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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名副其實的統一的強大帝國,但也是第一個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就迅速滅亡的帝國。對此,歷代有識之士不斷思索,著文論說,特別是西漢賈誼的《過秦論》、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論》,更是流傳千古的好文章,對于后人思考秦朝滅亡的原因,產生了巨大影響。在當代,專家學者的專門研究自不必說,社會其他方面的人士也時有驚人之論。比如說,同志曾在1973年8月寫下了他最后一首七律詩,名叫《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中說“: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其中的“郭老”是指郭沫若“,《十批》”是指郭沫若的論文集《十批判書》,《十批判書》的主要內容是對先秦政治思想的研討。從這首詩來看,同志并不同意《十批判書》中有關秦始皇的觀點,所以才直接給郭沫若寫了這首詩。

不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當代社會中,對于先秦政治和秦王朝興亡的討論之所以會持久不衰,主要是這個時代及其相關話題對后世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從政權結構上看,秦王朝之前的夏商周“三代”實質上是各地諸侯組成的聯盟國家,中央政府對于各諸侯國的控制,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程度不同地都受到了制約。在東周時期,秦國是后起發展的國家,在政治體制、行政管理和文化發展諸方面,起初都被東部相對發達的諸侯國所瞧不起。但是,隨著戰國中后期“山東六國”的政治腐敗、發展放緩,秦國開始崛起。在秦國崛起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借鑒山東各國政治體制和行政管理上的得與失,發展出一套適合秦國國情的政治體制、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體系。特別是以“商鞅變法”為標志的政治改革活動,使秦國的國力不斷強盛,政治體制具有創新性,法律制度日臻完備,行政管理高效運行,非常適合于戰爭時期的動員和運作。有了這樣的政治體制、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體系,秦滅六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從中國古代政治史的角度來看,秦滅六國,既是先秦政治的結束,也是中國君主專制政治的真正開始,對于此后兩千多年中國政治的定型所產生的影響是具有決定性的。

事實上,就在秦國統一中國的大約三四十年前,來自趙國的大思想家荀子就預見到了秦國終將一統天下的結局。他曾對秦國作了實地考察,并與在位的秦昭王和來自三晉的秦國重臣范睢深入交換了意見。荀子雖然肯定了秦國具有統一天下的實力,但對秦國的政治發展方向卻提出了質疑甚至尖銳批評。在荀子看來,以武力說話的所謂“霸道”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可以統一天下,但并不能很好地治理天下。也就是說,嚴苛的法制和高效的行政管理可以造就一統天下的局面,但不會自動產生一個強大而持續發展的國家。如果秦國不注意行政管理對于嚴苛法律的調節作用,不能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調整,不重視儒家仁義禮智的教化作用,一統的天下也遲早會崩潰。可惜的是,荀子的意見被當時的秦國主政者們看成是迂腐之論,致使秦朝的一統天下“二世而亡”,完全印證了荀子的預見。

