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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19世紀下半葉，在長江中下游和運河流域，以哥老會、青幫為主體的秘密會黨迅速崛起。究其原因，主要是：太平天國失敗后，蘇、浙、皖三省人口銳減，大批外來客民遷入，哥老會等秘密會黨隨之蔓延；太平天國失敗前后，長江流域充斥著大量的散兵游勇，對這一區域秘密社會勢力的壯大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江淮地區鹽梟與會黨勢力的融合與勾串，也是會黨勢力崛起不可忽視的因素。

【關鍵詞】客民/游勇/鹽梟/會黨

【正文】

19世紀下半葉，以哥老會、青幫為主體的秘密會黨在長江中下游和運河流域蔓延發展并迅速崛起，成為這一區域最有勢力和影響的秘密結社。對這一區域哥老會、青幫崛起的社會歷史背景，前輩學者歸結為：近代社會結構的變化，近代長江、運河流域舊式航運業的衰落造成這一區域大量人口從傳統的社會結構中游離出來，變成一個獨立于傳統的“四民”之外的一個過剩的社會群體——流民、游民集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由于不能從事正常的職業，其中大部分最終不得不投入秘密社會，從而造成了哥老會和青幫勢力的膨脹。本文試圖另辟蹊徑，從長江、運河流域在在皆有的客民、游勇、鹽梟入手，探討近代長江運河流域會黨崛起的背景。

一

太平天國失敗后，蘇、浙、皖三省人口耗減，田野荒蕪，荊榛塞路，大批外來客民流遷這三省，哥老會為主體的秘密社會也隨之在這一地區發展起來。

太平天國革命期間，蘇、浙、皖三省是太平軍與清軍及帝國主義的“洋槍隊”、“常勝軍”長期交戰、廝殺的地區，人口因逃離、戰死、餓死或其他因素而銳減。據清方統計，浙江人口到1866年減少為637.8萬人，凈減23728857人，占戰前人口的72.8％；1874年江蘇人口減少為1982.3萬人，凈減24679621人，占戰前人口總數的55.7％；安徽人口直到1892年也僅206萬人，凈減16034012人，占戰前人口的42％。（注：這些統計數字，參見行龍《論太平天國革命前后江南地區的人口變動及其影響》，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2期。）這些統計數字可能有缺漏或不精確之處，但人口數量的大量耗減則是肯定的。戰后，清政府面對人口銳減、耕地荒蕪的現狀，認為“善后要政、莫急于墾荒”，各主要荒廢省區先后擬定出墾荒章程，各墾荒州縣先后設立“勸農局”、“招墾局”、“招耕局”之類的機構，從事荒地的招墾事宜。如安徽在同治初年于臨淮設立“善后屯墾總局”，在鳳陽、定遠設立分局，規定“如有外來客民，情愿領田耕種，取具保結，……一律借與耕牛籽種，準其開墾，其續價收租，較土著之民一律辦理”（注：唐訓方《唐中丞遺集》，《興辦屯墾告示》。）。結果，“客籍農民遷入墾荒者，接踵而至”（注：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豫鄂皖贛四省之租佃制度》第7頁。）。蘇、浙兩省也大體如此。在遷入三省的“客民”當中，兩湖人占有相當的比例。戰后安徽廣德州：“土著不及十分之一，田地荒蕪，招徠客民開墾入籍，湖北人居其四，河南人居其三，江北人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注：光緒《廣德州志》卷16。）；南陵：“湘、鄂及江北等處客民流寓此者亦十之五焉”；南陵縣城還有湖南街；（注：民國《南陵縣志》卷41。）宣城：“客民約占十分之九，其中以兩湖籍居多數，皖北次之”（注：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172頁。）。在江蘇宜興，“趙、豫、淮海人民蜂至”，兩湖農民亦“爭來墾治”；（注：光緒《宜興荊溪縣新志》卷5。）光緒中后期，外來客民仍遷往蘇南，“以兩湖人為多”（注：叢刊本《辛亥革命》（三）第69頁。）。浙江也有不少兩湖籍客民遷入，如安吉縣同治時期有“寧紹湖廣安慶”等地客民10848戶，接近全縣民戶總數的一半。（注：同治《安吉縣志》卷4，“戶口”。）

在客民當中，還有一部分湘、淮軍的裁撤勇丁。清代后期，湘、淮軍大量裁撤，不少散兵游勇流散于江南地區。如曾國藩攻據南京后，所轄部分湘軍在蘇南領墾荒地；左宗棠則在浙江創行“撤勇歸農之法”（注：《申報》光緒六年四月十六日。），就地安置了部分“老湘營”勇丁。另外，“遣撤之勇流落不歸者，亦改而務農”（注：《申報》光緒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鴻章淮勇也“雖遣不歸，盤踞于浙湖郡縣，而以販鹽為生”（注：《論江浙梟匪》，《東方雜志》1906年第1期。）。

