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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中最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要素就是相對價格較低的勞動力要素。豐富的人力資源來源于龐大的人口總量,因此21世紀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人口轉變背景下的人力資源利用水平。

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備和失真、以戶籍制度為特征的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和轉型時期就業政策滯后效應等客觀因素,中國人力資源配置中存在著大量的扭曲現象,人力資源利用水平和就業效率低下。此外,一方面中國總體人力資本投資嚴重不足,而另一方面在少數行業和局部地區卻出現了“教育深化”的現象,造成稀缺資源的浪費。本文從人口轉變的背景出發,對中國人力資源、勞動力供給狀況及就業效率進行了簡略分析,對未來如何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進行了探索性的思考。

一人口轉變的歷史與現狀

1世界人口轉變狀況及其主要特征

發達國家(這里主要是指西歐各國以及主要由歐洲移民定居而逐漸形成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的人口轉變最早始于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的西歐,但主要發生在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70年代,即在上述各國先后進入工業革命時代的過程之中完成。

工業革命的浪潮有力地推動了西方各國改善營養狀況,改進社會醫療衛生設施和相關條件,使歷史上長期威脅人類社會的高死亡率顯著下降,而出生率則繼續保持較高水平,在某些時期內甚至得以提高。這樣,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間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間的“生死距差”(demographicgap)不斷擴大,從而使這些國家由過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人口變動的第一階段,過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長率為特征的人口轉變的第二階段早期。

1870年以后,歐洲各國中的生育決策發生了較大轉變,生育率迅速下降。與此同時,死亡率繼續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間的生死距差逐漸縮小,西方各國進入了低出生率、繼續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漸減速的增長率為特征的人口轉變第二階段晚期。

人口變動第二階段同第一階段相比,是人口迅速增長的階段,這一過程大約持續了150-200年左右。從20世紀中葉開始,西方各國進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為特征的人口變動的第三階段,基本實現了向現代人口均衡的轉變。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曾經出現短暫的“嬰兒潮”(babybooming)現象,但人口變動之總格局基本確定。

發展中國家死亡率的普遍下降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除現代醫藥技術的引進和推廣之外,戰后國家的獨立、社會經濟的進步、教育的普及提高、生活的改善等對這些國家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出生率繼續保持較高水平,已經凸現的生死距差進一步擴大,人口規模急劇膨脹。

六、七十年代,發展中國家開始認識到人口膨脹的嚴重性,并相繼實施控制人口的政策。從七十年代起,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出生率出現了或多或少的下降,陸續從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和急劇提高的增長率階段,向以開始下降的出生率、繼續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漸減速的增長率為特征的人口變動第二階段晚期轉變。在此轉變過程中,各國進展不一,措施各異。迄今為止,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轉變尚未完成,現代人口變動新的均衡狀態尚未確立。

2.建國以來中國人口變化及其特征

從1953年到1990年,中國人口總數由5．8億增至11．6億,年均增長1．81%。在不同歷史時期,人口增長率相差甚大。從1953年到1964年,平均每年增長1．57%,1964-1982年則高達2．10%,其間的1964-1973年是中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而在計劃生育和城市獨生子女政策普遍得到貫徹實施的1982-1990年期間,人口增長率迅速下降到1．50%。

從1949到1992年,中國的出生率和總和生育率在波動中明顯下降,從36%降至18．24%。死亡率除1959-1961三年以外一直表現為不斷下降的趨勢。1949年全國人口死亡率為20%,70年代以后降到8%以內,1977年以后死亡率持續降至7%以下;1981到1989年,我國人口預期壽命由67．69歲進一步提高到69．7歲,死亡水平仍在進一步下降。

1949年以來,歷年人口自然增長率波動很大。1952-1957年是建國后第一個增長高峰,人口年自然增長率平均略高于20‰。1958-1961年因自然災害和而出現一個明顯的低谷,1960年甚至出現了負增長,1961年也只有3．78‰。

