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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四年大□”，即1877—1878年發生在中國大地的特大災荒，是用“丁戊奇荒”這樣駭人的字眼載入史冊的。(“丁戊奇荒”，又稱“丁丑奇荒”，主要是發生在丁丑、戊寅兩年。見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這場一百年前的大災荒，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災荒之一，災害極其嚴重，對當時整個社會生活和以后歷史都有十分深刻的影響。它對研究清史、近代史、經濟史以及災荒史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

“丁戊奇荒”起于光緒二年（1876年丙子），止于光緒四年（1878年戊寅），光緒三年（1877年丁丑）最嚴重，連續了三年。這時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發動兩次鴉片戰爭之后，是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捻軍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失敗之后，中外反動派已經勾結起來，開始在中國建立起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也正是清政府的所謂“同光中興”的開始階段。就在這“一大變局”的時期，年幼的光緒載□承繼早已腐敗了的清王朝的皇位。光緒可能是歷史上最不幸的君主，他剛剛上臺，一場伴隨著人禍而來的特大天災，便迎面撲來。

1876年春夏兩季，南方沿海各省由于雨量過多而遭到水災，廣東、福建兩省最為嚴重。同時，長江以北各省普遍干旱，廣大地區夏秋兩收完全受到破壞。次年，即光緒三年，北方九省大部分地區再次遭到更嚴重的旱災，很多地方又發生蝗、雹、疫等災情。這次大災荒延續到1878年，直隸等一部分地區拖到了1879年。據不完全統計，僅山西、河南、直隸、山東四省，1876年就有181個縣受災，1877年為274個縣，1878年達285個縣。(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34頁。)這次自然災害，最嚴重的是山西、河南、陜西、直隸、山東的旱災，其次是湖北、安徽等一部分地區的水旱災害和廣東、福建的水災，南方其他地區和長城以北還獲得了較好收成。在這連續三年大災荒里，受到天災嚴重襲擊的饑民達二億人口，占當時全國人口的半數。死亡于饑荒和疫病者一千萬左右（也有人分別估計為九百萬、一千三百萬人），從重災區逃荒外地的人數達到二千萬以上。(參見《光緒東華錄》中華版第1冊；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2卷；《東方雜志》第26卷第5號等。)僅山西一省一千六百萬居民中，就死亡五百萬人，還有幾百萬人口逃荒或被販賣到外地。(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2卷，第340頁。)

在舊中國，每遇較大災荒總是“餓殍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岸∥炱婊摹卑l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和腐敗反動的清王朝統治下，災情更為嚴重，災區一片凄慘景象。請看：

山西1877年山西巡撫曾國荃向清政府奏報：“晉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饑民至五六百萬口之多”，“樹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飯茹殆盡。且多掘觀音白泥以充饑者，茍延一息之殘喘，不數日間，泥性發脹，腹破腸摧，同歸于盡”?！霸冎咐?，咸謂為二百余年未有之災”。(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41頁。)王錫綸在《丁戊奇荒記》中寫道：“山西無處不旱，……被災極重者八十余區（縣），……餓死者十五六，有盡村無遺者?！?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42頁。)清政府派往山西賑濟的大員閻敬銘在報告中也說：“奉命周歷災區，往來二三千里，目之所見，皆系鵠面鳩形；耳之所聞，無非男啼女哭?？莺∪荆@車而過，殘喘呼救，望地而僵。統計一省之內，每日餓斃者何止千人?！?《光緒朝東華錄》中華版第1冊，總頁514。)

河南1877年12月7日《申報》登載：“今歲豫省之災，亦不減于山右（指山西），……災黎數百萬，幾有易子析骸之慘”。(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44頁。)次年，袁保恒奏議中說：河南“成災七十二處（縣）之多，通省核計，已十分之七。受災之重，為二百數十年來所未有”。災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攜幼，號泣中途，帶病忍饑，踉蹌載道”。(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44—745頁。)

直隸河北省從1878年延續到次年九月的荒旱，致使“保定以西，河間以南，旱蝗相乘，災區甚廣。……春間猶采苜蓿、榆葉、榆皮為食，繼食槐柳葉，……大率一村十家其經年不見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轉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運河官道之旁，倒斃滿路。”(《張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一。)到河間放賑的一個官員在日記中寫道：“年青的人們被出賣，特別是女子被帶到南方去?！瓋和瘶幼幼顬榭膳铝恕皇Ｏ驴莞傻钠ぐ穷^，肚子膨脹（他們的食物是雜草和樹皮），面色青黝，兩眼發直。”有些人“竟在領受賑濟的動作中倒死在地下”。(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2卷，第340頁。)

