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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責任拋卻

不管人愿意不愿意，人生的責任與生俱來蓋棺乃止。農民工進城務工，盡管絕大多數人的初衷都是為讓自己和家人過上好日子，正如《無碑》的主人老烏所說他們這代人“離開農村，出門打工，就是在實現過好日子的愿望。”但是，在其離開農村走向城市那一刻，也就意味著其對所應該承擔的大部分人生責任的拋卻，這其中包括家庭責任、社會責任、生產責任等諸多方面。具體說來，以下兩個方面是頗有意味而值得關注的:

(一)進城務工者潛意識里對農村生活中“責任”的逃避

劉高興父母雙亡尚未婚娶，無牽無掛，屬于典型的“一人吃飽全家不餓”。而事實上，像五富、黃八、杏胡夫婦、老烏、劉躍進、馬曼麗等諸多人，或有家有室，或雖家庭破碎，但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撫育，或父母已經年邁需要照顧與陪伴，等等。可是這些人，不約而同義無反顧地來到了城里。從表面看，他們似乎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之，而從更深層面看，鄉(xiāng)下人紛紛進城，其實有一個相當重要卻鮮被提及的原因，那便是對農業(yè)勞動的風險和家庭及鄉(xiāng)村社會責任的逃避。如果真如有些專家所說，進城務工能讓農民收入大幅度地增加，那么，農民的農村生活面貌應該一年更比一年好，可事實似乎并非如此。與呆在農村相比，進城務工能賺更多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現款，可是，城里生活需要現款應付的場合比農村多了何止幾倍!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方方面面現款花銷與農村相比，差距豈可以道里計。所以，絕大多數進城務工者及其家庭物質生活水平并沒有因打工而得到明顯改善甚至于還有所下降。但是，我們的農民，從剛剛成年(甚至未成年)的“新生代”到五六十歲的“暮年”，一有機會就往城里跑，務工生活的單純，即不擔責任與風險(用農民們自己的話說就是“不用操心”)恐怕是其中一個不可小覷的原因。劉高興們進城拾破爛，每天幾時開工幾時收工，一天收多少，幾乎都是隨心所欲相當自由沒有人會干預他們。所以，劉高興經常有時間“胡思亂想”:“你有了這些破爛，我卻有了一座城哩!”“我想去看看興隆街所栽的那棵紫槐，悠然地拉著架子車，不緊不慢，蠻有節(jié)奏……能欣賞街巷兩旁商店門頭。”他甚至可以“一直追逐著一朵柳絮到了九道巷”，或是看鴿群“不斷地在樓與巷道的上空盤旋”……而農村就不一樣了。農業(yè)勞動是講究季節(jié)性的，過了季節(jié)時序就不行，個中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緊張非親身經歷者不能體會;同時，現階段，我國農業(yè)生產主要還是“靠天吃飯”，而“天”又往往是變幻莫測令人捉摸不定的。所以，農業(yè)勞動風險很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千百個環(huán)環(huán)節(jié)節(jié)中，一個環(huán)節(jié)出問題就可能導致嚴重減產甚至顆粒無收，萬般辛苦就此付諸東流，那種無奈甚至錐心般的痛苦足以讓人頭撞南墻也不能緩解。所以，農民的思想負擔是很重的。相形之下，進城務工，不論是進工廠、往工地、還是做“自由職業(yè)者”(例如拾破爛)，雖然勞動強度也不小，但是，那大多只是體力上的，“即便是每日累得發(fā)脹發(fā)腫，到晚上燒一盆熱水泡泡也就是了。”(劉高興語)思想上則比在農村時輕松舒服得多:天是老板的天，地是老板的地，縱使天塌地陷也有老板去獨身擋雙手擎，不干打工者什么事。自由職業(yè)者則可以躲進小窩(大多是租來的棲身之地)成一統，管他雨驟與風狂。劉高興嘲笑“那些沒來西安的清風鎮(zhèn)人”:“一天干到黑腰累斷手磨泡了工錢有多少?一天掙五元錢算封頂了吧?咱多好，既賺了錢又逛了街。”可是，他也許很少想過，進城務工的他們，在賺錢、逛街的同時，是將老人的贍養(yǎng)、孩子的撫育、夫婦之間相互的扶助等等他們本應該承擔的人生責任一概拋卻，最大的補償不過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寄回數量有限的一點現款。可是，這些現款遠遠解決不了家庭中所有問題。小說中寫到五富的老婆:“五富的老婆差不多是滿頭的白發(fā)，我們離開清風鎮(zhèn)的時候，她的頭發(fā)黑漆漆的，現在卻花白成這樣!”從“我們離開清風鎮(zhèn)的時候”到“現在”，期間間隔的時間尚不到七個月!