說到這里,我們再來看同志七律詩中對秦朝政治的看法。他認為“百代多行秦政治”,這是很有見地的觀點,也是古代歷史進程中的事實。歷史上本有“漢承秦制”的說法,認為漢代的政治體制,至少是西漢早期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主要是繼承了秦朝的做法。同志則看得更遠,認為秦朝的政治體制和法律體系不僅為漢代,而且為秦以后歷朝歷代的政治都樹立了楷模。只是限于律詩的格式,詩中所用是秦“政治”,而沒有細說其確切所指究竟是現代意義上的政治,還是分指行政管理和制度體系。不過,從漢代“漢承秦制”的實際狀況來看,同志所說的“秦政治”,應該是偏向于秦朝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而不是指單純的“秦政”,即行政管理。當然,同志所謂的“多行”之“多”,并不是指全部,而是指大的方向。所謂大的方向,從相關研究者比較一致的觀點來看,就是后世所看重的所謂“秦制”,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全面實行郡縣制,徹底廢除分封制。郡縣制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郡、縣以上的地方官員,這些地方官員對治下的區域只有管理權,沒有所有權。他們掙取政府的俸祿,不能直接從所屬地方的勞動者手中收取稅賦。而在分封制下,受封的諸侯王擁有對受封土地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受封土地的收獲都歸他們所有,他們只是象征性地向中央政府貢獻部分所得,他們的后代對受封土地還有繼承權。很顯然,郡縣制更容易維護中央政府的權力,而分封制極容易形成國中之國,最終架空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失去權力。在這方面,周朝的滅亡就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教訓。周朝維持了八百多年的統治,但中央政治真正有效控制諸侯國的時間只有二百多年。秦王朝有鑒于周朝分封制的弊端,堅定實行郡縣制,使后來的專制王朝看到了維護中央政府權力的制度保障,進而在秦制的基礎上不斷完善,比如以有限的分封制對郡縣制加以補充等,使得在秦朝形成定制的郡縣制充分發揮了它的積極作用。

二是秦朝的法律體系,即所謂“秦律”,成為后世王朝立法的基礎。“秦律”也是從商鞅時代開始形成的。當年,商鞅在魏國不得志,就帶著魏國有名的變法人物李悝所制定的《法經》6篇到了秦國,并在秦國的實踐中加以改進和完善,最終形成了完整的秦律。遺憾的是,李悝的《法經》我們只能知其大義,具體條文已經亡佚,不得其詳。而秦律的特點,則被古人總結為“苛繁”,即嚴苛和繁復。雖然秦律的全貌我們現在也無法看到,但到了20世紀末期,在幾次重大的考古發現中,不斷出土的秦朝法律文書,其內容的嚴苛和全面,其條文的縝密和繁復,確實令后人嘆為觀止。后來有名的漢律也好,唐律也罷,其實都是對秦律的不斷完善。這就說明,在秦朝統一天下和管理天下的過程中,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是舉足輕重的。

三是秦朝的“一天下”之功,即把秦國統一天下之前山東六國不同的法律、法規和約定俗成的一些重大方面的做法完全統一起來,也就是著名的“車同軌,書同文,一法度”等做法。“車同軌”,就是統一車軸的距離,以方便修筑道路,便利交通,特別是提高軍事調動能力。“書同文”,就是統一各國不同的漢字寫法,以便于政令下到各地都能讓人看得懂,行得通。“一法度”,就是統一各國不同的度量衡器等,以方便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國家的稅收。這些做法對于一個統一的國家來說顯然是非常必需的,并且是在此前的歷史中沒有見到過的。

不用說,僅從上述三個方面來看,要實現秦始皇所確定的從“始皇帝”開始,而至于二世、萬世的江山社稷,應該是沒有大的問題的,至少也不應該“二世而亡”,到第二代君主手中就丟掉了江山。可是,就是在統一六國的戰爭中表現出那么強大的軍政力量的秦國,就是制度如此健全而又合理的秦帝國,為什么會在短短的15年之后,在頃刻之間便土崩瓦解了呢?這其中的原因當然很多,甚至從古往今來的研究中能看到數不盡的說法,但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秦政”出了問題。

我們都知道古代有“苛政猛于虎”的說法,據說這是孔子的結論。那么,什么是“苛政”呢?為什么人們都說秦朝施行的是“暴政”呢?要弄明白這些,首先要區別開“政”與“制”的不同。在我們分析“秦制”的過程中已經注意到“,制”是治理國家的大的方面,是相對不變的,是可以形成文字和條文的東西,相當于現在所說的憲法和法律等,而“政”則是法律規章的具體實施,也就是行政管理和行政手段、行政做法。為什么有了“制”還要有“政”呢?原因之一是,什么樣的法律制度都需要實施,這個實施的過程就是行政管理的作為。原因之二是,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窮盡所有的可能性,需要在實施的過程中加以調整和補充,這是行政管理作為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可見,“制”與“政”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秦制與秦政的關系當然也不例外。