1962-1973年,伴隨著生活狀況的封閉型穩定狀態,自然增長率出現第二個高峰期,人口年自然增長率達20‰以上。從1974年開始,自然增長率降到20‰以下,1979年達到11．61‰的低增長水平。1980年以后由于出生率的波動,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現過兩次波動小高峰,峰值分別位于1982和1987年,而1990年的自然增長率則為14．39‰。

建國以來,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經歷了從年輕型人口轉變為中年型人口的過程。1990年,0-14歲人口比例下降到27．02%,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到5．57%,人口年齡中位數為25．25歲。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水平的下降,特別是1972年以來連續十幾年的大幅度下降。生育水平迅速而持續的下降使中國人口中少兒比例不斷減小,成年及老年人相對增多。

死亡水平的下降和預期壽命的提高對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也有重要的影響,但相對于生育水平的變動,其作用則是次要的。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其巨大的波動性,這種波動性可以從歷次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年齡金字塔型圖中得到反映。同時,隨著年齡結構的變動,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也必然發生相應變動,進而引發人口年齡結構的傳遞性波動。這種波動對社會經濟生活及人口再生產本身都存在很大的影響。

作為一個地理和人文狀況均存在顯著區域性差別的大國,中國人口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也同樣體現在不同區域的人口特征和人口變化之中。從人口增長情況來看,1953-1990年,增長最快的是天津、新疆、黑龍江及內蒙古,增長最慢的是上海、河北、山東和江蘇。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雖然已很低,但地區間差異很大,同時年齡結構的地區性差異也是十分顯著的。上海、天津和北京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高,其中上海是全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人口年齡中位數達到33．91。另外,有關研究也表明,省際人口遷移具有鮮明的年齡選擇性,對遷入和遷出地的人口年齡結構具有一定的影響。

根據最新統計資料,截止到1999年底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877‰,人口總數約為125909萬人,其中男性約64189萬人,女性約61720萬人;市鎮總人口約38892萬人,鄉村總人口約87017萬人。據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所作的人口動態預測,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條件下,全國總人口將在2040年左右達到最高峰,人口總數將達15．7億以上,若按照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模式增長,我國人口增長的勢頭將持續到2050年,屆時人口總量將突破16億。

根據聯合國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定義,即65歲以上老人比例大于7%的人口為老年型人口,4%-7%為中年型人口,低于4%的為年輕型人口,我國人口總體上仍屬于中年型人口,除少數省市已進入或接近老年型及少數屬年輕型的省區以外,大多數仍屬中年型。鑒于我國進行了較長時期的人口控制,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在21世紀上半葉將日趨嚴重。

3中國人口控制實踐及其效果

建國以來我國人口的迅速增長,從根本上講是死亡率快速下降而引起的。在人口過快增長,人口與經濟矛盾愈加尖銳的背景下,中國在70年代初開始全面實施計劃生育和人口控制政策。2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國政府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全國計劃生育網絡,其人口控制的措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

首先,它有效地控制了中國人口規模的快速增長。發達國家在1955年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轉變。但是從發達國家生育率轉變的歷史考察,率先完成生育率轉變的法國,粗出生率由30降至20用了77年,瑞士和瑞典都用了44年,比利時用了38年,美國(白人)、荷蘭及英國分別用了32年、29年和27年,生育率轉變非?？斓娜毡疽灿昧?7年。而中國粗出生率由1972年的29．92%降至1977年的19．91%僅用了短短4年時間。這充分說明計劃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據估計,從1971到1990年,我國共計少生了3．8億人。其次,它促進人口變動方式正在朝著低生育、低死亡的現代人口均衡邁進,在中國城鎮和部分發達的農村地區尤其如此。

