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民族文學與社會發展的關聯性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本文作者：馬明忠單位：中共西寧市委黨校民族學講師

青海地區的社會發展,它與青海各民族的文化密不可分。九十年代中國經濟重心西移,體現了國家幫助和扶持中西部加快發展,逐步縮小東西部發展差距的戰略意義。伴隨著經濟建設起步的同時,探討青海的民族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對促進青海地區現代化進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青海是個多民族居住的地區,也是個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地區,世居青海的民族有漢、藏、回、土、撒拉、蒙古族,每個民族即是一種文化的象征。研究和了解各民族文化所特有的特色以及它發展的趨向,使它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發展,在多元社會中確立自己的位置,共同發展。文化的變遷與社會的發展相適應的,社會發展實際上是一種整體性文化變遷。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源和流。從根本上說,青海的民族文化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化形態,都不能離開它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無論是從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還是從歷史、現實、未來的角度去觀察;思考,中華各民族誰也離不開誰,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一、古文化遺址—社會發展的活化石

青海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古代文化遺址,從歷史學、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的觀點看,古文化遺址具有突出的歷史意義,很高的藝術成就和科學價值,它所代表的文化是社會發展的歷史見證。據青海考古資料,在柴達木小柴旦地區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活動的遺跡;在海南州貴南縣發現了中石器時代的拉乙亥文化遺址;在東部的徨水流域和黃河沿岸發現了屬新石器時代的馬家窯、齊家文化遺址;在以徨水中上游和黃河上游為中心地區發現了青銅時代的卡約、辛店一、諾木洪文化遺址,從各個文化時期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分析可知,距今兩萬三千年前,青海地區就有人類活動的蹤跡。青海的古文化遺址,是青海古文化的集中反映,與青海社會發展相一致的,是社會發展的活化石。如對小柴旦遺址遺物測定距今已有兩萬三千年之久,從出土的刮剝石器為主的石器的組合和制作技術看,具有舊石器時代晚期華北文化兩大系統中“周口店第一地點(北京人遺址)—峙峪系”的特色,說明西北與華北古人類文化技術上有密切的聯系¹,屬于中國遠古文化“新人”階段,原始人群逐漸向母系氏族社會發展過渡。拉乙亥文化遺址距今約日6000—7000千年,出土的各種文化遺物則表明采集農業已經出現,當時的社會形態大約處在母系社會早期。青海境內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主要是馬家窯文化,又稱甘肅仰韶文化,距今約4000—5000年,這一時期居民過著定居生活,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畜牧業也占一定的比重。從出土墓葬來看,男性墓中多見石刀、石斧,女性墓中常出現紡輪,可知當時已進人男耕女織的社會分工時期,制陶業也相當發達,尤以精美的彩陶著稱于世。如同德縣宗日遺址,新近出土了“雙人抬物”彩陶盆,這個遺址以其豐富的文物群體和獨特的文化內涵已被命名為馬家窯文化的一個新的類型—宗日類型,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º齊家文化是馬家窯文化的發展和延續,當時的人們主要從事農業生產活動,有較發達的畜牧業,還出現了冶銅業,是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過渡時期,母系氏族社會逐漸被父系氏族社會代替,墓葬中還出現了奴隸殉葬,表明階級對立逐步產生。青銅時代的卡約、辛店、諾木洪文化處于原始社會末期,人們農牧兼營,過著相對固定的定居生活,西部地區以游牧生活為主,狩獵、采集為輔。諾木洪文化則是卡約文化的發展和延續。從以上古文化遺址和考古資料所知,青海的古文化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社會從原始社會逐漸過渡到奴隸制社會,生產從采集農業發展為農業、畜牧業為主的經濟形態。這些古文化遺址是古代先民因不同的自然和地理環境的影響及制約,形成了與區域地理、經濟生產、民族活動和文化特征相一致的社會文化體系,是當時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發展的反映。但是,青海的古文化遺址,不僅僅是史前時期文化,還應包括古代羌人文化、中原文化、鮮卑文化和西域文化,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青海歷史也是漢羌、漢藏、漢蒙和西域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史。如大通上孫家寨出土的“漢匈奴歸義親漢長”銅印、民和中川的“隴西中部督郵印”、樂都的東漢“三老趙椽碑”、海晏的“新莽西海郡石虎”等,證明了青海地區自漢朝時就已隸屬中原,中原文化浸人到青海地區;海西州都蘭縣吐蕃墓群分布著從青銅時期到唐宋時期的古遺址、古城址和古墓群近40處,都蘭縣自古以來就是氏羌、鮮卑、吐蕃等民族居住地,從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藏漢民族在唐時已形成的經濟、文化關系和氏羌、鮮卑及藏漢多民族相互交融的歷史,特別是大量唐代絲織物的出土,顯示了青海“絲綢之路”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唐蕃古道”的興起,藏傳佛教東傳,宋元時期“茶馬互市”、伊斯蘭教的傳人,大批西域民族的遷人,明清時期的“東關清真大寺”、“瞿壇寺”、“塔爾寺”等建筑,都是民族間文化影響的例證。我們從以上典型的文化遺址看出,這些具有豐富內涵的青海古代文化,不僅反映了濃厚的地方和民族特色,而且也證明了青海地區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