在古代中國,至少從理論上講,由于江山社稷是屬于君主或皇帝的私有財產,各個王朝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君主專制,帝王本人具有無尚的特權,他的行政權力可以不受任何法律規定的約束,所以,形成“暴政”的潛在原因時刻都存在,并且是這樣的制度本身所無法克服的。既然立法和行政都從屬于君權,暴虐的君主自然會制造出暴虐的行政。具體到秦王朝,也許有人更多地從秦始皇本人的坎坷經歷和暴戾性格入手,研究秦朝暴政的形成。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在當時的政治現實的壓力下,以及在“秦制”本身的一些“超現實”的原因影響下,秦朝的行政管理在具體實行中不僅沒有能夠有效地調節和緩解“秦制”的消極面,反而是推波助瀾,加劇了“秦制”中不利一面消極作用的盡情發揮,致使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的關系日益緊張,使雙方最后不得不形成全面武力對抗的局面。

其一,總體上看,秦朝的法律、法規雖然比較全面,甚至許多方面不乏繁瑣,但就當時的現實來看,特別是生產力水平和政治文明所能達到的程度而言,還是比較“超現實”的,即難以在現實中達到預期的階段性目標和最終目的。比如郡縣制,因為當時秦朝的疆域達到了空前廣大的程度,中央政府要想有效地約束直接任命的各地官員,特別是邊遠地區的官員,必須要有便捷的交通和通訊設施,必須要有成熟的金融和財政體系,而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欠缺。在這種條件下,難免會出現事與愿違的狀況,致使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或者說皇帝本人與地方官員之間,出現溝通不利,甚至矛盾重重的局面。要解決這樣的矛盾,顯然不可能快速而有效地在制度上做出調整,只能在行政管理上做文章,進行必要的調節和改進。但是,由于秦朝是個靠武力甚至血腥建立起來的新生國家,中央與地方之間、皇帝和各地官員(多半是“山東六國”的舊官員)之間還沒有建立起必要的信任,甚至相互間的政治理念都有不同,所以,在任何事情上的分歧,都有可能釀成政治斗爭或政治災難。為避免這種不利局面的出現和蔓延,這個新生政權的統治者只能選擇鐵腕政策,在行政管理上強壓強制,甚至不擇手段。這是“秦政”演化為“暴政”的最深刻的政治原因。從這個意義上看,秦王朝的“二世而亡”無疑是勢在難免了。

其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郡縣制在整體上優于分封制,這已經被戰國后期晉、楚等國積極推行早期郡縣制的政治實踐所證明。但是,在如何對待“山東六國”舊貴族的問題上,秦王朝應該在全面實行郡縣制的同時,通過行政手段的緩沖作用,使這些舊貴族階層與普通民眾的地位有所區別,以逐漸增加他們對新政權的歸屬感。因為這是一個龐大的階層,人數眾多,有文化素養,在各自的地區還有盤根錯節的裙帶關系,有很多人的現實利益與他們的地位關聯著,榮辱與共,所以,他們的巨大影響力是不容低估的。可是,在秦朝的郡縣制下,他們失去了以前所有的特權,與平民無異。而事實上,他們根本無法過平民的生活,他們必然會自動形成與新政權不共戴天的反對勢力。對于暴戾的秦始皇,他們甚至不斷采取暗殺的手段,說明他們除了與秦王朝統治者一拼到底之外,是不會有其他選擇的。一旦時機成熟,他們的反抗熱情和力量,是最能堅持到底的。隨后的事實也證明,真正對秦朝政權形成致命一擊的,正是以項氏家族為首的六國舊貴族。另一方面,盡管在秦王朝沉重的徭役和稅賦之下,普通人的生活比較艱難,有很多人甚至不得不鋌而走險,但普通人的武力反抗終究難以對現實政權形成致命打擊。只有知識階層和官僚階層中有人站出來把普通人的反抗力量整合起來,才能組成真正的能夠滅亡一個朝代的力量。在滅亡秦朝的過程中,最有代表性的陳勝、吳廣的農民暴動,因為一直是由普通民眾所左右,所以早早地就退出了歷史舞臺。最后形成氣候的,更不用說打下江山的力量,肯定是以知識和官僚階層為其領導核心的。很顯然,秦王朝通過種種行政手段對六國舊貴族的無情打壓,很便當地為那些反抗力量準備了他們所必需的領導核心。

