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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漢語言教學狀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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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漢語言教學狀況研究

本文作者:周燕飛劉娟娟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

文化課設置內容不夠豐富:云南省各高校開設的共同文化必修課有“中國概況”、“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國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開設的選修課有“中國民俗”、“中國成語”、“中國少數民族與宗教”等,選修課因各學校的教學資源的實際情況而不同,和國內的六所大學比較起來,文化選修課開設類別較少,內容不夠豐富。

文化課占漢語言專業課程的比重小:云南各高校與國內六所院校的文化課相比所開設的文化類課程比重少得多,國內六所高校的漢語言文化課平均占必修課的18%,占選修課的54.6%,文化課總體學時占專業課總體學時的36.3%。云南高校的漢語言專業中,文化課平均占必修課的8.05%,占選修課的28.57%,文化課總體學時僅占專業課總體學時的10.9%。

各個學校文化課開設的時間不均衡:通過調查得知,四所學校中有三所從第三年開始開設文化課,且主要集中在第三學年,一所學校在二年級上學期開始開設文化課。

各個學校各門文化課開設的次序不統一:調查得知,三所學校先開設中國文化、中國概況、現當代文學,后開設古代文學等偏向于古代的課程,一所學校先開設古代文學再開設現當代文學,各門文化課開設的先后順序不統一。

對文化課課程設置的建議:首先,豐富文化類課程設置、增加和本地文化相關的文化類課程。通過對云南各高校的文化課分析可以看到,文化課占選修課比重僅為28.57%,與國內六所院校的平均值54.6%相比,文化選修課開設的量較小,由此建議發揮教師不同的專業優勢,根據不同方向留學生的需要和興趣,鼓勵教師開設相關的文化選修課或專題講座、讓文化課課程的設置更加豐富、系統、科學。云南攻讀漢語言專業的東南亞的學生占90%以上,學生對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史、中國與東南亞文化對比方面的課程比較感興趣,在學校師資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建議增設相關的課程。其次,文化課教學應遵循一個“由少到多、由易到難、逐步增加”的規律。“文化課開設時間較晚,且過于集中,不利于學生循序漸進、深入地學習和了解中國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而過早開設文化課會削弱對留學生漢語聽說讀寫的技能訓練,最終也不利于提高留學生漢語交際能力。”[2]除非用學生的母語授課,否則不建議在第一學年開設文化類課程,對于在二年級或者三年級開設文化課,要根據學生的漢語水平來決定,學生水平較高,可以在二年級下學期開設,學生水平較低,則建議在三年級上學期再開設文化課。對于文化課開設過程中出現的先開“古代文學”還是先開“現代文學”的問題,根據學生的反映,古代文學、古代文化是學習中的難中之難,我們遵循文化教學中的“由易到難”的規律,建議先開“現當代文學”,再開設“古代文學”課程。

云南留學生漢語言專業文化課教學情況分析

(一)文化課基本教學情況分析

科學、合理的課程設置必須依托真實課堂教學來實施,因此加大對文化課教學情況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針對我省留學生漢語言專業文化課程教學的情況,我們進行了調查與分析后發現,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問題:其一,文化課教學方法單一,影響了留學生的學習興趣。62.8%的留學生反映目前文化課的教學方法比較單一,文化課任課教師基本采用口頭授課的方式講授文化知識,留學生與任課教師的互動明顯不足,學生主動參與討論的機會也非常少。其二,缺乏跨文化現象的對比教學,無法引起學生共鳴。課堂教學中,文化課教師在講授文化知識時只注重中國文化知識的灌輸,很少考慮到教學對象的母語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差異,在教學中沒有主動引導學生對不同文化現象進行比較學習,導致留學生只能被動地接收中國文化知識,不能對教師的授課引起共鳴,從而削弱了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其三,偏重主體文化教學,亞文化教學不夠。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看,一個國家的文化分為主體文化和亞文化。現在,絕大多數的高校在文化課教學內容上都偏重介紹我國主流文化的知識,而各地區、各階層、各民族的亞文化知識的介紹遠遠不足。云南不僅有著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而且作為面向東南亞、南亞地區的橋頭堡,在經濟方面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在云南留學生中,70%的來自東南亞,這些學生中,很多學生畢業后打算從事云南地區的貿易工作,掌握好云南的地方文化,對他們來說,有著現實的交際意義。

