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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派作家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完成了對京派文學理念的傳承和發展，將文學的發展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以其自身文學創作的獨特性蜚聲文壇，取得重要成就。汪曾祺眾多小說作品的題材和內容選取都散發著原始質樸的人性光芒，人性之美共同構成了和諧美的世界。這種人性美的書寫形式中蘊含著“散”的美學，小說中蘊含平淡雋永的風格和古樸明凈的語言均體現出獨特的散文化審美價值，對當代文學的發展和研究有著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汪曾祺;小說;美學意蘊

汪曾祺的小說創作開始于20世紀40年代，但在當時并沒有受到廣泛關注。直到80年代以來，隨著《受戒》《大淖記事》為主要代表的作品“橫空出世”，汪曾祺的小說創作不斷形成自己的風格，成為文壇上獨具特色的鮮明存在，因而引起學界的廣泛研究。20世紀80年代，小說創作剛剛開始重新回歸傳統，小說作品的思想內容和審美特征成為研究熱點之一。新世紀以來，汪曾祺的小說研究達到頂峰，眾多學者拋開文本的思想內涵，從時代背景與情感經歷出發，使汪曾祺的小說研究更為細致和獨特。隨著研究視角的不斷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成果大量涌現。但是學界陷入對汪曾祺小說研究一致性的困境，打破這種停滯趨勢，需要更近一步挖掘小說的內在意蘊，探索新的小說延伸空間。作為京派最后一位作家，汪曾祺曾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1］。汪曾祺的小說作品始終閃耀著對人性的關懷，成為連接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橋梁。汪曾祺以其自身獨特的人生體驗和創作實踐，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文學風格，在文學界也有著重要的地位。就其數量不多的小說來看，每一篇都有著獨特的文學意義。本文主要從短篇小說的整體維度著眼，進一步挖掘小說整體展現的審美意蘊。汪曾祺師從沈從文，并且受到京派鼻祖廢名等京派作家的影響，因此眾多小說作品體現著京派小說的整體風格特征。如果說沈從文的小說描繪的是一個美輪美奐的“湘西世界”，那么汪曾祺的小說便展現了一個獨具江南風情的“蘇北水鄉”。小說以蘇北水鄉為主要題材，許多以故鄉高郵為代表的鄉土小說中蘊含著質樸人性美和人情美，其中包括民間工匠的堅韌刻苦，鄰里鄉親的互幫互助等。汪曾祺由于受到京派作家廢名、沈從文、凌淑華等作家的影響，對兒童的描寫始終都有著關懷的視角，許多小說中也體現了孩子們的童真與歡樂。隨著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發展，京派作家對此有著現代性的獨特反思。汪曾祺也不例外，小說逐漸開始對審美現代性進行反思，早期小說創作借鑒西方現代派的意識流寫作手法。小說創作后期，汪曾祺的小說追求充滿和諧的美麗家園，描繪出了一個至真至美的世界。汪曾祺的人類關懷視角貫穿始終，小說的字里行間都流露出對人性之美的贊揚，同時從形式上來看，又體現著“散”的美學特征。小說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不刻意追究矛盾的沖突，優雅詩意的小說語言描繪出一幅幅鄉土風俗畫，展現出一種平淡、雋永、清新、優雅的文學風格。從文體上來看，汪曾祺的小說打破了小說、散文和詩歌之間的界限，散文化的美學特征營造出無限的意境之美，為讀者留下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想象空間。這種“妙境”的構成來源于“留白”的藝術手法，從平淡之中挖掘小說的深層次內涵，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美學意蘊。

一、“性靈”之美

作為一位“抒情的人道主義者”，汪曾祺幾乎所有小說中飽含著真情實感，以及自身對生活的獨特感悟。他在《關于〈受戒〉》中寫道“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2］126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汪曾祺，在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學的基礎之上，又深刻地受到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所以在汪曾祺的小說中，人性之美始終散發出耀眼的光芒。

