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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近代中國農民離村現象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農業勞動力大量流失，農業生產衰退；其次，造成畸形城市；再次，構成中國近代土匪橫行、軍閥混戰的社會基礎。中國近代農民離村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國家，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斷加深的過程中發生的。如果說西方先發工業化國家的農民離村只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暫時陣痛，那么，近代中國則不是不吞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過程中農民離村的苦澀。

【關鍵詞】農民離村/負面效應/城市社會問題

【正文】

農民離村進城是近代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社會問題，就其正面影響而言，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了一支龐大、廉價的勞動力隊伍，有利于工商業的繁榮與發展，并增強傳統政治城市在工業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近代中國農民大量進城，引起城市惡性膨脹，帶來了許多城市社會問題。本文擬對此作一點粗淺分析。

一

鴉片戰爭以后，隨著不平等條約規定的通商口岸的開放，中國沿海沿江興起了一批不同于傳統城市的新型工商業中心，這里積聚了近代中國絕大部分的外資企業和民族工商業企業，對農村勞動力產生了一定的需求。同時，歐風東漸，習俗趨新，飲食文化豐富，就業與謀生較為容易。因此，城市成為農民向往的去處。如上海開埠后，“風氣浮華，起居暢適，直無一戶不有傭趁之人，而惟蘇鄉來者最伙，航船往來，幾于如水赴壑。”（注：《申報》，光緒九年（1883）8月初7日。）不僅蘇鄉入滬人多，在上海租界中，“職員、外語通、經營廣州零星裝飾品的商人和餐館的老板等，主要是廣東人。買辦、仆役、船員、木匠、裁縫、男洗衣工、店員則主要來自寧波。侍候外國婦女的大多數女傭以及本地人商店的刺繡和婦女頭飾工是從蘇州來的。南京的男子經營緞子、玉石、鐘表和鉆石生意。”（注：徐雪筠等譯編，張仲禮校訂：《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頁。）在湖北孝感，“鄉民因農村生活艱苦，羨慕都市繁榮，離村外出者，亦日漸加多，所去之處，以漢口為多。”（注：陳伯莊：《平漢沿線農村經濟調查》，上海交通大學研究所，1936年，附件一，第40頁。）江蘇常熟的貧苦農民“唯有向城市另謀生活之道。內地城市，工業尚未發達，無法容納，大都轉趨大城市，男子入工廠充勞役，女子多做人家的奴仆”（注：殷云臺：《常熟農村土地生產關系及農民生活》，《鄉村建設》，5卷3期，1935年9月。）。四川長壽農村從1933—1935年三年間逃往重慶的人數共約5380人（注：劉仲癡：《四川長壽農村底概況》，《農村經濟》第2卷第8期，1935年6月。）。合川、綦江、江北農民，“僅就五年來（指1930—1934年—引者注）移往重慶者計之，亦有8640人。”（注：西華近代文獻征集處：《四川農村崩潰實錄》，成都民間意識社1935年，第3頁。）據《農情報告》1935年的調查，全國22個省中舉家外遷至城市逃難、作工、謀生、住家的分別為14.2％、21.3％、15.4％、8.2％，四項合計達59.1％，到別村墾荒、務農、逃難的占36.9％。同一時期對青年男女離村之去處的調查表明，因各種目的離村進城的達64.9％，而到別村作農民或墾荒的為28.5％。（注：《農情報告》4卷7期，1936年7月。）可見，在離村農民的流向中，進入城市的比例最大。

