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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陽作者單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

一（略）。

(一)略。

(二)人口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

在一個依賴勞動力數量投入的經濟增長中，勞動年齡人口不足或老年人口比重過高，都會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6]。當人口年齡結構處于最富有生產性的時期中，勞動力供給充足以及高儲蓄率就會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額外的源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而當人口轉變超過了這一時期，人口的年齡結構趨向老齡化并且在總體上不再富于生產性時，那么這種額外的經濟增長源泉———人口紅利便會喪失[7]。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主要借由三條渠道，即勞動力供給、儲蓄和技術進步，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經濟增長。第一，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看，人口轉變會導致總人口中勞動力數量的相對改變[8]。假定隨經濟增長而出現了足夠大的勞動力需求，那么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就會較高，進而增加勞動力供給和提高勞動參與率；此外，家庭規模的減小會大大增加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這將進一步增加勞動力的供給量[9]。當然，由于分工具有規模效應，隨著勞動力供給的數量下降，分工的規模效應也會減弱，這就會導致總產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下降；此時，即使假定處于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力供給的數量相對減少也仍意味著總產出會同比例下降[10]。第二，人口結構的變化會導致國民收入中消費和儲蓄的分配比例的改變，進而對經濟增長造成影響[11]。人口轉變過程是長期的，既包含有個人生命周期的變化，也反映了代際之間的更迭關系。在社會上，不同年齡人口的產出、儲蓄及消費行為都存在系統差異，若某一部分人群占據總人口的主要比重時，該年齡段人群的行為就會明顯影響到經濟發展情況[12]。而且，隨著一個人的年齡增長，特別是達到勞動年齡以后，其儲蓄的變化會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倘若總人口中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比較大，那么該部分人口的個人儲蓄之和將對提高儲蓄率有利；再加上，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比相對較低，也就意味著他們承擔撫育、贍養等經濟負擔較輕，這些會有助于減少家庭支出，而進一步提高家庭儲蓄的比例。第三，人口結構變化還會通過影響技術進步的速度來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13]。在一個社會中，人口的老齡化會導致吸收新知識、新觀念的速度降低，以及科技創新能力的下降，這就更加易于誘使一國政府利用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來保護本國的勞動力市場，從而弱化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技術進步等對經濟長期增長的貢獻程度[14]。比如，根據歐盟的一項研究，預計來自勞動力供給和公共財政的“雙重沖擊”將影響歐盟及日本等國未來經濟增長率約0.5個百分點，而對美國的影響也將達到約0.25個百分點。此外，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還會導致人力資本積累模式的改變。當死亡率下降時，家庭會更傾向于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這在顯著增加勞動力市場回報的同時，也有利于推動經濟長期增長。

二、實證分析

（一）境外實證分析

發生在不同國家的顯著的人口轉變以及由此伴生出的人口年齡結構差異，使來自經濟學、人口學等領域的學者觀察到了這一現象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一系列影響。

1.來自西方國家的經驗證據

一些經濟史學者通過考察西方國家經濟增長的歷史，提出了來自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績效影響的經驗證據。比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分析了1870—1913年歐洲和北美等17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及人口年齡結構數據，指出新大陸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較之舊大陸要高出0.47個百分點，而該增長率中大約90%、甚至全部的差別都可以歸結為新大陸在人口年齡結構上的優勢，也就是說，新大陸主要利用具有年齡選擇特點的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提高了地區人口結構的生產性[15]。此外，另有一些更具體的事例揭示出了更有說服力的結論。比如，美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比法國的該項指標值高出0.3個百分點，而其原因完全可以用年齡優勢來解釋；再如，意大利經濟增長趕超英國的時期，如若不是在人口年齡結構上存在劣勢，其還可以取得比超過英國0.3個百分點更好的經濟績效[16]。此外，人口紅利本身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也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持。例如在美國，隨著二戰以后出現“嬰兒潮”以及逐步成長為“興旺的一代”，人口紅利對1970—2000年的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0%[17]。