(一)鄉土民俗中的人性美

汪曾祺的小說創作題材中描寫故鄉高郵的景色及其人情最具獨特的風格，該鄉土小說系列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美輪美奐又極具人情味的蘇北水鄉，也被人稱為“汪味小說”。故鄉是每一個游子魂牽夢繞的夢，讓人走到哪里都久久不能忘懷。在離開故鄉之后，他曾說過“這些年，每逢工作之余，故鄉的風土人情，家鄉勞動人民勤勞樸實的感人形象，總是時時在我腦海中浮現，使我產生了寫作的欲望。”［2］193現在看來，故鄉所賦予他人生中最大的寫作財富。汪曾祺“以民俗為紙，風情為墨，將家鄉所見之景，融入厚重的文化底蘊，越是平常和普通，越是組成生活的不可或缺。”［3］20創作中眾多獨具鄉土民俗特色的小說系列。《大淖記事》小說中開篇的前三個小節均是對整個大淖區域的春夏秋冬四時之景的描寫，還有以沙洲為兩條河分界線的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的各具特色的居民，在此大淖孕育出人們的性格是坦率而自然的。許多靠肩膀吃飯的多半便是“挑夫”，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以此為生，十三四歲的孩子就可以開始挑擔，他們不怕困，不怕累，有堅韌的吃苦精神。此外另外一種生存方式是以打錫器為生的“錫匠們”，他們也是大淖地區的一股團結向上的暖流，他們都很講義氣，很正派，擁有扶危濟困的奉獻精神。最令人感動的是十一子和巧云之間的質樸無華的愛情，沒有轟轟烈烈，沒有山盟海誓，他們最后雖受過傷害卻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十一子為了巧云甘愿受打，巧云主動承擔起家庭責任，也從一個小姑娘變成了一個能干的小媳婦。《受戒》講述的是發生在庵趙莊里小和尚明海受戒的故事，在途中與船家女兒小英子相遇，他們之間由此開始產生情愫。明海與小英子之間有著純凈的感情，讓人感覺到人性的純真與美好。荸薺庵中沒有清規與戒律，和尚也可以和正常人一樣生活，他們會在空閑的時間一起打牌，他們的生活也充滿著人情味。小英子的家中每一個人也是分工明確，各得其樂。他們都具有非常強的勞動能力，人們互幫互助，在忙不過來的時候每一戶人家都可以彼此換工，民風淳樸孕育了整個地區的美好生活。《雞鴨名家》中反復出現的兩個老人都有著超凡的民間技巧，在村里人的心里地位很高，被譽為掌管雞鴨的名家。一個是余老五，粗獷高大的人物形象與一絲不茍的掌雞精神構成強烈的反差，他不惜把全部精神與注意力放在掌雞的每一個步驟上，足夠的耐心和信心使他成為人們心中的英雄。另一個是陸長庚，他是管理鴨子的高手，他掌握了鴨子的所有特性，三百多只鴨子的聚攏也只有他這種大家能夠做到。

(二)兒童題材中的童真美

京派作家的眾多作品主題都描寫了美好質樸的人性，除此之外，作品中其余的主題還體現在對兒童的童真美的贊美與謳歌。他們把視角匯聚到兒童的題材上，最早的京派作家廢名的《竹林的故事》就體現出兒童的視角，沈從文的《三三》，蕭乾的《俘虜》再到具有一顆童心的女作家凌叔華的短篇小說集《小哥倆兒》，創作出許多出色的兒童視角的小說作品。最后一個京派作家汪曾祺也絕不例外，兒童題材的視角研究也成為小說研究的一個重要切口。《羊舍一夕》又名《四個孩子和一個夜晚》以田園牧歌的寫作方式描繪出小說里四個孩子的無憂無慮，他們共同在充滿歡聲笑語的房間里度過了一個非常美好又難忘的夜晚。小說以四個孩子的名字為小標題，分別描寫了四個孩子的不同性格特點。四個孩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能夠在這樣一種田園的生活中施展自己的才華與能力。孝順的小呂為了供哥哥和妹妹讀書，自己心甘情愿出去干活。作為果園的小工，他盡職盡責，從不懈怠，穿梭于果樹之間跳躍的穿著紅色球衣小呂就是這樣一個勤勞勇敢的少年。老九是一位羊舍的小羊倌，與藍天山坡河水融為一體，與成群結隊的羊群為伴，最后將辮好的羊鞭子送給留孩。年輕的丁貴甲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嚴格要求自己，踏實肯干，人生理想是當一位軍人。小說最后以四個孩子深夜打鬧的場景為結尾，與寂靜的夜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一起吃山藥，一起喝茶，一起打鬧，仿佛整個世界里只有他們自己，這樣的夜晚是何等的歡樂和幸福。《受戒》里小和尚明海與小英子之間懵懵懂懂的感情也滲透著兒童視角的童真之美。他們的感情里沒有成年人的復雜與殘酷，是真實不含任何雜質的純粹。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崴荸薺，小英子接受戒后的明海回家，明海幫助小英子的姐姐畫畫，彼此陪伴。兩個人之間的所有舉動都體現了生機與童趣之感，散發著自然生動的童真之美。《黃油烙餅》中幼時的蕭勝擁有一顆明凈純真的心，他與奶奶一起在鄉村長大，熱愛故鄉的一花一草，一樹一木，直到奶奶去世后他隨父母一起生活。在吃到黃油烙餅的時候，他最想念的是他的奶奶，他的瞬間大聲痛哭是對現實的一種強有力的反抗與憤怒。黃油烙餅是奶奶的愛，兒童最純真的一顆心轉換成對親人的思念一直沒有改變。《釣人的孩子》題目中便以一個喜歡搞惡作劇的孩子命名，汪曾祺以極其簡單的筆法，勾勒出一個用錢幣墜著線頭捉弄人的“小魔鬼”形象，小說結尾表達出對孩子長大成人的擔心，流露出對那個時代兒童的人性關懷。《茶干》中連萬順的醬園老板在過年過節的時候也會為孩子們預備鑼鼓，點走馬燈，給孩子們換蠟燭。《歲寒三友》中陶虎臣的人物形象描寫中也體現了對兒童的關懷，他雖然壞了一只眼睛，但依然面帶微笑地對待孩子們，與小孩子一起玩耍，很有親和力。汪曾祺的小說中的許多細節均表現了關心孩童的視角以及對童真美的贊賞與謳歌。

