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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說的人物塑造與歷史書寫

長篇小說《滄桑夢》（王履輝著），上部《三十年在河東》，圍繞著江海工學院創辦與停辦到復辦的故事，給我們展示了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間的一幅真實的歷史畫卷。在這幅畫卷中，作為江海工學院黨委書記，后又是市委書記的干興伯，是一個貫穿上部故事始終的重要人物。是當年歷史背景下的一個馬、列主義型的領導形象。作者沿著一個接一個社會運動線敘寫的同時，很注重這個人物的塑造。作品在政治上塑造干興伯這個人物時，人物的語言處理上很顯其特色。其所用的語言手段，語言材料，幾乎都被那個年代的政治詞語與文件語所替代。不管是在整風反右后的全校師生大會上所作的報告、大煉鋼鐵的實戰動員、畢業生回鄉時的大會講話，還是在下放教職工時與妹子的談話等等，作者都有意識地運用了這種語言來塑造干興伯的形象、表達其情感。這樣做，看似缺失了干興伯的語言個性，但這又恰是那個時代馬、列領導者們必具的一種共性語言。這是時代的產物，是一種特殊的語言氣氛與格調。這種特定環境下的共性語言，能使今天的讀者從語言中領悟出當時的社會環境。因而，它還能成為小說描述社會環境的一種補充。這種語境的運用，能使描述的人物與情景有機地交融在一起，讓敘事與人物塑造同步，塑造出了一位在那個年代為人公認的，旗幟鮮明、政治立場堅定的領導者形象。小說在思想上塑造干興伯時，也寫出了他對“”的不解與困惑。而且這種不解與困惑，自然地流露到他的行為上。當造反派責令他唱語錄歌，跳“忠”字舞，背語錄，背“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這一節時，漏了“不會”兩個字，受了造反派一頓狠批。恰在那時起了一陣風，卷走了路旁的落葉塵土。此時此境中，他的回答，似有些嘲謔地說：“……我是漏了兩個字，灰塵不會自己跑掉！風吹的不算……”（p130）又如，批他是“右派分子、壞分子、蘇修特務”等保護傘時，他幾次響亮地回答：“是事實，都是事實！”體現出了他對這種批判的蔑視心態。接下來造反派用“”理論，批判他以前傳達“八大”報告，是對抗“”。于是他的心態，由蔑視轉向行為的反擊：“不對不對，傳達‘八大’精神在五六年，六六年搞，隔了十年，十年前我不知道十年后會有，怎么會在十年前我就否定十年后的事情呢？……”（p132）

通過他的這種辯駁，酣暢淋漓地揭露了“”本是一場無中生有的鬧劇。當干興伯被通知去“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看到干校圍墻上作為校訓的“五七”指示時，他在內心里產生了這樣的責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那么誰是屬于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呢？（p155）這時的他，已經從對運動的不解與困惑中，產生了對運動的質疑。在干校學習“九大”文件時，他對照“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p154）的論說，他常想：人的生命再長，也跨越不過那段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由此可見，自己往后的處境，必定會長期置身于階級斗爭與兩條道路的斗爭里。……（p154）但在他的內心里，這時的他，從不解與困惑到質疑后，又產生了對那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斗爭”的懷疑。他在對于運動的懷疑里，又迸發出了對于明天的一種堅信。他與胞弟干興莫的對話中，把這種堅信表達得十分肯定：“老弟，我堅信中國的明天會重新認識這一點的。國家一定會考慮建設問題。抗戰也不過八年，‘’總有結束的一天。……”（p149）這就把他塑造成了一位思想者的領導形象。在“牛棚”，兄弟倆對教育現狀憂慮時，興莫二兒子到干校談到上山下鄉去向時，干興伯接話說：“……你們要高高興興齊唱著《東方紅》下鄉去。報紙上不是說要做到，全國‘下鄉一片紅’嗎？知識青年不管選擇去哪里，都是新時期新長征的需要，你們要與那里的農民打成一片，像播種機那樣，在那里播種，在那里長根開花，安家落戶。”（p151）