2.來自東亞國家（地區）的經驗證據

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下文統稱“東亞經濟”）創造的“東亞奇跡”，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亞洲國家（地區）趕超發達國家的成功事例。黑田俊夫（1993）指出，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兩個人口因素密切相關，一是由于出生率迅速下降和高齡化進展緩慢，造成了低撫養比；二是日本戰后“嬰兒熱”時出生的人口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已達到勞動適齡人口，為日本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18]。布魯姆（Bloom）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也認為，東亞奇跡的實現在非常顯著的程度上可以歸結于人口轉變[19]。在1970—1995年的一段時期，東亞經濟創造了年平均6.1%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高于穩態增長率達4.1個百分點。而另據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的估算，這一時期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率為1.5～2.0個百分點，因而在整個東亞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率就達到了1/4～1/3；此時，在“東亞奇跡”（超出穩態增長率的部分即4.1個百分點）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率進一步高達1/3～1/2[20]。當然，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經濟高速增長之間表現出的強關聯性并不必然帶來“紅利”效應。在目前處于人口“紅利”期的中國、泰國、韓國、香港、印度尼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和越南等亞洲國家和地區中，最富裕的國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而最窮的國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僅有600多美元[21]。世界銀行在2003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人口轉變的“機會窗口”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在這個發展階段上，豐富的勞動力數量提供了價格低廉的勞動成本優勢，如果就業充分，就能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同時，在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化既有利于減小社會保障支出壓力，又有助于儲蓄率的提高；此時，如若加上健全的資本市場可以將儲蓄轉化成為投資，那么就將發揮助推經濟增長和增加財富積累的效果。

（二）我國的實證分析

1.經濟后果分析

（1）人口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

人口結構是人口素質的社會性反映，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從綜合與定量的角度出發，研究者嘗試借助不同的統計指標和研究方法，分析和探討我國人口結構變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蔡（Cai）和王（Wang）（2005）以人口撫養比作為代替性指標，發現人口紅利對我國1982—2000年間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平均增長率的貢獻是26.8%，同時該項研究還認為，大約到2013年，我國人口撫養比會從下降轉變為提高，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就將趨向消失[22]。張繼紅（2006）發現，性別比、鄉村人口比和老年撫養比越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越低，則表明一個地區的經濟受阻[23]。針對目前我國上述三項人口構成的指標值均偏高的問題，研究者認為這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都會造成諸多不利的影響。劉家樹（2007）考察了1990年以來我國人口結構中年齡結構、文化素質結構和人口城鄉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這些指標之間存在相同的發展趨勢，認為我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后，人口年齡結構即勞動力人口與總人口比朝著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方向變化[24]。

（2）人口結構變化與勞動力供給

已有研究指出，勞動力無限供給、人口紅利和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是我國和東亞增長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圍繞人口結構變動對我國勞動力供給狀況影響的討論主要從數量和質量兩個角度展開。首先，在勞動力供給數量方面，研究者基本支持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會影響我國勞動力資源供給狀況的判斷，但對影響的程度和后果的認識卻存在一定的差異。特別是近年來，有關我國經濟增長是否正在喪失人口紅利的貢獻，以及經濟發展的當前階段是否已經面臨劉易斯轉折點等的判斷，已經成為理論界和政策研究領域的一個爭論焦點。一方觀點認為，人口轉變與二元經濟發展存在一致關系，即兩個過程具有共同的起點、相關和相似的階段特征、甚至重合的變化過程，因而利用人口預測結果等經驗材料，并結合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格局變動、“民工荒”現象的普遍化趨勢，以及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等幾個方面的新形勢，可以充分論證、檢驗和支撐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和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判斷（蔡昉，2004；CaiandWang，2005；《人口研究》編輯部，2007）。而另一方的觀點則指出，盡管“人口紅利”涉及到了兩個存在關聯性的人口學意義上的事實（一個是“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轉變，另一個是以年齡結構來衡量的社會撫養系數較低），在人口轉變發生的某個特定階段確實會存在，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用以年齡結構衡量的社會撫養系數來統一評價各國某個特定階段上人口與經濟的關系[25]；我國人口轉變中出現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數量多，只是人口問題的慣性表現而非人口紅利的到來[26]，如果考慮到我國尚有1億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并將之納入到非就業人數計算，那么以基于人口年齡結構測算的撫養系數來確認人口與經濟的關系，就容易出現較大的偏差[27]。第二，在勞動力供給質量方面，研究者主要關注伴隨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而可能出現的對其身體健康、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于學軍（1995）指出，不同年齡階段的勞動力在生理機能、生產經驗和學習能力等方面各具優勢或不足，30歲～44歲中年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最高，15歲～29歲青年勞動力和45歲～64歲老年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比中年勞動力的都低[28]。布科曼（Boockmann，2000）發現，技術進步越快，勞動力的平均替代彈性越小[29]。蔡昉（2009）認為，老年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稟賦不足，不能適應技術革新和產業結構調整所帶來的職業的轉換和必要的調動[30]。為考察勞動力老齡化可能對僅由勞動力年齡結構決定的勞動力總產出效率的影響，楊道兵和陸杰華（2006）對我國21世紀上半葉的勞動生產率進行了預測，發現我國勞動生產率在勞動力老齡化最嚴重的2035年將降到歷年最低水平，并認為隨著勞動力的老化，社會總產出效率在下降[31]。袁蓓（2009）指出，勞動力老齡化程度與勞動生產率變化趨勢并非是完全同步的；勞動力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存在差異，不同年齡段勞動力的替代彈性越小，勞動力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就越大，反之則越小[32]。張車偉（2010）也認為，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會嚴重影響勞動生產率，進而削弱我國經濟競爭力，甚至影響到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活力[33]。