二、文化差異—社會發展的多元性

文化的發展首先植根于自己民族的發展,每個民族的發展歷史及文化傳統有相當大的差異性。世居青海的六個民族,由于居住環境、經濟生產、民族活動以及語言、習俗、信仰、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的不同。保持著自己獨特的文化風貌,構成百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的人文景觀,這種不同,實質上就是文化差異造成的。文化差異是指一個民族獨特的心理感情、民族意識和文化氛圍,表現在語言、習俗、信仰、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并且貫穿于民族存在和發展的全過程。可以說,文化差異使現代社會發展呈現多元性。我們從青海各民族居住環境來看,文化差異的區域性特征比較明顯。漢族主要居住在東部地區,以西寧和河徨谷地為中心,農業、工業較發達,是農業文化和工業文明的交織地帶,向四周呈輻射狀,文化素質高,觀念開放;西部以格爾木和柴達木盆地為中心,農業、工業、牧業條塊結合,是移民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混合地段,文化層次分明,觀念差別明顯。藏族分布青海各地,環青海湖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藏族,保留著濃厚的藏傳佛教文化傳統;青海地區由于復雜的地理因素,環境封閉,受西藏文化影響較大,區域文化色彩濃,外來文化難以浸人;農區以黃教圣地塔爾寺為中心,但仍是漢族文化輻射之地,漢藏文化關系密切。回族是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特點,擅于經商,文化上呈現漢儒文化影響下中國化的伊斯蘭文化特色,這種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使用漢語言文字和信仰伊斯蘭教,以伊斯蘭文化為主體、漢文化為用的回回文化特色,是伊斯蘭文化和漢文化兼融并蓄、融為一體的文化,無論是從青海回族的經濟、文化、教育,還是宗教信仰、習俗、倫理道德、價值觀都體現了這種文化特色。蒙古族主要居住在海西地區,除了原始的薩滿信仰,還信仰藏傳佛教,因而在文化上有藏族文化的烙印,這在河南蒙古族自治縣尤為明顯。土族生活在河徨流域,典型的農耕文化,雖然在歷史上有過游牧生活,加上藏傳佛教的信仰,文化上更接近于農區藏族文化。撒拉族主要居住在循化地區,擅于經商,農業和園藝術也較發達,觀念開放,文化上雖有中亞民族文化印跡,受周圍漢、回、藏族的影響,語言中大量的借詞就是最好的例證,由于信仰伊斯蘭教,接近于回族文化而又不同于回族文化。青海各民族文化這種自成一體的特色,使各民族形成相互獨立的社會發展系統,這種獨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是社會發展多元性的基礎。’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民族性、傳統性,這也是構成文化差異的基本因素,集中體現在各民族的習俗、信仰和價值觀上。青海各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傳統性特征較為突出,對社會發展的影響較大,我們可從以下三個因素來研究。

