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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業歧視使農民工成為城市社會的制度性弱勢群體。就業待遇公平關系到農民工能否逐漸走出弱勢群體田境，向社會的中間階層流動，關系到現代城市“紡錘形”的和諧社會結構形成。從就業機會、就業收入，就業權益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來分析進城農民工的就業待遇公平性的現象和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解決對策。

關鍵詞：農民工；就業待遇；公平；歧視

1進城農民工就業歧視的主要表現

1.1就業機會歧視

目前，對農民工的就業機會歧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直接對農民工城市就業進行行政總量控制、職業和工種限制。如政府允許和限制使用外來勞動力的行業、工種和職業清單。在這種職業保留和勞動用工限定的制度下，農民工大多只能進入“二級勞動力市場”從事城市勞動力不愿從事的臟、累、差等行業的工作。

(2)對農民工城市就業的歧視性收費。農民工離開農村時要交費辦理身份證、未婚證、計生證、畢業證、待業證等，還要交計劃生育季度婦檢保證金、公糧水費和三提五統保證金。此外他們在城市還要交費辦理暫住證、健康證等。這些歧視性收費提升了農民工的就業門檻。

(3)對城市居民就業和再就業的特殊優惠政策與措施，造成了競爭環境的行政干預和事實上的不平等就業，是一種變相的和更為隱蔽的保護本地居民就業排斥外來勞動力的間接性雇傭歧視。

1.2就業收入歧視

所謂就業收入歧視，是指有相同生產能力的勞動者獲得不同的勞動報酬。對農民工的就業收入歧視主要體現在使農民工被迫接受低工資和同工不同酬。在調研中發現，接近半數的農民工每天工作時間在12小時以上，大大高于平均的勞動時間，而他們的收入卻大大低于平均收入，被調查對象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人數占到了七成以上。這造成了勞動與收入的極大不對等。

1.3就業權益歧視

由于農民工身份歸屬的懸置，同樣情況下其權益更易受到侵害，如拖欠克扣工資、工時過長、勞動條件差、基本人權問題受到損害等。調研中發現，在許多企業，對農民工并不是按月支付工資，而是每月只發少量的生活費，全額按季度或者年末結算，企業常以這樣的方式拖欠農民工工資。調研數據顯示，只有三成被調查者中沒有出現曾被拖欠過工資的情況，這是對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過程的破壞。對農民工就業權益損害和歧視的最直接后果和體現，是農民工城市貧困和農民工與城市社會的沖突激化。課題組對農民工進城——工作——受害——犯罪的過程相關調研發現，城市居高不下的農民工犯罪更多的是一種“收入自救式犯罪”。

1.4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歧視

我國的社會保障和城市福利制度是按城鎮正規就業模式設計的，由于農民工多數在城市中非正規部門就業，農民工長期被排斥在城鎮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體系之外。農民工沒有工作可干，不能被計入失業范圍，沒有權利找勞動行政管理部門幫助，也難于享受勞動管理部門提供的支持和服務；農民工無權享有城市住房改革中的任何優惠政策，即使購買商品房。也很難有市民一樣的銀行按揭貸款待遇。

盡管社會保險已逐步開始吸收這一群體，可是參保數量卻僅占極小的比例。農民工在經營活動、年齡、地區等方面具有較強的異質性，不考慮這一群體的復雜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特殊需求，僅僅是簡單地將他們吸納到原有體系中，使得許多相關規定并不適用。所以從形式上看，目前農民工雖獲得了參加保險的支持，實際上卻由于缺少細致的、有針對性的設計而在操作上存在許多難點。

2當前農民工就業待遇不公的原因分析

2.1歧視的直接根源：由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派生出的戶籍制

我國是在資本稀缺的發展階段上推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發展，政府為壓低重工業發展的投資成本，首先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壟斷農產品的定價、收購、運輸和分配，以低價獲得基本農產品，并以低價分配給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部門和城市職工，這樣政府將壓低重工業發展成本的負擔轉嫁給了農業部門和農業生產者。另外，由于重工業資本密集程度高，勞動吸納能力較弱，為了保障城市居民充分就業，戶籍制應運而生，通過戶籍制限制農民的居住地和務農身份，有效地將農村人口控制在城市體制之外，從而相應地建立起城市福利體制。除了住房、醫療、教育、托幼、養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福利之外，以保障城市勞動力全面就業為目標的排他性勞動就業制度是這種福利體制的核心。

2.2歧視的制度基礎：戶籍制度改革與經濟社會配套政策銜接不順

歧視的制度安排框架中，戶籍制度的形成、強化、松動和改革是我國一項重要的制度變遷，在變遷過程中有著明顯的路徑依賴，戶籍制度與其他制度互相影響、共同變化，使得戶籍制度不僅被賦予了權利和經濟的內涵，而且直接演變為一種區別對待農民工與城市職工的符號，在此制度基礎上產生的與之緊密相連的就業規定、社會管理與福利等政策成為對農民工身份歧視的具體制度安排。戶籍改革本身并不復雜，但附加在戶籍制度之上的相關社會經濟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卻是錯綜復雜的。最低生活保障、社會保險、義務教育、職業培訓，還有農村土地承包和集體經濟收益分配等與戶籍改革相關的現行法律法規政策的偏向性使得農民工就業待遇歧視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2.3歧視的消除障礙：法律、司法以及行政救濟的無力

