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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子麟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國內針對價值觀問題，有兩次集中的討論。第一次在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與中國社院聯合在北京召開了“社會轉型時期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座談會，來自不同學科的40余位學者就目前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變化之現狀及意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體系結構的整合、價值目標的內容及其確立等問題進行了探討。第二次是在2007年，北京大學舉辦了一次盤點價值觀30年變遷的研討會，來自海內外30余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50多位學者參加了討論，并出版了《中國社會價值觀變遷30年》、《聚焦當代中國價值觀》。

在價值觀意義上，對社會轉型的內涵大致有兩種看法。從宏觀而言，社會轉型可以理解為文化形態的更迭。翟學偉認為，“當某種變化成為一種社會、文化或價值上的形態時，即使是在失去它之后我們仍然受到它的影響并形成一種文化認同，這就是所謂的傳統。”［6］(P18)吳家華認為，社會轉型從宏觀上看是社會結構的變遷，從微觀上看是人的行為方式的轉變，是支配人的行為的價值觀念的轉變;價值觀念轉變是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觀念反映，是社會轉型造成的人們的利益關系和社會利益結構變動的表現。［7］(P37)

哈根認為，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人格性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傳統社會以固定的階層為特征，人格是專制型的、缺乏創造性的、不思改革的;在現代社會中，人格類型以創造性、好奇心、對經驗的開放性為特征;當一個特定社會集團中的成員察覺到自己的目的和價值觀不被他們所尊重的并對其尊重很看重的社會其他集團所認可的時候，變遷就發生了。［2］(P56、58－59)

英克爾斯也認為，人的現代化是社會現代化的基本尺度和主導因素。他指出，“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人格……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8］(P11)在價值觀意義上，對社會轉型的分期和界定看法不同，按照歷史跨度可分為大、中、小三種分期。大分期以翟學偉為代表。他認為，中國人的價值取向經歷了五次重大的轉變。第一次是有文字記載到春秋戰國，為宗教意識取向;第二次是從春秋戰國到晚清為倫理取向;第三次是從晚

清到建國為文化取向;第四次是在建國后計劃經濟時代為政治取向;第五次是市場經濟時代為經濟取向。［6］(P17－18)中分期說以武力為代表。他認為，在社會價值觀演變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840—1911)為中國傳統社會價值觀崩塌和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成長時期;第二階段(1911—1949)是以西方思想為主體的社會價值觀不斷失敗和以馬列為理論基礎的新民主主義價值體系成長并最終確立主流地位的時期;第三階段(1949—1978)為傳統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建立并完善階段;第四階段(1978—)為社會價值體系變化時期。［9］(P278－281)

小分期說從建國開始，以改革開放為界，主要有“二元論”和“二重論”兩種觀點。“二元論”者認為，改革開放前后社會價值觀的某方面特征出現替代性的變化。其中，戴茂堂指出，整體主義正在逐步轉變為個人主義;禁欲主義正在逐步轉變為幸福主義;德性主義逐漸為科學主義所取代;人治主義逐漸為法治主義所取代。［10］(P34－37)

“二重論”者認為，改革開放前后的不同價值觀念共存并發揮作用，即從單一狀態到共存狀態的過渡，以廖小平和辛自強為代表。廖小平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價值觀變遷，有四個方面:從一元價值觀向一元與多元價值觀互動的變化;從整體價值觀向整體與個體價值觀融合的變化;從理想價值觀向理想與世俗價值觀共存的變化;從精神價值觀向精神與物質價值觀并重的變化。［11］(P12－16)

辛自強認為，“傳統”和“現代”社會并非完全對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可能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當前正處于一種過渡狀態，更應該是一種“二重結構”［12］(P27)。在對價值特征的概括方面，吳家華等概括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價值觀方面的六個特征，即價值目標的差別性，價值標準的相對性，價值行為的合理性，價值選擇的自主性，價值追求的實用性和價值實現的多樣性。［7］(P37)

變化是我們研究問題的起點，不論變化涉及片面的特征還是整體的結構或范型，不論變化的過程是革命性的，還是漸進性的。當代也好，改革開放以來也好，在我們的社會生活當中人們社會價值觀究竟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呢?從之前的論述中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和一對重要的范疇，這個共同點就是對經濟利益的關注，這對范疇就是理性與世俗。在所有的研究背景之中，無不例外的強調了人們對利益的關注，程度上由輕到重，數量上由少到多，從客觀承認到主動追逐，從遮遮掩掩到肆無忌憚。在追逐利益的過程中，一方面通過使用越來越文明的方式和技術的工具，而使得人們變得越來越理性;另一方面，由于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日漸重要的作用，利益不僅可以滿足人們的物質生活需要，同時也填充了人們心理上的優越感、虛榮心和等級觀念，利益關系不僅解釋了商品市場的貨幣關系，而且也揭示在商品關系背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得人們變得越來越世俗。筆者認為，理解社會價值觀變遷的關鍵在于對經濟利益的分析。

利益分析是當前價值觀的研究起點。在市場經濟中，按照資本的邏輯，市場價值以及作為它的表現形式的貨幣，作為市場機制調節的基礎，也成為社會價值體系的基礎。人際關系通過商品生產表現為物的關系;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固定形式，通過商品交換將形形色色的商品聯系起來，也成為人們發生關系的紐帶。這樣，任何事物在市場上沒有了內容和性質的不同，都只表現為貨幣量的差別;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動力不是善良、公正和奉獻精神，而是利己心、競爭和對財富的貪欲。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以“性善”和“仁愛”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價值觀，與強調集體主義和大公無私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一起受到沖擊，而新的社會價值觀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解釋這些經濟利益關系，然后才能在尊重經濟規律的基礎上規范和協調各種社會關系，引導人們樹立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價值觀念。當年馬克思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為貧苦群眾的利益辯護，這也是他探討物質利益問題的開始。“為什么強大的國家理性在私人利益面前竟顯得如此軟弱無力?這是使馬克思感到極度苦惱的疑問。”［13］(P44，47)政治經濟學是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經驗的科學總結，同時也是利益分析的利器。對物質利益的關注，不僅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邏輯起點，而且也是馬恩進行思想政治活動的經濟學起點。

現代社會的最大特點就是理性化和世俗化。理性通常我們在3個層面來理解，［14］(P45)①在本體意義上，常用來指謂人的一種洞察事物或現象必然聯系的能力;②在認識意義上，理性具有高于感性與知性認識的觀念屬性;③在行為意義上，理性指的是實踐觀念及實踐過程對于自然的合規律性與對于主體的合目的性。所謂“世俗化”，本意是相對于宗教而言的非宗教化過程。

在現代社會里，一方面理性化越來越要求人們追求形式上的理性，包括越來越技術的工具、越來越精確的計算和越來越邏輯的演繹;另一方面，世俗化也越來越關注現實的、眼前的、可預測的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講，世俗化也就是理性化。所以，童世駿就說，在現代社會，已經沒有任何思想具有與生俱來、一勞永逸的支配人心的理由了。任何學說本身都不在被看做是“神圣的東西”，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都可能被人們“問一個為什么”。［15］(P34－35)所以當下樹立與社會發展要求相一致的價值觀就是要做到既理性化又不被“理性化”、既世俗化又不被“世俗化”，這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