根據聯合國1990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監測》提供的劃分方法,中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進入低生育率國家的行列。在低生育率國家中,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最低,城市化水平僅高于泰國,也處于低水平階段。與60年代后期同中國生育率水平相近的國家或地區相比,中國是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1990年,雖然中國生育率水平比亞洲(3．3%)、拉丁美洲(3．5%)和非洲(6．1%)都低,但同歐洲(1．7%)和北美(2．01%)相比仍然較高。

由于中國人口基數龐大,盡管總和生育率已降至2%的低水平(1992年),但每年人口仍凈增近2000萬,人口低生育率和高增長數量之間的矛盾,是中國這一人口大國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如此龐大的人口總量和人口增量,無疑給社會經濟發展和就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世界范圍內人口控制的實踐已使人們形成某種共識,即人口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發展問題?！翱刂迫丝跀盗?提高人口質量”是我國制定人口與發展戰略的基本方針,然而處理人口與發展關系的另一個重要的現實方面是如何充分合理地開發和利用現有的人力資源。它不僅具有深遠的社會經濟意義,而且對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也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水平的變化

市場需求與人口規模有一定的聯系,這種聯系的緊密程度受市場供應彈性的影響,即市場供給彈性較小時,人口規模會較大程度地影響該商品的需求,反之市場供給彈性大,人口規模的影響就小;同時人口規模的影響還與人口平均工資的高低和工資構成有關。

消費群體對市場的影響具有時滯效應,現期市場需求的影響是前期市場需求對人口規模的反映,而現今的人口規模會由消費價格通過供應彈性影響未來的市場需求。由于人口變化的較大慣性,這種影響也不是短期內表現出來的。

中國是一個總體消費水平不高的發展中人口大國,同時又是近年來消費水平提高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之一。這具體表現在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增長方面,1978年至1994年,按當年價格計算鄉村居民人均家庭純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1221．0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費收入由316元增加到3179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分別增長355．5%和273．7%。與此同時,農民人均消費由138元增加到1087元,非農業居民由405元增加到3956元,按可比價格分別增長285．2%和289．1%。

這期間,鄉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于消費增長幅度,前者高出后者70．3個百分點;城鎮居民則相反,人均消費增長幅度高出人均生活費收入增長幅度15．4個百分點。這一變化使得城鄉消費水平由1978年的2．9：1變為1994年的3．6：1。

同時,這一期間全國人口由96259萬增加到119850萬,增長24．5%;鄉村人口由79014萬增加到85594萬,增長8．3%,市鎮人口由17245萬增加到34301萬,增長98．9%,成為中國鄉村人口轉移和人口城市化進展最快的時期,市鎮人口從所占比例17．9%上升到28．6%,16年間升高了10．7個百分點。

1999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指數為: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2210．3元,(1978年＝100)指數為473．5;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5854元,(1978年＝100)指數為360．6。

此外,由于國民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總體消費結構和替代性消費結構也發生重要變化,趨向現代消費模式轉變。這客觀上推動了消費,對生產形成強有力的刺激和需求,推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即便目前中國人均消費水平仍舊不高,但預示著巨大的潛在消費市場有待開發。

1992年以來中國產品生產能力迅速擴大,市場供求關系也逐漸從賣方市場過渡到買方市場。據國內貿易部等單位對全國609種主要商品供求情況分析,1997年上半年市場供不應求的商品只有32種,占5．3%,大部分是農副土特產品,主要在城市市場;供求基本平衡的545種,占89．4%;供大于求的商品32種,占5．3%。在443種工業消費品中,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均為供過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

進一步開發新興的中國市場已顯得十分迫切。改革開放以來,廣大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從溫飽型向小康型生活消費結構變化特征明顯(見圖)。

1996年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達1572．08元,比1985年增長近4倍。農村消費品市場容量日益擴大,1996年農村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達10626億元,比1985年增長19．6倍。對不同收入層次農村居民的消費分析表明,隨著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消費支出相應上升,恩格爾系數從65．88下降到39．94,購買力水平差異非常明顯。