二

農民大量進城造成了城市中嚴重的社會問題，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城市人口過快增長。以上海為例，據鄒依仁研究，1852年上海總人口為54萬余人，到抗戰前的1936年增長到380余萬人（注：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頁。），80余年間上海地區的人口增長了6倍以上。據估計，近代上海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至多在1％左右，按照這樣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以1852年的54萬人口作為基數，那么到1936年的84年時間里，上海的人口應為（1＋0.1％）[84]×544413，即125萬余人，而不可能增加到380萬余人。人口過快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口從廣大內地遷入的緣故”，如安徽淮北一帶，“由于淮河長期失修，經常鬧水災，距離舊上海并不遠，所以通過逃荒的方式來上海的安徽人口亦復不少。”（注：《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第13、41頁。）而江蘇、浙江、廣東流入上海的人口甚至超過了安徽。又如漢口，據《夏口縣志》統計，光緒十四年（1888）漢口鎮人口僅18萬，而至民國初年竟增至120萬，20年余間增長近6倍（注：《民國夏口縣志》，丁賦。）。廣州人口1891年約為180萬，1901年達240萬。鎮江人口1901年為20余萬人，比1891年增加了5萬至7萬（注：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下冊，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172頁。）。

除了這些新興工商業城市人口急劇增長外，一些傳統政治中心城市也有人滿為患之憂，清末流入北京的手工業者，蕓蕓眾生，“約分兩途：一曰食力，西人所謂工也；一曰食技，西人所謂藝也。食力之中，以當家人、車夫、水夫、及瓦作、小工四項為大宗；食技之人，以木匠、瓦匠人數為最多，此外尚有各種手藝之人，統計其數，亦不下數十萬，皆系客民，并非土著。”（注：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二），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18頁。以下簡稱《手工業史資料》。）民國時期，每年都有大批外省區移民涌入北平市。從歷年市民的籍貫統計看，移民以河北、山東、山西、遼寧等省籍人口為主，來自全國各地。1936年全市人口約1533083人，在省籍人口中，河北籍占40.2％，山東籍占5.6％，其他各省占11.7％，合計占57.7％。（注：民國25年《北京市統計覽要》第11頁。轉引自韓光輝：《北京歷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82頁。）南京人口增長也很迅速，據統計，1912年南京人口為269000人，1935年突破百萬，達1013320人（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革命文獻》（93），第226頁。）。一些小城鎮人口更是快速增長，如石家莊，“在京漢鐵路未通以前，石家莊僅為獲鹿縣之一農村，住戶約三、四十家……民國二年戶數不過二百余家，民國六年增至一千戶，彼時人口約六千內外，現（1927年—引者）則人口增至四萬”。（注：《石家莊之經濟狀況》，《中外經濟周刊》第181號，1926年9月25日。）

（2）城市人口職業結構嚴重失衡。在工業化進程的早期，城市是以工業生產為主體的現代化城市，產業工人在職業結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國近代工業化水平偏低，流入城市的離村農民難以在現代產業部門得到合適的職業。不僅傳統政治性都市，即使是開放的通商口岸城市，也存在著嚴重的職業結構失衡。先看沿海第一批辟為商埠的上海。1935年舊上海公共租界人口職業構成如表1：

表1：1935年舊上海公共租界人口職業構成統計（注：《舊上

海人口變遷的研究》附錄表16，第107頁。）

職別男女兒童合計%

農業及園藝942208—11500.10

工業16503538134168020484918.28

商業1774994150167918332816.36

金融銀行及保險業10502102—106040.95

運輸與交通事業1346655—135231.21

專門事業(醫師,律師,131671467—146341.31

會計師,等)

政府及市政機關790881—79890.72

陸海軍界4091—4100.00

寫字間,速記員,辦事員等356958—36270.33

家務等4248914465296572505.11

藝術界,技藝界,運動員等28188632537060.33

雜類8779227698125501761979055.30

總計8255963365652586971120860100.00

上海是近代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當時先進的工業企業幾乎都集中在公共租界內，其工業人口僅占城市人口的18％，而第三產業及無業人口竟占城市人口的81.72％，可見上海的人口遠遠超出了工業化對勞動力的需求。