陜西《申報》于1877年10月3日登載：“秦中自去年立夏節后，數月不雨，秋苗顆粒無收。至今歲五月，為收割夏糧之期，又僅十成之一。至六七月又旱，赤地千里，幾不知禾稼為何物矣?！嚸裣嗦蕮尲Z，甚而至于攔路糾搶，私立大纛，上書‘王法難犯，饑餓難當’八字。……糧價又陡至十倍以上?！?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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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史料只是從同類大量資料中選擇出來的幾例，從這里已經不難看到那幅重災區凄慘絕頂的圖景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這場特大災荒呢？

簡單地把災荒歸結于社會原因，那當然是不妥當的。這次大天災首先是自然現象的反常引起的。北方經常出現旱情，但連續三年大面積的奇旱還是罕見的。然而，天災又恰恰是和人禍相伴隨，吃人的社會制度必然造成吃人的天災?！岸∥炱婊摹眹乐氐饺绱顺潭龋荒懿簧羁谭从钞敃r農業生產力遭到破壞的狀況。那時社會制度反動，農業經濟落后，生產力低下，農民極端貧困，不可能有控制自然災害的能力；反動統治者只知搜刮掠奪，并不關心防災抗災的建設，亂伐森林，水土流失，水利長期失修，這就極大地加重了自然災害的嚴重性?！岸∥炱婊摹?，就河北省來說，就是由于“河務廢弛日甚”?！胺灿蓝?、大清、滹沱、北運、南運五大河，又附麗五大河之六十余支河，原有閘壩堤埝，無一不壞；減河引河，無一不塞?！?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17—718頁。)全國也是如此，當時有名的改良派思想家王韜正確指出：“今河道日遷，水利不講，旱則赤地千里，水則一片，民間耕播至無所施?！?王韜：《□園文錄外編》卷一。)反動統治階級不但不能采取有效辦法積極救災，反而趁火打劫，更直接地制造了饑荒。

清王朝認為救災“首曰誠祈”，把“拈香祈雨”、“設壇祈禱”等愚昧活動用來自欺欺人，做為“第一要務”。雖然也采取若干“開倉平糶”，設立粥廠，“以工代賑”，“捐廉（停俸、減俸）救荒”，“捐輸（賣官）賑災”，“收買蝻子（蝗蟲）”等措施，但收效甚小，卻有利于地主官紳進一步掠奪壓榨飽受饑荒苦難的災民。清政府注意的是災荒影響稅收和它的統治，并不關心廣大災民的死活。反動政府為了多征二十倍的田賦，竟允許種植鴉片。這次災情最重的山西、陜西，都是種植鴉片很多的省份。1877年山西省耕地面積約為530萬畝（當時全國耕地約八億畝），有60萬畝好地種鴉片，占九分之一強。難怪山西巡撫曾國荃說：“此次晉省荒歉，雖曰天災，實由人事。自境內廣種罌粟以來，民間蓄積漸耗，幾無半歲之種，猝遇兇荒，遂至可無措乎?！?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60、457－459、462－463頁。)繼任山西巡撫張之洞也指出：“丁戊奇荒，其禍實中于此”。“垣曲產煙最多，餓斃者亦最多?！?《張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戶部官員為了每年額外得到三萬兩所謂“飯銀”，一再拒絕御史們“暫停以糧釀酒”的要求。而當時僅直隸一省每年釀酒就消耗糧食幾百萬石。(《光緒朝東華錄》第1冊，總頁570-571。)清政府面對嚴重災情，仍以“已有定例”為名，不肯縮減宮廷的龐大開支，繼續籌巨款大修西太后的頤養宮殿，修建同治皇帝皇后的陵寢，還向各地采辦各種奢侈品。言官們對此多次諫阻，都遭到“著毋庸議”的嚴詞拒絕，甚至“傳旨申斥”。

災民身陷絕境，紛紛倒斃，而封建官僚們仍然作威作福，欺壓百姓。禮部尚書恩承等去四川由晉陜災區過境，地方政府“雖人夫死亡，車馬倒斃，（仍）百計備支，不敢缺少”，可是這位尚書大人“行至晉境，每處常帶轎夫，雜費折錢百數十千；門包零費，銀數百十兩；酒席折價外，又用燕菜燒烤及海菜多桌；大車轎車四十余輛，驛馬民馬六十余匹。合計一日尖宿之費，官供民派，需銀千數百兩”，仍不滿足，竟然“需索雜費，鬧至縣署！”(《光緒朝東華錄》第1冊，總頁758。)在那黑暗腐朽的封建官僚體制下，尚書承恩的惡行能是個別事例么？他們完全不顧廣大災民在水深火熱之中，只能加重災情！