(二)進城務工者在拋卻人生責任同時也意

味著其失去了在“責任”中成長的機會人的成長貫穿一生且具有不可逆轉的階段性。而且，它是需要通過對人生責任的承擔來實現的。沒有承擔人生所應承擔的責任，成長也就因此失去了依托的根基而成了一句空話。例如，從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撐門立戶、養(yǎng)老育小是成年男女義不容辭的責任。可是，三部小說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這些方面幾乎都不夠格。在我國，二十二歲即為男子法定婚齡之始，而父母雙亡的劉高興三十四五歲了還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單身漢，也就是說，在人生最好的年華里他沒有經歷婚姻家庭生活，何謂“責任”、何謂擔當，他也許從未認真思考過，在農村婚姻受挫，他似乎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房子、土地扔下來到城里。來到城里以后，他更是無牽無掛天馬行空，種種可笑的幻想甚至胡思亂想都明顯地表現出不慮人間煙火特點。五富對老婆孩子與家庭的情感，他似乎一點都不能理解。當麥收時節(jié)，五富掛念老婆的艱難，神情黯淡地說“咱是不是該回去了”的時候，他居然說“不是有你老婆嗎?”“就那幾分地，你老婆還收割不完?你要是死了人家還不活啦?!”他雖然也“操心那五分四厘的責任田”，但是他很快釋然———收下的麥子不夠車票錢，不劃算。他更是對因掛念老婆而流淚的五富進行冷嘲熱諷。所有這些，都是因未曾承擔過相關責任而來的簡單思維的表現。而他那一心要成為城里人，而且要找一個穿高跟尖頭皮鞋城里女人的不切實際的愿望更是不折不扣的幼稚。離異的劉躍進只身進城務工將未成年的兒子扔在學校，意味著將其作為一個父親所應該承擔的對兒子的教育責任拋向了虛無。那么，在教育子女中和子女一同成長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話。老烏出門在外因混得不如意過春節(jié)都不回家，作為兒子，他對年邁的父母所盡的義務與責任甚至比不上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更不用說對農業(yè)生產及鄉(xiāng)村公共事務的參與了。所以，老大不小的他，能給予父母的除了牽腸掛肚就是憂心忡忡，很明顯，劉高興、劉躍進和老烏們拋卻了作為農民所應承擔的家庭建設與社會生產及公共事務責任，其成長也就由此受阻甚至停滯了。

二、情感荒蕪

拋卻了與生俱來的責任，離開了家庭及所屬的人群與生活方式，進城務工者的情感世界也是一片荒蕪。

(一)從家庭親情看，距離會造成情感淡薄

雖說“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但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所以，在中國，自古家庭盼團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之類詩句不計其數，表達的無一不是對家庭與親情的向往與眷戀。而這些進城務工者親人之間的情感表現令人感嘆痛心:三部小說中出現的形形色色進城務工者，除了拾破爛的五富不時表現出對老婆的感情，其他人要么老大未婚且戀愛無望(劉高興與孟夷純之間的“愛情”根本就不能叫做愛情而且前途灰暗);要么人到中年家庭破碎;要么婚姻名存實亡等等。同時，其他家庭成員之間正常親情也所存無幾。例如，劉高興的侄兒進了城，“明明知道了我的住處卻不來見我，能見韓大寶不來見我……”劉高興從侄兒撿來的包里發(fā)現了一條項鏈，就說“這可是我發(fā)現的，最少賣了錢一人一半。”而侄兒的反應則是“他扔給我五十元，竟然用很鄙視的眼光看一個長輩。”叔侄間親情在金錢面前如此不堪一擊。劉躍進輟學早戀的兒子來找父親，沒有久別重逢的喜悅和對父親的絲毫溫情，只有對金錢的渴望溢于言表，老烏在心力憔悴時回到家鄉(xiāng)，得到的更多只是父母的抱怨等等。個中緣由和他們進城務工，遠離家庭時日既久而造成的親人間情感淡薄是分不開的。

