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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孫訓華作者單位：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思想政治理論教學部

迫于生計，災民流向城市

由于災荒的頻發，使得廣大災民已經無法在家鄉生存，所以他們開始向城市遷徙，很多農民此時已經是一無所有的饑民，迫于生計，成千上萬的災民不得不涌入城市。在農民的觀念中，城市里的繁華和熱鬧意味著更多的生存機會，于是每有大災來臨之后，便會掀起一陣災民入城的高潮，人數之多，規模之大，令人震驚。同治八年，湖南春夏多雨，江湖并漲，廣大地區被淹，造成大量災民紛紛入城逃荒，“省城領賑災民，已增至五萬人，而雨勢未已，甚為憂之。”［6］光緒四年，京師及直隸春旱嚴重，加上瘟疫盛行，造成大量災民無地可耕，無家可歸，“光緒四年之春，畿輔旱災，秦、晉、豫皆大災，民之流亡以億萬計，其中十之一奔赴京師。一時士大夫盱目傷心，仗義爭光，率錢聚米，號呼相救。”［7］在災害頗為嚴重的河南，災民入城現象更是如此。光緒二十七年，河南大旱，并伴有風、雹災害，革職留任的河南巡撫松壽上奏中說：“即以省城內而言，貧民麕集，行乞坐臥，填溢街衢。……每日就食饑民五千六百余人之多，其續來者尚絡繹不絕。”［8］同樣是災害頻發的湖北，也出現了大量災民入城求食的現象，“漢陽府屬之漢口鎮……即有本處無業貧民與夫鄰境被水之戶，多在依山傍麓，搭棚棲止，逐日增加，大小男婦不下二十余萬口之多。”［9］

逃荒饑民入城之后的生活狀況

在災荒期間，不但農村受災非常嚴重，同樣災情也直接影響到了城市的生活。廣大災民進入城市之后，才發現城市并不是他們想象的天堂。由于同時受災的比較廣，眾多的災民大都選擇前往就近的城市逃荒求食，因此，一時間城市里也是饑民如織，人滿為患，已經超出了各地方城市所能承受的安置能力，他們的生活并沒有得到多少改善，因此各地方官員開始截回甚至是阻止災民繼續入城。道光二十八年，江蘇洪水泛濫，“高、寶一帶被水，貧民南下，先經臣督飭地方官查辦勸捐留養事宜，一面咨會浙江，如有越境覓食者，即分別截回妥辦。”［10］由于近代城市發展水平的限制，對于災后的救助能力十分薄弱，災民進入城市之后，生活條件極其惡劣“，有留養難民，雜處祠門，藉占寢地，釀成濕疾，時疫又興。死亡相繼，婦哭兒啼，遺溺遍地，難與為鄰。”并且“有鄰近移來病者，因限額不能濫收，甚至投河而死；且有因戾氣所蒸，十死其二、三，其余俱而他行者。”［11］光緒四年，由于山西、河南大旱，出現百年不遇的饑荒，眾多災民陸續前往京師、直隸逃荒，御使劉恩溥上奏：“竊五城地面向設收養貧民之處，不一而足。近日外來貧民日多一日，實不能容。粥廠雖多，而領粥之人太廣，每日竟不得一飽。”面對如此狀況，“馴良者，沿門告乞，忍餓以全生；桀驁者沿街搶奪，舍命而不悔。聞近來老幼暨婦女輩，凡街市行走者，其負載物件及首飾等，輒欺其不能追捕，任意肆搶。”［12］