再看第二批開放的內地口岸城市漢口。漢口在清末時號稱“東方芝加哥”，成書于1915年的《漢口小志》曾對清末漢口居民的從業狀況作為如下統計：

表2：清末漢口居民職業概況表（注：《漢口小志·戶口》，第3頁。

）

行業人數行業人數行業人數行業人數

政界135水手324礦師28道士195

軍界196劃夫1479僧侶220石工384

警界224車夫2157若力3671木工3507

法界97轎夫671廢疾98小貿9464

學界2025碼頭夫7914船業251小藝4625

報界33醫士401洋伙749使役500

紳界293種植704漁業588廚役3203

商界30990畜役57乞丐494司事572

律師20挑水夫820公差487優伶109

館幕60實業工人2221傭工9256無業4579

儒士571術士47水泥工1914總計99833

美術737教士101窯工44

地理星卜177機匠640金工1801

上述統計不可能十分準確。但透過這些數字，我們依然可以發現，大體上就業于新式產業的“實業工人”，僅為從業人口的2.24％，更多的人口不得不在苦力、手工業、宗教、政界、文化等部門謀生。可見，離村農民大量涌入城市已經使上海、漢口這類新興工商業城市出現了嚴重的職業結構失衡，導致城市商業大于工業，消費大于生產的畸形現象。

（3）城市人口大量失業，城市治安問題突出。晚清城市無業游民的增多使統治者十分惶恐和憂慮，成都市民“瞿瘠枯杭，衣褲不完，往往群聚而游于市”（注：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73，實業6，考11301。）的現象曾給上任不久的四川總督岑春煊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北京情況更為嚴重，1900年八國聯軍入京，“死亡雖眾，而自去冬以來，洋兵所據之地，以京城有全權庇蔭，最稱安謐，且謀生較易，四鄉來者日眾”，“無業游民生計日絀，茍不早為之所，則民不聊生，人心思變，更何堪設想。”（注：《手工業史資料》（二），第518頁。）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外國資本的卷土重來，城市工人失業更加嚴重，如天津織布業，“失業之事，已為是業工人之家常便飯，尤以民18年中失業工人更多……天津織布廠坊，共有328家……解雇3089人……合計天津織布業中所用雇工不過7873人”（注：方顯廷：《天津織布工業》，1930年版，第67—68頁。），失業工人接近半數。1928年，杭州絲織、經絨等11個行業失業工人達6028人，1929年僅絲織業失業工人就高達15000人，1930年仍有13000人（注：1928、1932年杭州市社會經濟統計概要，見《手工業史資料》（三），第7071頁。）。廣州1928年的失業工人為8784人（注：《經濟半月刊》第二卷，第20、21期合刊，1928年11月。）。另據《上海市年鑒》記載，1930年上海“華界”人口中，無業人口達308206人，占人口總數的18.12％，到1936年，無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雖下降到16.19％，但絕對失業人數卻增至347382人（注：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表15，第106頁。）。

人口膨脹帶來的城市社會問題集中體現在黑社會組織、搶劫、斗毆、拐騙等方面。清朝咸豐年間淮揚一帶的黑社會組織成員“多腳夫、船戶、肩販、手藝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煙館、賭場、茶坊、小押為巢穴，行劫為非，聲氣甚廣……此類根柢于仙廟，枝葉于蘇、滬，蔓延于京、瓜、清淮，萌孽于金陵、蕪、六。”（注：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一），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944頁。）清末漢口最繁華的租界地帶及鐵路車站、輪船碼頭等處，無業游民集結，許多游民結幫成黨，游蕩街市，一些會黨組織如“洪幫”、“青幫”等大小頭目也都混跡于此，漢口逐漸聚合成一股具有相當勢力的黑社會組織。如有“武漢的杜月笙”之稱的漢口大流氓楊慶山早年就是漢口華景街頭的一個無業游民，后來加入洪門，蕩跡秘密社會，步步升為名震長江沿線的“寨主”（注：參看《武漢文史資料》第9輯，第85—86頁。）。黑社會組織給城市社會帶來恐怖、動蕩，是城市社會秩序紊亂的一個重要溫床。20世紀30年代，廣東南海、順德的農村婦女“離鄉別井而赴廣州、港、澳等處為人傭工，或操神女生涯者，幾至不可數計。更查此輩婦女由鄉來省尋工之后，因供過于求，謀生不易之故，其生活之困苦實有甚于鄉間，是故每為一般拐匪所乘，借引薦謀工之名，將各婦女誘拐販賣于從化北江各地，其年輕貌美者，聞所值動輒三五百元，一般女工入彀其中而被拐賣者，不知凡幾。”（注：《國際勞工通訊》第10號，1935年7月。）生活的艱辛也逼迫著一部分進城婦女充當娼妓，據漢口官方統計，1909年漢口妓女人數即達2857人（注：賀鴻海：《舊漢口的娼妓》，《春秋》1988年第3期。）。“（建德）少婦們、姑娘兒，眼見得故鄉已吃空了草根，也丟了年高的雙親、正在哺乳的孩子，紛紛到蘭溪、金華去，在茶樓、酒樓中做了女堂倌，出賣著肉體！”（注：沈岳：《建德的政治和農村》，《中國農村》第3卷第7期，1937年7月。）

