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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曾凡朝王淑敏山平單位：山東教育學院政治與社會發展系

一社會發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發展包括經濟發展、政治發展、文化發展和人的發展等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發展,是社會有機整體的前進運動和協調運行,以社會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進步為標志;狹義的社會發展是相對于經濟發展而言的,是指社會有機整體中與經濟發展相對應的非經濟的發展,包括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等在內;還有把社會發展與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發展相并列,包括教育、人民生活質量、人口素質和健康水平、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方面因素。本文所要討論的社會發展是廣義的社會發展。

從世界范圍的社會發展現實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走的都是近代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發展中國家采取的發展戰略,基本上是沿襲了西方近代工業文明的發展戰略,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基本上也是在原有發展道路上的延伸。14至16世紀,是歐洲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歷史轉折時期。在這一時期,以資本主義發展較早的意大利為中心,興起了一場文藝復興運動,形成了對中世紀宗教的“反動”,為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提供了難以抵御的道義支持,誕生了諸如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這樣的科學巨匠,高揚了人性和理性的旗幟,恢復了肇始于古希臘的科學精神。文藝復興之后,科學精神和理性精神在西方逐漸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基本認知和思維方式,到資產階級革命完全取得勝利之時,理性權威得以真正確定。西方社會的科學以及以科學為理論基礎的技術的發展催生了18世紀開始于英國、19世紀擴展到整個西歐和美國的產業革命,極大地促進了西方社會的發展。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5共產黨宣言6中所提出的那樣,“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P277)。由此推動了自由競爭以及與此相應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的建立:資產階級的剝削和統治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和統治;同時造成了一個急劇變化的快節奏的現代社會而與千百年沉睡的慢節奏的傳統社會不同:“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1](P275)。資本主義工業社會按照“資本的邏輯”運行,以利潤和財富的最大化作為最高目標,為科學和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也使科學和理性取得了君臨一切的地位。西方科學技術革命的此起彼伏和人對自然認識能力的日益強大,導致了西方大國的不斷崛起、對峙和斗爭,造成了人類互相征服能力的空前強大,大規模的戰爭時刻威脅著人類自身,使得在20世紀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各個國家社會發展的重點開始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圍繞著社會發展的重心問題先后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發展戰略。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傳統發展戰略(Conven-tionalDevelopmentStrategy),如“起飛戰略”、“趕超戰略”等等,是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采用的一種發展戰略。這種發展戰略的基本特征,就是把社會發展看作一種經濟現象,把經濟發展看作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優先發展工業,經濟增長尤其是國民生產總值(GNP)的增長成為社會發展的首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目標。“發展的問題實際上被歸結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問題。應當說,這是5”年代前后的一種流行的觀點。”[2](P26-27)例如聯合國第一個十年發展計劃(1960-1970)就是這種傳統發展戰略的典型代表。不可否認,實施傳統發展戰略有其歷史和時代的必然性,在這種以追求經濟增長為核心目標的單向度發展戰略的導向下,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在物質文明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但是,這種戰略把發展視為經濟的增長、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和財富的累積,幾乎不考慮經濟增長對環境和生態系統的破壞性影響,對自然的無情拷問,使自然資源被殘酷掠奪、大量消耗,甚至浪費,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況且,經濟只是社會的基礎,不是社會的全部,經濟的增長不等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經濟的增長并不能自動實現諸如平等、就業等社會目標。以傳統發展戰略為指導的經濟增長偏離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并不能保證人民真正得到幸福,反而導致社會系統失調,貧富兩極分化,以致出現“高增長、低發展”或“有增長、無發展”的現象,人類陷入發展的“困境”之中。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就提出了人類所面臨的困境這一全球性問題。它的第一份報告5增長的極限6將人類困境歸納為五大問題:工業問題、人口問題、糧食問題、資源問題和環境問題。可以說在傳統發展模式的本性之中潛藏著各種危機的禍根,已經完全背離了經濟發展的本真意義。應當承認,西方近代工業文明的發展模式是歷史的必然,相對于農業文明來說無疑是一個偉大的進步,為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臺,同時也使人類自身的本質力量得到極大地展現,人們的生活質感得到極大地豐富。在這個意義上,“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3](P88)。在高度贊揚工業社會不可或缺的價值的同時,馬克思也看到了人類遭受“異化”的現實境遇,人類通過實踐活動創造了更加廣泛的社會生活條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主體性即自主性,受到自己造成的經濟必然性的奴役和支配。在物質技術昌明的時代,人們在功利欲望中偏離理想追求的智慧之路,經濟繁榮的同時帶來了人的異化和自然的破壞。正是工業社會的偏狹式發展造成了當代的各種危機,這些危機甚至已經嚴重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代人類面臨的各種危機,本質上就是工業文明這種發展模式的危機。危機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發展絕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應該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必須從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來看待和處理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問題,同時協調和解決人自身的發展問題。為此,聯合國在51994年人類發展報告6中指出:“人類帶著潛在的能力來到這個世界上。發展的目的就在于創造出一種環境,在這一環境中,所有的人都能施展他們的能力,不僅為這一代,而且也能為下一代提供發展機會。”