兩湖地區是哥老會十分活躍的省份，隨著湖廣籍客民大量流向安徽、江蘇和浙江三省以及部分湘、淮勇在這些地區逗留或落戶，哥老會不可避免地隨這些“客民”的到來而擴散開來。光緒十三年（1887）五月安徽巡撫陳彝奏稱：寧國府拿獲熊海樓、熊之到、陶桂有等12名哥老會分子，他們“分隸湖南長沙、臨湘、善化、寧鄉及湖北黃陂各縣，均寄居（寧國府）南陵縣，以墾荒為名”，是一批從兩湖移居安徽的“客民”。光緒十三年正月，原本就是“積匪”的熊海樓在南陵縣會遇何淋、王南山，商同結會，旋“秘造偽印、陣圖、序規、執事”，“立會名系戴公山龍泉水金蘭香結義堂”，糾邀會眾數百人，迭次搶劫。（注：光緒十三年五月初十日安徽巡撫陳彝《會匪勾結謀逆折》，見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與發展》附件奏折。）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十二日劉坤一《復李中堂》說：“皖南地處萬山，半山半客，哥匪、盜匪混跡其中。”光緒三年（1877）浙江杭州府拿獲哥老會分子崔華云，供認系湖南常寧縣人，本在嚴州湘營中充勇，遣撤后在仁和縣塘棲地方，開設洋煙館，“時有游勇鐘景光、黃發洋、胡鏡卿、彭受輝往來吸食”，遂起意糾眾結拜哥老會，崔自任為“浙省集賢龍頭總坐總理合辦各軍帥”，并放票（每票600文）招邀會徒。（注：光緒三年七月十八日浙江巡撫梅啟照片，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案卷號2726。）湖南客民和湖南籍的散兵游勇還在江南一帶結成“湖南幫”，聲勢和規模僅次于安徽人結成的“巢湖幫”，著名的湖南幫幫首有曾國漳、朱鴻貴、曹新甫等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五月，曾國漳在常州、江陰等屬內河，“開堂立會，誘約多人，遣黨分路肆行搶劫”。并與“匪目”崔得沅、李金標、熊滿堂“結成死黨”，各踞地段；（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上）第266—268頁；曹仲道《清末沙洲幫會的活動情況》，載《常熟文史資料輯存》（三）。）朱鴻貴、曹新甫等人是太湖周圍湘籍客民領袖，“釋兵則民，執兵則盜”。兩湖客民在哥老會領導下還屢屢進行抗租斗爭，如“常州府屬之武進縣，先因楚民初到開墾，其時本地人少耕作，及至楚民漸多，聲勢漸橫，每屆收租，類多抗欠，甚有收獲后飽載遠揚”（注：《光緒朝東華錄》（二）第1654頁。）。

太平天國失敗前后，太平軍將士大多被中外反動勢力聯合殺害，但也有部分太平軍被湘軍納降收編，如同治年間，張遇春部萬余人投降，被挑留3000人，立為春字營，由張自統；李昭壽部立為豫勝營，由李自統；童容海部立為啟化營，令童自統。再如同治四年（1865）杭州城共存兵勇“八千名，內有長毛投誠者三千名”，湘兵5000名；（注：《吳煦檔案選編》（四）第154頁。）70年代隨左宗棠進兵陜甘的高連升果營，“名雖楚軍，實則剿平廣西、江西、閩浙、粵東發逆收降人居多”（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3—24頁。）。還有一部太平軍將士被遣回廣西原籍，或被清政府在江南等地就地分散安置以辟墾荒地。據記載，江蘇無錫、宜興以至浙江長興、余杭一帶“種田者無數”，其中“內多散賊”。（注：佚名《平賊紀略》，《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1冊第312頁。）如被遣回廣西、廣東原籍的太平軍成批“轉紅”（注：《玉林州志》卷18，《堂匪總錄》卷4，轉引自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第178頁。）加入天地會反清隊伍一樣，被收編“納降”的太平軍，就地安置的“散賊”也有不少加入了哥老會。同治四年（1865）杭州蔣益澧湘營抓獲30余名哥老會分子，其中太平軍“投誠賞職之人不少（有10余名），又有賊中師爺數名”（注：《吳煦檔案選編》（四）第149頁。）；光緒十二年（1886）浙江巡撫劉秉璋的親兵中營拿獲哥老會頭目楊玉松、王蔥五2名，起出會簿等件，“楊玉松呼為杭州主將、王蔥五呼為溫州主將，糾結黨羽，欲圖舉事”。主將，原為太平天國后期職官名稱，楊、王自稱主將，可能原本是太平軍中人。（注：光緒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劉秉璋片，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案卷號2727。）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江西巡撫德馨奏報拿獲黃咸禮，“為哥老會正頭目，授有左營旅帥偽職”（注：宮中朱批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案卷號686。），這個“左營旅帥”官名，顯然也來自太平天國官制。當然，也有部分太平軍將士投入秘密宗教組織的，如同治五年（1866）底江西永新縣拿獲齋教教首李合其、吳賓官等，李“先在原籍（江西）信豐縣被石達開股匪擄去，曾受刑審偽職”，嗣為清軍擊敗，攜帶“大軍略統戎巡察刑審偽印四顆潛逃回江”，次年與同在“賊營”的涂觀生用“洋布蠟光紙造有偽官執照并保家憑據多張”售賣。后與吳賓官、金生亮等齋教徒合伙，圍攻永新縣城。（注：《劉忠誠公遺集·奏疏》卷3第65—66頁。）在19世紀70年代長江流域發生的“其字派大抵出自白蓮教、其頭目大抵出自哥老會”（注：沈葆楨《匪徒散播流言民情驚擾現籌查辦情形折》，《沈文肅公政書》卷6。）的“紙人剪辮”事件中，也有太平軍余黨參加——因為事件發起者虛構的圣地“九龍山”上有都旗、主旗、丞相、豫、燕王等名目，（注：光緒二年六月初一裕祿片，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案卷號2726。）這些，均來自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失敗后，一些太平軍將士轉而加入哥老會或齋教等秘密團體，這是由于尖銳的階級矛盾依然存在，各種社會危機日趨嚴重，而這時期秘密社會卻能夠從事組織群眾自衛抗暴、劫富濟貧、扶弱抑強以及反封建統治、組織農民起義等集合“反叛”的活動。光緒八年（1882）初貴州巡撫林肇元慨嘆：“洪秀全結上帝之會為滔天之逆，其已事也；乃洪逆方平，而哥弟會又起，……聲息氣勢較洪逆秀全之上帝會尤遠且宏也。奸民伙亂一至如此，萬一有稍雄桀者出而號召其間，遠近響應”，則大局不可收拾。并認為哥老會這一“內患”較“外夷（之患）尤急”。（注：光緒八年一月廿一日林肇元《密陳各省會匪情形由》，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和發展》附件。）應該說，林肇元的這一看法是有“先見之明”的。正是哥老會繼承了太平天國反對清朝封建統治的革命傳統，最終在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組織“號召”下，參加了推翻滿清王朝黑暗統治的斗爭。