這位思想者的領導，在這時，即便對這場運動不解，以至產生質疑，進而對那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斗爭”存有懷疑，但在行動上，他還始終保持著與運動一致的原則。這是一種復什的領導心理。因為在搞個人崇拜的氛圍里，已經把看作是凌架于眾人之上的神了。這不僅僅是干興伯奉行的，而是那個年代老一輩領導者們都奉行的組織原則：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在執行中去理解。他這種心存的懷疑與行動上保持一致的原則，其實與他對于國家的明天有著堅信與憧憬并不矛盾。他堅信的是明天，他深信的明天是歷史的必然，而不是今天的那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的繼續。如此，作品達到了塑造一個真實可信的，不僅僅是干興伯，而是那個年代干興伯們的典型的領導者形象。當然，行動上保持一致，并不排斥其思想上存有的保留。當他被查出晚期肝癌后，內心的保留，作為遺囑而真正的表述了出來。他說出了一生有三件憾事。一憾兒子干小虎在獄中。這不僅僅是“”帶給他兒子的災難，也是帶給人民的災難。二憾妹婿夏之懷被打成右派。而夏之懷的政治苦難，也決不僅僅是夏之懷個人的苦難。三憾開除了劉之吉，造成國家科研計劃中斷。他說這是自己的失責行為，更是一種犯罪。三件憾事，其實表達了他對運動的遺憾。他就是帶著那些遺憾而離開人世，長眠于青龍沙的先祖墓地。作品在這里，也同時給讀者留下了一個遺憾。因為他離世不久，被粉碎，他堅信的已成為了現實。讀者為他干興伯遺憾的是，他干興伯沒有親眼看到他所堅信的：“抗戰也不過八年，‘’總有結束的一天。”作者在塑造人物，勾畫歷史畫卷時，很注重歷史素材的取舍，并以取材的簡明，貫通全篇的歷史脈絡，又在歷史脈絡的把握中塑造人物，展開故事。如：敘寫校長干興莫，給老師們傳達黨的“八大”會議精神時：“四五年黨召開了‘七大’，‘七大’召開十一年后的今天，黨召開了‘八大’。‘八大’是新中國即將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時期召開的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大會，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在九月十日（1956年9月10日在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作了講話）說,希望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不要像民主革命時期犯那么多錯誤和那么長時間的錯誤,………”（P44）

但就在這會議后不長時間，反右開始了。作品由此一脈貫之，敘寫了“整風反右，，社教四清直至十年‘’浩劫”的，一個又一個背離“八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運動，其間錯誤之多時間之長，是足以令人反思的。尤其在“”情節的展開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如是“”的總動員。又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宮〉》“、工總司”造反派被阻停在嘉定縣的安亭車站、轟擁二派武斗時“文攻武衛”口號沖突中，托出了“”。“”中，凡所講的話，都作為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由造反派在第一時間貼到了全國城鄉的每個角落。“”利用四個“偉大的、偉大的”至高無上的威望，在搞個人崇拜里，背著搞陰謀。于是，一場災難，便一發不可收的席卷全國。用干興伯對院長孫寧的話說：“目前運動沖擊的不光是我們這號人物，中央的大人物也被揪斗游行，我們又算得了什么？”（p133）在搞個人崇拜的氛圍里，“九大”又把搞個人祟拜的推手，推舉為神位的繼承者。竟其原因，是因為他首先把推上了神位。作品就在這些簡明的歷史輪廓勾畫中，展開了故事與人物塑造。當然，文學作品不是歷史學家在書寫歷史，我們不應要求作為文學作品的《滄桑夢》，對歷史作出什么完整的全面的書寫。文學只需要典型的歷史作背景，在這背景下去寫人物的歷史命運。另一個人物夏之懷，也是貫穿上部故事始終的。是當年歷史背景下的一個典型的高級知識分子形象。沿著一個接一個社會運動線敘寫的同時，塑造這個人物時，作者有意避開了右派改造生活的苦難去寫。誠然，有位評論家說，文學繞不開苦難書寫。中外許多文學經典都是和苦難書寫密切相關的。不可忘卻的歷史苦難，不可預測的苦難，人生無法抗拒的命運之苦難。人類是和苦難相始終的。