三

近代農民離村造成城市社會問題突出的根源究竟何在？筆者認為，關鍵在于農民離村的原因。

按照現代化理論的解釋，現代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產生“拉”力，具體表現為城市工商業規模的擴大、新興工業部門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以及城鄉收入預期值差異的吸引；同時，農村社會經濟對農業勞動力又產生一種“推”力，如農業機械的采用及其對農業勞動力的排斥。在這種“拉”力和“推”力的作用下，西方工業化國家較好地實現了城市化。但是，近代中國的農民離村與其說來自于城市工業化的“拉”力和農業機械化的“推”力，還不如說源于人口壓力。從靜態角度分析，近代人均擁有土地始終沒有超出3畝，如表3：

表3：近代中國人口與土地比例情況簡表（注：本表根據梁方仲編

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孫毓棠，張寄謙：《清代的墾田與丁口記錄》；國民政府實業部：《中

國經濟年鑒》，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王毓霖編：《經濟統計摘要

》；柳詒徵著：《中國文化史》（下），正中書局印行1948年7月初版

。其中，1901年的土地數沿用1887年的數字，1911年的土地數系據民國

5年農商部統計表中的各省田甫面積減去荒地面積之差，1932年的土地

畝數原為1248781000畝，計算有誤，更正為1248541000畝，并已按1畝

等于0.92市畝折算為市畝。）

年代人口土地人均土地

18514321640477563862441.75

18732771332247566318572.73

18874015203929119766062.27

19014264473259119766062.14

19113742230889994806292.67

193242325350811486577202.71

從全國范圍來看，人均至少需要3.5畝（注：筆者曾結合近代糧食畝產量和人均糧食需求量進行考證，并結合近代文獻的記載，推算出人均需地3.5畝才能維持生存。）土地才能維持基本的溫飽，即使在風調雨順的年代，傳統農業的產出也不足以養活4億多人口，如果考慮自然災害、耕地拋荒與改種、地權分配嚴重不均以及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和軍閥混戰等動態因素，那么近代中國的人口壓力就更大，尤其是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貧苦農民承受著更大的人口壓力，到城市謀生、逃難成為他們離村后的主要去處。

中國的早期工業化屬于后發外緣型，即是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和刺激下發生發展的，工業化發展水平十分低下。據統計，1887年新式工交、建筑、金融業在國民總產值中的份額還小到不可計量的程度，到1936年時僅占總產值的7.9％，所占比重仍然很低（注：章開沅、羅福惠主編：《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25頁。），因此，工業化對農民離村的拉動力不能估計過高。