饑荒是人民的災難，又是豪紳、貪官、奸商、高利貸者大發橫財的良機，有所謂“一欠等三收”。地主豪紳借機兼并土地；貪官“吃災賣荒”；高利貸者“越境放債，賤準地畝”；奸商“囤積居奇，操縱糧價，致使糧價暴漲數倍、十數倍不止?！?皆見《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534—538、547—563、594頁。)他們還趁災民危難之機，與人販子勾結起來，大批販賣人口，僅靈邱縣縣衙的登記簿上，“就有十萬以上的婦女和孩童被出賣了”。(1878年PeredeMarchi的《饑荒報告》，引自《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2卷，第340頁。)

交通落后，固然影響了糧食運入災區，但是當時各省之間也不可能有統籌全局、互相協作、支援災區的風格。河南當局曾得到朝廷允許，向產米多的江蘇省請求借幾萬石義倉陳米。江蘇的官紳們經過“反復籌議”之后，答以“萬難借撥”，僅僅拿出二萬兩銀子捐款，搪塞了事。(《光緒朝東華錄》第1冊，總頁570-571。)

外國資本主義在華侵略勢力，自然不會放棄利用中國人民這次災難，進行侵略活動。本來發生“丁戊奇荒”，就是和外國資本主義日益加深侵略分不開的。災情發生后，他們又大肆活動，不僅外國教堂賤買土地，拐騙人口，并且各國利用清政府國庫涸竭，力圖對它借貸，以便充當大債主，進一步控制中國的財政。(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2卷，第341－342頁。)同時，外國侵略勢力開始將洋米洋面傾銷中國。1867年我國始有洋米進口的記載，“丁戊奇荒”時洋米進口已達到一百萬公擔，價值一百六十萬海關兩。不久面粉也開始大量進口了。中國是世界上產糧最多的農業大國，但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下，糧食進口卻越來越多，到1933年已達到三千五百萬公擔以上。顯然，光緒三、四年這場大災荒，是糧食由出口而轉為大量進口的關鍵。(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73—774頁。)糧食和其他商品進口增加，由于大災荒而使農產品和有關原料出口減少，中外貿易發生了新的變化(根據《光緒朝東華錄》第1冊光緒2、3、4、5年統計列表。)：（附圖）

上表清楚說明，“丁戊奇荒”之前，出口遠多于進口，出超達一千余萬兩；大災荒改變了中外貿易狀況，出口銳減，進口增加，入超近一千萬兩，災荒前后呈鮮明的對比。

“丁戊奇荒”發生后，封建統治階級和外國侵略勢力不但沒有減輕災情，反而加重了災情，造成了災民的大災難，使災區失去了生機。

在天災人禍的巨大壓力下，災民不得不起而反抗。同志指出：“在外禍、內難、再加天災的壓迫之下，農民廣泛發動了游擊戰爭、民變、鬧荒等等形態的斗爭?！?《選集》第1卷，第146頁。)前面所談到的陜西災民搶糧活動和舉起“饑餓難當”大旗的民變，就是這種反抗斗爭。這類斗爭在各地都不斷發生。但是，“丁戊奇荒”并沒有形成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由于饑荒奇重，上千萬人口死亡，活著的災民不得不四處逃荒。皖北災民逃向揚州一帶，山西、陜西災民逃亡西北蒙古地方，山東、河北等地災民大量向東北逃荒。據《申報》記載，1876年9月僅由山東到牛莊的難民，一天就超過八千人。(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935頁。關外移民的高潮就是始于19世紀70年代。)災民大批逃到邊疆地區，沖破清政府的封禁，對邊區開墾起了重大作用，但對災區恢復生產卻帶來了更大的困難。

在舊中國，災后必荒，“災”與“荒”結下了不解之緣。大災過后，1879年曾國荃奏報中說：山西“頻年荒旱，疫癘盛行，民人或什損六七，或十死八九。迄今市廛闃寂，雞犬無聞，高下原田，鞠為茂草?！痹S多地方“率皆黃沙白草，一望彌漫，考察地利，斷難招復承種”。(《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667、937頁。十年后，1888年一個在山西的外國傳教士巴格納爾（Rev．B.Bagnall）的報告中還這樣指出：“山西省自1877年以后，尚未完全復原。有些縣份的若干鄉村，只有一戶至二十戶人家；而過去曾經有過幾十戶人家住在自己的家鄉?！?《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649頁。在解放前的中國，幾乎沒有抗災能力，災后恢復生產、重整家園也是十分艱難的。

“丁戊奇荒”和產生它的腐敗社會制度早已成為歷史，但是沒有強大的社會生產力，沒有先進的科學技術，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仍然不能從根本上擺脫自然災害的威脅和襲擊。這是歷史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