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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發明，歷來有許多傳說。相傳夏禹時期的儀狄發明了釀酒，另外還有杜康造酒說、黃帝造酒說、神農造酒說等。考古資料表明，酒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前。大汶口遺址發現了距今五千年的成套釀酒器具，包括煮料用的陶鼎、發酵用的大口尊、濾酒用的漏缸、貯酒用的陶甕，同處還發現了飲酒器具，多達100余件。仰韶遺址也發掘出土了小口圓肩小底甕、尖底瓶、細頸壺等酒具。對于釀酒的具體操作流程，漢代以前的文獻并不見記載，后人只是依據這些器具，來進行推斷。四川、山東、河南等地出土的畫像石上都有釀酒作坊的工作場面。這些畫像真實地再現了當時釀酒的工藝流程和具體細節。河南密縣打虎亭漢墓一號墓東耳室南壁石刻畫像的釀酒圖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一個橫長方形的木案上，并列放置著六個小口、長頸、深腹圓鼓的帶蓋平底陶壇(或甕)，內可能裝置有經過蒸煮的酒米和酒曲，通過發酵即可釀造出黃酒。在每個陶壇前面的案下地上，又并列放置著四個敞口大盆和一個陶壺與一個陶尊，其用途可能是作為承接壇內淋出的黃酒用的。在長案右旁所站立的人，似在觀察陶壇內的酒米發酵程度。其下方還雕刻有四人在為釀酒而忙碌，其中一人拿著大口尖底小布袋作過濾酒糟姿態，一人雙手端一盆向布袋內傾倒未過濾的酒，一人在向壺內灌酒，一人端一碗坐于席上品酒。四人周圍擺置了許多盛酒用的陶壺、陶提梁卣等。”［1］360山東諸城前涼臺有一庖廚圖畫像石，下部也有一部分是釀酒的畫面，把當時釀酒的全過程都表現出來了:一人跪著正在搗碎曲塊，旁邊有一口陶缸應是為了曲末的浸泡，一人正在加柴燒飯，一人正在劈柴，一人在甑旁撥弄著米飯，一人負責將曲汁過濾到米飯中去，并正在進行把發酵醪拌勻的操作。

有兩人負責酒的過濾，還有一人拿著勺子，大概是要把酒液裝入酒瓶。下面是發酵用的大酒缸，都安放在酒壚之中。大概有一人偷喝了酒，被人發現后，正在挨揍。酒的過濾大概是用絹袋，并用手擠干。過濾后的酒放入小口瓶，進一步陳釀。根據此圖可以整理出漢代及其以前時代釀酒的工藝路線:首先把酒曲塊搗碎，然后放在陶缸里浸曲，之后過濾，釀酒原料(米)蒸熟之后，冷卻，然后和過濾后的曲汁一同放在大口缸內發酵———過濾———裝酒入瓶［2］。打虎亭漢墓一號墓東耳室北壁東幅石刻畫像的下層，還出現了竹子做的蒸籠。在一個大型的長形連灶上，有四個灶口和四個火門，每個灶口上都放置有釜、甑等，還有好幾層的蒸籠，正在蒸煮食物［1］361。竹子編的蒸籠在文獻上不見記載，但畫像石上有，再現了漢代人豐富多彩的飲食文化。以上這些充分說明了漢畫像石的圖像記錄功能，彌補了歷史文獻的空白。二漢畫像石的歷史價值“除了古人的遺物之外，再沒有一種史料比繪畫、雕刻更能反映出歷史上的社會之具體的形象。

同時，在中國歷史上，也再沒有一個時代比漢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當時現實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來”，“這些石刻畫像假如把它們有系統的搜輯起來，幾乎可以成為一部繡像的漢代史”，“這當然是一種最具體最真確的史料。”［3］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的話，充分說明了漢畫像石的歷史價值。在我國，漢畫像石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大的區域:一是山東、蘇北、皖北、豫東地區;二是豫南、鄂北地區;三是陜北、晉西北地區;四是四川、重慶、滇北地區［4］18－19。全國范圍內漢畫像石的發現數量，大概在六千余石。現代研究漢畫像石的學者，把這些漢畫像石資料進行了科學的分類，主要有生產活動、社會生活、歷史故事、遠古神話、天文星象、祥瑞辟邪、圖案裝飾等，再現了漢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漢畫像石以不同的題材，反映了漢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藝術、科技和法律，成為形象化的漢代史料、漢代百科全書。1973年3月，河南省南陽市王寨漢畫像石墓出土一塊畫像石，上刻一彗星圖。此圖刻繪在前室石梁下面，畫像左邊刻有背負日輪的一只陽烏，東邊刻一滿月，月中有蟾蜍。畫像表現的是日落月升的傍晚，日月之間刻有六星連線組成的“∪”形，是省略化的天廟星。月亮右邊又有六星也有線相連，是與天廟星相鄰的東歐星。東歐星上下各刻一彗星，兩彗星皆彗尾向東，彗頭向西。依照古代星圖，天廟、東歐為南宮朱雀十七度張宿統轄的二星。《后漢書•天文志》載:“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張為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為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俱攻破南陽……光武興于河北，復都洛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研究者魏仁華先生認為，此圖所繪，即是新莽地皇三年出現于張宿的彗星，而且較《后漢書》的文字記載更為形象生動［5］。文圖相映，為歷史做了最好的注解。在山東諸城前涼臺出土的畫像石中，首次發現了一幅描繪漢代刑徒的畫像。“畫面周圍有執笏而坐的官吏，中間在腰佩弓箭手執長刀的武士圍繞中，有一群蓬頭散發的人，其狀悲慘，有的被一個或兩個手執長刀或三角刀形器的武士揪住亂發，有的匐伏地上，有的沒有頭發，這些人就是漢代的刑徒。古人不剃發須，剃掉發須是判罪的刑罰”，這幅畫像就表現了對刑徒髡發的情景。漢代刑徒是官府手工業的重要勞動力，還從事國家的各種勞役，是和農民、手工業工人一起創造漢代物質文化的大軍。研究者認為刑徒畫像是研究漢代階級關系、政治、法律等的珍貴形象資料［6］。

