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英語政策的比較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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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英國殖民政府規定：除了以英語或馬來語為教學用語及已接受政府津貼的方言學校外，不再設立新的學校。1951年殖民政府了《巴恩教育報告書》，建議“成立國民學校制度來達成社會整合目標，并希望以英語或馬來語為教學用語的國民學校取代現存的方言學校”。［1］該報告書的引起了非馬來人的不滿和抗議，為平衡由語言教學而帶來的民族矛盾，同年，調查華文教育問題的《芬吳報告書》向政府建議承認華校的存在，強調英語是一種溝通語言，也是馬來亞各族間共通的商業用語，而華校則必須在小學五年級開始學習英語。隨后的《1952年教育法令》采取了《巴恩報告書》的建議，宣布“以英語、馬來語為教學用語的學校取代華文、淡米爾文學校”。［1］殖民政府重視英文學校和馬來文學校的教育政策說明，一方面，為取得與馬來封建貴族的合作及本土馬來人的支持，殖民政府在教育上以設立馬來文學校等方式，扶持馬來人在各族間的政治權威；另一方面，通過一系列報告書等政府公文的形式，積極設立英文學校，強調英語作為教學用語、官方語言及各族媒介語的做法，是為鞏固其殖民統治打好語言文化基礎，實現殖民“奴化”思想的植入。
二戰結束后，在全世界反殖民主義浪潮的影響下，1957年8月，馬來半島擺脫英國殖民統治，成立馬來亞聯合邦；1963年9月，馬來亞聯合邦與新加坡、沙巴、沙撈越合并，組成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后，華人占多數的新加坡無疑影響馬來西亞馬來民族主義和馬來國民意識的建立，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走上獨立建國的道路。以下分述新馬兩個國家獨立后不同的英語政策。
（一）馬來西亞的英語政策
馬來西亞獨立前夕，聯盟政府任命敦拉薩為教育部長，隨后成立了“教育檢討委員會”，制定了一個兼顧馬來西亞境內各族權益的教育政策，并于1956年《拉薩報告書》，強調馬來語為國語，規定馬來語為學校的教學用語并附有一系列相關的馬來語教育制度。該報告書奠定了馬來西亞國家語言政策的發展方向，逐漸使馬來語成為馬來西亞唯一的官方語言。《拉薩報告書》之后，馬來西亞的英文學校開始逐漸被馬來文學校取代。20世紀60年代獨立早期，由于民族關系、新加坡獨立等政治因素，語言問題成為民族問題的焦點之一。“馬來西亞憲法第152條原來規定在獨立十年之后，國會需制定法律重新確定英文的法定地位”，［1］由此而引起當時關于官方語言的討論。1960年8月政府《拉曼達立報告書》，在教學科目方面建議：馬來西亞所有中、小學開始將馬來語和英語作為必修科目，其他語言的教學視實際情況而定；在中等學校證書考試方面建議：1962年開始以馬來語取代英語作為考試用語；在規劃未來教育發展方面：建議所有國民小學教授英語；對其他語言源流小學，英語屬第三語言教育，從小學三年級起教授，并增加其學習時間，使小學生在畢業前的英語程度與國民小學學生的英語程度相當；政府頒發的教育文憑的考試用語應以英語和馬來語為主。秉承該報告書的精神，政府頒布了《1961年教育法令》，對中學進行改制，規定除國民中學外，華文中學只有改制為英文學校才能得到政府津貼，國民型中學以英語為教學用語。1967年，馬來西亞正式頒布了《1967年國語法案》，確立馬來語為馬來西亞唯一的國語和官方語言。至此，英語作為馬來西亞官方語言的爭論和實踐成為歷史。20世紀70-90年代，馬來西亞推行“新經濟政策”。在第二期的馬來西亞計劃（1971—1975）中，馬來語被定為主要的教學用語，英語則作為第二語言學習。1975年，馬來西亞的英文學校被全部改制為國民小學，所有以英語為教學用語的小學必須全部改為馬來語教授。在第三期馬來西亞計劃（1976—1980）實施的最后一年，全國的教育系統已基本以馬來語全面取代英語成為教學用語。第五期馬來西亞計劃（1985—1990）期間內，英語仍只是學校教育中的第二語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馬來西亞開始推行“新發展政策”以取代“新經濟政策”。該時期，時任馬來西亞首相的馬哈迪提出“2020宏愿”，以期建立馬來西亞國族。基于國家的新發展，政府開始通過社會調查反省推行馬來語教學后國民英語水平大幅滑落的原因，與此同時，民間也出現了重視英語學習和恢復英文學校的聲音。出于種種考慮，政府制定了《1996年教育法令》，規定國民小學中英語是必修課，在國民型小學中馬來語與英語是必修課。除了積極頒布措施、大力提升基礎教育階段學生的英語水平外，1997年，“教育部宣布把‘1119英語考試’列為馬來西亞高等教育文憑考試的必考科目，規定從2001年開始，申請進入當地大學的大學先修班、文憑課程及STPM（大馬教育文憑考試）考試資格的學生必須參加‘馬來西亞大學英語測驗’。”