(二)進城務工者之間不存在真正友情

所謂“遠親不如近鄰”、“美不美，家鄉(xiāng)水，親不親，故鄉(xiāng)人”，進城務工者，在四顧茫茫的城市里，“萍水相逢，盡是他鄉(xiāng)之客。”經濟或曰利益是他們之間最重要甚至唯一聯系紐帶。劉躍進和集貿市場的小販老黃、吳老三等由于“天長日久”的買賣往來而“成了朋友”，可是，只是因為酒后“摸了吳老三媳婦滿胸一下”，他竟被老黃“說合”賠了吳老三三千六百塊錢，吳老三“從此買豬脖子和雞脖子，都換了攤子。”劉躍進和包工頭任保良，更是十幾年的老朋友。后來，落魄的劉躍進投靠任保良，在其工地當了廚子，“不在任保良手下當廚子，兩人還是朋友;現在有了上下之分，兩人就不是朋友了。或者，任保良能說劉躍進是朋友，劉躍進不能把任保良當成朋友。或者，私下里是朋友，人多的場合，須有上下之分。”俟劉躍進酒后失言，將任保良蹲監(jiān)獄的往事“順嘴禿嚕”了出來，兩人就徹底不是朋友了。任保良原本打算不動聲色地設計打發(fā)他滾蛋，只因為不讓劉躍進買菜的那一個月，多花了兩千多塊的菜錢，任才重新“還政劉躍進”。由于實實在在的生活的艱辛，他們之間即使有些感情因素存在，那也是極其淡薄不堪哪怕是最輕一擊的。例如，老烏在老板“黃叔”創(chuàng)業(yè)伊始，就一路與其同甘共苦，頗有患難之交意味，可是，老烏所經歷的種種表明，他終究不過是“黃叔”的棋子一顆。拾破爛的劉高興、黃八、杏胡夫婦之間也莫不如此。

(三)在進城務工群體中，言語交流也顯得別樣艱難

劉躍進所在建筑工地，“幾百號人，全是男的”。他離婚數年，沒有接觸過女人。在工地做廚師的他空閑下來，固定的去處是同為進城務工者的馬曼麗的發(fā)廊，他去發(fā)廊的目的只是“為了聽聽女聲”，認識馬曼麗之前，他為了“聽聲”，喜歡坐在地鐵口。“一天忙完，聽會兒女聲，心里也安穩(wěn)和平靜許多”。而在拾破爛的劉高興們看來拾破爛是世上最難受的工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說話少，讓人“整天能憋死!”他們因此“就越發(fā)感到在街巷中收破爛的單調和寂寞……幾乎一整天都不說話。”久而久之，他們的心理發(fā)生了可怕的令人揪心的變化:“他們都有了一種心理，就是盼望街頭有斗毆事件發(fā)生。”他們更會詛咒貧富差距還有城鄉(xiāng)差別，進而是盼望天下大亂大家誰都別過好日子———所謂“怨不在大，可畏唯人”，作為一國之最普通民眾，千千萬萬進城務工者此種心理所潛藏的負能量著實是最可怕的。

(四)進城務工者的“戀愛”，更令人唏噓不已

劉高興因為一次偶然，進到一家美容美發(fā)店收破爛，從而接觸了妓女孟夷純，進而“愛”上了她。在思維正常的人看來，這“愛”來得簡直有點莫名其妙。當然，也可以說這是他別無選擇的結果———在他的生活空間里，除了破爛收售“業(yè)務往來”，平時和劉躍進一樣幾乎沒有多少機會接觸到女人———可是，他卻為此自豪不已:“一個拾破爛的還就愛上了城里的女人”。而實際上，孟夷純也不過是一個進城務工者，而且是一個走上了邪路的“務工者”，根本不能算什么“城里的女人”，他們之間那種關系，也絕不是什么“愛情”，至多只不過是他感官的“單相思”而已。正如孟夷純所說:“……我在你走后就覺得我可憐其實你也可憐，可憐人見著可憐人，或許我還能給你說更多的話。”相形之下，她說的句句是實話，而劉高興則顯得有些天真與幼稚。老烏同樣非常渴望愛情，可是他先后接觸的同為進城務工者的幾個女人，帶給他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感情傷害。后來，阿湘甚至將自己和香港司機的“非婚生子”扔給他一走了之，他為撫育孩子吃盡了苦頭，而且因這個孩子，他失去了與阿霞結為夫婦的可能性。他與孩子之間有了勝似父子的親情，可是，這時候，得了絕癥的阿湘又將孩子硬生生地從他身邊帶走。已近不惑之年的老烏從此不知所蹤。劉躍進離婚數年，沒有接觸過女人，“連個情人也沒混上”。后來，他認識了馬曼麗，心里有什么話都告訴她，還覺得他們倆“早晚會上床”。但是，馬曼麗心里有話卻不告訴他。馬曼麗想結婚的對象是說話幽默的老袁，可是老袁在老家有老婆孩子，而馬曼麗依然癡癡地等著其離婚再與她結婚。最終卻發(fā)現老袁是“最大的騙子”，先后連續(xù)的三聲“滾”流瀉的是一個女人情感受傷后內心的無奈與絕望。