(三)審美反思中的現代美

我們從汪曾祺許多小說中看到了質樸的人性美，看到了人類美好的生存家園。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發展，京派作家的審美現代性逐漸凸顯出來，他們對于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生活的丑惡、人性的異化表達不滿，因此便開始反思進而轉向對美的共同追求。京派重要代表作家沈從文的《邊城》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美輪美奐的湘西世界，每一個人身上都具有最原始最質樸的人性美。沈從文另外一系列的小說如《紳士的太太》、《八駿圖》等代表作品則是揭露都市社會中人性的扭曲和異化。由此看出沈從文等京派作家在抨擊抵制都市化的種種丑態，追求田園牧歌式的理想世界，進入到審美反思的現代性進程。汪曾祺繼承了京派作家的這一理念。這種理念在小說《受戒》中便得到體現，故事發生在一個世外桃源式的庵趙莊，這里的人們各得其所，怡然自樂。小和尚明海與小英子之間的愛情是純真且不含任何雜質的，我們從中看出了人性的純粹美。明海受戒的荸薺庵里的生活也使人性得到了充分的解放與自由，打破了原始宗教的束縛。小英子所生活的村莊也體現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種生活狀態，小說中沒有刻意的主旨及矛盾沖突，淡化了故事情節，字里行間均流露出原始自然的人性。這樣一個充滿人性美的烏托邦式的理想世界與帝國主義侵略之下都市生活的腐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受戒》這篇小說回蕩著京派作家的審美現代性思考。《黃油烙餅》中也體現著這樣的鮮明對比，“我”在一次會議中，看到了干部和社員們吃飯吃的食物的極大差異，紅高粱餅子與黃油烙餅形成對比，抨擊干部腐化的工作作風，最后媽媽為“我”做了黃油烙餅，甜在嘴里，卻苦到了心里。隨著審美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外來文學理論對中國的文學思潮產生了重要影響和啟發。汪曾祺40年代在西南聯大時期，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文學審美觀念發生轉變，創作出許多體現意識流寫作手法的作品。《小學校的鐘聲》這一部小說就體現了汪曾祺對于外來文學理論的文學嘗試，全篇采用了意識流的寫作手法。小說《復仇》也是一部意識流小說，年輕的復仇者在去復仇的路上以現代派詩歌表現，碎片化的意識流動和大量的內心獨白也體現了這一特色，敘述視角的轉變和傳統復仇故事的消解均與西方現代派的寫作手法有著密切的聯系。作者通過自身實踐與經歷，隨著西方現代主義的發展，對現代文明進行反思和批判，批判資本主義對人性的異化，轉向對和諧美的建構和追求。汪曾祺贊美和謳歌鄉土世界中的人情和人性美，與之相反的是批判現代化進程中都市文明對人性的扭曲和異化，追求構建一個自然與人性相統一的烏托邦式人類家園。無論是小說作品的內容還是從形式來看，汪曾祺的小說都有著審美現代性的氣息。