我國《勞動法》第12條平等就業條款只是反對基于“民族、種族、性別和宗教信仰”的就業歧視，但并未規定基于“社會出身”的歧視，對農民工的就業待遇歧視并未納入《勞動法》的保護范圍。另外，根據我國《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以及《勞動法》的相關規定，我國勞動爭議的受案范圍并不包括就業歧視。同時，現有民事法律也沒有對就業歧視作出具體規定，受害人無法依法提起訴訟，要求用人單位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此外，受歧視農民工還無法獲得充分的行政救濟。《勞動保障監察條例》規定了9項具體的勞動保障監察事項，但沒有將就業歧視明確規定為勞動保障監察事項之一，加上我國沒有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有關就業歧視的規定分散在各種法律法規中，就業歧視現象并沒有得到各地勞動監察部門的應有重視。勞動保障監察人員少、力量弱與勞動監察面廣、任務重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工就業權益的維護尤其困難。

3提升農民工就業待遇公平度的對策建議

3.1清除制度障礙

針對農民工問題的復雜性、過渡性，國家在解決農民工問題時應當有近、中、長期對應之策。在近期，各級政府要認真清理歧視農民工的政策法規；尊重和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消除對農民進城務工的歧視性規定和體制性障礙，使他們和城市職工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解決城市下崗失業人員的就業應著眼于長期的就業能力補償，而不是制度性保護，使他們接受勞動力市場帶來的正常成本。同時，政府部門使用農民工要率先垂范。在中長期。國家要建立和完善反歧視立法，建立反歧視專業機構處理歧視問題。

首先，要盡可能將反農民工就業歧視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我國沒有專門的反就業歧視、促進平等就業的法律。已有的法律規范，對什么是就業歧視，由誰來認定就業歧視，受就業歧視侵害的人如何獲得救濟，實施就業歧視的用人單位應該承擔何種法律責任都未規定。因此，國家有必要制定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以保障基本人權。

其次，要規范城市雇主的行為。規定雇主在雇傭農民工時必須簽訂勞動合同，以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在不能及時得到工資時。農民工應得到補償，為繼續做好維護農民工權益工作。各地勞動保障機構應進一步加大對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力度，加強日常巡查和專項監察，對侵害農民工權益問題突出的地區、行業和企業實行重點監察；建立完善舉報制度，對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的行為，依法依紀嚴肅處理；對涉及農民工利益的政策調整，要在政策出臺前后廣泛做好有針對性的宣傳工作。

3.3完善公共就業服務的平臺

一是建立城鄉統一、平等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加快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工進城就業的歧視性規定、不合理限制和亂收費；開放城市公共職業介紹機構，免費向農民工提供就業信息、職業指導和職業介紹服務。

二是在就業培訓方面，要以市場為導向，加強職業技能和法規政策培訓；農民工可以同等條件參加本市職工技術晉級考試，合格發給技術等級證書。農民工通過自學達到合格以后，在學費報銷、晉級、獎勵等方面應和本市職工享受同樣待遇。

三是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農民工子女中的一部分是未來的流動人口，讓流動民工的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就是在提高未來流動人口的素質。進一步改善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環境，提高他們的科學文化素質。適應城市化進程的大趨勢。

四是要堅持分類指導、穩步推進社會保障，優先解決最緊迫的工傷保險、大病醫療保障。建立農民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保險續保、城鄉接軌、部分統籌金可以隨個人賬戶轉移等政策。對符合條件、生活困難的農民工應納人大病救助體系和城市生活最低保障體系。

3.4營造平等對待農民工的社會環境

就業待遇歧視下的農民工，絕大多數將自己歸類為城市農村之間的邊緣人。在調研中發現，他們更多地尋求其初級社會網絡的支持，組成了“浙江村”、“河南村”等城市中老鄉的居住格局和社交圈子。這種自我歸類促使農民工建立起心理防御機制，用以平衡自己的心理狀態，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但長期來看容易導致他們內在的焦慮情緒增加以及外顯暴力事件增多。這將更加惡化外界對于農民工的認識和定位，進而導致新的歧視的產生，形成惡性循環。

在營造平等對待農民工的社會環境方面，

一是要利用媒體的影響力，曝光歧視，宣傳平等，形成平等對待農民工、促進社會融合的氣氛。

二是允許各方面對歧視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和對話，使整個社會了解歧視的不同形式，歧視的社會危害性，讓公民來決定什么不應該被歧視，使公民權利意識和平等觀念深入人心。

三是促進政府和民眾雙向互動，即社會大眾的呼聲通過多種渠道傳達到決策層面，政府的承諾通過國內立法、宣傳和監督工作落實到對公民權利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