(二)對云南文化課教學的建議

針對調查所發現的問題,我們建議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傳統的文化課教學模式向開放式的、體驗式的文化實踐模式轉變。首先,教學環境不能只局限于課堂,應由課堂向真實環境轉變。受地理位置和其他因素的制約,為留學生提供完全真實、開放的文化實踐教學環境,目前我省各高校還難以全面達到,但我們可以充分利用本地現有的資源,使課堂環境與社會環境最大限度地結合。比如在學習中國傳統佳節時,教師可安排留學生進入中國普通家庭體驗課堂學習的內容,并可要求學生節后總結中國傳統佳節的特點,通過活動更好地把握中國文化、促進學生的學習。其次,教學方式不能只局限于教師的單純講授,應根據教學內容的不同采用靈活的教學方法和手段,讓學生對文化有更多的領悟。與傳統教學相比,多媒體和影視教學更具直觀性和趣味性,可集視覺、聽覺于一體,以形象的畫面給學習者最為直觀的沖擊,通過影視作品的賞析,留學生能充分了解中國的國情、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處事原則及生活態度等。最后,教學內容不能只偏重主體文化,應該兼顧亞文化。

文化課教材及其使用情況分析

(一)文化課教材使用情況分析

從調查中了解到目前幾門主要的文化課教材的使用情況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使用的是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歐陽禎人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教程》;“中國國情”使用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的《中國國情》,編者為肖立;“中國現當代文學”使用北大出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程》,編者為孫萍萍,或使用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程》,“中國文化”使用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的《中國文化》,編者為韓鑒堂。對使用這些教材的教師和學生進行了調查分析,在以上提到的對外漢語教材中,教師和學生普遍表示滿意,但也存在一些問題:第一,文化課教材內容繁多,教學任務完不成,影響留學生對文化內容的總體認識。調查表明,“中國文化”、“中國概況”開設的時間為一學期到一學年,每周課時2學時,“中國現當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開設的時間分別為一學年,每周課時為4學時。教師普遍反映教材內容較多,無法上完所有的課程,很多教材只使用了三分之二,極大地影響了留學生對所學文化課的總體認識。第二,文化課教材語言普遍過深,專業詞匯多。漢語言專業的文化課開設從三年級的上學期開始,雖然90%的學生的漢語水平達到了HSK4以上,但是對于文化課的學習還存在困難,分析教材可以看出,課文中的超綱詞、丁級詞匯較多。“以韓鑒堂的《中國文化》為例,課文中不包括練習,光是課文和相關資料,詞匯量就達到8433”。[3]這對于學生來說具有很大的難度,生詞量太大,不僅學生預習難,也造成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得不花費寶貴的時間來對課文中的詞語進行解釋,影響了文化知識的傳授。第三,文化課教材的內容過多偏向于中國古代文化。在文化教材的考察中發現,文化課教材的內容過多偏向于中國古代文化,對現代文化涉及得很少。從留學生的反饋來看,28%的留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化比較感興趣,但72%的留學生卻希望更多地學習中國現當代文化。第四,文化課教材的趣味性不強,學生覺得文化課較為枯燥。目前的文化課教材是中國學生教材的縮略版,內容繁雜、政治性較強,有的教材按照中國學生的教材體例進行編排,文化課限于灌輸文化知識,較少從留學生的需求出發。文化教材缺少趣味性、互動性、任務性等練習,難以讓學生在體驗中、互動中學習相關的文化知識、技能。

(二)對于文化教材編寫的建議

1.充分考慮留學生的漢語水平

文化教材內容繁多,教材的語言普遍過深,導致留學生在學習文化課時忙于查字典,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聽不懂老師的講解,更談不上與老師產生共鳴。問題的解決需要學生、教師、教材多方面來配合,從教材的編寫來看,教材的編寫應該考慮到留學生的漢語接受能力,把握好教材的難度。

2.加大現當代文化的內容

就目前的調查情況來看,大部分留學生對現當代的文化較為感興趣,了解這些文化對留學生掌握漢語、了解中國國情、理解中國文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所以在文化教材的編寫中可適量加大現當代文化的內容。

3.體例上可以將文化內容與學生感興趣的話題結合

通過對留學生的個別訪談,我們發現留學生對中國的飲食、家庭、娛樂活動、傳統節日、旅游等話題很感興趣,這為我們的文化處理找到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在教材編寫中可以把相關的文化知識融合在學生感興趣的話題里。

4.除紙質文本外,為文化課教材配備相應的多媒體視頻短片

多媒體視頻短片不僅能活躍教學氣氛、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而且部分解決語言差異和文化教學之間的矛盾,學生通過直觀的影像可以把教師要用較多的、復雜的語言才能解釋清楚的概念一下子展現出來,生動具體,直截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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