（3）人口結構變化與消費/儲蓄

自20世紀90年代起我國進入人口紅利期，圍繞人口結構變動可能給消費和儲蓄帶來的影響問題，逐漸成為近年來學者關注和研究的一個熱點主題。總體而言，人口結構特別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主要通過微觀和宏觀兩種機制來影響居民消費或儲蓄率。在微觀層面，按照生命周期理論的揭示，一個人處于未成年和老年兩個時期的消費均高于收入，因而是進行負儲蓄；而在成年時期，個人消費會低于收入，進行正儲蓄。可見，若一國勞動人口比重上升，則總儲蓄率也應上升；反之，當兒童和退休人口與勞動人口之比上升時，則總儲蓄率下降。當然，考慮到退休人口的遺贈或保留一些儲蓄應付未預期到的支出，那么這些會部分地抵消因老齡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總儲蓄下降[34]。在宏觀層面，當勞動人口逐漸減少時，如果社會為每個人配備的資本存量不變，那么由勞動人口減少而節約的投資可以轉化為消費，從而人均消費水平上升；如果兒童人口比重下降引起的消費增長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引起的消費減少，那么社會人均消費水平也會上升[35]。此外，生命周期也給出了大量關于經濟增長與年齡結構交互影響的預測，如利用“可變增長率”（variablerate-of-growth）模型分析人口的年齡結構對儲蓄的作用效果，就會發現其有賴于處在不同年齡結構群體的個體的生命周期內財富水平狀況，但這些都由經濟增長決定[36]。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研究者從經濟增長與人口結構變化的角度也進行了探討。中國人民銀行課題組（1999）的指出，我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受經濟增長率和居民撫養系數的影響”[37]。袁志剛和宋錚（2000）認為，高儲蓄很可能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下個體的理性選擇，人口老齡化造成我國城鎮居民儲蓄傾向上升[38]。王德文等（2004）發現，我國人口轉變對目前的儲蓄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人口轉變影響儲蓄的程度會不斷減弱[39]。李儉富（2008）發現，儲蓄率與經濟增長率、計劃生育政策和儲蓄習性等存在顯著正相關性，而與少兒撫養比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性[40]。陳如和李杏（2010）驗證了老年撫養率、人口增長率和勞動人口增長率等與儲蓄率之間的關系，發現老年撫養率與儲蓄率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性，而人口增長率和勞動人口增長率都與儲蓄率存在負相關性[41]。還有一些研究得到了不同結論，如我國兒童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只存在弱顯著的負影響，老年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率沒有顯著影響[42]；少兒人口撫養比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43]。

