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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黃謀琛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協調原則

我國目前進行的事業可謂史無前例，這毫不夸張。“摸著石頭過河”、“從干中學”，這些話語耳熟能詳。進一步而言，也是我們已經承認的事實，就是因為沒有現成的經驗，所以難免顧此失彼、單打一，有時甚至單打一都沒打準。所以，要防止片面甚至錯誤傾向，實現社會協調發展，推進社會全面進步。社會需要協調，這也不是我們強加、想當然的。因為，我們不僅知道———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而且知道社會是由經濟政治文化等諸領域有機構成。社會發展就是按照不平衡向平衡再到不平衡的否定之否定規律進行的。既然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是保持平衡，而現實社會又往往處于不平衡狀態。社會結構體系是由經濟、政治、文化等基本領域等組成，這幾個基本領域發展目標應該是平衡，而實際上這幾個領域往往表現為不平衡。舉例來說，我國計劃經濟時期，搞“一大二公”，權力集中，企業沒有自主性，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結果嚴重挫傷了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而實行市場經濟以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解決了溫飽，實現了全面小康。同時，由于市場經濟體制不夠完善，相關法律不夠健全，多頭管理等，反過來又影響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還有，我國近現代史上如“五四”運動、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等，啟動一波波的思想解放。社會由不平衡走向相對平衡，循環往復。打個比方，一個人手長手短，腿長腿短，難以平衡，行走跑步就不快；重心不穩，容易摔倒。即使兩手、兩腳長短一樣，也還有動作、功能協調的問題。社會亦然。由不平衡走向平衡，辦法是什么？協調，并且這種協調應該是有意識的、自覺主動的、有重點的協調，而不是無意識的、自發被動的、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協調。一開始，我們可能并未察覺社會是不平衡的，但隨著問題疊加、矛盾激化，不平衡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就會引發社會動蕩、難以前進。馬克思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3]591~592經濟、政治、文化等諸領域不協調，最終影響社會的整體進步。而對諸領域進行協調，理所當然有利于整個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而不是畸形發展。當然，生產力是帶有根本性的最終決定力量，因而我們要主動自覺地協調，實現社會整體發展。

量化原則

剛才我們說到社會發展是不平衡向平衡的過程，那么不平衡到何種程度就需要協調，換句話說，就是社會發展的協調度，也就是經濟、政治、文化和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之間的協調度。要分辨顯著的變遷，就要揭示在一定時期內某一對象或情境的根本結構的改變程度。[5]這就需要量化。如果對社會整體發展有了量化，就能夠把握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程度，就能夠不失時機地協調。不然，就不容易把握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就可能隨意地、主觀地協調，要么是操之過急要么是姍姍來遲，以致協調難以符合社會整體發展的客觀進度，進而影響社會整體發展。據拉法格回憶，馬克思曾經強調：一門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在方法論上，用數學，不單是運用數學計算，也要運用數學進行思維和論證。比如，“”時期，我國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人們溫飽不足，經濟發展任務迫在眉睫。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和戰略重點轉移的決策，極大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生產發展空前迅速。這其實也就是協調，但卻遠遠落后于社會發展的客觀邏輯，因為建國以后我國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而我們在實踐中卻對此有所忽視。隨著國門打開和市場經濟發展，拜金主義、個人主義、極端利己主義出現，崇洋媚外、權力集中、違法犯罪現象包括貪污腐敗逐漸嚴重，反過來影響經濟發展，進而妨礙社會整體進步。民生領域的社會建設滯后也同樣影響經濟、政治、文化，從而影響社會整體發展。而在統計學看來，通過對看起來隨機的現象進行統計分析，統計知識能夠幫助我們把隨機性歸納到可能的規律性中。[6]因此，對經濟、政治、文化和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進行量化，抓住各領域的重點以及各重點之間、各領域之間的有機聯系，有利于及時調控社會整體發展。只有量化，社會協調才能適時，社會結構才能優化，社會整體發展才能穩健。

動態原則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的。按照馬克思的社會“五形態”理論，也就是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幾個演進的時代；而從技術社會形態看，迄今社會是由漁獵-農業-工業-信息社會演進的；1890年恩格斯致奧托•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7]這里說明一個什么道理呢？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包括社會主義社會。如果社會本質上是僵死不變的，那我們改革什么呢？既然是改革，那就意味著社會在變化，也就是動態的。我們常說，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不就表明社會在劇烈廣泛地變化嗎？其實，無論自然、社會還是思維領域，都是在變化。自然界沒有空氣的運動，聲音怎么傳播呢？從手推磨到蒸汽磨再到信息社會，社會不是在大變革嗎？人的思想、語言，不也在變化嗎？無論從自然、社會、思維領域進行類比推理，還是從現實生活看，社會都是處在不斷變化之中，不管我們承不承認，是否意識到。歸根到底，作為整體的社會，其變化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當然，我們不否認，人的活動參與其中。如果離開人類這一主體，社會無法形成，因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既然社會是處于運動發展的狀態，那么作為反映社會整體發展的指標體系，也應該堅持動態原則，這是毋庸置疑的。動態原則，說具體，就是有些指標可能會調整，我們稱之為變量，而有些指標可能保持不變，我們稱之為常量。當然，相應的指標數據也可能變動，這是司空見慣的。但是，從時空坐標看，在某一點的指標數據是相對靜態的，這在孔德的社會靜力學也說了。否則，各階段、各地方的社會整體指標比較而作出的判斷就難以說清了。其實這個并不難理解，運動就是既在這一點又不在這一點，恩格斯早已講過。還有真實、客觀等普遍原則。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強調：“人們決心在理解現實世界（自然界和歷史）時按照它本身在每一個不以先入為主的唯心主義怪想在對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現的那樣來理解；他們決心毫不憐惜地拋棄一切同事實（從事實本身的聯系而不是從幻想的聯系來把握的事實）不相符合的唯心主義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義并沒有別的意義。不過在這里第一次對唯物主義世界觀采取了真正嚴肅的態度，把這個世界觀徹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運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識領域里去了。”[8]原則并非我們強加給社會整體的，而是社會整體本身固有的客觀邏輯。否則，先入為主、主觀主義，無濟于事。原則不是出發點，事實才是出發點。如果社會整體指標體系不真實或造假，就難以反映社會整體，就是自欺欺人。這樣，對社會整體發展評估有何益處呢？同時，原則要同實際相結合，借鑒發達國家相關做法，因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當然，反對生搬硬套和閉門造車，這是毫無疑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