二

太平天國失敗前后，長江流域充斥著大量的散兵游勇，對這一區域的秘密社會勢力的發展與壯大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清朝統治者在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之后，面臨最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就是社會上無處不在的散兵游勇。大批散兵游勇主要出自兩途：一是戰敗后大批太平軍和各地起義軍的幸存者，出于躲避清政府的政治迫害等原因，并沒有全部返回原籍或就地務農，而是隱姓埋名，浪跡四方。如“皖北各處半為捻逆舊巢，皖南尤為客民麇集?！悦C清后，雖著名漏網匪首陸續捕除，而降眾散勇當不一而足，……此等游手之徒，勢不能悉安耕鑿?！保ㄗⅲ骸豆饩w朝東華錄》（一）第1251—1252頁。）二是大量被裁撤的清軍營伍勇丁，這是散兵游勇的最主要的來源。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先后遣撤湘軍數十萬；淮軍在鎮壓捻軍起義之后，被裁98營，共5萬人，幾達淮軍半數。此后，又陸續裁撤，到本世紀初，被裁殆盡。綠營也大規模裁撤。自同治二年（1863）至光緒十九年（1893），有明文可考的共裁綠營兵17.3萬多人，實際情況遠不止此數。（注：羅爾綱《綠營兵志》第88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甲午戰后，綠營又被裁6萬名左右，（注：周育民《甲午戰后清朝財政研究》，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4期。）到辛亥革命前夕，各省綠營被基本裁盡。新興的“練軍”也有被裁的情況，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兩江總督劉坤一裁江蘇練兵1981名、安徽1296名、江西822名。（注：《劉坤一遺集》（三）第991頁。）這些勇丁被遣散之后，生活無著，紛紛流向秘密社會。劉坤一指出：沿江各省哥老會“半系軍營遣撤弁勇”（注：《劉坤一遺集》（一）第381—382頁。），黃翼升也奏稱：“查外間所稱哥老會，多是游勇相率為匪”（注：《光緒朝東華錄》（三）第3207頁。）。筆者曾根據所掌握的材料，列出過《光緒年間哥老會成員出身背景簡表》，通過此表可知，在所列217名有明確出身背景或職業的哥老會成員中，其充當各營弁員、營兵、勇丁及武舉、武生出身者，占121名，幾近60％，（注：參見拙文《湘軍與哥老會的蔓延及其崛起》，載《曾國藩學刊》總第6期。）充分說明了哥老會的盛行與社會上大量充斥著的散兵游勇的關系。此表還反映出一個現象，哥老會成員中有明確籍貫者為180人，其中湖南、湖北籍占92名，占一半稍強；而湖南、湖北籍的哥老會員其“結會地點”卻大多不在本籍，而在長江中下游的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等省，并且，光緒中后期以后這種現象更為明顯，這一方面說明，湘軍興起后，兩湖地區投營充勇者特別多，因而哥老會成員也相應增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兩湖哥老會沿江向中下游、運河地區伸展勢力的趨勢。