［2］進入新世紀，基于全球化和國家現代化的發展，馬來西亞再次直面英語對于國民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02年，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尼發表聲明，馬來西亞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推行英語教授數學和科學的政策（PPSMI），即“數理英化政策”。聲明一出即遭各界反對，而政府還是在一片質疑和反對聲中于2003年開始在各個教學階段執行該政策，英語作為從小學到大學的數理科教學用語重回馬來西亞課堂。隨著時間的推進，數理英化政策逐漸演變成為一項“捍衛民族母語教育權利”的政治運動，迫于各方壓力，馬來西亞內閣于2009年7月8日議決廢除該政策，取而代之以“鞏固國語，加強英語”（MBMMBI）政策，并從2012年開始分階段在中小學恢復母語教授數理，即在國小和中學使用國語教數理，而華小和淡小則分別使用華語及淡米爾語教授數理。同年底，馬來西亞教育部課程發展司多次召集相關教育團體出席課程改革會議，討論改革國內三種源流學校的馬來語及英語課程節數和授課時間。在落實新政策的過度時期，教育部2011年11月《2012年推行鞏固國語，加強英語政策指南》，規定學校可以根據四種情況，以個別決定數理科的教學用語；教育部、州教育局和縣教育局成立了“特別任務隊伍”，以確保“鞏固國語，加強英語”政策順利實施，并詳細列出過度時期國小、華小、淡小和中學所使用的數理教學用語及政府考試用語。
（二）新加坡的英語政策
20世紀50年代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時期，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屬多語制，馬來語為國語，英語、華語及淡米爾語同屬官方語言。50年代中葉，新加坡各語言源流學校中英文學校的人數最多，超過華文學校。1955年開始，新加坡成立了“各黨派委員會”，隨后制訂了《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建議平等對待各民族語言。1959年新加坡自治，其語言政策主要還是采取該報告書的建議，實行多語制，從小學開始實施雙語教育。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后即確定雙語教育政策，英語逐漸成為第一語言和學校的教學用語，其他三種民族語言逐漸變成第二語言。1967年，新加坡政府停止了此前每年一度的“國語宣傳周”。這說明，從馬來西亞聯邦分離而獨立的新加坡繼承了殖民時期的大部分行政和法治制度，在語言政策方面，以英語作為新加坡主要的政府工作用語與學校教學用語，使英語成為各族群間溝通的優勢語言。20世紀70年代始，新加坡開始進行多項教育改革，時任總理的李光耀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英語于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性和實用性，以英語為主的多語制下的雙語教育已經定型，英語完全取代馬來語具有了國語的實際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家長都認為將孩子送讀英文學校有助于孩子將來的升學、就業及晉升，到20世紀70年代末，新加坡的英文學校占各語言源流學校的比例已達到88.8%；1984年，99.3%的小一新生選擇的是英文學校。在大學教育方面，1955年創辦的世界范圍內第一所以華語為教學用語的海外華文大學“南洋大學”，1975年接受新加坡政府改制，以英語為教學用語，1980與新加坡大學合并，成立了以英語為教學用語的新加坡國立大學。1987年，新加坡統一國內四大語言源流學校為全國源流學校，所有學生都以英語為第一語言，其他三種民族語言作為各民族的第二語言學習。這是雙語政策成功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成為新加坡最基本的教育特色：多語制下英語獨大的雙語教育。20世紀90年代新加坡進行國民教育改革，調整了語言分流制度。1991年的《改革小學教育方案》報告書繼續強調了英語作為新加坡工作語言和多元民族族際溝通語的重要作用，但為了保證各族學生的母語學習，報告書強調應在小學階段開始學習英語與母語，并依照學生英語和母語能力從小學開始按學生的語言能力將他們分流到普通課程、延長課程和單語課程，這是新加坡以英語為主的精英教育思想的具體表現。長期以來，由于新加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構成等綜合因素使英語在新加坡的傳播和發展獨具特色，逐步發展成為“新加坡英語”，這是英語的新加坡變體。為規范新加坡英語，2000年4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講正確英語運動”，時任新加坡總理的吳作棟為此項運動啟幕，特設的官方網站SGEM的開設目的是確保新加坡人認識到說標準英語的重要意義并促使其說標準英語，自2004年始，每年都有不同的口號和主題（見表一），受眾群也不同。SGEM通過在社會舉辦豐富的活動，在學校采取輔導和獎勵、傳媒宣傳等方式，以期達到全面提高新加坡公民英語水平的目標。