二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發展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過程,亦即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性與人的自覺活動相統一的過程。在馬克思看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的生產活動首先是一種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與之相聯系的人們的生產關系以及建立在這種經濟關系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對于個人來說也具有客觀性,因而社會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進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符合必然性的物質的、客觀的、辯證的發展過程,具有“似自然性”的客觀規律性。但是,人類社會的這種“自然歷史過程”并不像自然界的發生那樣是外在于人的,恰恰相反,是“依賴于人的”,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必然性也不是外在于人的神秘之物,而是通過人的自覺活動形成并發生作用的,“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4](P118-119)。社會發展與人的活動具有內在的同一性,社會發展是有意識有目的的人們的交互力量作用的結果。“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5](P247)。“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須產生一樣,人也有自己的產生活動即歷史,,,歷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3](P122)“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6](P131)。在自然界中,發生作用的是無意識的自然力,事物的存在、運動和變化,是無目的地、自然而然地進行的,只存在著因果性,不存在目的性;而在社會歷史領域中,發生作用的是有意識的人,歷史是人的活動,整個歷史無非是人的本質不斷展開和實現的歷史,在這里,除了存在因果性,又具有了目的性,而且因果性是通過目的性這一中介實現的。

社會歷史是人追求自身的需要、目的和價值的活動。因此,社會發展不僅是受一般規律支配的“自然歷史進程”,而且是內含目的性的“社會歷史進程”。人們不能突破和超越規律的支配和約束而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為人類有目的的實踐活動提供了一種客觀的可能性空間,即選擇的自由度;而社會發展的目的性則體現了社會發展的過程是社會主體)))人的需求與愿望的滿足過程和價值目標不斷實現的過程,彰顯了社會活動和社會發展的主體性。人類的實踐活動產生出社會發展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又制約著人類的實踐活動。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內在一致、有機滲融的統一,是社會發展的本質所在。社會發展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構成了人類活動的兩大基本原則)))真理原則和價值原則。真理原則就是人類必須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去認識和改造世界,追求和服從真理。價值原則就是人類必須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認識和改造世界,使世界服從和服務于人的目的,適合人的美好生存與和諧發展。真理和價值是人的活動所特有的、作為其實質內容和最高目的的普遍原則。人類進步的歷史活動是以追求真理和創造價值為主題的,或者說追求真理和創造價值是人類進步的歷史活動的兩大內在原則和精神支柱。真理原則主要涉及社會發展“是什么”、“怎么樣”及社會如何發展得更快等問題,基本上是指向一個“實證”的、“真”的領域;價值原則主要解決社會發展“為了什么”、“應當是什么”、“怎么樣才能更好”等問題,主要指向一個“價值”的、“善”的領域。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有其客觀性、必然性和運動發展的規律性。人類的目的活動和價值創造首先碰到的是自然和社會的客觀現象及其規律。真理的意義在于“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關系中、在自在自為的矛盾運動中的客體”[7](P181),人們追求真理,服從真理,就是全面地把握和運用客體的本性和規律,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不違背客體的尺度。價值的意義在于,人的活動和社會發展要最大限度地實現人的目的,保證人的社會需要和根本利益,也就是說,按照人的內在尺度通過人的活動和社會發展使世界為人服務。“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6](P97)。真理原則是人的活動中的條件性原則,是人的活動的前提條件;價值原則是人的活動中的目的性原則,是人的活動的動機和動力原則。目的性是價值原則的核心。[8](P315)真理原則和價值原則的追求維度不同,形成了二者之間的差異、對立和沖突,同時,人類追求和獲得真理以及追求和創造價值的一體兩面交相輝映,顯示了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無限潛力和光明前途。