第一,從習俗因素來看。各民族的習俗與其行為表現出巨大的多樣性。如藏族的部落習慣法。習俗的多樣性也正是表明了不同民族對某一事物的理解、價值觀和所輸出的行為是不一樣的。青海各民族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文化形態,不同的文化形態決定青海各民族所擁有的不同習俗。一個民族自身的習俗制度,是在長期的共同的社會生活中自發積累起來,并為多數人遵循的行為方式,同明也就成為自身文明是至高無上的意識,雖然帶有“唯我為尊”的意義,但不能否認,一個民族對自身文明的崇拜,是這個民族在長期的社會實踐活動中,無意識地自發形成的行為準則,一旦固定下來,具有很大的穩定性,并代代傳承,這也反映了一個民族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越低,民族文化的文明程度相對來說比較落后,而民族的自尊意識表現非常強烈,形成“我自己的”封閉式心理狀態,表現出一個民族的封閉性和排異性。由此說明了一個民族擁有的習俗制度或社會價值取向,在另一個民族中就不能生效,人們更多地是從對立的觀念去看待各種習俗制度,因而產生民族間的差異和矛盾問題,影響民族發展。

第二,從信仰因素來看,主要是指宗教信仰。社會主義時期,我們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其實質就是使宗教信仰成為公民個人的私事。但是,宗教不僅是信仰問題,而且是傳統的歷史文化,含有極高的文化價值,集中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我們稱之為宗教文化。文化和宗教其含義就是指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在適當的場合我們把某種宗教看成某一個民族的整體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在這個民族的成員的一生中,在每天的生活中,甚至在睡夢中都存在著,而這種生活方式就是該民族的文化。過去我們用行政手段或群眾運動來消滅宗教,是非常錯誤和有害的,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長期存在,就是因為宗教的民族性、群眾性、國際性、長期性、復雜性特征的存在,這也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基礎。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固然有其積極的或消極的作用,但在不同民族中有著相同的作用,都支配著一個民族的行為,這種現象使社會意識變成人們復雜的社會行為,即行為和信仰上的差異。人們通過崇拜神或物來履行宗教教義上所規定的社會義務,其實質就是把神或物作為一種自己承擔義務的社會道德規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徒更重視現實生活,更強調與國家法律、社會倫理規范相協調。因而,協調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關系,有利于國家穩定、民族團結和社會的發展。

第三,從價值觀因素來看,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相對獨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都在其社會活動中形成了一套符合本民族的價值取向標準和行為規范要求。一個民族的文化核心就是本民族認同的文化價值觀,它是構成一個民族“文化精神”的基因。如青海各民族的價值觀,深刻體現在各民族的文化上,各民族從生產、生活到思想、觀念上表現出來的不同特點,都取決于這些民族所特有的社會價值取向。每個民族價值觀的差異,就是文化差異的集中表現,這種差異時刻體現在各民族社會的各方面。如回族、撒拉族的伊斯蘭教信仰,藏族、蒙古族、土族的藏傳佛教信仰。可以說,這種傳統的價值觀滲透在每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每個成員的行為之中,價值觀它是受一個民族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制約,青海各民族由于居住環境影響,差異性也較為明顯,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變革,價值觀滯后,即人們的心理狀態和行為方式沒有發生相應轉變,封閉性和排異性突出地表現出來,這種群體心理的單一社會結構現象在青海各民族中很是普遍。