……沒有遭遇到苦難的人也是在揮霍以苦難作為代價的勞動成果。……文學怎么可以繞開苦難呢！苦難書寫是作家的責任。三年自然災害、狂熱與“”浩劫等，都曾給人帶來過苦難。但作者之所以避開夏之懷改造生活的苦難，是為著重寫他事事處處揣摩運動是否會觸及自身的一種神經質心態，是為了更凸現其精神苦難。寫他恢復政治生命后，欣喜似范進中舉般的若逛，是為凸現其精神解放。夏之懷個人的苦難決不僅僅屬于夏之懷的。個人的悲劇不包括社會的人類的悲劇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夏之懷苦難解脫后的欣喜也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解放了，是社會的人類的解放。當人們振臂歡呼粉碎“”時，夏之懷又來到靈堂,聲淚齊下“:啊‘,’已經被粉碎了,王張江姚的歷史結束了,十年‘’結束了，中國有希望了……”（P162）這是他為國家前途而欣喜，是國家的解放。苦難對人類固然以大不幸，然則也是人類精神大財富。不在苦難中死，就在苦難中生。苦難出主意，苦難出精神，苦難出希望。如把前三十年視為因，那么改革的輝煌成就是必然的果。它印證了恩格斯所說的：一個民族的災難，將以這個民族的進步為補嘗。……至此，小說上部完成了為下部《三十年向河西》作鋪墊。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政權未變更的情況下，國家走向了新時期，以經濟建沒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作品中有一段干興莫與夏之懷的對話：“今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終于同二十多年前黨的八大精神連貫起來了。是吧，之懷？“”是呀，這條線斷了二十多年，我斷了二十多年生命線，僅僅是個人的犧牲。國家經濟建設走了那么多曲折的路，能今天重新認識它，是個民族的希望呵！”（P167）這是擺脫個人祟拜后的歷史必然。這是唯物主義者的共產黨人，對過去錯誤、過失和違心的糾正。是共產黨自信與力量的表現。是歷史的閃光點。所以作品的主旋律是應當肯定的。總之，作品雖以敘事牽出人物，但作者仍時刻關注著人物的刻畫。人物命運的沉浮與歷史的迭宕起伏，本應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

（二）小說的結構藝術與歷史書寫

小說下部《三十年向河西》，圍繞著江海化工廠合資項目進展的故事，給我們展示了一幅改革開放三十年間多彩的歷史畫卷。在這幅畫卷中，作為江海市外經委副主任，后又是副市長的干軍，與化工局副局長侯步成，是貫穿下部故事始終的二個重要人物。圍繞他們對姓“資”姓“社”質疑的紛爭，作者的藝術構思，為作品表達這一紛爭的典型性與深刻性，成為可能。對于長篇小說來說，結構實在是太重要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長篇創作也可以說是結構芝術。小說開篇寫了因招商引資，外經委副主任干軍組團去香港考察，隨江海化工廠去香港葉華公司考察時，干軍巧遇到了青年時的情人，現公司的董事長歐明麗。小說構思之巧妙在于：一，江海化工廠原是江海市資本家葉少卿的江海葉達化工公司，在對私改造運動后改成國有的，現任廠長正是干軍的夫人白碧霞。二，香港葉華公司是當年在對私改造運動中，資本家葉少卿抽逃了江海資金去香港創辦的。三，香港葉華公司老板葉少卿與兒子葉慶生相繼離世，公司的繼承者為葉的媳婦歐明麗。歐明麗卻又是干軍的舊情人。于是，干軍為招商引資，與歐明麗洽談江化廠合資時，首遇到了歐明麗的歷史憂慮，這是破冰開放艱難的歷史原因。當歐明麗同意與江海化工廠合資時，化工局主管外資的副局長侯步成，因他當童工起，就在資本家葉少卿的那個江海葉達化工公司里受過剝削與壓迫，他對這種合資的姓“資”姓“社”問題產生了質疑。侯步成在歷史的回憶中發出了感嘆：真是世道莫測，啊！老板葉少卿逃去香港，葉達化工公司轉為公私合營的“江海化工廠”，五六年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江海化工廠”又從公私合營變為國營的了。

啊，如今葉少卿的子孫們，又來合資了！算是巧合呢，還算是什么呢？啊，雖說葉慶生離開了人世，但來合資的總是葉慶生的公司呀！不，更可以說是葉少卿的公司。就像是葉少卿繞了一個圈又站到了原地。（P212）在歷史與現實交融中，觀念的沖撞，感情與矛盾的沖突，借助這種身份特定的合資雙方的藝術構思，讓沖突與矛盾變得更加突出，也更加集中而更加深刻。侯步成他歷經了新舊社會二重天，有一種樸實的定向思維。雖在開放大趨勢的現實面前，他在內心自我斗爭中也努力的調正自己，但歷史烙印在他身上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他懷疑干軍這種特定招商引資的動機。還在董事會人選上，出國考察的安排上，甚至決意撤換廠長白碧霞的施政上，都體現著他的歷史憂慮，都讓人覺得他是改革開放的阻力而不是動力，也更讓干軍深刻領悟到了破冰開放的艱難。加之改革滯后于開放的客觀現實，與由南向北，由東向西逐步放開，存在著歷史的與地域的開放理念的差異。所以造成了江海合資項目流產而轉移深圳。對于干軍、侯步成來說，也不僅僅是干軍、侯步成，改革是對舊有觀念、舊制度的宣戰，是擺在所有人面前的一種艱難的抉擇。在舊有觀念、制度的沖撞下，經濟轉型與體制改革的陣痛中，無不凸現著種種激烈的矛盾與沖突。在這難艱抉擇中，干軍力排總難前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就特選在江海化工廠推行，這更讓侯步成感到了震撼。當開放必須改革成為共識時，多方位多層次改革中，計劃經濟向市場轉變，推行承包制后又向產權制度改革深化，還有勞動與人事制度的改革等等，又無不凸現著改革的陣痛。開放的過程就是伴著這種陣痛，呈現出勢如破竹的態勢。因此，流產了的特定的合資項目，又在江海梅開二度了。這是歷史的必然。作品的巧妙藝術構思為改革開放的歷史書寫構筑了典型的堅實的框架。