在這種背景下的農民離村同西方先發工業化國家如英、美等國相比，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首先，西方先發工業化國家的農民離村同農業勞動力的非農化就業趨勢相一致，其動力都起源于工業革命。據統計，英國在1801年時的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為35％；到工業革命完成后的1851年，農業勞動力下降到22％，與此同時，工業和服務部門的就業勞動力分別達到48.3％和29.7％，到1901年，農業勞動力再降低為9.1％，而工業和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分別占到51.2％和39.7％（注：《世界經濟》，1987年第5期。）。美國在1820年時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為78.8％，1880年下降到51.3％，非農業勞動力上升到48.7％，到1910年時，農業勞動力再次下降到31.4％，非農業勞動力躍升為68.6％（注：韓俊：《跨世紀的難題：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頁表。原書據布魯斯·F.約翰斯頓、彼德·基爾比合著《農業與結構轉型》一書附錄整理。）。可見，先發工業化國家中的離村農民大都能為非農產業部門所吸納。在西方工業化國家，一方面，工業革命無情地摧毀和取代了手工業，逐步確立了大機器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大機器工業的發展，為農業生產方法的革新創造了物質技術條件，農業的機械化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能夠為工業發展提供更多的剩余產品，大批廉價的農業勞動力能在不影響農業總產出的前提下被釋放出來。因此，農民離村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積極現象。但是，中國近代的農民離村，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斷加深的過程中，大機器工業和現代工廠制度始終沒有發展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產業經濟成分，吸納農業勞動力的能力十分有限。那些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民族機器工業競爭下失業的、原先可以從農業和手工業的緊密結合中得以消化的相對過剩人口，難以在城市工商經濟部門充分就業，于是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其次，西方先發工業化國家中的農民離村又是傳統農村社會經濟關系變更的產物。英國代表著這種變更的第一種模式。隨著英國毛織業的發展和“價格革命”的影響，羊毛價格大幅度上漲，為了獲取更大的利潤，英國資本主義化的貴族強行圈占了大量土地，把耕地變為牧場，結果大批農民被趕出了土地。“持有地的圈圍和合并，特別是在1790—1810年戰時圈地狂期間，已經把包括一些破產的小所有主家庭在內的很多小持有者家庭驅逐進工人階級。”（注：〔英〕克拉潘著：《現代英國經濟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54頁。）美國代表著另一種變更模式，隨著工業革命的進步，美國農業機械化水平逐步提高，1892年內燃拖拉機在美國首先研究成功，1900年后出現汽油拖拉機，幾年后就有了適于家庭農場使用的小型汽油拖拉機，到1910年，美國全國僅有1000臺拖拉機，1920年達到24.6萬臺，1930年上升到93萬臺，農業基本實現機械化。與此同時，大規模農場經營占據農業生產形式的主導地位，1910年，美國共有573.7萬個農場，平均每個農場經營面積為892畝，到1930年，農場數上升到629.5萬個，平均每個農場的經營面積增加到953畝（注：中國農業科學院科技情報研究所編：《國外農業現代化概況》，三聯書店1979年版，附表10、16，第53—55頁。）。這些大規模農場，耕作方法先進，單位面積農產品的收獲量高，其農產品價格比經營小塊土地面積的自耕農便宜。于是，那些繼續耕種小塊土地的農民不得不賣掉已經難以維持生存的那一小塊土地，到現代大機器工業部門去謀生路。近代中國的農民離村發生在農村封建經濟關系十分強大的背景下，農村中占主導地位的生產形式是小農經營，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封建地租剝削廣泛存在，封建高利貸關系十分盛行，廣大無地、少地的小農階層承受著巨大的人口壓力，在舊式封建經濟關系網中，再也無法生存下去了，進城謀生成了他們維持小農經濟的必要補充。

總之，在靜態和動態的人口壓力中，近代中國農民離村既不是城市工業化所產生的“拉”力、也不是農村經濟關系變更所產生的“推”力，因此，農民離村與離業處于脫節狀態，如果說英、美等先發工業化國家的農民離村現象只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暫時陣痛，那么，近代中國則不得不吞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過程中農民離村的苦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