社會發展也體現了歷史必然性、規律性和主體選擇性、創造性的統一。社會發展必須遵循其內在規律和客觀前提,正如馬克思在1846年給安年科夫的信中所說:“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動的產物”[5](P532)。社會發展所具有的主體活動特有的主體性、價值性,即合目的性特征,必須在反映歷史必然性的基礎上獲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社會發展的合目的性進程本身就體現著合規律性的前提。而社會發展的目的性、主體性和價值性特征,決定了社會發展總是追求著一定的價值目標,并不斷地進行著價值選擇和價值評價。社會發展的必然性不但離不開其主體性、目的性和價值性,而且,在社會歷史既定的客觀前提下,在遵循社會歷史規律的過程中,社會發展更重要的是從主體特定的目的和需要的層面上來理解和規定世界,在主體目的性的發動和價值性的導引下,對自然界以及人類社會的客觀事實進行對于社會主體的“意義”建構和價值創造,設定人類的價值目標,追求人類的價值理想,不斷地面向未來進行承諾,進行歷史的選擇、“意義”的建構和價值的創造。價值是社會發展因果鏈條上的必然因素和中介環節,它不但關注社會的存在及其發展的現狀如何,而且關注社會的“意義”及其發展“應該如何”。這里的“應該”是一個價值論的、目的論的、實踐論的、倫理的概念,是立足于人類自身尺度所形成的價值評價、行為選擇和倫理規范。從內涵上看,“應該”標示的是主體的行為選擇,其尺度并不是來自事實固有的存在屬性,而是來自主體的內在規定性。從時間上看,“應該”反映的是主體追求的“理想未來”,是對“現在”的現實存在的揚棄,是對主體所追求的未來可能狀態的肯定,是對客觀事實的超越。“應該如何”為世界存在和社會發展應該是什么和怎么樣提供價值論基礎,其目的在于為超越和完善這個“事實世界”和“現實社會”提供理想和目標,面向未來,著力于改造和完善當下世界和現實社會。價值因素的參與,說明了社會發展不是封閉的、預成的邏輯體系,而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的過程,是以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為前提展開的豐富的、復雜的、面向未來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要運用理性“為自然立法”,而且要把社會主體的需要、目的、欲望、信念、理想作為內在尺度,在對社會發展的價值理解與評價中建構一個意義世界。也就是說,社會發展并不是純粹地為客觀現實和必然規律所制約,而是同時受到未來指向和價值追求的制約和牽引,這種未來指向和價值追求恰恰是社會主體的道德訴求和價值選擇的結果。這樣,在規律性和目的性、必然性與應然性、真理性和價值性的辯證統一中,在歷史決定論的前提下,社會發展就突出了歷史選擇論的維度,突破了純粹的自然性和神秘的自在性,呈現出復雜的屬人性和人化的自為性。

社會發展如果忽視甚至排除了倫理維度的評判和道德價值的引導,就會變成單純服從利益驅動規律的自然歷史進程。因此,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要對“合規律性”進行倫理性的反思、目的性的選擇和價值性的過濾。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必然性和規律性只為人類的行為提供了一個界限,決定人類社會未來變化的可能性,即決定社會主體“能夠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決定人類社會未來“能是什么”或“能成為什么”,而不是決定社會主體“應當做什么”以及人類社會未來“應是什么”或“應成為什么”。必然性和規律性決定的“能是”不等于主體追求的“應是”。“能是”的根據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自身的必然性和規律性之中,“應是”的根據則在主體的規定性之中。“能是”是多種可能性的總和,其中某些可能性是符合社會主體價值追求的,因而可以成為社會主體追求的“應是”,而有些可能性則是不符合社會主體價值追求的,不能成為社會主體追求的“應是”。也就是說,我們能夠做的符合必然性和規律性的行為中,有的是我們應當做的,有的是我們不應當做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客觀屬性及其必然規律本身無所謂“好壞”,只具有“中立”性,其要能夠有效地充當社會主體行為應當的理由,就必須以某種倫理反思、價值判斷和目的選擇為前提。社會發展在沒有被道德理性審視和把握之前,往往處于一種自在的、盲目的狀態,道德價值理性通過對社會發展的引導、調控,支持著社會的健康發展,自覺修正和恢復社會發展的功能缺陷和紊亂,對社會發展活動進行合乎人類理想的價值引導和倫理調控,從而使社會發展朝著應然的、道德的方向全面地協調地可持續發展,為人類提供一種表現人性與尊嚴的發展方式。

