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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悲劇意識是張愛玲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體驗，這些不可避免地出現在她的作品中，張愛玲的小說幾乎無一例外地籠罩著悲劇的氛圍，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悲劇的陰影里。本文試從張愛玲悲劇意識的來源著手，通過對張愛玲創作的悲劇意識的在作品中的體現，深層次的探析了張愛玲創作的悲劇意識。

[關鍵詞]：張愛玲創作悲劇意識

一、張愛玲創作的悲劇意識的概述

張愛玲終其一生都是封閉、孤獨的。雖出生于名門望族，但從小就過著孤寂而凄涼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時，卻又遭遇了刻骨銘心的愛情悲劇；晚年獨居海外，杜門謝客直至在故鄉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鄉。透過熱鬧、凡俗的生活，她看到的是現實世界的風雨飄搖，情感世界的千瘡百孔，人性的自私貪婪，生命的朝不保夕，人類文明的衰敗滅絕。籠罩于張愛玲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文學觀的是無法消解的悲觀。沃爾波爾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這個世界，憑理智來領會，是個喜劇；憑感情來領會,是個悲劇。”女作家張愛玲是憑感情來領會，她把這個世界看作悲劇。因此，她的作品，一以貫川的是“荒涼”。諾大的空間(從天津,上海,香港,以至到國外)，擁擠的人群。在她的世界中，是“虛無之物”,她永遠都感到一種“惘惘的威脅”，感到天空的低迷。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徹頭徹尾的悲觀。她才格外地珍視生命,認真地享受生活帶來的每一瑣細快樂，體味著生的種種樂趣。從而，使這個原本庸常的俗世生活，散發出了誘因的光芒，也使得這個弱小的女子——張愛玲，閃耀著傳奇色彩。

二、張愛玲悲劇意識的來源

一）家庭生活的來源

張愛玲創作的悲劇意識與她的

生活經歷密切相關。心理學研究成果表明，幼年生活中的缺乏性經驗要比豐富性經驗蘊含著更豐富的人生況味。張愛玲。在平平凡凡的世界中,走過的，卻是極不平凡的一生。在她的身上，輝映著三個朝代的影子。從童年到少女時代，張愛玲是在父愛和母愛稀薄的時空里度過的，父母給予她的不是溫暖的親情，而是舊家規的威嚴與新時尚的約束，敏感內省的張愛玲心靈自小就刻上落寂的陰影，受到了嚴重的創傷，這些使她在潛意識中產生對父母和家庭的厭惡甚至敵對情緒，成年以后又遭受了情感和事業上的打擊，這些悲劇性生命體驗使得張愛玲形成了對周圍的人和事都持懷疑、否定乃至敵視態度的人格心理。這樣一種人世挑剔者的態度嚴重影響了她的生活與創作態度。

（二）封建男權文化的影響

男權文化不僅嚴重壓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發展，也壓抑和窒息男性的生存和發展。張愛玲從小生活在一種書香與舊僚氣并融的環境，她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在政治權力層面，男權文化顯示出其無所不在、君臨一切、強大無比的統治力量。在文化權力層面，它的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標志，便是男性身處男權文化陰影之下生命個體人格的委頓和個性的消失。張愛玲寫透了男權社會中男性精神的萎縮乃至精神生命的相繼死亡。她筆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廢墟，飄蕩的是荒涼的人性。男權社會里崇尚的男性強健的體魄、堅強的意志等在這里不復存在。在他們的婚姻中，“謀愛”不得而轉為“謀生”的女性藉以依附的只是一個虛幻的影子，一種自古而然的理念，這里透露出張愛玲對人性無以歸附的深深的絕望與對女性深重的悲憫。

（三）戰爭經歷的體驗

在文化體驗上，張愛玲對世界與人生的無法消解的深重的虛無與絕望予以特別的關注。她的這種態度的產生，也正是因為她自己親身體驗了這種無法消解的悲劇意識。張愛玲是否有直接的“文明的毀滅”的體驗？對此最先使人想到的是她所表現的港戰經驗。戰爭經驗對許多作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就本世紀的許多西方文化人來說，兩次世界戰爭使得他們突然之間對人性與文明失去了信心。某種意義上，戰爭確實是文明的毀滅，至少，是文明部分的毀滅。尤其是世界性戰爭的發生，正說明了文明的力量不足以約束人性中的黑暗面，不能抵抗那種毀滅文明的勢力。戰爭中個體的孤獨與渺小使張愛玲生發出個體生存的危機意識，并質疑：“人類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單純的獸性生活的圈子，幾千年來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么?”張愛玲也開始懷疑人的理性，強調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話破滅后的自私、丑陋、蒼白的刻畫。