游兵散勇的大量存在并且紛紛結拜哥老會，引起了各省督撫的焦慮和驚恐。光緒十七年（1891）兩江總督劉坤一奏稱：“江蘇自兵燹以后，伏莽未靖，游勇會匪到處勾結為患，以致盜風日熾，剽劫頻仍”（注：《劉坤一遺集》（二）第689頁。）；二十四年（1898）七月，劉坤一又奏稱：“沿江之九江、安慶、蕪湖、大通、金陵、鎮江、儀征、瓜揚一帶，五方雜處，往往藏垢納污?！劣斡轮忻坑懈缋蠒恕睬宓烙?，蹤跡詭秘，支黨蔓延”（注：《劉坤一遺集》（三）第1051頁。）；光緒八年（1882）四月刑部奏折中曾詳細地描述了各省游勇、會黨的猖獗情形：“直隸稱西北臨邊，東路濱海，時有馬賊海盜勾結為患，張、獨、多三廳，廣袤千數百里，匪徒肆行無忌，西南為梟匪出沒之區，……奉天稱海疆大定，腹地有遣散未盡之游勇；……黑龍江稱有馬賊什伯為群，陜西稱撫回罔知法紀，江湖等會黨羽動至數百人之眾。湖南、北稱遣散勇丁搶劫為生，刀哥會層見疊出；山西稱口外界連新疆，為馬賊游勇出沒之所；……山東稱西南為捻、幅淵藪，東北濱海，時有馬賊、梟匪出沒；安徽稱降眾散處不一而足，各處撤勇紛至沓來，哥會齋匪等項，靡地蔑有?！拇ǚQ瑱匪、會匪、梟匪實繁有徒，加以游勇散練，動多勾聚。江蘇省稱濱江臨海，口岸繁多，華洋輻輳、奸宄溷跡。河南省稱，陳、南、汝、光各屬，逃捻余孽尚多，河、陜、汝一帶，山徑叢雜，游勇劫奪，所在皆有。河北情形亦然。江西省稱教、齋土匪焚劫殺人，遣散游勇聚眾搶劫之案，尚未盡絕。”（注：《光緒朝東華錄》，總1317—1318頁。）

最初，對待日益嚴重的游勇問題，清政府并未制定一個統一的政策。光緒元年（1875）署理兩江總督劉坤一向清政府建議對遣撤勇兵“寬為收標”：

又查該哥匪等半系軍營遣撤弁勇，其中竟有二三品武職人員，前曾充當偏裨，易于招呼丑類，且系久經戰陣，尤恐猝為厲階，此輩甘為游蕩者固多，其迫于饑寒者亦復不少，可否仰懇飭下湘鄂等省寬為收標，仍照江西奏準章程，給予半俸，既得升斗以養身家，且冀補署有期，不至自甘暴棄。（注：光緒元年十月《密陳會匪情形設法鉗制片》，《劉坤一遺集》（一）第381—382頁。）

所謂“收標”，就是以遣散勇丁、游勇來挑補綠營的兵額。經過多年的戰爭，長江流域的綠營幾乎蕩然無存、毀棄殆盡。戰后，清廷念念不忘恢復綠營制度，以收歸業已旁落于地方督撫手中的兵權，并曾建議以湘軍來挑補綠營，但此舉遭到了曾國藩等的反對：“挑補兵額之說，近多建此議者。臣竊不以為然。蓋勇丁之口糧，一倍于馬兵，三倍于守兵。馬兵之缺極少。守糧月支一兩，斷不足供衣食之需，誰肯于數千里之外補一衣食不敷之缺？欲以湖南樸實之勇，補之以綠營之缺，必不情愿，其愿補者，皆游惰無歸者也?！保ㄗⅲ和稳昶咴仑ゾ湃铡恫贸废嬗虏楹楦H下落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5。）李鴻章、張之洞對“挑補綠營兵額”、規復綠營舊制，也甚不以為然。同治年間，在江西巡撫任內的劉坤一“因盜案多有武職人員，曾以收標給俸為請”，即對曾國藩所說的那些“游惰無歸”之輩給予半俸收標，由于這一做法與清廷欲恢復綠營舊制的意圖若合符節，很快得到了清廷的俞允。這次，劉坤一又欲將他的收標辦法推行到散兵游勇眾多的湘鄂等省。就此，清廷諭令各省督撫復議。結果，除江西巡撫劉秉璋秉劉坤一之意于光緒二年（1876）三月初二日上《嚴辦會匪、武職收標章程現無流弊折》表示贊同外，（注：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案卷號2726。）其他地方督撫特別是那些湘淮實力派紛紛表示反對。湖廣總督李瀚章首先表達意見：對撤遣勇丁，“至慮其為匪，遂謀所以贍恤之，此舉則似是而非。……此等會匪有已保官職有系屬平民，既難盡予收標，即給俸豈能遂戢奸志。若照江西辦法概給半俸，不特度支難繼，甚至良莠不分，若輩將以食俸為護符，更恐肆行無忌。是會匪本屬散處，反令招聚省城，關系實非淺鮮。江西所定章程，本非良法，倘再推及各省一律仿照，轉長奸邪之志，殊于政體未合”（注：李瀚章《合肥李恪勤公政書》卷6，轉引自周育民、邵雍《中國幫會史》第254頁。）；三月二十二日，安徽巡撫裕祿上《擬武職收標人員仍直循舊辦理毋庸另議章程》，也表示反對。（注：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案卷號2726。）三月二十七日，貴州巡撫黎培敬《遵議辦理會匪情形由》折中表示贊同李瀚章所議，“無庸另議章程”（注：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案卷號2726。）；七月二十五日，暫護四川總督、云南巡撫文格指出：“會匪多嗜亂之徒，如裁撤之將弁負其獷悍之性，甘與為伍，亦就區區半俸，所能束其野心？是收標徒自收標，而入會依然入會，且招聚一處，后患甚誤，至虛縻經費……”（注：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案卷號2726。）；光緒二年春，新任兩江總督沈葆楨以“巨款難籌”，收標后“內外匪聲氣潛通”，反對收標，認為處理游勇、哥老會、青幫只有按照曾國藩的“不問其會不會、只問其匪不匪”，以懲“首惡”，散“脅從”。（注：《設法嚴拿哥老會匪片》，見沈葆楨《沈文肅公政書》卷6。）