饑民入城對城市生活的影響

中國近代的自然災荒對于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都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對于占全國人口總數90％的農村人口，影響更是首當其中的。一旦遇到較大的災害，也就意味著已經喪失了生存所需的基本條件，城市的富饒和繁華吸引著這些即將對生活絕望的災民，因為那里有收容所，有救濟會，也有施粥廠等等救助，于是大量逃荒饑民如潮水般涌入城市，這就對城市人口、社會秩序、階層沖突等各個方面帶來諸多的影響。首先，大量災民涌入城市之后，使得城市人口出現較大增長。據美國學者（K．Skinner）估計，1843年，中國城市人口為2072萬人，城市人口在全國人口的比重約為5．1％；到了1893年，城市人口上升至2351萬人，城市人口比重上升了0．9個百分點，接近6％。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在深重災荒的推動下，廣大災民進入城市，推升了城市人口的增長。由于中小城市受到規模和經濟實力的限制，又促成了人口向資源和經濟實力較為雄厚的大城市的集中，以上海為例，上海1843年人口為23萬，1852年迅速增至54萬余人，到1890年上海人口已達82萬5千，成為全國首屈一指的工業化大城市。同時，大量人口進入城市之后，也為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發展注入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擴大了社會分工，為已經啟動的早期工業化提供了強大的勞動力支撐。其次，災民入城打亂了城市的正常生活秩序，降低了城市生活水平。城市人口的劇增，必然帶來城市就業機會的大幅度競爭，在中國近代社會，資本主義發展很不充分，城市工商業發展層次非常低，城市吸納功能水平也比較低，因此很難全部吸納這么多災民進入到城市的各個就業崗位上，“吉林現在流民以較土著加倍，非僅目前乏食可慮，更恐日后不無失業之虞”。［13］災荒導致農業生產力大幅度倒退，農村對于城市的物質供應也開始出現局部中斷，造成城市基本生活物質匱乏，“初五、六、七三天，各鄉人不能挑菜進城，城內居民幾至斷炊，市面冷落更無論矣。”［14］由于工業發展的緩慢，城市提供不了足夠的工作機會給災民，因此貧民的大量集中反而會加劇城市的失業狀況。頻繁嚴重的災荒，所產生的大量災民，入城之后也往往孕育著很多社會不安定因素。他們為饑餓所迫頻臨絕境之時，就可能會越軌犯禁，官府雖然竭力鎮壓，但是無奈饑民眾多，無法有效遏制，“上年旱荒，四鄉貧民，向富戶乞食，打門敲戶，集眾喧嚷。余雖到處彈壓，不能禁也。”［15］更有部分難民淪為盜匪，這些都對城市現有秩序造成很大的沖擊。最后，生存空間的壓縮也滋生了城市居民與逃荒饑民之間的對立和矛盾。隨著災荒的蔓延，在中國幾乎各個城市都已逃入大量的難民，為了能夠生存下去，老實善良的求食者便只有乞討度日，或者是忍受饑餓之苦，性情暴虐的難民則沿途搶劫路人財物，甚至綁架勒索。久而久之便演化成了市井之徒、黑幫分子，他們把持碼頭，收取各商鋪保護費，對于城市中正常的工商業的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消極影響，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著城市居民與入城難民之間的矛盾。由于入城難民的搶奪糧食財物，于是官府開始捉拿那些不守規矩的難民，強制遣返入城難民。“十四日，糧差四處捉拿入城災民。十五日，農民入城將縣署內部器具搗毀。”［16］“常德水災民荒，鏊集數千人，以擁進城內呼號，哀鴻困圍紳富李亨泰住宅，適與電局貼鄰，該劇駭甚。”［17］宣統元年，湖北江水暴漲，水灌武昌、漢口城內，災難深重，廣大災民流離失所，無處求食，不得不聚眾請求官署給予救助，“去臘各署被災饑民，來武漢就食者十四萬余人，年底經官商施舍米粥，再加以軍隊極力彈壓，始免滋擾。詎今年漢陽縣粥廠遽爾停止，諸饑民求食不得，遂聚集男婦老幼數千人，于元宵節晚來九鐘，蜂擁至縣署，團團圍鬧，時縣令張振聲，見勢甚洶洶，當將署門緊閉，立用電話飛請鎮協兩署迅派軍隊彈壓，幸即解散。”［18］入城災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在日后為城市中貧民仇富心理的形成埋下了隱患。

總之，晚清時期災荒頻發，入城災民在數量上達到了非常大的規模，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的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層次。災民入城之后，給城市工商業發展帶去眾多勞動力，城市從業結構也產生了許多新的變化，進一步健全了城市的服務體系，強化了作為城市應具備的服務職能。但是同時，由于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城市的容納水平有限，大量人口的進入，造成了城市生活水平的降低，社會治安的動蕩，也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凸顯出政府在災民社會流動方面的調控能力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