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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區的關中、河南文學衰落，大都、河北一帶則開始興盛。南方地區以江浙和江西為最主要文人聚集區[1](P245-287)。

梅新林在此基礎上，將各行省、府州、縣的具體人數統計了出來，并引入“今屬省籍”進行比較[2](P124-134)。《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遼金元卷》專設“元代之區域學術精神與詩文風貌”一章[3](P439-459)，按照前中后三期的時間線，論述了前期北方的北宗學術與中州文風、南方的學術融會與文風融通，中后期極具代表性的江西、江浙、吳中文壇實績，對元代地域文學做出了整體勾勒。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4]涉及南宋遺民的地域分布、遺民類型及群體心態、詩歌主題取向等內容，該書將遺民群體按地域分布劃分為：故都臨安群、會稽山陰群、臺州慶元群、浦陽群、嚴州群、江西群、福建群、東莞群等。唐朝暉《元遺民詩人群研究》[5]以江南浙西道遺民詩人群、浙東遺民詩人群、江東建康道遺民詩人群、江西湖東道遺民詩人群、福建閩海道遺民詩人群、海北廣東道遺民詩人群及其下屬各路等行政單位為劃分單元，對其境內的元遺民詩人進行了系統考述。查洪德《元代學術流變與詩文流派》[6](P61-71)將元代詩文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六大流派，三個階段指前期的南北抗衡，中期的東西并峙，后期的吳越對立。六大流派則指前期的北方和南方，中期的江右和浙東，后期的吳中和浙東。這一分類大體符合歷史事實。顧世寶《元代江南文學家族研究》[7]簡單介紹和描述了江浙、江西、湖廣、福建等地的27個文學家族，并對宣城貢氏作了重點討論。元末明初的詩歌流派異彩紛呈，相當繁盛，明人胡應麟對此有精辟概括“：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高啟），越詩派昉劉伯溫（劉基），閩詩派昉林子羽（林鴻），嶺南詩派昉于孫蕡仲衍，江右詩派昉于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8](P342)王學泰《地域分野的明初詩歌派別論》，廖可斌《地域文人集團的興替與元末明初文學思潮的變遷》，李圣華《初明詩歌研究》[9]都是聚焦此段文學史實的研究力作。后者為專書，以越中派、吳中派、江右派、閩中派、嶺南派五個詩歌流派為主要研究對象，全面系統地對其群體構成、詩歌創作成就和詩歌發展狀況進行了探討。具體地域研究方面，江浙、江西、大都作為元代文學最發達的區域，匯聚了學界最集中的關注和最高的研究熱情。

江浙元末明初的五家詩派中，吳中派是學術研究的熱點，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周明初、程若旦《元末明初吳中文學研究綜述》[10](P37-42)從綜合性研究、文學思想研究、社會文化研究等宏觀方面，以及作家作品、詩社研究等微觀方面入手，對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吳中文學論述進行了整理和總結。該文未嘗涉及的重要研究成果還有廖可斌《論元末明初的吳中派》，晏選軍《元明之際吳中地區士人群體與文學思想研究》[11]。元代浙東地區文化鼎盛，文人輩出，特別是在元明之際，浙東文人階層因其與朱明政權的緊密聯系而備受關注。董剛《元末明初浙東士大夫群體研究》、王魁星《元末明初浙東文人群研究》、魏青《元末明初浙東三作家研究》[12]關注浙東文人的生平出處與政治選擇，都將文人命運放在元明易代大環境下考察。后者主要選取劉基、宋濂、戴良三人進行研究，分別考察了他們的生平交游和文學創作。饒龍隼《元末明初浙東文人擇主心態之變衍及思想根源》[13](P73-79)通過浙東文人擇主心態的變衍，反溯其根源在浙東“正學”：將“正學”施之政治，陷入天下是否為公的悖論，終使擇主失敗。江浙郡邑文學研究方面，歐陽光《論元代婺州文學集團的傳承現象》[14](P380-400)粗線條勾勒了婺州作家群的傳承情況，并扼要分析了形成這一文學集團的歷史原因。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體研究》[15]以浙江婺州地區的文士和文學為研究對象，描述了當地的詩文創作情況，并為黃溍、胡助、吳師道、宋濂、王祎五人編制了年譜。楊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詩文研究》[16]分析了宋元之際四明文士的心態及其文學理論與主張，并對舒岳祥、戴表元、袁桷的詩文活動分別設章進行了研究。崔志偉《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體研究》、朱傳季《元末明初杭郡文人集群研究》[17]兩篇學位論文則關注了元末明初松江和杭州的文人群體和文學現象。