“收標”之議，由于遭到普遍的反對，最后不了了之，地方督撫對待游勇、會黨問題，仍重彈曾國藩所定的“外寬內嚴”、“剛柔并濟”的老調。這次爭議，表面上是為了解決社會上大量充斥的散兵游勇問題，而實質上涉及到是恢復還是廢除腐朽的綠營制度這一關系到清政府統治命運的重大問題。清廷欲借“收標”，重建綠營以替換非國家“經制”的湘、淮軍，以重新掌握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這必然遭到湘淮地方督撫的強烈抵制。眾所周知，湘、淮軍興起后，雖暫時挽救了清王朝的滅亡，但同時削弱了清朝中央政權的軍事基礎，使軍、政實權由滿族皇室為首的貴族手中轉移到湘、淮系的地方督、撫實力派手中，形成了晚清政治、軍事生活中“兵為將有、督撫專政”的獨特格局。這次“收標”之爭，僅是地方督撫權勢日盛、清政府中央集權日益削弱的一次具體顯現。

“收標之爭”最后沒有結果，散兵游勇仍然是嚴重的社會問題，盡管在這一問題上清中央政府與地方督撫各懷私利、勾心斗角，但為了清封建統治能夠維持下去，他們在思想上、行動上的確又都在殫精竭慮地試圖妥善解決這一問題，無奈當時的中國已經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戰爭連年，國弱民窮，已難以從根本上鏟除散兵游勇產生的社會土壤，同時缺乏解決日趨惡化的散兵游勇問題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條件。

三

鹽梟，自古即充斥于長江、兩淮地區。如康熙后期，“淮陽一帶地方，有山東、河南流棍，聚集甚多，興販私鹽。其中各有頭目，或率黨數十人，或率黨一二百人，橫行白晝”（注：《李煦奏折》第129頁，中華書局1976年版。）。他們之所以被官吏稱為“鹽梟”，是因為“梟私者出于所在之私販，以其剽鷙，而謂之梟”（注：《兩淮鹽法志稿》卷155，“雜紀門·藝文”（一），轉引自蕭國亮《清代鹽業制度論》，載《鹽業史研究》1989年第2期。）。近代以降，江淮地區的鹽梟更形充斥，活動規模、組織形態、活動方式等較過去相比，都顯現出一些新特點。

第一，鹽梟在太平軍與清軍的軍事政治大搏斗的夾縫中壯大了自身的實力。

1851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歷時14年，轉戰大半個中國。在長江中下游的湖廣、江西、安徽、江蘇等淮鹽引地，清湘、淮軍與太平軍、捻軍長期爭奪、激戰或對峙，致使淮鹽運道梗阻，引岸喪失、運商星散。因鹽銷不暢，使得場鹽堆積，一些灶戶被迫停煎，大量的運丁、灶丁紛紛失業；與此同時，長江中下游地區又恰是清政府的漕運要地，這里成為軍事上角逐的場所，漕糧河運無法進行，數以萬計的水手、舵工、纖夫與鹽船運丁、鹽場灶丁一樣，也失掉了賴以活命的飯碗，他們一部分加入了太平軍或捻軍，也有部分“追隨曾國藩的軍隊，屢建功勛”（注：長野郎《中國社會組織》（中譯本）第274頁，光明書局1930年版。），相當一部分卻聚集到兩準鹽場，組成了安清道友（青幫）。就在太平軍與湘軍展開殊死搏斗的同治六年（1867）底，卞寶第奏：