按1996年末鄉村人口86439萬人推算,可以形成約2．5萬億元的購買力;按2000年農村實現小康目標算,又可增加7000多億元的購買力。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差距,1996年東部地區農村居民購買力水平達3682元,中部地區2223元,西部地區僅1701元。1999年西部地區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為1887．62元,人均現金支出為1732元,因此對農村市場的開拓應采取梯度發展戰略。同時應當大力推進政府主導的以農村供電、供水、通訊和村級公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為中心的“新農村運動”,促進農村消費。

1997年以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連年下滑,199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4．6%,1998年增長4．3%,1999年增長3．8%,2000年上半年農民現金收入僅增長1．8%。有人提出,農民收入增長只能寄希望于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和農村人口的大量轉移。

三我國人力資源利用與勞動力供給狀況

1人力資源利用狀況

1990年我國勞動適齡人口(15-64歲)7．5億人,占總人口的66．74%,接近發達國家勞動力資源水平。美國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為66．2%,日本為68．5%,英國為65．7%,法國為65．9%。如此豐厚的勞動力資源無疑給就業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但它同時也構成了我國最為豐富的經濟資源。

中國勞動適齡人口的增長速度不斷加快,1982-1990年,勞動適齡人口平均遞增率為2．48%。進入90年代以來,中國勞動適齡人口以每年凈增1100多萬人的速度遞增。隨著我國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勞動適齡人口還將保持增長趨勢,到2010年達到峰值時,勞動適齡人口將達到9．4億人,比1990年增加近40%。

與此同時,勞動適齡人口負擔系數(即總負擔系數)將處于歷史最低水平。1999年全國勞動適齡人口為829312萬人,總負擔系數為46．14%,而在2010年以后,這一比例將迅速下降。

因此從人力資源利用的角度來看,中國未來20-30年將是利用勞動力要素的相對優勢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鑒于人力資源本身具有周期性更替的特點,在這一時期內成功地開發和利用好人力資源,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將是十分關鍵的。

改革開放以來,過剩的勞動力供給從計劃體制下釋放出來,特別是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產生巨大的就業壓力的同時,也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幾近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

中國珠江三角洲地區形成了最初以“三來一補”為主要特色的經濟啟動模式,蘇南地區的集體鄉鎮企業發展模式和浙江東部私營經濟的發展模式都主要表現為最初大規模地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為特征。除沿海開放地區以吸引外資補充經濟起飛的原始資本積累動力外,大多數地區的經濟發展是以豐富廉價的勞動力投入彌補初始資金的不足,走勞動密集型輕工產業發展的路子,逐步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的過程。

十二億多人口和八億多適齡勞動力,不僅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準備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而且也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品和服務提供了巨大的潛在需求市場。沿海及內地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為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經濟收入增加的同時刺激了有效需求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中國普遍的工業化過程目前還處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初級階段,需要以此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和逐步積累進一步提高工業化水平所需的資本、技術、管理人才等必要條件。

2勞動力在不同產業中的配置狀況

中國的總人口就業率和勞動適齡人口就業率水平都很高。在中國勞動適齡人口快速增長的同時,總人口就業率提高更快。1982年普查時,中國總人口就業率為51．9%,1987年提高到54．74%,1990年提高到57．25%,中國總人口就業率高于發達國家,更高于一般發展中國家。比如同時期美國、日本、英國和法國總人口就業率分別為46．1%、48．4%、43．9%和38．3%。1999年中國總人口就業率為56．06%,比十年前略有下降。

截止到1999年底,我國勞動適齡人口中的就業人口有70586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口21014萬人,鄉村就業人口49572萬人。1990年我國勞動適齡人口中的就業人口有6．1億人,占總就業人口的94．34%,1982年這一比例是95．34%。