二、“散”的美學

汪曾祺曾在小說序言中這樣說道“我的小說的另一個特點是散，這倒是有意為之的。我不喜歡布局嚴謹的小說，主張信馬由韁，為文無法。”［4］汪曾祺在繼承中國古典文論的基礎上，經過不斷實踐與創作，形成了特有的文學風格。小說打破了小說、散文和詩歌之間的文體界限，體現出抒情散文化的傾向。另外汪曾祺的小說作品總體風格是平淡雋永的，每一個故事都向我們娓娓道來，簡約明凈的語言風格又營造出清新的意境，留下一幅幅優美的畫卷。

(一)抒情散文化的文體美

汪曾祺曾在《短篇小說的本質》中說道“至少我們希望短篇小說能夠吸收詩、戲劇、散文一切長處，而仍舊是一個它應當是的東西，一個短篇小說。”小說以一種新的視角打破了傳統小說的定義，將小說、散文和詩歌結合起來，構成一種抒情散文化特征的文體美。汪曾祺的小說不追求完美的結構，自然無形的這種結構貫穿整個小說，他將“小說發展的軌跡勾畫為從重情節到情節淡化［5］34”，小說所開創的整體和內在結構也是別具一格的。小說中沒有鮮明的典型人物、完整而復雜的故事情節和深刻尖銳的矛盾沖突。汪曾祺作為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他將傳統與現代逐步融合。文學創作都與他本人的人生經歷和寫作態度有著密切的聯系。汪曾祺從小學開始便一直接受傳統的家庭教育，文學家蘇軾如行云流水不受束縛的寫作觀念對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還十分欣賞歸有光以及清代桐城派的散文。所以我們從中看出汪曾祺的小說中不斷滲透的是散文的痕跡。不僅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學的影響，外來文化思潮和西方現代派的寫作理論也深深地影響了汪曾祺的創作。小說《復仇》是作家早期小說創作中非常獨特并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復仇》創作于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背景下，作者以此開始了對小說這種文體的最初試驗。這篇小說顛覆傳統復仇小說的主題，小說中體現的主題則是對復仇的消解，復仇者的任務變成了尋找手臂上的藍色名字，最后認識到自己與仇人其實代表的是同一個身份的人。小說文體又打破了傳統小說的定義，將小說、散文和詩歌互相融合，加入小說文本中。構成小說的散文化特征，復仇者與敘述者的視角不斷轉換和交融，產生了一種即時的抒情性，展現了散文的抒情傾向。復仇者的意識流動貫穿整部小說，年輕的復仇者在去報仇的路上的姿態在小說中以大量的詩歌來展示，這種碎片化的意識流動構成了小說具有抒情詩化的文體特征。《受戒》以一個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之間朦朦朧朧的愛情為紐帶，沒有激烈的人物矛盾沖突，沒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沒有華麗的詞藻，字里行間流露出質樸原始的充滿愛與美的鄉土世界，平淡之中書寫出了人性的至善至美。

(二)平淡雋永的風格美

汪曾祺認為散文化的小說所寫的常常是一種意境，因而這種平淡雋永的風格中有著意境所散發的巨大魅力。小說具有抒情詩化的傾向，不注重故事和人物，營造的是一種意境之美。意境之美由虛境和實境構成，在情與景之間交融產生，眾多小說作品均具有獨特的審美特征。在汪曾祺43年前的舊夢《受戒》中描繪了一幅幅鄉土風俗畫，寧靜的庵趙莊，古樸的菩提寺，小和尚明海與小英子之間懵懵懂懂的愛情，展現出一個美輪美奐又充滿人性與和諧的詩情畫意的桃源世界。汪曾祺的小說都融入了作家自己真情實感的流露，藝術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有的故事都貼近真實生活，在平淡之中娓娓道來。《故鄉人•釣魚的先生》中描寫高郵突如其來的巨大水災，王淡人全然不顧自己的安危，這個奮力救人的人物形象便是以汪曾祺的父親汪菊生為人物原型。汪曾祺在小說中追求生活的真實，也就是這種真情實感展示出這種不修裝飾的平淡雋永的風格美。這種意境的產生還有一部分來源于繪畫藝術中的“留白”，這種藝術構成“無字處皆成妙境”，“留白”是指中國傳統繪畫中國畫的藝術特色，國畫中的留白簡單來說是指顏色的有無來體現，那么在小說中卻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小說中留白的深層意義是給予讀者無限的想象力，營造一種無窮意味的氛圍，讓人流連忘返。《大淖記事》小說的前半部分作者不惜大量筆墨描寫大淖地區的風土人情，直到小說的后半部分才出現故事的十一子和巧云，兩個人之間才有了交集。正是這種大淖地區的地域風貌和水的特性才孕育出兩人之間純真的愛情故事，體現出人性散發的光芒。如《受戒》的結尾也借鑒了這一“留白”的藝術，小和尚明海對英子開始產生情愫轉向了“腳印”，小說的結尾沒有描寫兩人之間如何度過幸福的生活，作者把這種視角轉向了一片蘆花蕩，給讀者留下了許多想象的空間來填補這樣的空白，故事也就在此留下了無窮的韻味。汪曾祺還善于在沖和平淡的小說中挖掘深層意義。《陳小手》的結尾也有這樣的體現，小說最后看似一切故事都結束了，可結果卻讓人意想不到。婦產科醫生陳小手奮力拯救難產的團長太太，最后團長在送行這位救命恩人之際，一槍將陳小手斃命，封建思想及文化對人性的殘害根深蒂固，我們可以從中看出這一結果的深刻內涵，從平淡之中體會深層的意義。