聞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東、清河游民，私結黨羽，號稱師徒。其先數百人冒充兵勇，在里下河一帶把持村市，名曰站碼頭，借查街查河為名，騷擾商旅，搶奪民財，近更加以各處土匪附和，窩主容留，結黨盈萬，散布愈多，并有李世忠營弁庇護。（注：卞寶第《卞制軍奏議》卷1第66頁。）

以販私劫掠為生的“安清道友”出籠后，鹽梟的活動空前猖獗，他們的隊伍急劇膨脹，與數以萬計的失業水手、纖夫、土匪人等，在遼闊的淮鹽引地，以及運河、長江中下游一帶從事販賣私鹽、劫掠搶奪的勾當，活動更具寄生性，對社會的侵蝕日趨深重。

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兩淮長期處于李昭壽等封建割據勢力的控制之下，鹽梟在這一帶的興盛，臭名昭著的李昭壽及其所部“豫勝營”起了不小的作用。李昭壽，河南固始人，又作兆受、昭受、長壽，降清后賜名李世忠，“幼貧賤，禿而黠”，是當地一個有名的地痞流氓。1853年初，河南、安徽捻軍興起，李昭壽也于霍山一帶聚眾響應，揭竿舉事。咸豐五年（1855）十月，李昭壽勢窮降清，但一月后再次起義，投入太平軍李秀成麾下；咸豐八年（1858）七月，再降于清將勝保，獻其所據滁州、來安、天長等城，與太平軍對抗，并在淮陽一帶擁兵自重，割據稱王（“壽王”），其所部經裁撤，最初留1.7萬人，稱“豫勝營”，后來又發展到六七萬人。由于豫勝營是“月給餉鹽”，從此，李昭壽便和兩淮鹽場結下了不解之緣。太平軍占領南京后，清政府因軍餉難籌，曾在兩淮實行“以鹽抵餉”辦法，讓清軍每月提取鹽包，規定“袁甲山每月提餉鹽二萬包，皖撫營一萬包，李世忠（昭壽）營二萬包”（注：《光緒兩淮鹽法志》卷170，“淮北餉鹽”第1頁。），但李昭壽野心勃勃，并不滿足于區區2萬包，而是力圖獨霸兩淮鹽場。在他的授意下，豫勝營特意疏通會通河道，以利販濟私鹽；他“據有城池，自為風氣，于長、淮、五河等設厘卡數處，于長江河口設厘卡一處，各縣亦有卡局，所獲頗厚。又廣運鹽斤，自捆自賣，上侵公家之利，下為商民之害”；“李世忠頗驕亢任性，其部下尤恣橫無狀，捆鹽自售，場壩避其兇焰”（注：王定安《求闕齋子弟記》卷14“撫降”。）。同治二年（1863）初，為爭鹽船，豫勝營與苗沛霖大戰于洪澤湖；其部將楊玉珍率洋槍隊突赴西壩，將各棧餉鹽、商鹽封錮，有運鹽出棧者即斬，查封西壩鹽達數十萬包。（注：王定安《求闕齋子弟記》卷14“撫降”。）清廷嚴令禁止，但他“壟斷自如”。李世忠在兩淮盤踞7年之久，在他的羽翼下，安清道友得以出籠并迅速壯大。青幫鹽梟、殺人亡命之徒“有李世忠營弁庇護，官吏畏勢，莫敢奈何”（注：卞寶第《卞制軍奏議》卷1第66頁。）。

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后，兩淮引地的湖廣、安徽、江蘇以及食浙鹽的浙江，遣散勇丁和在役兵丁，也投入販私活動。周慶云《鹽法通志》記載：“兵燹之后，鹽船鹽戶多系湘楚各軍官哨，大則提鎮，小則參游，所用水手，皆屬百戰之余，獷悍強暴，最難駕馭”（注：周慶云《鹽法通志》卷86，“輯私”（二），見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第244頁。），在江浙一帶，遣散淮勇多以“販鹽為生”。一些現役兵丁也走販私鹽。如清末淮北鹽場有13個緝私營，大都以緝私為名，對來往客商敲詐勒索，而對于大股鹽梟，則進行勾結。如駐淮南新興鹽場的定子營，直接與鹽梟勾通販私，白日為警，夜里為匪。（注：見蔡少卿主編《民國時期的土匪》第305頁。）在安徽一帶，散兵游勇勾結軍營炮船，“往來長江，夾帶私鹽，沿途灑賣，（注：光緒元年七月《禁止炮船帶私示》，《劉坤一遺集》（六）第2796—2997頁。）為此，光緒六年（1880）劉坤一出示“仰營哨各官及弁勇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凡有炮船在長江行駛，均不準顆粒夾私”（注：光緒元年七月《禁止炮船帶私示》，《劉坤一遺集》（六）第2796—2997頁。）。散兵游勇、在役兵丁加入鹽梟隊伍，不僅壯大了鹽梟的聲勢，也使鹽梟的成員背景出現了新的變化。

