災害預防，如建水文站進行災害預測，加強基礎水利建設，治理河流，修建水渠、水庫等。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效果并不如人意。

國民政府以戰(zhàn)事為第一要務，軍務費、債務費占了財政支出的絕大部分，1927年—1930年，每年財政赤字累計達47110萬元[47]。在這種財政狀況下，很難保證救災工作的實際成效。有時政府雖有心救治災荒，但大多因為經(jīng)費不足而不了了之。“格于財政，一切治標治本之計劃，未見實行[48]?！?/p>

吏治的腐敗也阻礙了荒政的有效執(zhí)行。政局動蕩，各種腐敗現(xiàn)象層出不窮，變本加厲。乘災舞弊，侵吞救災物資，官民勾結，謀求私利。1935年，河北建設廳長親自對此進行調查，結果發(fā)現(xiàn)，治河積弊變本加厲，駭人聽聞，除機關的侵吞工款，沿河居民的把持河工，以治河為終生職業(yè)，官民勾結，但愿年年決口，大家發(fā)財[49]。在如此官僚體制下，荒政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以上通過對各屆政府的荒政及其防治成效的對比分析可以看出，政局動亂，戰(zhàn)事不斷，經(jīng)濟困難，民力衰竭等客觀因素固然是制約荒政成效的基本因素，但各屆政府對荒政的態(tài)度如何，是積極防治，還是消極應付，是以人民為重，還是漠視民生，亦是影響荒政成效的重要因素。所以，要想很好的克服災荒，首先要重視災荒，關注民生。其次，要保持社會的穩(wěn)定，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以增強國家和人民的抗災能力。只有這樣，災荒才會有望得到有效控制。

ReviewaboutCalamityofHeBeiProvienceandItsReliefEffectivenessinRepublicanEra

Abstract:ThecalamityofHeBeiproviencewasmoreserious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anerathanitspreviousages.therewascalamityalmosteveryyear,sometimesmorethanonekindofcalamityhappenedinayearanditsharmedareawaswiderthanbefore.Themainkindsofcalamitywereflood,droughtandplagueoflocusts.Amongthemthefloodwasevenmorecritical.Facingtheseriouscalamity,allgovernmentstookreliefpolicytocontrolit,butthereliefeffectivenesswasquitedifferentowingtotheirdifferentattitudetowardit.Besides,theturbulentpoliticalsituation,thefrequentwar,thebackwardeconomyandthepovertyofpeoplealsorestrictthereliefeffectiveness.

Keywords:CalamityReliefPolicyReliefEffectiv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