其三,秦朝“一天下”的種種措施,本意是要方便行政管理和穩定政權的,當然客觀上也會有利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但由于受到一些不可克服的客觀條件的限制,特別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這個實行的過程事實上是很痛苦的,特別是對于普通百姓。比如統一車軌,就需要修筑路橋,增加勞役;統一貨幣,就會對持有六國舊幣的人民產生影響,特別是經濟力量薄弱的普通人。在這些方面,都需要通過一定的行政措施加以緩解和調整。如果因為遵守新制而使自己的生活受到影響,甚至無法維系,那么,新制度的作用不僅會大打折扣,還會難以施行。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陳勝、吳廣的起義,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按照秦朝的律令,不能按期到達戍邊或服徭役地方的人,都要以死罪論處。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當時的立法精神在整體上都比較嚴厲,這本無可厚非。而且,法律的特色就是比較刻板,缺少變通。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還需要行政執法者對于一些特殊情況加以特殊對待和處理。比如陳勝一行人是因為大雨而延誤了行程,如果因此而治他們的罪,就有些不合情理。更重要的是,這種無變通的、缺乏折中的行政做法很容易激化矛盾,使觸犯法律的人們只能在被處死和揭桿而起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這才導致了陳勝等最終的集體武力抗爭。不幸的是,在“秦律”的具體執行中,往往是“秦政”同樣死板,各級官員不僅不敢承擔責任,還會變本加厲,甚至從中撈取個人利益。在這種行政風氣中,老百姓的拼死一搏也就在所難免了。

其四,在意識形態建設方面,秦朝的做法也是過分簡單,甚至不乏粗暴無理。在后來劉邦打下江山之后,曾與一位儒士有過爭論。劉邦自詡騎馬打天下的力量,而儒士則反問他能否“在馬上治天下”?這使得劉邦很快意識到不能一味依靠武力治理天下,而要解決人們的思想問題的重要性。但秦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從未意識到這方面問題的嚴重性。這個問題,也是荀子曾經當面告訴過秦昭王的。然而,由于秦始皇過分看重和夸大自己以武力橫掃“山東六國”的力量,根本沒有把儒士的作用和他們對于民眾思想的重要影響放在眼里。當然,過度批評秦始皇本人也沒必要,他建立的功績也應該予以足夠的肯定“,焚書坑儒”的事件也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簡單。但是,如果因此而輕視儒士的作用,不能認真看待“焚書”和“坑儒”對秦王朝意識形態領域的消極影響,進而把孔學視為如“秕糠”一樣不名一文的東西,勢必會對現實政治產生難以估量的不利作用。

總之,從秦王朝“二世而亡”的事實來看,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這方面,行政手段的作用明顯大于法律制度的作用。后來漢武帝“獨尊儒術”,所依靠的也主要是行政手段,而沒有用立法的手段去強力推行。秦王朝的“二世而亡”,千百年來給了人們太多的思考。從“秦制”和“秦政”的角度分析秦朝的“二世而亡”,也只是著眼于問題的一個方面。雖然古今時勢不同,但法制與行政的關系,什么時代都是治國安邦的重大問題。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如何避免秦王朝那樣的“苛政”和“暴政”,使國家的行政管理更有力地促進法律制度的實施,積極而合理地解決民生問題,調節社會的和諧氣氛,應該是一個值得不斷探討的嚴肅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