第二，鹽梟已與“青、紅二幫、會、票各匪連成一氣”，“如虎傅翼，莫敢誰何”。（注：《論江浙梟匪》，《東方雜志》1906年第1期。）鹽梟、青幫、哥老會（紅幫）相互勾串，糾纏難分。

李昭壽豫勝營在淮場、皖北割據7年間，鹽梟、青幫勢力得以坐大，在里下河一帶，“搶奪民財”、“結黨盈萬”。豫勝營解散后，兩淮鹽場仍是他們的天下，如光緒三年（1877）“淮北海州一帶小民，以拜安清道友，仍以伙運私鹽為業”（注：轉引自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302頁。）；光緒十八年（1892）十月十五日，上諭曰：“江南梟匪橫行，……淮北、淮南透私之地甚多，侵灌皖岸，各關卡不查私鹽，以致梟風日熾，劫搶之案，層見疊出”，令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將情況奏明。劉坤一奏復中承認：“梟匪以安徽鳳陽、壽州人最為強橫，均住江寧之江都、甘泉縣境，初僅販私，繼有搶掠、訛詐等事，鄉民畏與結仇，不敢報案”（注：光緒十九年三月廿九日《復陳嚴緝私梟事宜折》，《劉坤一遺集》（二）第775—776頁。）。兩淮鹽梟活動范圍不只局限于里下河一帶，還沿長江向安徽、湖廣腹地以及蘇南太湖地區伸展。光緒二十六年（1900）安徽巡撫鄧華熙奏：“長江北岸和州所屬無為、含山等縣、南岸宣城縣各鄉村鎮，突有私梟連檣私運，不服盤查，逞強闖關，在市上陳列兇器，公然售銷，強民購買”（注：光緒廿六年正月十三日安徽巡撫鄧華熙片，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案卷號2734。）。同年六月十五日，江蘇候補道韓慶云，因事乘船經過常州三官塘，天甫破曉，與梟船相遇，倒爭纖路，韓慶云家丁漫罵，鹽梟們即過船將韓慶云拉去，后經武進知縣施沛霖率勇追回。（注：光緒廿八年五月廿日《查明部內梟匪幕丁情實折》，《劉坤一遺集》（三）第1354—1357頁。）鹽梟的猖獗可見一斑。在活動范圍日見擴大、隊伍日益膨脹的同時，某些鹽梟的組織也日趨完善：

梟徒之首名大仗頭，其副名副仗頭，下則有秤手、書手，總名曰青皮，各站碼頭。私鹽過其地則輸錢，故曰鹽關；為私鹽過秤、主交易，故又曰鹽行。爭奪碼頭，打仗過于戰陣，有乘夜率眾賊殺者，名曰放黑刀；遣人探聽，名曰把溝。巨梟必防黑刀，是以常聚數百人，筑土開壕，四面設炮位、鳥槍、長矛、大刀、鞭錘之器畢具。……大伙常帶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為輩，皆強狠有技能。（注：包世臣《庚辰雜著五》，《安吳四種》卷3“中衢一勺”。）

這正如有專家所指出的，“這真是封建社會后期一個完整的黑社會的寫照”（注：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秘密宗教史》第300頁。）。