除此之外，全國各地出土的有紀年的漢畫像石刻，則以直接的方式、可靠的形式把歷史的瞬間清晰地刻錄在了石頭上。據統計，截止到2000年，全國有紀年文字的漢畫像石刻有七十多處［4］36－41。南陽也有發現，如唐河郁平大尹墓主室中柱上刻“郁平大尹馮君孺久始建國天鳳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歲不發”，天鳳五年即公元18年。紀年漢畫像石刻準確地提供了墓主人的姓名、官職、下葬時間、地點等，對研究畫像石墓的斷代、漢代職官制度、民情風俗、書法藝術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另外，漢畫像石作為一種成熟的石刻藝術品，在中國美術史、雕塑史上的地位也不可小覷。由于年代久遠，漢畫像石成為保存下來的研究漢代繪畫的實物資料。由漢畫像石可以看出漢代繪畫的特色:題材多樣，形式獨特。石刻與繪畫相結合，既表現了漢代美術的多樣化，也表現出一種成熟的藝術形式所具有的形式美和內在美，其吸引力和震撼力對后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畫是在漢畫石刻藝術的款式、透視方法和精神境界三位一體完整地出現后才得以真正形成，并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藝術品種在中國文化歷史的發展中逐漸完善的”。“中國畫成熟于漢代，中國畫成熟的標志是漢代石刻畫像藝術”［7］。

漢畫像石的文化價值

漢代畫像石的文化價值，體現在它的藝術成就和文化衍生產品上。漢代畫像石作為一種建筑材料，其獨特的制作技法和藝術風格，奠定了它的藝術欣賞價值。漢畫像石的制作，包括繪畫和雕刻兩種技法。既有繪畫的經營布局，又有雕刻的刀工筆法，兩者相得益彰，創造出漢代這一輝煌燦爛的藝術瑰寶。具體來說，漢畫像石在畫面的布置上，既有散點透視的效果，又有留白的處理，完全是繪畫的手法。而一塊成型的漢畫像石，又完全是一件雕刻作品，是淺浮雕和線刻相結合的一種藝術品類。刀筆結合，創造出漢畫像石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偉大的藝術成就，魯迅先生曾贊嘆說:“唯漢代石刻，氣魄深沉雄大。”［8］在藝術形式上，漢畫像石采用的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表現手法。其表現內容，既有神話傳說、仙人故事、祥瑞異獸，又有反映現實生活的狩獵、農耕、收獲、采蓮、紡織、釀酒、冶鐵、車騎、百戲、宴樂、市井等。這些題材內容以恢宏的氣勢、疏朗的布局、生動的造型、夸張的變形表現了一個質樸與華美、現實與虛幻、工整與隨意、外張與內凝對立統一的精神世界。王建中先生認為，“作為世界東方文化之光的藝術，它(漢畫像石)集中國先秦繪畫藝術之大成，開辟了中國古代線描、雕刻、彩繪藝術于一體之先河，形成了一部繡像的漢代史”，從而“拓寬了中國傳統繪畫的題材內容”，“發展了中國傳統繪畫的表現形式”，“豐富了中國傳統繪畫的藝術技巧”，“奠定了中國傳統繪畫的堅實基礎”［9］。漢畫像石的藝術成就影響深遠，可以說從古代到現代，從精神到物質。漢畫作為南陽獨特的文化遺存，它的各種衍生品也以其獨有的藝術品味成為人們收藏的佳品。漢畫像石在南陽文化產業的發展之路上，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以國家一級博物館南陽漢畫館為例，該館的文化產業，以漢畫開發為主。因這個博物館的館藏特色就是漢畫，所以，產業開發也是圍繞漢畫來展開的。開發的產品主要有金箔漢畫、絲帛漢畫、漢畫拓片、漢畫禮品書籍、漢畫撲克等十余類四十幾個品種。因為文化品位高、文化內涵豐富，絲帛漢畫和漢畫禮品書籍更是成為河南省文物局指定的對外交流饋贈的專用禮品。南陽市博物館根據漢畫像石中的樂舞百戲圖像，開發了七盤舞、建鼓舞、長袖舞等漢代樂舞展演項目，開辟專門場地進行表演，為參觀的游客提供了視覺上的享受。寓雅于俗、寓教于樂，取得了不凡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綜上所述，漢畫像石以其在考古、歷史、文化三方面的卓越價值而成為人類社會的寶貴財富。

作者：徐穎單位：南陽市漢畫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