(三)簡約詩意的語言美

汪曾祺被譽為語言大師，他認為小說的語言和內容是相互依存，不可剝離的。汪曾祺小說中的語言風格繼承了京派作家語言的簡約、古樸之美，又在此基礎之上，經過不斷實踐，在語言文字上反復斟酌，構成了行云流水般的流動美。正如孫郁先生這樣評價其小說語言“汪曾祺的遣詞造句都是很規矩、講究的，是有經營、有設置的，看似很隨意，其實暗含機關。”［6］9首先表現在小說語言的詩意美，如《受戒》中結尾一段的描寫“蘆花才吐新穗，發著銀光，軟軟的，像一串串絲線，有的地方結了蒲棒，通紅的，像一枝一枝小蠟燭．．．驚起一只青樁，擦著蘆穗，撲魯魯魯飛遠了。”［7］343這里把蘆花剛吐出的新穗比作一串串絲線，一枝枝蠟燭，生動形象的使我們進入了一個詩情畫意的世界，組成了這幅看似靜態實則為動態的蘆花蕩風景畫。句子多以五言和七言短句為主，句與句之間幾乎沒有連接詞，詩意之美躍然紙上。此外作者將中國傳統文言文與民間的口語相結合，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融入民俗口語，貼近民眾生活，展現出質樸簡約的語言美。小說中多處引用了故鄉高郵獨具地域性特征的民間歌謠，如《受戒》中“姐和小郎打小麥，一轉子講得聽不得。聽不得就聽不得，打完了大麥打小麥。”［7］329這樣一首民間歌謠給人一種活潑和語言的跳躍之感。《大淖記事》結尾十一子與巧云之間的對話之間展現語言的樸實與明凈，“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歡你!你快點好!”、“你親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親你!”簡單樸實的口語化語言拉近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使小說語言更加地親切和生動。許多短篇小說語言中又蘊含著節奏感和流動美，汪曾祺不僅能夠合理地把握語言的煉字析句，他還極其重視文字的凝練，句與句之間的關聯，字與字之間的跳躍。如《羊舍一夕》中對雞鴨豬是這樣的描寫，“有很多雞，都一色是白的;有很多鴨，也一色是白的。風一吹，白毛兒忒勒勒飄翻起來，真好看。有很多很多豬，都是短嘴頭子，大腮幫子，巴克夏，約克夏。”［7］222除了具有很強的口語化和律動性之外，每句話都極其簡約，都由六七個字節組成，使我們從簡單的文字中體會深遠的語言韻味。

三、結語

汪曾祺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學理論，深受傳統儒家思想的熏陶，通過自身不斷的實踐與探索，越過重重坎坷與困難，為大眾呈現出平和從容的人生態度。汪曾祺的小說書寫又無處不體現著京派作家的痕跡，吸收眾多京派作家的寫作手法，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文學風格。小說的題材內容中展現了愛的主題，挖掘普通民眾的人性之美，關注孩童的童真美，又具有審美意義上的現代化反思。“散”的藝術特色帶給讀者平淡、閑適、恬靜的感覺，這是一種超脫世俗的人生態度，留下淡遠的心境。小說的題材內容與藝術形式相輔相成，相互融合，共同構成了含蓄雋永的美學意蘊，汪曾祺的小說始終如春風與清泉一般沁人心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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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津含  單位：遼寧師范大學 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