一個民族要徹底擺脫貧困落后狀態,必須具備符合社會變革時代要求的心理狀態和行為方式,建立群體心理的多元社會結構,而改變群體心理的單一社會結構的惟一方法是提高人的素質,即發展教育,這是推動青海各民族社會發展的根本要素。因此,多元社會結構的形成,有兩種形式和結果,一種是來自外部環境的沖擊波,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將不同區域民族間的關系密切起來,隨著經濟聯系的進一步加強,民族間的交往日益密切,各民族自愿地接受發達地區的價值觀念、生產生活方式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方法,推動本地區民族的發展;一種是來自各民族內部的沖擊波,民族自我發展意識增強,民族自卑心理轉變為自尊、自重、自信、自強的心理,迫切要求發展和繁榮本地區民族的經濟、文化,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

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華民族,是中國古今各民族的總稱,是由眾多民族在形成為統一國家的長期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民族集合體。”¼正如費孝通先生把漢族和少數民族共同組成中華民族這種局面稱為“多元一體格局”,五十六個民族單位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中國各民族經過長期的接觸和融合、分裂和消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獨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中華民族是經過歷史上多次的民族大融合而形成的,中華民族文化是我國各民族文化聚集與融合的結果。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她所包含的民族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多樣多層次的,中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有著本民族獨特的文化,從而使中華民族文化呈現多樣性。由于中國各民族大小不一,歷史上社會發展水平極不平衡,這是形成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原因,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態和政治結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各民族文化,表現出極大差異性,再加上中華民族分布上大雜居、小聚居的特點,這也決定了少數民族文化多樣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說,一體多元性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多元性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華民族文化是我國各民族文化聚集與融合的結果,黃河流域兩大文化體系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最典型,也是最能代表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特征,與仰韶、龍山文化相一致的馬家窯、卡約等文化類型,則可以證明西北地區本是炎黃文化的發源地之一。青海在歷史上是漢羌、漢藏、漢蒙和西域文化交融地帶,接納了中原文化系統、羌藏文化系統、伊斯蘭文化系統、鮮卑蒙古文化系統交叉影響,著名的“絲綢之路”和“唐蕃古道”就是這種文化交叉影響的最好例證。由于青海地區漢、藏、回、土、撤拉、蒙古等民族的長期生息與交融,因而在文化上呈現多元化,形成不同的社會文化模式,這種文化模式表現出青海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區域性和多元性特征。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它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過程,首先要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已經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認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它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種文化能和平共處,各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

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必然將不同區域民族間的關系密切起來,尤其是隨著西部經濟的開發和發展,民族間的交往日益密切,各民族自愿地接受發達地區的價值觀念、生產生活方式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方法,推動本地區民族的發展。經濟的聯系,加速了文化的交流,不同區域的民族文化匯聚成為一種共同文化,文化的同一性,就是由于各民族文化發展共同性因素增多所形成的,我國各民族在中華民族的文化模式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隨著時間的推移,使多元一體化趨勢向著中華民族文化方向發展,特別是中國的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加速了一體化進程。從歷史上看,中華各民族采取多種方式,加強相互間經濟文化交流,正是這種中華民族文化上的認同感和巨大的凝聚力,這種綿延數千年的觀念,成為不同時間、來源于不同地域的人們所共同具有的民族意識,中華民族文化成為一種反映共同民族感情的紐帶,體現和包融了中華民族形成統一體的自我意識,即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這是社會發展必然趨勢。

青海的民族文化作為一種多元的形態,它是青海地區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反映,但是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源和流。從根本上說,任何一種文化形態都不可能離開它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即使是反映新的政治和新的經濟、新的文化,也有其歷史的連續性和繼承性。青海的民族文化和社會發展離不開中華民族文化和社會發展這個基礎,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格局下,任何文化都是時代的,又是民族的,善于學習和吸收外來文化的民族,才能更好地發展自己的文化,青海的民族文化只有在中華民族廣泛的范圍內交流與融合中,才能保存和發展,并促進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興盛和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