（四）西方文學的影響

除了自身主觀的因素外，生活的客觀環境也極大地影響了張愛玲的創作心態。但她畢竟生于“五四”以后，又從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親身上得到一種現代文明的教養和氣質的浸染，在香港讀書期間，她更直接、更廣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使得張愛玲有機會對東西方文化重新進行審視，張愛玲潛意識中的文化心理是在特定時代對中西文化悲劇性體認的結晶。張愛玲從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強烈的精神危機和生存危機。文藝復興時期西方的主要文化是人文主義，提倡以人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19世紀末德國哲學家尼采宣稱“上帝死了”，世界是由無理性的“權力意志”所決定的。西方文學在20世紀的發展表明“人也死了”。也就是說人的本質，那個可以擁有本質的堅硬的人如殼般碎去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質”。人被拋到這世上來，誰也無法逃脫。兩次世界大戰是西方文化固有的征服欲、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它徹底擊碎了人類永恒、進步、富強的神話，整個西方文學開始關注人類生存的普遍性困境：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可愛，人是自私、冷酷、脆弱的動物；人類賴以生存的世界充滿了暴力和血腥。張愛玲的“悲劇意識”顯然受到了這些西方現代文學的影響，譬如威爾斯、勞倫斯、赫胥黎、毛姆這些帶有強悲劇意識的作家的作品，尤其對威爾斯的“預言”，她曾經有過極其強烈的共鳴。

三、張愛玲創作的悲劇意識的在作品中的體現

（一）凄涼情景的表現

《傾城之戀》中讀者非常熟悉的一段話，最典型地表現出那種文明毀滅后、人們毫無物質與精神依傍的情境：在夜晚的清醒中，主人公感到“莽莽的寒風”像“真空的橋梁，通入黑暗，通入虛空的虛空”，隨著這寒風逝去的都有什么呢？一切。“什么都完了”。文明也完了，甚至對文明的記憶也已失去了——“剩下點斷墻頹垣，失去記憶力的文明人在黃昏中跌跌絆絆摸來摸去，好像是找著點什么，其實是什么都完了。”這種什么都完了的感覺，在小說里被描繪為流蘇在劫余所得到的唯一的一點精神上的覺醒。小說里兩次出現的“墻”的意象都伴隨著文明的毀滅與世界的虛無的主題，而這兩次出現的意義，可以更清楚地揭示“文明的毀滅”這一主題。在這里一開始就通過“墻”的“冷而粗糙”、“死的顏色”與“人”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構成一個鮮明的對比，可以說正是“生命”與“無生命”的對比。

（二）封建沒落的描述

生活在20世紀40年代，繁榮與破敗，高貴與曖昧，眩目與陰冷交織的大上海，敏感的張愛玲對朝代更迭之間一個古老文明的荒涼與毀滅，有一種迫在眉睫的恐懼，更有一種洞燭先機的預言。《傾城之戀》借白流蘇與范柳原“精刮”的愛情故事，透射出傾城亡國的悲涼氣氛。“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個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誰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變革……流蘇并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點。她只是笑吟吟站起身來，將蚊煙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傳奇里的傾國傾城的人大抵如此”。香港的陷落表面上成就了一對平凡的夫妻，卻也在更深層次上預示了古老文明的衰落。在經歷戰爭所帶來的淪陷后，張愛玲更明顯地感覺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與霉臭、封閉與瘋狂，于是，封建遺老遺少、陰暗的屋子、鴉片、晚袍等不斷地出現在作品中。張愛玲在《傳奇》中揭示出了頑固存留的中國式封建心靈在現代環境下的文化錯位，剖露了傳統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種種病態。

(三)人性描寫中的體現

張愛玲習慣于從兩性關系、婚姻關系來發掘人性的本質，因為“在世界上，最具悲劇性格的是愛。愛是幻象的產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男女之間的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直接的必然的關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殘酷、自私。尤為深刻的是，張愛玲敏銳地將凄愴、悲涼，而且揭示出男權社會對男性自身的腐蝕與戕害。