三馬克思所提出的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人本價值思想,更是表達了社會發展的價值理念。在馬克思看來,人的發展和社會發展是統一并且相互促進的。人的自身發展包含某種本體性價值,在社會發展規約人的發展的同時,社會發展亦邏輯地必然地以人的發展為前提,人的發展引導社會發展,社會發展的本質就是人的發展。人類社會的發展、完善,實際上就是人自身的發展完善。人的全面發展包含了人的實踐活動即勞動的全面發展,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人的綜合能力的全面發展,它是引導社會發展的價值目標,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和歸宿。正是人的發展目的實現的需要及其過程促進和推動了社會發展的歷史脈絡、現實進程和未來方向。在社會發展的現實過程中,人實際地駕馭客觀必然性,借助于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必然性和規律性的認識和洞察,運用自身的內在尺度,進行自然的改造和社會的發展,不斷擺脫強制、獲得解放和自主發展,從而獲得實在的自由。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不只具有個體的意義。自由不只是標志著個體存在的狀態,它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狀態。“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1](P119)未來的理想的社會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9](P649),“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P294)。馬克思凸顯了人在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確定為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和價值標準。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是人類自身發展所追求的理想目標,也就是人真正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體”的人。在馬克思主義的視野里,社會發展就是人類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趨向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歷史過程。“自由人的聯合體”是馬克思恩格斯終生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理想的價值目標,是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價值指向。

反觀世界范圍的社會發展現實,在工業文明的發展模式中,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已經建立起了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社會,在生產力和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工業文明時代,逐漸出現了生產力單一化和科技萬能化的傾向,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成了發展的代名詞,經濟增長已經被看成是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社會以理性化的法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協調著成千上萬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們為發展經濟效力,在發展理念上奉行“物本論”、在發展目的上單純追求經濟指標、在發展過程上一味追求發展的速度和數量。對社會發展的價值評價和倫理約束的缺失導致了經濟發展的天然合理論:發展就比不發展好,發展得快總比發展得慢好。發展忽視甚至背離了人,而背離了人的發展在其現實層面上則被異化成了一個冰冷、單調甚至殘酷追逐名利、僅僅滿足人的本能欲望的純功利化的過程。發展主體不受約束地任意釋放和張揚自己的力量、意志和貪欲,在對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攫取的過程中,常常迷失自身,喪失內在的靈性。社會出現了“追求在豐饒中的縱欲無度的精神空虛”[10](P75),社會發展出現了外在的、“物質器物”層面上可持續性的缺失以及內在的、精神“靈魂”方面的價值理性的缺失,使得人類在不到300年的時間里就把地球生態系統破壞得面目全非,導致發展結構的受損、發展關系的失調、發展資源的枯竭、發展環境的破壞等使發展難以為繼的問題;使得整個社會彌漫著只是對私欲的極端追逐、對貪欲的瘋狂滿足,忘卻了對自身生存和發展意義的探尋,原本熱情洋溢、豐富多彩的人類社會變成了失去情感的程序化、標準化的社會,原本應全面發展的人,變成單面、物化的“經濟人”或“工具人”,為了追求人的眼前發展犧牲了人的長遠利益,為了實現人的物質發展而損害人的精神追求。所有這些恰恰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價值理性缺失或消解所引起的后果,恰恰是只關注如何發展的“更多”、“更快”、“更強”的問題,而淡忘或缺失“為誰發展”、“為了什么發展”、“怎樣的發展才是好的發展”和“怎樣的發展才算是應當的”這樣的目的論、價值論的問題追問和評判的結果。

可見,發展本身并不是天然合理的,發展絕不是一個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要、為誰要的問題。“要對付力量所帶來的邪惡結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為,而是倫理行為。”[11](P39)“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本體論承諾并不能代替對現實的社會發展道路的價值論的評價和社會批判。合規律的社會發展仍然需要以人為中心和尺度的價值評價和倫理的規范。”[12]要對社會發展進行應有的倫理評價和道德限制,人們能夠做的并不是應當做的,社會發展的現實性并不等于社會發展的天然合理性。要依據社會發展的內在倫理性,以倫理的向度審視社會發展,充分考慮社會發展的價值追求和倫理規范,為社會發展設定一個合理的道德界限,確立社會發展的適度倫理張力,發揮人類社會發展的自我評價、自我調控、自我約束、自我校正、自我免疫的倫理機制,以此規范和約束社會發展的價值取向,避免社會發展的倫理危機導致社會發展的災難。當社會發展所蘊含的倫理道德和文化價值內涵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成為相互理解、認同的基礎,成為相互溝通、整合的主導,逐步轉化為社會主體的共同信念,轉化為社會主體共同擁有的理解和創造未來美好世界的信號系統,社會各部分之間構成一個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興趣的道德聯合體,社會發展才能真正適宜于人的生存和發展,人才能真正逐步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