三、前路渺茫

現階段的中國，絕大多數進城務工者前路渺茫，這在作品中也得到了比較充分的反映，具體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融入城市困難

城市的產生和發(fā)展是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結果。在社會生產力遠未充分發(fā)展的當下中國，城鄉(xiāng)差別有如天壤。所以，進入城市成為城里人歷來是中國農民最大的人生夢想之一。在這方面，三部小說中，《高興》中的主人公劉高興表現得尤為突出。出身農村的他認為自己和周遭的同類不一樣———他“活該要做西安人”，他就是抱著“要做西安人”的夢想來到城里的。所以，當孟夷純說他“不像個農民”，他就覺得“孟夷純的話其實說到了我心上，我一直認為我和周圍人不一樣，起碼和五富不一樣。這話我不會說出口的，但我的確貴氣哩。”年華老大的他在鄉(xiāng)村婚姻受挫，他居然認為“你那個大腳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頭皮鞋的!”“能穿高跟尖頭皮鞋的當然是西安的女人。”進城以后，盡管從事的不過是極其普通的拾破爛工作，但他從心底里無時無刻不在為成為城里人而“奮斗”。然而，在中國這個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社會中，城市不是誰想進就能進的，融入城市成為城里人困難重重，這甚至可以說是劉高興、老烏、阿湘?zhèn)兊乃廾Ｆ湓蛩坪醪荒芎唵螝w結于他們無技術沒資金不懂城市生活規(guī)則等方面，因為并不是所有城里人都有技術有資金懂得城市生活規(guī)則的。根本原因應該在于生產力發(fā)展水平限制，城市尚無接納他們的能力。劉高興說“五富他不懂得用碟子去盛水怎么也不如碗，可碟子就是裝大菜的。”可是，他似乎沒有想過，并不是所有的碟子都有裝大菜的機會的。正如在劉躍進眼中，“中國別的不多，人多。”瘦猴們就感嘆“劉高興呀劉高興，你愛這個城市，這個城市卻不愛你么!”黃八們牢騷滿腹:“這雨天……咱日他媽連飯都沒啥吃，這政府咋不管呀，市長講究深入基層哩，咋不到咱這兒體察民情呢?!”從理論上說，城市是應該“愛”劉高興們的，政府、市長也是應該“管”黃八們的，可是，很多情況下，實在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在劉高興眼中，“拾破爛是只要你能舍下臉面，嘴勤腿快，你就比在清風鎮(zhèn)種地強了十倍，你也就餓不死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可是，這只是無牽無掛的他簡單的思維而已:在城里，“能舍下臉面，嘴勤腿快”或許能保證一個人餓不死，但不一定能保證全家人“衣帛食肉不饑不寒”，能保證人餓不死，但不一定能保證人凍不死病不死愚昧不死。當下的城市需要外來務工者，因為它需要其拾破爛卸煤車出苦力扛重物照顧老弱病殘等等。所以，在一定范圍內，城市也承認外來務工者“為西安的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同時，城市更多擔憂的是他們“使西安的城市治安受到很嚴重的威脅，偷盜、搶盜、詐騙、斗毆、殺人，大量的下水道井蓋丟失，公用電話亭的電話被毀，路牌、路燈、行道樹木花草遭到毀壞，公安機關和市容隊抓住的犯罪者大多是打工的。”