江西元代的江西文學十分繁盛，取得了巨大成就，今人有以下研究成果：劉明今的《劉辰翁父子與宋元之際江西文壇》、《吳澄與宋元之際江西地區文學批評的風尚》[18]兩篇文章聚焦元代江西重要文人劉辰翁和吳澄，分析了圍繞在他們周圍的江西文人群體及其文學思想，并提出江西地域文學特質有異于其他地區。饒龍隼《南唐故家與西昌文學》《接引地方文學的生機活力———西昌雅正文學的生長歷程》[19]二文聚焦江西泰和（西昌），將該地獨有的文化氣質與南唐時期舊家古族遷居于此聯系起來，并發掘其深刻的文學意蘊，認為其雅正和平的文風與明初臺閣體的出現息息相關。唐朝暉、歐陽光《江西文人群與明初詩文格局》[20](P141-145)與饒文的結論頗為相似，該文認為江西文人群以其獨有的性格特征，在明初得以超越吳中、越中文人而成為文壇的主要力量。其典雅淳樸的詩風文風與明初政治文化需求趨向一致，從而成為文壇的主導風格，并深刻影響了臺閣體。劉建立《元代陸學與江西文壇———以劉壎、李存為研究中心》[21]以元代陸學與江西文壇的交叉為切入點，以劉壎和李存為重點研究對象，在介紹元代社會思想潮流和江西文壇風氣基礎上，分析了劉壎與李存的陸學思想，以及在陸學思想影響下的文學理論與詩文創作。

大都元大都是元代政治中心，也是文人墨客匯聚之地。辛夢霞《元大都文壇前期詩文活動考論》[22]主要考察了1215年蒙古攻占燕京至1315年元朝開科舉的一百年間，以燕京及大都為中心的文學圈內，文人群體的詩文活動。該文以準備、開端、融合、高潮前奏為次序描述大都文壇的歷史發展，全景勾勒出帝都文學的盛景。楊鐮《元代文學的終結：最后的大都文壇》[23](P96-103)例舉大量文人事跡，回顧了至正二十八年以前十幾年間大都文壇最后的繁榮和落寞，揭示了大都文壇在溝通南北文人聯系交流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最后無可挽回地曲終人散的結局。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學史》[24]分上下二編，上編為北京元代文學的基本內容，包括對社會背景和文化特征的描述及對北京元代文學狀況的簡要勾勒，上編的主要篇幅則是以作家介紹為主的大都雜劇、大都散曲、大都詩文三部分。下編為北京元代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雜論之作。

綜合上述，元代地域文學研究成果豐碩，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可以說，這些研究已經基本廓清了元代地域文學的創作實績。其中，江浙、江西、大都三個研究熱點的突出也表明相關研究已大致勾勒出了元代地域文學的歷史輪廓。筆者認為，今后一段時期，元代地域文學還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展開深入研究，取得進一步收獲。一是加強搜集元人自身和明清人對元代地域文學發展的觀點和見解，從“夫子自道”和“后人接受”兩方面著手，還原地域文學現象的歷史原貌和衍變線索。元人對其所處時代的文學實況已有清晰的認識和較為系統的總結。如劉詵論江西文學，胡助論婺州文學等等，就表現出顯著的建立學術傳承譜系的意識。又如清人顧嗣立在《元詩選》中對元代詩歌北方承金、南方接宋、西北弟子聯翩而至等現象的描述也帶有總結時代文學線索的意思。二是加強不同地域間文學交流和互動的研究。地域文學雖然具有較獨立的研究品質（如地域風貌與文學風氣的投合等），但并不意味著一定要進行排他性的研究。不同地域間的文人是在流動和互動中完成人際交往和文學交流的。這既包括文人的流寓和過境，也體現在相互酬唱和撰寫送別序方面。不同地域文學間的碰撞和融通往往具有特殊的文學史意義。三是加強縣域文學研究。地域文學根據不同的行政劃分形成了不同的分區單位。元代地域文學既可以簡單地以南方和北方為論述單位，也可以進一步以江西、江浙、大都等行省一級為單位，甚至再進一步以婺州、四明、杭州等郡邑一級為單位。這三種行政區劃級別上的地域文學研究都已為學界認可和重視。但實際上，我們還可以再具體細微地將研究觸角伸展到州縣一級，開拓縣域文學研究的“小”天地。如江西之豐城、南城、南豐、泰和、清江，江浙之天臺、黃巖、桐廬、浦江、上虞等地皆是人杰地靈的所在，詩文創作繁盛，在這一級別上進行的相關研究能更深地觸及文學最底層最本質的東西。況且文人在為文章署名時，常常自稱某縣域某人，這是他們對個人身份進行自我體認的表現，理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總之，隨著文學地理學學理的深入發掘和探索，我們也期待著元代地域文學在更加廣闊的范圍內獲得更多的關照。

作者：杜春雷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