新馬英語政策之比較及其發展趨勢
從上述的歷史回顧中，我們看到，新馬歷史上都有英文學校，英語都是教學用語和必修科目，兩國政府在不同歷史時期均意識到國民英語水平之于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意義，但在具體做法方面差距甚大：獨立后的馬來西亞采取的是單語政策，是在馬來語的土壤里保留英語教育；獨立后的新加坡采用的是多語政策，開展以英語為第一語文的雙語教育，培養精英人才。
（一）新馬英語政策的比較
1.歷史原因：馬來西亞英文學校的關閉與新加坡英語作為第一語言地位的確立馬來西亞從1970年開始逐步將英文學校全部改制為國民小學，并逐步改變英文中學的教學用語，至80年代初，馬來語代替英語成為教學用語。馬來西亞用了近十年的時間，使馬來語成為國內主要的教學用語，以幫助馬來西亞達到國家統一的目的。同樣也是在這十年里，英文學校的轉型、關閉，英語僅作為一門外語的教授，直接導致了馬來西亞人英語水平的斷層，這也是20年后“數理英化政策”的倉促出臺、失敗及隨后“鞏固國語加強英語政策”的慎重制定的根本原因。新加坡就讀英語學校的學生人數在其未獨立前的50年代中期增加得很快，超過了占人口絕大部分的華人學生人數。同時期出臺的《華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呼吁平等對待各族語言，推行多元語言政策，這從另一個側面確保了英語的學習時間和英語在教育制度中所占有的一席之地。1965年被迫獨立后，新加坡政府宣布繼續采取雙語政策，英語作為官方語言開始成為新加坡人的第一語言，成為新加坡學校的教學用語，更成為其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溝通用語。雙語政策推行22年后的1987年，新加坡國內的四大語言源流學校成功統一為全國源流學校，牢固確立了英語作為新加坡人第一語言的地位，語言分流制度成功確立，為新加坡以英語為主的精英教育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2.國家意識：“馬來人的馬來西亞”與一個民族的“新加坡人”“馬來人的馬來西亞”這一原則源于英殖民時期，殖民政府希望借此鞏固其在馬來西亞的殖民統治地位。獨立后的馬來西亞，語言政策的主要考量是提升馬來人的地位，并通過一系列落實馬來語地位的語言政策，以馬來文化和語言瓦解英殖民時期的英語教育對馬來西亞國家意識的培養帶來的文化阻礙，實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語言”的國家理想。隨后陸續出臺的教育報告書與教育法令等政策，逐步構建起馬來語在國家統一與國家意識培養方面的主導作用，也逐步取代了英語在馬來西亞的地位。新加坡是一個海島型的移民國家，也是溝通亞洲和歐洲的重要港口，多元語言與文化并存是新加坡社會語言生活的基本風貌。多元民族的新加坡，一直強調國民一體化，希冀各民族在各領域達成一致的認同，促使國內民族意識與國民意識逐漸融合在“新加坡人”的概念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命運”是時任總理李光耀倡導的實現國民一體化的終極目標，使用英語有助于新加坡人淡化民族意識，從而達成一個民族的新加坡理想。
3.教育制度：馬來西亞教學用語的爭論與新加坡雙語制度下的雙語主義從歷史的回顧中可以發現，馬來西亞對英語的態度是審慎和矛盾的。一方面，政府擔心強調英語教育和學習會造成對國語馬來語地位的沖擊進而阻礙馬來西亞國家意識的建立；另一方面，若完全放棄英語教育，又可能出現國民英語素質低下而難以適應世界經濟與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局面。這種擔心直接體現在英文學校的關閉、英語官方語言地位的喪失、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第三語言的學習、英語是否作為教學用語和考試用語的反復等問題上。始于2002年的“數理英化”政策的失敗、“鞏固國語加強英語”新政的提出，是馬來西亞在新世紀對英語之于國家發展重要作用的重新認識與定位。反觀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獨立初期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一樣，有四種語文源流的學校，分別是英文學校、華文學校、馬來文學校和淡米爾文學校。1965年獨立建國后，政府確立了雙語教育政策，規定新加坡境內四種源流學校的學生，除了學習自己的母語外，都必須學習英語，“英語+母語”的雙語制度，形成了新加坡教育政策的基礎。