(二)職業(yè)發(fā)展無望

大多數進城務工者從事的主要工作不外乎以下幾種:首先是沒有技術含量或技術含量很少的“苦力”工作。如建筑、制造、拾破爛、送水、送煤氣等。這類工作是進城務工者從事的主要工作。一則人民網信息顯示:“建筑行業(yè)由于勞動強度大，用工主力一直是外來農民工。如沈陽市建筑行業(yè)旺季時職工達到38．8萬人，其中農民工36．2萬人，占總數的93．3%。而剩余的6．7%的管理人員，大多是城里人，農民工的上升空間極為有限”［引自finance．people．com．cn。］;第二類是餐飲和養(yǎng)生休閑服務類工作;此外還有那些見不得人的“工作”等等。這種種工作或曰職業(yè)發(fā)展前途大多是無望的。第一類工作可替代性強，而且，隨著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終將被淘汰的多，而且，隨著年齡增長一般人無法繼續(xù)干下去;第二類工作稍微有點“技術”含量，但是，由于服務對象與場所等因素限制，從事此類工作的人技術提升難度不小。例如，劉躍進在建筑工地當廚子，頓頓蘿卜燉白菜或者白菜燉蘿卜，加或者不加豬脖子肉而已。其廚藝要得到明顯提升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劉躍進到老最多是開一家最低端的小飯館而已———當然，在城里，即使是開最低端的小飯館，僅有一點廚藝還是遠遠不夠的。至于那些見不得人的所謂“工作”，和“發(fā)展”就更一點關系也沒有了。

(三)回鄉(xiāng)路途遙遠

劉高興說來到了西安城的五富找不著回清風鎮(zhèn)老家的路，其實，“心有天高，命比紙薄”(老烏父親語)的劉高興、老烏們同樣找不著回家的路。阿湘得了絕癥，老烏不知所蹤，劉高興像一個在城市飄蕩的野鬼……他們的命運無不昭示著其歸鄉(xiāng)路途的遙遠———當然，主要是指“心路”遙遠。一方面，劉高興、老烏們進城務工，內心最大的渴望即是成為“城里人”。其原因除了城鄉(xiāng)巨大差別外，心理的不平衡也是推動他們進城想成為城里人的重要力量。劉高興、老烏們有點文化，看到當年與自己一同長大的人進了城市，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心里那種巨大的不平衡非旁人所能體會。劉高興的原型曾是和賈平凹一同長大的，而且，“功課比平凹好”，［見賈平凹《高興》之后記《我和劉高興》。］后來，命運的偶然安排，賈上了大學，從此成了城里人，走上了一條和農民“劉高興”完全不同的道路。“劉高興”就老想不通:“一樣的瓷片，為什么有的就貼在了灶臺上，有的則鋪在廁所的便池里?”所以，進城之初，劉高興們即有一個決心:“混得好了當然不回了。”另一方面，由于離開了農村，他們對農村生產、生活技能日益生疏。農村中“土專家”與“好把式”將會越來越少直至消失殆盡，而在城市中用以謀生的“賣苦力”或是“管理”技能回到農村即無適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城市生活的“見識”造成其對農村生活方式的拒絕。正如劉高興所說“你呆上一年半載回去了，你就會發(fā)現清風鎮(zhèn)的房子怎么那樣破爛呀，村巷的路坑坑洼洼能絆人個跟頭，你更發(fā)現村里的人和你說不到一塊了，你能體會到他們的愚昧和無知!”翠花們自然都是“大腳骨”，劉高興們居然接受不了。其實，劉高興看不上翠花與阿湘不愿嫁給老烏，原因是相同的。那便是:“可現在，我是劉高興，劉高興在城里有了經驗，有了那一雙高跟尖頭皮鞋，見過了美容美發(fā)店的女人和無數的女人的腳，劉高興就無法接受翠花了。”同樣，孟夷純對劉高興說“我已經不適應你，不是你不好，是你養(yǎng)不活我，也不會容忍我……又嘆了一聲，說我走不回來了。”實際上，“走不回來了”是絕大多數進城務工者的宿命。《無碑》中寫到老烏最后一次回鄉(xiāng):“老烏真想在家種地，也沒的種了。原來本地也在發(fā)展工業(yè)，老烏他們村民小組的農田大多被征用了，要建一家水泥廠，一家化工廠……老烏就算留在家中，也只能打工了。”這里是有其象征意義的，實際上就是這些進城務工者無鄉(xiāng)可回的意思。

作者：張玉秀危衛(wèi)紅單位：海南廣播電視大學中文教研室海南外國語職業(yè)學院公共教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