鹽梟隊伍的壯大、組織結構的漸臻嚴密、活動日烈一日，與其在這一階段和青、紅幫的聯手合流、交通融合有莫大關系。雖然，由于各自集團利益的驅使，他們之間也時有爭奪和仇殺，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有人探得：“向來梟販有清幫、圍幫兩種：清即安清道友，半東皖、徐、海青皮光棍；圍幫俗號紅幫，即哥老會匪，多兩湖三江散勇在內。兩幫爭奪碼頭，時相仇殺?！保ㄗⅲ骸恫樘叫鞈讯Y報告》，載叢刊《辛亥革命》（三）第403—404頁。）但為了對付清政府的剿殺，求得各自的生存，鹽梟、青幫、紅幫關系的主導方面則是更多地趨向合作和融合。這種情況早在光緒十七年（1891）以哥老會為斗爭主力的長江教案中就得到充分的反映。張之洞曾奏稱這一年“沿江口岸，匪黨布滿，……上起荊岳、下至武漢以下，皆已聯為一氣，一處蠢動，處處響應”（注：《張文襄公全集》卷31第9頁。），這里的“匪黨”指的就是鹽梟、青幫和哥老會。在這次教案中被捕的一些頭目，既是哥老會成員，又是青幫鹽梟分子，如蘇松太道聶緝規派人在上海抓獲“陳金龍即陳殿魁系屬紅會（幫），……并自認為安清道友通字輩”（注：光緒十七年，佚名奏片，見宮中朱批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案卷號762—1。）；揚州保甲局會同營訊拿獲“曾同即曾老五，……供認先入安清幫，拜張五痂子為師，排行通字輩，后又入高德華五華山哥老會”（注：光緒十八年四月初四日安徽巡撫沈秉成片，宮中朱批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案卷號692—5。）。后來，在走私販私、往來溷聚的過程中，這種合作融合更趨明顯，特別是在著名鹽梟徐寶山登臺亮相成為“匪首”之后。徐寶山（1862—1913），字懷禮，江蘇丹徒人，綽號徐老虎，“自幼不安本分，在外勾結無賴，種種不法”。光緒十九年（1893）在江都仙女廟犯搶劫之案被發配甘肅，但他中途脫逃，投入丹徒高資鄉鹽梟陶龍雨家。后來與活動于蘇北沿長江的一些著名碼頭如七濠、口岸等處的鹽梟幾經火并與勾結，立穩了腳跟，領導私鹽船隊“往來口岸、三江口、西馬、大橋、七濠、十二圩等處”，并“上至大通、蕪湖、漢口、江西、下抵江陰等處，長江千余里，時有該匪私鹽船出沒其間”，他擁有的私鹽船隊多至700余號，黨眾萬余，淮河兩岸到沿江一線，均為其勢力范圍。光緒二十五年（1899）五月十三日，鹽梟徐寶山模仿哥老會的山堂組織及散賣飄布制度，在“七濠口演劇數日，設立春寶山堂名目，入會者人給一票”，上寫口號，監讀三日，旋即焚毀滅跡。由于徐寶山身兼鹽梟、青幫、紅幫諸多角色，加之“其狼鷙之性，狡悍之才，足以懾震群匪，時假仁義，煽結人心，賑濟貧民，收納亡命”（注：以上關于徐寶山活動的敘述，根據《查探徐懷禮報告》。），在他的勢力范圍內，鹽梟、青幫、紅幫不僅化干戈為玉帛，而且從組織上行動上更趨融和或合作。徐寶山接受劉坤一廷招撫后，這種融和、合作并未就此停止。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十六日兩江總督劉坤一致電軍機處：“接英領事函：近日確聞票匪、鹽匪、游勇及各會，擬在長江合伙，定期起事等語”（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上）第265頁。）。二十九年（1903）兩江總督魏光燾奏稱：“江淮一帶伏莽滋多，鹽梟會匪互相勾煽，往往乘間竊發，為害地方”，并指示其部屬抓捕了著名鹽梟曾國漳、熊滿堂。曾、熊既是鹽梟頭目，同時又開“天目山聚眾堂”，“糾人入會”；（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上）第266—268頁。）在蘇南武進陽湖一帶，“自光緒廿六年北方拳匪事起，各處莠民，聞風蠢動，即有外口匪船，裝載私鹽，攜帶軍械，由武進小河等口連檣入內，暗地灑賣。始尚不敢生事，繼則聚賭抽頭，開堂放飄，入其會者，偽詐橫行，無所不至。……內有紅幫、青幫匪黨名目。青幫專重販私，紅幫兼行劫掠”（注：《劉坤一遺集》（三）第1354頁。）。到了清末，由于行動與利益上的一致性，兩淮地區及運河、太湖一帶的鹽梟、青幫、紅幫之間滲透合流、糾纏相混更加普遍。光緒三十三年（1907）署郵傳部右丞蔡乃煌指出：浙西之青幫、紅幫，浙東之會匪、梟匪以及寧、紹、臺之海盜，豐、沛、蕭、碭之刀匪，太湖之鹽販，蘇、松一帶之青皮光蛋，“久已結黨聯盟，肆行無忌”（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上）第279頁。）。光緒三十年（1904）八月江蘇巡撫陳夔龍奏：江蘇省梟匪、會匪，“內河以董道富為首，沿海以范高頭為首”，董被清兵追捕負創而斃，范“投入梟黨，身充頭目，販私行劫，又為青龍山會首，……結納亡命，沿海各屬滿布爪牙”（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上）第271—272頁。）。尤須指出，這時期“沿江梟會匪棍，黨眾勢強，多以販私為名，肆行不法，并仿哥老會惡跡，紛立會黨，散放飄布，派費入伙”（注：光緒廿六年正月十三日安徽巡撫鄧華熙片，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案卷號2734。）。鹽梟、青幫也自行開立山堂。不僅如此，他們也仿照、抄襲哥老會的會簿《海底簿》，結合一些漕運方面知識，杜撰出諸如《三庵寶鑒》、《家禮問答》、《安慶粗成》之類的“青幫秘籍”，使人難以準確分清誰是鹽梟、青幫，誰是哥老會（紅幫）。

當然，近代鹽梟還具有其他某些新特點，如與清政府的武裝對抗加強，更具社會寄生性與破壞性，更多地以黑社會面目出現以及日益為外來侵略勢力所利用，等等，由于這些方面與本文的主題關系不大，故不再詳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和論述，可以初步得出這樣的結論：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后，在長江中下游、運河流域這一特定的區域內，在在充斥的客民、游勇、鹽梟，對哥老會、青幫為主體的秘密會黨勢力的壯大與發展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是這一區域會黨崛起的最直接原因。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長江、運河流域以哥老會、青幫為主體的會黨，在新的地區以新的時代風貌以及其自身組織的開放性后來居上，成為近代中國最為活躍、勢力最大和最有影響的無業游民的秘密結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