經過多年實踐，英語已取代了馬來語的地位成為事實國語，它不僅是官方語言、教學語言、考試語言、工作語言、國際語言，更是作為新加坡的國家身份語言，是“新加坡人”的共同語言。雙語教育的成功，促使雙語主義這個觀念成為新加坡人價值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4.近期現狀：馬來西亞“鞏固國語和加強英語”政策及新加坡的語言轉移趨勢很顯然，馬來西亞近年“鞏固國語和加強英語”政策是對2009年“數理英化”政策的替代，也印證了母語教育的重要性。“鞏固國語與加強英語政策是雙管齊下的，鞏固國語策略包括使用國語作為中小學國民學校數理科的教學用語，以及改善國語的教學方案；加強英語策略則為英語課程的改善，以及準備有素質的教材和足夠的師資來推行相關課程。”［3］政府加強國民的英語教育說明當前馬來西亞國民的英語水平需要提高，而現階段英語之于馬來西亞國家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意義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政府歷史上對英語政策決策的偏誤。新加坡的情況則完全相反，雙語教育的落實，語言分流制度和2000年開始的一年一度的“講標準英語運動”，強化了新加坡“英語獨大”的社會語境。近年來的許多相關的調查數據都顯示出一個相近的結果：無論新加坡人的民族歸屬為何，“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雙語教育，體現在家庭語言轉移的大趨勢中就是各民族語言向英語的轉移”。［4］這種語言的轉移和過渡趨勢不僅發生在除英語外的三種官方語言上，也體現在新加坡境內的其他民族語言和方言上。新加坡的語言轉移趨勢是雙語教育制度下出現的社會語言使用問題，也從另一側面反應出英語獨大對新加坡各族語言生態環境的威脅。從以上的比較我們看到，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同樣在上世紀的80年代，馬來西亞成功廢除了英文學校而獨尊國語馬來語，而新加坡則成功將其國內的各教育源流統一為英文，兩國的語言政策在同一歷史時期幾乎是南轅北轍。在理想與現實面前，馬來西亞選擇了用馬來語以達成建設一個馬來西亞民族的理想主義，而新加坡則以國家經濟建設和生存發展為第一要義，利用英語的超民族性建設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語言政策體現了務實主義的一面。
（二）新馬英語政策的發展趨勢
隨著近年來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英語已經成為一種全球性的語言，其在世界各國的成功傳播已經成為各國語言政策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盡管新馬兩國對英語的歷史態度和做法有較大的差異，但英語在新馬兩國的傳播，都是以殖民地的歷史為前提條件，而兩國國內的語言多樣性恰好為英語的傳播提供了基礎，英語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地位，在國際貿易、科技和高等教育領域的使用情況始終是語言政策調整的方向標。換言之，在殖民時代結束后，英語的成功傳播并不是哪個國家刻意的語言管理或特定的語言政策執行后出現的結果，英語的世界擴張已然是事實，這是新馬兩國當前在考慮語言政策時必須高度重視的一個影響因素。短期內兩國的語言政策還將繼續保持對英語教育和傳播問題的重視，這將是未來一段時期內兩國語言政策的一個重要表現之一，也是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對多元語言國家提出的要求。不同的是，新馬兩國選擇了不同的語言政策類型。馬來西亞采用單語制，而“盡管單語制思想在國家語言意識形態和政府對語言管理所做的努力中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單語制政體在語言實踐中往往都是多語制”。［5］從馬來西亞的語言政策發展的歷史回顧中我們看到，這個單語制國家半個多世紀的語言實踐一直不斷地挑戰著以馬來語為國語的單語制，英語在睽違馬來西亞20余年后重新進入其國家語言政策的視野，雖然馬來語作為國語的地位不會動搖，但單語制的社會壓力卻越來越大，從“數理英化”到“鞏固國語加強英語”政策的轉變，英語教育再次全面化和低齡化，并將在政府的政策保障下逐步擴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換言之，在全球化的今天，馬來西亞的單語制正面臨著來自外部世界的英語擴張的威脅，這也是對當前馬來西亞單語制提出的時代挑戰。新加坡則采用多語制，其語言政策的核心“雙語制度”的成功牢固樹立了英語的地位和作用，英語教育為其國內的精英教育創設了前提。