《金鎖記》中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個背負著黃金的枷鎖，在人性的掙扎中被擠扁最終失去人性的可愛一面的可憐可恨的藝術形象。七巧以一個麻油店鋪老板的女兒的身份做成簪纓望族的姜家二奶奶，只因為二少爺是做官人家的女兒都不會要的“骨癆”身子。在那樣一個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猙獰的現實無情地粉碎了她的夢，迫使七巧一點點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變態的邊緣，一步步泯滅了良知和人性，她蛻變成了另外一個七巧，她不顧一切地撈取物質的東西，企圖以此彌補感情上的虧損。如果說對三少爺季澤的渴望是七巧人性中渴望愛情的表現，那么泯滅了那最后一點愛后，她更徹底地套上了黃金的枷鎖，完全喪失了人性，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瘋子。她的瘋狂不僅使自己走向毀滅，而且還將身邊的人拉來殉葬。她縱容兒子長白吸毒、納妾、逛妓院，像當年自己遭受折磨一樣摧殘了長白的妻妾；對于女兒長安也一樣，她斷送了女兒讀書的權利，還讓女兒抽上了鴉片，并小施計謀隨隨便便斷送了女兒的一生幸福且沒有絲毫的愧疚。七巧小小的“勝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淪喪。這種親子關系中人性沖突的描寫，更能顯示作者濃烈的悲劇意識和小說巨大的悲劇力量。

(四)殖民地的失望

生活在英屬殖民地香港，張愛玲近距離地洞察出英國文化的缺陷。大英帝國輝煌的歷史，使英國人產生一種根植于他們心中的民族自豪情緒。亨利七世時期，一位威尼斯使節寫道：“他們認為除了他們之外就沒有別人，除了英格蘭之外就沒有別的世界：每當他們看到一個瀟灑的外國人，他們就說‘他看起來像個英國人’，并說‘很遺憾他不是英國人’。”即使到了輝煌不再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人心中仍然殘存著種族歧視和殖民意識。對此張愛玲表現出了明顯的不滿，在香港的天主教修道院里同為尼姑，開飯的時候，“幾個中國姑子上灶去了，外國姑子們便在廳堂里等候”。連一個老得不中用的英國尼姑都有著強烈的種族優越感，“它(狗)又不通人性，它怎么懂得英國話”(《連環套》)，執意不用英語招呼小狗。張愛玲目睹了殖民地文化導致的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頹廢，塑造了范柳原、哥兒達、喬琪升等“洋場社會的浮浪子弟”。對英國人冷漠、矜持的“紳士風度”，張愛玲也加以幽默的諷刺，“英國學生派是一種瀟灑的漠然。對于最要緊的事尤為瀟灑，尤為漠然”(《紅玫瑰與白玫瑰》)，“英國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進晚餐”。張愛玲對于現代文明的認識都是悲劇性的。

（五）悲劇女性形象的塑造

由于骨子里的悲觀氣質，她的作品呈現出驚心動魄的深刻。社會的波瀾壯闊是時間中的點，而唯有那些飲食男女的平凡悲歡，才是生命的原生態。就在這短暫的人生之程中。也處處是荒涼。構成人的世界的是人。而就是對于同類，她表現出了清醒的認識。她說，“人是臟的，”人世間沒有愛，因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愛在寸寸的磨損中毀滅了，這世上的情感哪樣不是千瘡百孔。在她的作品《花凋》中就給我們塑造了個悲劇女性形象。川嫦是常中最好的女子。本應受到家中特殊的關愛，然而。她的父親是個封建遺老。因為不承認民國，自民國紀年起，就一直不再長歲數，是酒精缸中泡著的孩尸。但仍忙于醇酒，美婦。鴉片；母親是蒼白。絕望的女人。生了一堆孩子。在無愛無錢的家中過著瑣屑的日子。姐妹們明爭暗斗，你槍我奪。川嫦中學畢業。渴望再讀書，但父母不愿把錢花在她的學費上，而這樣家庭的女子，不能當店員。不能當女打字員，于是只能做“女結婚員”。但剛愛上。又得了病。父親不肯出醫藥費。因為這年頭馓老子的一個姨太太都無法養活，而生病了的女兒還得一天兩個蘋果。父愛，母愛，手足之情，還有一份似乎本是唾手可得的愛情，一個個棄之而去，在這個沒有愛的人生間，花季少女鄭川嫦無聲無息的死去。然而，這鄭家的男男女女，又分明都是殺手，在他們的擠壓中，川嫦死去了，在冷酷的感情，死去了。

三、結語

張愛玲是一個具有強烈悲劇意識的作家。她用自己傳奇式的一生和傳奇性的作品演繹了一個個悲劇故事。這種仿佛與生俱來、揮之不去的悲劇意識，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現實主義手法解剖了人性的自私、卑鄙與扭曲，揭示了蕓蕓眾生的孤獨漂浮感、命運的困頓和生命的虛無幻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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