根據就業人口與勞動適齡人口所得的勞動適齡人口就業率,1982年和1990年分別為83．19%和84．17%,而1999年則為85．11%。1990年勞動適齡人口中就業人口的平均年齡是33．74歲,比1982年的27．10歲高出了6．64歲。就業人口中25-29歲組的比重最高,說明勞動力的總體年齡還是比較輕的。各行業中,農業就業人口的文化程度最低,三分之二文化程度在小學及以下?？茖W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的文化程度最高,41．38%具有大專以上文化,31．03%具有高中和中專文化。其它各行業在農業和科技業之間。1999年全體就業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所占比重仍為11%,小學文化程度占33．3%,初中39．9%,高中11．9%,大專以上3．8%。

根據三次產業劃分的就業結構狀況是反映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發達國家一般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重低于10%,第二產業就業人口比重為20%-40%,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重為50%-70%。從就業人口的三大產業分布看,1990年中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2．3%,第二產業占15．32%,第三產業占12．83%。與1982年相比,一、二產業的就業人口比重有所下降,第三產業有所提高。

與1990年相比,1999年第一產業比重顯著降低,減少69．29%;第二產業比重有大幅度的提高,增長150%;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從1990-1999年的十年間該產業比重增長217%。但是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比重都明顯偏低(按同時期數據相比)。(見表1)

中國第三產業發展不足,體現在總量不足和結構性失衡兩個方面,特別是后者,表現為傳統的服務性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很大,新型的社會經濟功能較強的現代第三產業比重較小。因歷史條件和國情不同,各國第三產業人口比例的提高過程不盡相同,如美國從1820年第三產業人口占15．3%到1880年的25．1%、1950年的50．5%、1980年的66%、1988年的69%,走的是“直線式”道路,而日本從1880年的12．1%到1920年的23．8%、1950年的29．7%、1980年的55．4%、1988年的58%,走的是先快、后慢、再快的“曲線式”道路。中國落后的產業就業結構,為進一步工業化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以吸納規模巨大的應就業人口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我國工業目前仍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發展目標是向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轉化。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轉變與技術進步的過程中,產業結構的調整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與目前勞動力文化素質低、技術水平落后的矛盾日益突出,結構性失業在城鎮已經非常突出。

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表明,勞動適齡人口達7．31億,不在業人口為2．03億,其中勞動適齡人口8816萬人,占全部勞動適齡人口的12%,扣除其中在校生、離退人員、料理家務、喪失勞動能力及其他五部分人口后,余下的1456萬人,就是在就業壓力方面最有影響的人口群體。

這部分人口由失去工作正在尋找工作、企業停產待安置和從未工作正在尋找工作三部分人口組成。即使扣除這三部分人口中的農村人口,其規模也接近1100萬人,再加上當前農村1．3億的剩余勞動力,就業壓力更加沉重,既要解決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的轉移,又要考慮累計的剩余勞動力的安置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

農業剩余勞動力由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的持續轉移,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完成工業化和實現現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80年代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主要是靠鄉鎮企業粗放式的擴張來吸收的,有關研究表明,1978-1988年,我國鄉鎮企業按可比價格計算的總產值增加額中89．6%是依靠增加固定資產和勞動力的投入取得的。而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就業人數的能力隨著其有機構成和吸納勞動力的成本的不斷提高將有所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就地和近地轉移的困難將日漸加大。

1999年農村勞動力總量為4．7億人,比1998年增長1%,其中非農產業吸納了約1．4億人,農業各產業沉淀約3．3億人。根據每年新增勞動適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測算,“十五”期間,農村每年新增勞動力850萬人,而近兩年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已減少約1000萬人,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出路問題十分突出。

1999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1%,登記失業人口575萬人。從這一數字來看,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數據判斷,目前仍然處于充分就業范圍。然而,我國城鎮失業的嚴重局面被下崗職工、隱性失業人口和戶籍制度等諸多因素所掩蓋。筆者希望國家統計局、勞動保障部和其它有關部門從2001年開始把下崗職工和各類待業人員正式納入失業人口的統計范疇,以便向國內外公布真實的勞動力供給和就業狀況。