綜觀上部《三十年在河東》與下部《三十年向河西》兩部小說，上下的不同結構藝術，也有值得借鑒之處。上部敘寫了建立新中國后的三年國民經濟恢復、農業合作化運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整風反右、、社教四清、十年“”直至粉碎“”后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再“以階級斗爭為綱”，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那三十年的歷史，是一個運動銜接著一個運動，沒有運動的重疊與交叉，而且是在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同時并進推向前的。這是由一條線始終貫穿著的歷史。因此，作者就以當時最能體現運動走向的文教戰線去縱寫這段歷史，并以此拓展社會層面。于是，小說一舉二得地完成了它的歷史書寫，又寫出了人物在運動中跌宕沉浮的命運。下部《三十年向河西》的構思卻不同，由于改革開放是摸石頭過河逐步推進展開，從特區、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開放，進而逐步在東南沿海城市和村鎮展開，直至向中西部地區延伸，存在著歷史的與地域的差異。作者審視到這一現實，因而采取了橫向構思，以一個特定的合資企業展開敘寫，并兼顧到橫向層面的延伸，與旁及其他領域。有評論家說，新中國前三十年歷史不好寫，后三十年就更難寫。作者以其膽識才情，巧妙構思了干氏家族以及相關人物的命運沉浮，真實地在人們面前以藝術圖景展示了新中國60年的歷史畫卷。不管上部歷史風云變幻中的人物命運，是社會環境與運動的隱襯，還是社會環境與運動是人物命運的無奈。不管下部社會現實與改革開放所構架的歷史舞臺，還是這舞臺上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與隨之而來的人性的變化。這一上一下，一縱一橫的兩幅畫卷，作者為我們廣闊地展示了六十年的社會風貌，并深刻揭示其底蘊。作品在敘寫計劃經濟年代時，反思了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故事。

在審視改革開放中的政治的經濟的眾多領域時，也審視了改革開放后的新生矛盾。當今中國式的貧富懸殊現象，是足可稱霸世界的。靠國資流失當了公司高管的，公司一上市，一夜間個人資產就超億元，甚至幾億元的大有人在。而下崗的群體與打工一族、農民工等，無可否認是他們暴富、成就者的相隨、相伴的一個群體。暴富與艱辛相隨，成就與失落相伴。這些都是無須回避的客觀存在。它需要我們在繼續前進中努力構建和諧社會，這是一段必須經歷的共富歷程。也許，在這段共富歷程中會有意想不到的種種矛盾沖實，對矛盾的復什與尖銳性應有深刻的認識。曾經給我們民族烙下深深印記的六十年滄桑歷史，尤其前三十年的那段記憶真的距離我們很遙遠了……漸漸成為知識盲區和失憶地帶。有評論家說，人們對歷史生活的研究，也總是無法滿足人們了解歷史真相的現實需要。對那些烙著深深時代印記的歷史思念，盡管有些回憶甚至是殘酷的，但它畢竟是做過的事、走過的路……還原歷史真相是走向正義的第一步。《滄桑夢》正是歷史真相的形象化還原。也許，這就是它現實意義所在。正如作者自序中所說，希望書中的文字能給世人帶來反思與借鑒。因此，著名文學評論家陳遼先生說，《滄桑夢》是一份“‘新中國60年評價’的藝術答卷”。“《滄桑夢》的藝術構思很巧妙、很高明”，“可謂別出心裁，另辟蹊徑”，“以藝術圖景揭示了新中國何以會出現上述現象的深層原因”，“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不同人物之間由于性格差異所造成的矛盾沖實，必然演變成了一個個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的動人心魄的情節、故事和場面……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個彼比交織著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可讀性、耐讀性極強。”