2.社會后果分析

（1）人口結構變化與社會保障

人口既是社會保障的對象，又是決定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變量。隨著近年來我國老年人口比例的迅速提高，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面臨著諸多挑戰。以養老保障為例，孫祁祥和朱俊生（2008）認為，我國人口結構與該項制度之間存在“五大矛盾”：一是人口結構變化趨勢與現收現付制的社會統籌制度之間的矛盾；二是老齡化程度嚴重與養老保險低覆蓋之間的矛盾；三是老年人口貧困與養老保障水平降低之間的矛盾；四是人口轉變進程的區城差異與養老保險統籌層次提高之間的矛盾；五是農村更為嚴重的老齡化與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整體缺失之間的矛盾[44]。現收現付制是建立在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撫養比低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上述條件發生變化，則要求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來支撐，否則這個制度就是不可持續的[45]。從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勞動力市場狀況看，如果增加“統賬結合”模式中個人賬戶的比例，可能會刺激居民的人力資本投資，延緩其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從而緩解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壓力[46]。此外，還有研究關注到了老齡化對老年照料、醫療保健等造成的影響。張翼（2007）指出，老齡化水平的升高已顯著增加了老年撫養比，特別是對那些有大量年輕人口流出的省份來說，則是常住人口的撫養比在上升，進而導致照料老人負擔的加劇[47]。蔣承和趙曉軍（2009）發現，目前我國老年照料對成年子女的就業概率和工作時間都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48]。張彬斌（2010）認為，人口老齡化的一個顯著后果就是社會適齡勞動人口比重降低，勞動力供給將出現短缺，未來的勞動人口需要通過公共養老金計劃或者家庭資助的形式承擔撫養老人的責任[49]。張車偉（2010）預計，隨著我國社會撫養比的不斷提高，勞動力的負擔和成本都會加大[50]。

（2）人口結構變化與教育發展

教育部門是一個重要的人力資本生產部門。一國對教育投入的總體規模和結構都與該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密切相關，當其受教育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較高時，需要增加用于教育的資源；義務教育階段受教育人口的總體下降和義務教育階段后教育規模的上升，會促使教育資源的總量需求上升，從而要求資源的分配格局發生調整。都陽（2009）對教育投入水平進行了國家比較，發現我國標準化后的實際公共投入為GDP的2.4%，略低于印度的2.7%，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而在教育投入結構方面，小學和中學階段的在校生總量規模預期都呈現出了先降后升的變化趨勢[51]。立足人力資本、勞動生產率與比較優勢的內在邏輯聯系，蔡昉（2009）認為，通過深化教育，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將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更多積極影響，隨著接受基礎教育的人口（即年齡在5歲～14歲的少兒人口）規模及其占總人口的比例的下降，教育資源的制約會有明顯的緩解，從而為擴大和深化教育創造有利的條件[52]。

三、研究述評和今后研究的設想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的有關人口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的研究，為探討人口與經濟發展關系，以及深層次認識人口轉變結果，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隨著東亞各國先后完成人口轉變，圍繞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等相關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也逐步掀起了一個研究高潮。由于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十分復雜，貫通于兩者之間的作用機制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且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往往會導致勞動力供給特征的改變，進而使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狀況很難以做精準的量化分析。有鑒于此，現有研究文獻更多地是從人口學、經濟學或社會學的角度，立足人口轉變、經濟增長、社會管理等理論，選取一個切入點或領域，來聚焦于具體問題的剖析和破解，研究的針對性較強，且具備一定的理論深度和政策實踐價值。然而，要認識由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影響，更需要著眼于長期，從宏、微觀兩個層面入手，采取比較全面和綜合的措施。目前，研究者已經就人口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的理論基礎、我國人口結構變化的歷程和趨勢、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及應對這些影響的對策建議等方面，進行了較為細致和深入的探討，為本研究進一步深化相關問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鑒。立足現有研究成果，以我國現階段及未來一段時期的人口動態為研究背景，圍繞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的相關研究可以側重探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清晰地認識和判斷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動歷程、現階段特征及影響其變化的主要因素，為把握中長期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奠定基礎；二是在對我國人口結構變化趨勢的總體把握中，分析和研討其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三是通過總結近年來我國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相關政策措施和制度設計，結合經濟社會各領域的主要發展思路和制度改革進程，提出更加明確和綜合的、可兼顧短期政策選擇與中長期制度完善的優化人口結構、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

總體上看，盡管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加深，“人口紅利”將逐漸消失，但在目前的宏觀政策上，則恰好是提振消費、優化產業結構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最為有利的機遇期。人口是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影響因素之一。我國的發展應抓住“人口紅利”集中釋放的有利時機，積極推動產業升級和轉移；同時，通過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加強對勞動力的技能培訓，培養高素質的勞動者隊伍，以加快人力資本積累的速度，從而提高國家的核心競爭力，確保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