5人力資源利用效率與勞動力的優化配置就業壓力問題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人力資源充分、合理利用的問題。一國人口中的就業程度是反映人力資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標。在論及我國勞動力資源利用問題時,除了利用程度的數量指標外,還必須討論勞動力資源利用結構和利用效率的問題。比如從就業率看,中國縣一級的就業率最高,市級次之,鎮一級的就業率最低,但實際上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利用很不充分。又比如除少數民族地區偏低外(54．35%),中部地區和沿海發達地區人口的就業率差異并不明顯,分別為57．9%和57．23%。

中國總人口及勞動適齡人口的就業率與發達國家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是比較高的。其中男性的就業率高于女性,并且15-19歲組人口就業比例過高,尤其是該年齡組中女性比例偏高(高于男性),說明在青少年女性中綴學提前就業的現象相當嚴重。這反映出從絕對數量上看我國人力資源的總體利用程度比較高,而在勞動力資源中人力資本投入仍然不足。

雖然從動態上來看,從1982年到1990年,低齡就業人口下降的幅度大大高于總體低齡人口下降的幅度,低齡就業人口減少的絕對量大大超過低齡人口減少的絕對量;并在低齡就業人口的就業程度不斷下降的同時,女性低齡人口就業程度下降幅度更快,超過男性0．54個百分點,提高勞動力總體教育水平仍然任重而道遠。

從理論上講,勞動力資源的利用通過兩條途徑影響經濟效益,一是通過總量增減引起總產出的變化,二是通過調整勞動力利用結構影響資源配置的總體效率或全要素生產率,進而影響產出水平和勞動生產率。此外,勞動力還通過其自身文化技術水平和其技術裝備程度的提高直接影響就業的效率。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期(包括轉型經濟時期)里,中國在就業戰略與政策的選擇中過于強調就業總量,從而忽視了就業效率低下的隱患。

中國整體就業效率不高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提高就業效率也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除了繼續不斷地推進學齡期文化教育、進入勞動領域前的職業教育、轉崗轉業教育以及勞動力的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外,必須結合我國經濟結構的大調整,強化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優化勞動力配置結構,提高勞動力的總體利用效率。

近年來的統計數據表明,傳統農業不再是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農業結構調整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農業競爭力,但不能從根本上提高農民增加現金收入的潛力。因此,城鎮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的利用存在一個梯度發展的問題。在市場化程度提高和信息傳播成本降低的新經濟背景下,把結構調整與科技進步結合起來,促進高起點的結構調整,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加快進行第二產業內部的結構調整,通過工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提高城市工業化水平,并為農村以粗放為主的工業發展提供出路,優化農村勞動力的配置效率。大力發展多層次的鄉鎮第三產業,緩解農村就業壓力。

與此同時,提高農業內部對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對農業進行深度開發和改造,實現農業產業化;建立全國農產品供需信息網,促進商品運輸和流通環節的改善和發展;建立農產品價格變動和預測預警網絡系統,更好地適應國內外市場的變化,促進能夠大量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各種產業發展。根據中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勞動力資源數量、質量和利用水平的差異,實現產業化高、中、低水平的梯度轉移和發展,提高我國勞動力資源的總體配置和利用效率,促進社會進步與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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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業良,“勞動力要素國內外流動的經濟分析”,《世界經濟文匯》,1999年第2期。

［5］夏業良,“上海市三次產業勞動力結構及產出效率的比較分析”,《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

［6］夏業良,“論人力資本投入與轉移中的‘后發利益’”,《市場與人口分析》,1999年第3期。

［7］呂德才、夏業良主編:《企業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黃河出版社,1999年11月。

［8］姚新武、尹華編,《中國常用人口數據集》,中國人口出版社,1994年7月。（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