作為雙語制度下必須學習的各族母語，如馬來語、淡米爾語及華語，雖然與英語同為官方語言，但近年來其使用人數和使用范圍逐漸縮小，尤其在新生代中，向英語轉移的語言轉移趨勢明顯，多語制下英語單語獨大是目前新加坡的語言事實。與馬來西亞相比，新加坡并沒有這種來自于外部世界的英語擴張的壓力，且從新加坡的語言政策發展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人已經習慣于將語言和文化服從于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英語作為經濟語言的功能早已得到新加坡人的充分肯定。正是這種務實的語言心理，在當前中國經濟和工業快速發展之際，為新加坡另一種官方語言華語的發展提供了依據，事實上，新加坡的語言問題一直集中在英語和華語上。因此，處理好新加坡英語和華語問題，繼續細化語言教育分流制度，保持精英教育的質量，是新加坡這個多語制國家在英語單語獨大的語言事實面前必須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結論：
理智應對英語的強勢回歸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新馬兩國雖然都有豐富的民族語言資源，但在半個多世紀的語言實踐里，民族語言問題并不真正制約兩國語言政策的發展。換言之，殖民語言英語并未真正離開這片馬來土壤，不論是馬來西亞的單語制，還是新加坡的多語制，其根本問題都集中在英語上。面對英語的強勢回歸，新馬的國家語言政策，應該表現出理智和審慎的一面。
（一）尊重語言傳播規律，正確引導英語的傳播和應用
語言政策之于培養國家意識、增強民族凝聚力、平衡民族矛盾、保留多元文化的力量不可小覷，這些因素制約著國家語言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就馬來西亞而言，面對歷史上語言問題的反復、各民族母語的持續角力、各語言源流學校的生存抗爭等現實，英語的擴散和傳播并不因各類語言問題的升級而處于劣勢，英語的“威脅”本身并不是馬來西亞語言政策實施的一種結果，是語言在不同歷史時代的一種自然選擇的表現。就新加坡而言，雙語制度的逐步調整，華校的自然關閉，講標準華語運動及講正確英語運動這兩大公眾語言運動的推廣，高階語言英語獨大的單級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語言趨勢。從這個角度觀察，新馬兩國的語言政策雖然對于英語的政策歷史上曾經出現南轅北轍的做法，但其本質上卻基本一致：控制英語的快速傳播擴散。在這一點上，馬來西亞的語言政策顯然用力過猛。比較當前新馬的語言政策，馬來西亞的重點在于迎接英語的回歸，新加坡則需采取措施避免英語在國內快速走向單級化，歷史上似乎又出現了新一輪的“南轅北轍”。因而，尊重并遵循語言傳播規律，正確引導英語的傳播和應用，是新馬兩國語言政策研究的重要調整方向。
（二）建立相應的語言政策評估體系，指導語言政策的調整和制定
現階段馬來西亞加強英語的語言政策基調具有實用主義的取向，這符合語言經濟學的觀點。從這個角度出發，“數理英化”政策的廢除的只是具體政策規定在應用領域的具體操作細則，其加強國民英語水平的目標并沒有被廢除，甚至是沒有改變，繼續體現在“鞏固國語和加強英語”的操作定義內。新加坡的情況也有相似之處，從其最長壽的公眾運動“講華語運動”來看，成就華語的代價是方言的犧牲，然而方言的犧牲并未能換來華語成為華族共同語的結果，向英語轉移的語言趨勢顯著，英語最終成為這場公眾運動的最大贏家，顯然，新加坡通過該運動人為地、強制性地放慢了高階語言英語大面積覆蓋民族語言領域的步伐，其控制英語一枝獨秀的思路并未改變，繼續體現在當前新加坡關于華語教學的一系列措施的調整中。可見，新馬兩國都在應對英語全球傳播的問題，不同的是，馬來西亞通過否定“數理英化”政策的顯性政策迎接英語的強勢回歸，新加坡則采取了柔性的隱性政策疏導英語的傳播和應用。而不管是顯性抑或隱性，建立相應的語言政策評估體系，最大限度地避免因政策偏誤而帶來的如語言資源流失等不可逆轉的后果，則應該是指導兩國語言政策發展的關鍵的制度建設。語言政策屬于國家公共政策領域的研究內容，制約語言政策的因素錯綜復雜，涉及政治、外交、經濟、宗教、人口、教育、文化、民族關系等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的內容，這些內容構成了豐富多彩的人類生活，與語言一道屬于同一個生態體。換言之，語言和語言政策并不是一個封閉的研究對象，對語言政策的研究需要更廣闊的視野，尤其像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樣具有豐富語言資源的國家，語言生活豐富多元，具有較強的區域代表性。因而，國家首先要重視對語言政策的研究和投入，多維度梳理語言政策的歷史發展脈絡，發揮語言作為一種資源的作用，使語言真正為國家的發展建設起到正面的促進作用。
作者：李潔麟劉甜單位：暨南大學華文學院華僑大學華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